西岳史学 || 拜根兴：唐《李训夫人王氏墓志》关联问题考析
來源：《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中冊
唐《李训夫人王氏墓志》关联问题考析
拜根兴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碑林集刊》第10卷（2004年号）刊发了刘莲芳女士《唐〈李训夫人王氏墓志〉考释》一文[①]，对2000年出土于陕西省眉县常兴镇砖场，现收藏于碑林博物馆的唐《李训夫人王氏墓志》作了详细的介绍，为唐史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其襄助学术初创之功实不可没。然而，仔细探讨该墓志，其蕴含的东西仍然不少。本稿试作考析，并就教于诸师友方家。
一、关于王孝杰及其后裔
关于王孝杰其人事迹，《旧唐书》卷93，《新唐书》卷111均立有传记，《资治通鉴》卷205、卷206亦有记载。其事迹诸史书记载大同小异。不过，和当时其他著名将领传记相比，特别是对其家世等方面的记载，王氏的传记明显简略。
据《旧唐书》卷93《王孝杰传》、《新唐书》卷111《王孝杰传》载：王孝杰籍贯为京兆新丰人，唐高宗末年随工部尚书刘审礼讨伐吐蕃，在大非川战役中被吐蕃俘获，后因长相酷似吐蕃赞普的父亲，故而受到吐蕃上下的特别礼敬，数年间生活于吐蕃，最后因其他机缘返回唐境。武周长寿元年（692年），武则天任命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率军征伐吐蕃，因王孝杰在吐蕃数载，深得吐蕃内情，最终完成收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重任，成为武周时期开疆拓土的重要功臣之一。武则天对王孝杰大加赞赏，云：“昔贞观中具俊得此蕃城，其后西陲不守，并陷吐蕃。今既尽复于旧，边境自然无事。孝杰建斯功效，竭此款诚，遂能裹足徒行，身与士卒齐力。如此忠肯，深是可嘉”，授予王孝杰左卫大将军，不久迁拜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封清源男。证圣初年，王孝杰“坐与吐蕃战败免官”。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武周东北边境形势紧张，营州城傍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妫诚州刺史孙万荣，因不堪忍受武周边方官吏之凌辱，奋而率部起兵反叛。武则天先后派遣多名将领前往镇压，但均未能奏效。这样，武则天“复诏孝杰白衣为清边道总管”，率领十八万军兵前往征伐。武周军至“东峡石谷遇贼，道隘，虏甚众，孝杰率精锐之士为先锋，且战且前，及出谷，布方阵以悍贼”[②]。由于后军总管苏宏晖临阵逃遁，王孝杰失去援助，在契丹优势兵力的进攻下，这次武周军队也未能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王孝杰坠崖谷而死。武则天追赠王孝杰为夏官尚书，封耿国公，拜其子王无择为朝散大夫。王无择开元中官至左骁卫将军。就是说，王孝杰的儿子为王无择，其因父亲的缘故拜为朝散大夫，开元年间成为一员武将。
但是，《李训夫人王氏墓志》(以下简称《墓志》)云王氏“祖孝杰，皇兵部尚书，英灵诞中，钟鼎传业。父默，袭琅琊公”。可以看出，墓志中提到上述大名鼎鼎的唐、武周名将王孝杰，而且王孝杰还曾被封为琅琊公。同时，孝杰之子王默“不仕少殁，弓裘未就，诗礼云终”。就是说，王默只是继承了王孝杰的琅琊公封爵，并未担当任何官职，而且年纪轻轻就病逝；墓主王氏“自幼偏罚，育于外氏，天生妇德，无忝家风，自然母仪，有为人范”，即从小就被寄养在外家，直至出嫁。王氏的丈夫李训生前官拜鸿胪寺丞，“与圣皇帝十叶孙也。”即李氏家族应当是李唐王室后裔。直到天宝年间，李氏家族仍然拥有“别业”。依据墓志记载推测，似李氏家族别业还颇具规模。王氏本人“闲闲内则，动必合仪；萧萧闺门，礼不逾节。”即她的行为很符合当时社会对妇女的规范要求。因墓志记载李训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死于鸿胪寺丞之官舍，证明李氏生前最后的官职为鸿胪寺丞；据史载，鸿胪寺置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从四品上；丞二人，从六品上。鸿胪寺丞“掌判寺事”[③]，属中级官员。故墓志题名“唐故鸿胪寺丞李府君夫人琅琊王氏墓志铭并序”。
