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学｜赵文润：论武则天的功过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也是一位很复杂的历史人物。她的辉煌功绩与严重过失,同样引人瞩目,迄今令学者褒贬不一,莫衷一是。我们评价武则天的功过,应该根据确凿的史料加以论述,并且要功过分明,既不能以功绩替代过失,亦不可用过失抹煞功绩。今读刘炬、刘鸿雁的论文《武则天是成功者吗?》(以下简称刘文)［1］,感到有些偏颇之处,故撰此文,请二位学者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我们评价武则天的是非功过,主要应依据她参与执政,特别是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以后的功绩,看她当权时期政治是否清明、生产是否发展、国家是否强盛。［2］刘文亦认为,看武则天是否成功者,应“从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加以考察”,但考察的结果是全盘否定武则天。
史实果真如此吗?
(一)经济方面,应主要看武周时期(684一705年)的农业。而农业的状况,应一看土地制度及相关政策,二看水利工程的兴建,三看粮食产童和储备。出土的敦煌资料证明,武则天时期继续推行均田制。在《周大足元年(701年)沙州敦煌县效谷乡籍》中,有邯寿寿和张玄均两户受田的详细记载,其应受田及永业、口分田的数额,完全符合唐朝前期均田令的有关规定。武则天为发展农业,还鼓励将帅在边远地区实行军事性的屯田、营田。天授初(690年),姿师德在丰州“率士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无转铜和来之费’［3］,受到武则天降书夸奖,认为“王师外镇,必借边境营田’［4］。长安元年(701年)十一月,武则天任命的凉州(今甘肃武威)都督郭元振,至后令地方官“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5］,积军粮可供数十年。武则天还以境内农业优劣为标准奖惩州县官吏,“田畴垦辟,家有余粮”,予以奖升;若“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加以惩处,“轻者年终贬考,甚者非时解替’［6］。武则天还很重视地方水利建设。刘文以有的专家认为唐代的“水利工程都是小修小补”为根据,推论“整个唐代都是如此,武则天也自然不能例外,由此可知她在这方面并无多大建树”。其实,在武则天独掌政权的21年中,地方水利建设仅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就有19项之多。(详见附表)岂不知有些“小修小补”,既节省民力财力,又能及时抗早保苗,是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
在上述政策的促进下,武周时期的农业是颇有发展的。当时的粮食产量虽很难估计准确,但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中可见其储粮丰富。陈子昂说“太原蓄拒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7］。杨齐哲说“神都努藏,积年充实,淮海嘈运,日夕流衍’［8］。武则天还救令“州县军司府官等,不得辄取和杂物,亦不得遣人替名代取’［9］,保护地方和朵粟。创建于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的义仓粟以备荒年,其后至“高宗、武太后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10］。1971年考古队在洛阳发掘隋唐含嘉仓时,仅一个窖中发现的一大堆炭化谷子,估计存放时约有50万斤左右。根据从窖中发现的许多刻有“天授”(69任一692年)、“长寿(692一694年)、“万岁通天”(696一芍97年)、“圣历”(698一700年)等年号的砖铭推断,这堆谷子绝大部分是武则天为女皇时储藏的。［11］在社会户口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国家和地方储粮如此丰富,足以证明当时农业是比较发展的。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手工业、商业和交通事业的发达。［12］长安三年(703年)凤阁舍人崔融在给武则天的上疏中,描述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蔽,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炯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13］这段话常被史家用来说明盛唐的繁盛景象。如果武则天中后期的经济真像刘文所说的那样,`旧趋恶化”、“全面危机”,以上史料该作如何解释呢?
(二)军事方面,应主要看武周时期的边防力量。刘文说,武则天“在其地位略获巩固之后,她便同时向东突厥和吐蕃挑起战争”。对东突厥的战争,“唐军不仅连遭覆军之灾,更重要的是,唐军多年培养起来的勇敢精神不见了”;对吐蕃的战争虽“取得过一些军事上的胜利”,但“胜利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辉煌”,等等。其看法与历史实际相差甚远。
突厥,是隋唐时期北方境内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隋初分裂为东、西突厥。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平定东突厥,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击败西突厥。武则天独掌政权后,继续对东突厥采取安抚政策,并未挑起战争。延载元年(694年)正月,东突厥可汗骨笃禄病亡,其子年幼,弟默吸“自立为可汗”,不久即侵扰灵州。［14］是他挑起了战争。默吸反复无常,时降时叛,凶悍异常,是领利以来最难制服的东突厥可汗,“自恃兵威,虐用其众”［15］，被武则天碰上了。武则天闻听默吸率军侵陷灵州、杀掠民吏,以薛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宰相李昭德、苏味道为长史、司马,率十八将军讨伐。默吸见官军强大,被迫退兵,天册万岁元年(695)十月,默吸遣使归降,武则天授他为左卫大将军、归国公。神功元年(697年)他又侵扰灵州等地,被官军打败。圣历元年(698年)三月,默吸遣使为其女求婚。六月,武则天命武延秀人突厥结亲。八月,默吸拘留武延秀,扬言“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并发兵南下侵扰。武则天命武重规、张仁愿等率30万大军征讨,并遣阎敬容率兵巧万为后援。默吸攻陷定州(今河北定州).“杀刺史孙彦高及吏民数千人”［16］。武则天闻讯大怒,“购斩默吸者封王,改默吸号为斩吸”［17］。九月,命太子李显为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宰相狄仁杰为副元帅、知元帅事,则天亲自送行。“先是,募人月余不满千人,及闻太子为元帅,应募者云集,未几,数盈五万”。默吸得知仓惶退去。狄仁杰率兵10万追击,默吸还漠北。十月,武则天以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曲赦河北诸州,一无所问”,于是“河北遂安”［18］。其后,又以魏元忠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等职,加强北边的反击力量,以防御默吸。长安元年(701年)八月,默吸复侵扰北部盐、夏诸州,武则天以薛季赦为持节山东防御大使,节度九州之军,以张仁宜统率诸州及清夷、障塞军之兵,与季租椅角