这里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上述文献史料记载王孝杰为京兆新丰人，而墓志并不认同这一点。其二，文献史料载王孝杰先是被封为清源男，死后追赠耿国公，而墓志记为琅琊公。其三，文献史料记载王孝杰的儿子为王无择，王孝杰死后被拜为朝散大夫，开元年间官至左骁卫将军，而墓志却记载王孝杰的儿子为王默，继袭王孝杰琅琊公封号，没有官任经历，并很年轻就死亡。如何解释文献史料与新出土的墓志石刻资料之间的差异或不同？新发现的这方墓志的价值到底如何？
首先，从墓志记载看，墓主王氏天宝九载（750年）迁化，终年65岁，其出生时间应为垂拱元年（685年）。王孝杰697年3月战死于辽东东峡石谷，按照上述年龄推算，此时墓主王氏应是十二岁，应该是懂事的年龄。就是说，王氏理应对其家族渊源，即到底是出自京兆新丰，还是山东琅琊（也有可能是说其地望）有一定的认识。同时，作为大名鼎鼎的大将军王孝杰，他的孙女王氏对其祖父的情况也应该有所记忆。
其次，上述文献史料记载王孝杰的儿子为王无择，开元年间曾官至左骁卫将军；而墓志载王氏的父亲王默并无官任，只是承继父亲王孝杰琅琊公封号，并在王氏出生不久就捐弃人世。一般来说，在相距时间并不远，一些当事人可能仍然健在的情况下，攀附或造假的可能性似乎不大。问题是王氏从小就长在外家，即“自幼偏罚，育于外氏”，从墓志铭看似和王氏本宗已没有任何联系。王氏天宝十三载被安葬于“眉城三畤原”,她与京城长安、东京洛阳可能的王氏本宗亲戚来往可能并不多。墓志撰写者为墓主王氏的长子李侹，曾在唐右羽林军中任长上果毅，如此，李侹对其母亲的出自和家庭了解到底有多少，实在令人怀疑。
再者，《旧唐书》《新唐书》的编纂虽然在该墓志之后，但其完全是按照唐朝国史和实录等政府文献编写的。如果是一个普通官员，政府文件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似乎还有情可原，但王孝杰曲折传奇的经历，悲怆惨烈为国捐躯，假若当时连他的出身和后代都没有记录或者记录错误，这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那么，如何解释文献史料与新发现金石墓志间的差异？笔者以为，一种可能是王孝杰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儿子，王无择为嗣子，不仅被拜为朝散大夫，而且还可能继承王孝杰的耿国公封号，而其他儿子则没有在正史中出现。与此相关联，另一种可能王默是为王孝杰庶子，王孝杰生前及亡后，除过所谓的“袭琅琊公”，加之早亡，与王氏本宗并没有更深的联系。第三种可能是，基于第二种可能之缘故，加之王氏父亲早逝，她从小就寄养在舅家，她对祖父王孝杰可能了解得并不多。王氏长子李侹操刀行文的墓志，由于上述原因，他对外曾祖父王孝杰家族的了解因此更少。虽然从墓志铭文看，其叙事亲情流溢、文采斐然，似乎并非出自一军人武将之手，但在当时全社会重文大氛围之下，这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如此，墓志文中出现和现存文献史料相抵牾的记载也就很好理解了。
志文中载墓主夫君李训“开廿二载，李公无忧卒于鸿胪丞之官舍”。王氏“守楚白之清规，修梁寡之至行，育遗孤于别产，收失路于异性。复理败业，再葺荒居，儿女并成，婚官皆毕。非夫人之至德，其孰砫如此乎。”案：王氏天宝九载（750年）年去世，终65岁，其夫开元廿二年（734年）别世时王氏也已四十九岁了。而按照当时一般正常的婚育年龄（不包括再婚等），此时儿女至少也已二三十岁以上，故文中的“育遗孤”、“理败业”明显是溢美之辞。当然，这也符合儿子为母亲撰写墓志，不可避免地存在拔高修饰之人之常情。
另外，志文中纪年方式很值得注意。志文中出现“开廿二载”、“开廿八载”，“天宝初”、“天八载”、“天九载”、“十三载”纪年字样。首先，将唐玄宗的年号开元、天宝，简写为“开”、“天”，据笔者查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发现天宝013、天宝021等墓志也采用这种写法。从掌握的史料看，未见唐朝官方有诏令或特制要求如此纪年，这种纪年在现存墓志中也不普遍，因此，笔者认为这可能反映了特定区域、特定时期的一种时尚，也可能是墓志撰写人行文习惯所致。其次，众所周知，天宝二年起改年为“载”，志文中开元纪年也用“载”，而其它墓志中将开元某年写作开元某载者也不少，而且这种写法一般都是出现在天宝中后期的墓志铭上，应当是当时人习惯了写“载”，故将开元年号也用“载”表示了。
总之，除过《旧唐书》《新唐书》王孝杰传记外，现在可以看到的《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唐代墓志汇编·续编》、《全唐文补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等书中，并未发现王孝杰其人碑志石刻方面的资料，而王孝杰家族关联的间接资料亦很少见，王氏后裔金石墓志史料也只有这方《李训夫人王氏墓志》，故这方墓志对唐代著名将领王孝杰的研究可提供了新的史料。对墓主王氏身世的探讨，由于墓志文记载不多，故只能依据现有史料加以论考；至于这方墓志及其涉及王氏夫君李训其人等，应找寻史料慎重研究。当然，限于史料所限，上述说法论点，只是笔者根据现有史料所作的一些推证，相信会经得起时间验证的。
二、大云寺及新罗和上考
志文中提到墓主王氏，“天宝初，有大云寺新罗和上者，崇启道门。夫人礼谒至诚，廻向便为上足，一心斋戒，十载住持。契不二之门，以寂灭为乐；穷归一之义，明色即是空。体性如如，喜怒不干于颜色；心神杳杳，憎爱无杂于言怀。岂可不以为如莲花不著水，居然有道者也。”显然，上述史料可提供以下信息：其一，大云寺新罗和上天宝初才来到寺院，也就是说，其来寺院的时间在天宝五载前后。更因为王氏天宝九载去世，墓志铭中有“十载住持”句，虽然此处的“十载”极可能是虚指，但可推定新罗和上来寺时间在天宝元年或二年间。其二，新罗和上在大云寺期间，王氏对其礼敬有加，而且矢志不移，十载如一日，当然，从另一侧面可证明新罗和上在大云寺驻锡时间不短。其三，新罗和上此后的踪迹，墓志铭没有涉及，现有史料也缺载。其四，此新罗和上能和信众熟练交流，并受到相当的礼遇，可见其能灵活自如运用唐朝语言，精通佛典，应该是一位入唐时间较长，佛教修养扎实，在当时有一定名望的新罗僧侣。
关于大云寺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武则天临朝称制之时。载初元年（690年），“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④]对此，一些在朝大臣提出异议，岑长倩就是其中的一位。史载云：“和州浮屠上《大云经》，著革命事，后喜，始诏天下立大云寺。长倩争不可，由是与诸武忤，罢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征吐蕃。未至，召还，下狱。来俊臣胁诬长倩与辅元、欧阳通数十族谋反，斩于市，五子同赐死，发暴先墓。睿宗立，追复官爵，备礼改葬。”[⑤]《唐会要》则明确记云：“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⑥]就是说，武则天为改朝换代寻找理论支撑点，《大云经》颇受推崇，而两京及诸州所建的大云寺，就是应时而起，并供奉收藏所谓的《大云经》[⑦]的。
既然诏令两京及全国各州各建大云经寺一所，那么西京大云寺的位置如何？据宋人宋敏求《长安志》载：“大云经寺，本名光明寺。隋开皇四年，文帝为沙门法经所立。时有延兴寺僧昙延，因隋文赐以蜡烛自然发焰，隋文奇之，将改所住寺为光明寺。昙延请更立寺以广其教。时此寺未制名，因以名焉。武太后初，此寺沙门宣政进大云经，经中有女主之符，因改为大云经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云经寺。此寺当中宝阁崇百尺，时人谓之七宝台寺”。元人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五[⑧]有几乎相同的记载，该寺位于京师长安西市之南的怀远坊。关于东都洛阳大云经寺的位置，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大云寺，本后魏净土寺。隋大业四年，自故城徙建阳门内。贞观三年（620年），复徙此坊。天寿（按：应为‘天授’）二年改为大云，会昌中废。”[⑨]对此，西北大学李健超教授对“天宝初，有大云寺新罗和上者”提出疑问，即“不知此大云寺是西京，还是如《唐会要》所载，天授年间各州所置？但《唐会要》已载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大云寺并改为开元寺，何以天宝初仍有大云寺呢？如果王氏墓志所载之大云寺是岐州的，则关中西部当时亦有新罗和尚？待考。”[⑩]看来，关于岐州开元末以后是否还有大云寺，还存在一定的疑问。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岐州关联事项作一探讨。岐州建州最早可追溯到北魏孝文帝在位期间。隋开皇在岐州设置岐阳宫，大业三年罢州设立扶风郡；唐高祖武德元年再设岐州，直到肃宗至德元年才改为凤翔郡[⑪]。岐州位居关中左辅，初唐时代常常是王子兼领之州，如高宗之子李贤、李素节，睿宗长子李宪、岐王李隆范等人，都做过岐州刺史。据《佛祖统记》卷40载：“至德元载，……，诏沙门元皎，于凤翔开元寺建药师道场，忽会中生李树四十九茎，皎等表贺，敕答曰：瑞李滋繁，国兴之兆，生处伽蓝之内，亦知觉树之荣，感此殊祥，与师同庆。”[⑫]如上所述，至德元年改岐州为凤翔郡。就是说，这里的凤翔其实就是岐州。也就是说，岐州治所所在有开元寺存在。至于此开元寺和墓志中提到的大云寺是何关系：是岐州既有开元寺，也有大云寺？还是当时不同阶层人们对同一寺院，不同时期称呼，依据自己的佛学理解习惯，做出因人而异的界定？因无其他史料佐证，无从进一步辨析。
同时，对于岐州大云寺的位置，也未见有史料记载，检索地方志资料，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只是从上述武周政权新立诏旨看，岐州别立或者将已有寺院改为大云寺都是可能的，但笔者认为大云寺改名开元寺可能性更大。至于开元二十六年诏令改大云寺为开元寺，从此后大云寺的存在情况看，当时诏敕执行的并不彻底。检索大正新修《大藏经》，其中《宋高僧传》中记载开元二十六年以后还存在的大云寺就有如下：
表一：《宋高僧传》所见开元26年以后仍然存在的大云寺
关联僧侣 | 寺院所在州县 | 存在年代 | 史料来源 | 备注 |
神暄 | 江西婺州 | 元和年间（806～819） | 《宋高僧传》卷20 | |
幽玄 | 浙江会稽 | 元和二年（807） | 《宋高僧传》卷27 | 唐洪州宝历寺幽玄传 |
鸿楚 | 温州 | 大顺年间 | 《宋高僧传》卷25 | 梁温州大云寺鸿楚传 |
昙真 | 徐州 | 天宝年间？ | 《宋高僧传》卷10 | 唐亳州安国院释昙真传 |
辨才 | 襄阳 | 天宝初年 | 《宋高僧传》卷16 | 唐朔方龙兴寺辨才传 |
严峻 | 荆州 | 天宝初年 | 《宋高僧传》卷14 | 唐洪州大明寺严峻传 |
明觉 | 杭州 | 元和年间 | 《宋高僧传》卷11 | 唐天目山千顷院明觉传 |
在这里，笔者只统计了《宋高僧传》的材料，相信同类关联僧传、史书的记载应当还会不少。单从上述统计来看，当时大云寺仍然部分存在，特别是在南方地域。是否南方地域执行上述诏敕不彻底，或者因其它特定原因，导致众多的大云寺未及改名依然存在？这是应当认真探讨的问题。
《李训夫人王氏墓志》中提到的新罗和上，他的来龙去脉如何？也就是说，遥远异域的新罗僧侣，基于什么原因来到大唐，并驻留大云寺，最终成为四方信众们信赖崇敬的“和上”[⑬]呢！据史书记载，唐朝建立之后，朝鲜半岛三国高句丽、新罗、百济纷纷遣使到京师长安，和唐朝建立关系，唐亦想通过和朝鲜半岛三国间缔结关系，重新构筑中国的天下秩序。从武德到贞观前期，唐对朝鲜半岛三国维持等距离交涉关系。然而，随着贞观十六年（642年）朝鲜半岛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特别是高句丽莫离支泉盖苏文当道，杀害高句丽王，频繁进攻新罗，违背唐朝天下秩序理念，最终导致唐太宗率兵亲征高句丽。唐高宗即位后，逐渐形成新的对朝鲜半岛的政策，660年唐朝联合新罗灭亡百济；668年，高句丽也为唐罗联军灭亡。此后，唐罗间展开了长达七年的战争。七世纪最后二十年，唐与朝鲜半岛新主人新罗维持若即若离之关系[⑭]。但是，八世纪初叶，随着渤海国的建立，唐罗关系再一次密切起来，这表现在官方使者册封、朝贡往来的频度加大，入唐佛教僧侣人数的增多，民间人员来往的频繁等。
笔者依据韩国史书《三国史记》，统计这一时期唐与新罗各种交往，其中新罗圣德王在位（703-737年）的三十余年间，派遣入唐使者四十次；孝成王在位（737-742）数年，遣使入唐两次，唐遣册封等使入新罗三次；景德王在位（742-765）二十余年，派遣入唐使者十一次，唐遣使入新罗册封等一次。而双方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新罗僧侣东来学习佛教，以及留学生在唐国子监、太学、四门馆修业等[⑮]。同时，我们现在了解的均是正史或相关史书记载的入唐僧侣，而至今仍未发现或以后可能出现的史料亦可能还有。
总体来说，入唐的新罗僧侣主要可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入唐后专心佛典，在唐朝高僧大德的指导下学习，有的人参与例如玄奘、义净等人主持译经等活动。其二，入唐后又继续西上，和唐朝僧侣一起历经艰险，赴印度取经，如慧超等人。其三，人数众多入唐求法巡礼的新罗僧侣。有的人学成后返回新罗，有的人没有返回故乡，终老于唐土[⑯]。上述墓志铭中提到的新罗和上，可能正是新罗圣德王、孝成王、景德王在位期间[⑰]入唐众多僧侣中的一员。检索开元、天宝年间入唐，在长安寺院求法巡礼的新罗僧侣人数不少，但同在长安、岐州两地可能驻留的新罗僧侣，其可选人物并不多。中韩佛教交流研究专家陈景富教授作有“中韩佛教交流传法、求法僧人一览表”[⑱]，笔者采撷此一时期入唐新罗关联僧侣，列表如下：
表二：开元天宝年间入唐新罗僧侣一览表
名称 | 入唐时间 | 在长安或者岐州时间 | 史料来源 |
无著 | 716年前 | 长安西明寺 | 《开元释教录》 |
不可思议 | 716 | 师从善无畏，在长安、洛阳 | 《胎金血脉图》 |
弘印 | 735年前 | 善无畏的法嗣 | 《金胎两法相承》，《胎金两界血脉》 |
无相 | 726 | 在长安，成都 | 《宋高僧传》卷19 |
均亮 | 735 | 在长安会昌寺 | 《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 |
玄超 | 735年前 | 在长安保寿寺 | 《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 |
无漏 | 742～756 | 安史之乱前后 | 《宋高僧传》卷21 |
上述诸人均有长期驻留长安的经历，是否是他们中间有人曾前往岐州，在那里修行并普度众生，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是否就是王氏墓志铭中出现的“新罗和上”？或者另有新罗高僧大德，因时间的流逝，他们并未留美名于后世，但在当地却是家喻户晓的闻人名家，不得而知！
《唐李训夫人王氏墓志》中“新罗和上”的出现，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我们期待西安周围更多和新罗僧侣关联的金石墓志资料出土，在解答我们的疑惑的同时，将他们的事迹公诸于世，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为唐与新罗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
附录：
唐故鸿胪寺丞李府君夫人琅琊王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琅琊王氏之令淑也。祖孝杰，皇兵部尚书，英灵诞中，钟鼎传业。父默，袭琅琊公，不仕少殁，弓裘未就，诗礼云终。夫人自幼偏罚，育于外氏，天生妇德，无忝家风，自然母仪，有为人范，将适陇西李公。公讳训，与圣皇帝十叶孙也。闲闲内则，动必合仪；萧萧闺门，礼不逾节。开廿二载，李公无忧卒于鸿胪丞之官舍。夫人守楚白之清规，修梁寡之至行，育遗孤于别产，收失路于异性。复理败业，再葺荒居，儿女并成，婚官皆毕。非夫人之至德，其孰砫如此乎。开廿八载，长子侹，从仕西京，徙居东洛，夫人就养，因家歧雍焉。后有次子侣，仕麟游县尉，小子铣，任龙栖别将。虽县府卑职，而禄养及时，文武不坠，是夫人之母师也。天宝初，有大云寺新罗和上者，崇启道门。夫人礼谒至诚，廻向便为上足，一心斋戒，十载住持。契不二之门，以寂灭为乐；穷归一之义，明色即是空。体性如如，喜怒不干于颜色；心神杳杳，憎爱无杂于言怀。岂可不以为如莲花不著水，居然有道者也。天八载遘疾，天九载九月九日迁化于李氏岐山南之别业，时春秋六十有五。孤子侹等，屠心泣血，不灭性于终年；叩地号天，而安厝于远日。以十三载五月廿五日权葬于眉城北三峙原下，礼也。立节立家，颇谓贞孝行已；成名成道，岂非荣乐终身。摧感五情，敬为铭曰：
弈弈名家，俄俄令德。即笄既馈，有典有则。容止可观，威仪不忒。春秋盛日，双露移天。承家不坠，立志弥坚。其行也孝，其性也贤。悟道归真，契玄虚室。无人无我，惟精惟一。卓矣平生，大哉终毕。宅兆既卜，蒿里将之。坟孤清渭，茔独荒郿。其往如慕，其返如疑。人事已空，声名未灭。幽明忽异，心哀伤绝。’叩地长辞，号天永诀。
嗣子前右羽林长上果毅侹文并书
原文刊载：《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
注释：
[①]文中所引王氏墓志铭文，均见刘莲芳《唐〈李训夫人王氏墓志〉考释》中录文，《碑林集刊》第10辑，2004年号。
[②]上文中未注出处者，均采自《旧唐书》卷93《王孝杰传》。
[③]（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2005年，第506页。
[④]（五代）刘昫《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
[⑤]（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02《岑长倩传》，中华书局，1985年。
[⑥]（宋）王溥《唐会要》卷48《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⑦]关于武则天与《大云经》相关问题，可参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大云经与武周革命》一文，收入《三阶教之研究》，岩波书店，1927年。
[⑧]（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卷5，中华书局，1990年。
[⑨]（清）徐松撰，张穆校补《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年。
[⑩]（清）徐松撰，李建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2006年。
[⑪]（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2，中华书局，1983年。
[⑫]（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24《唐凤翔府开元寺元皎传》中也有相类似的记载。
[⑬]当然，“和上”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和尚”是有区别的。具体来说，上、尚二字古代虽通用，而古代将佛教僧侣称为和尚，而和上、大和上则指修道高深的师僧。单从称呼上来讲，这位新罗僧侣的修行和品德，在当时应该是值得称道的。（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校注》第33页，中华书局，2000年。
[⑭]以上论述可参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⑮]关于新罗僧侣、留学生入唐修禅、学习情况，可参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收入氏著《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陈景富《中韩关系一千年》，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⑯]参拜根兴《入唐求法：铸造新罗僧侣佛教人生的辉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⑰]新罗圣德王（702-737），孝成王（737-742），景德王（742-765），相当于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在位之时。
[⑱]陈景富《心语无说》，三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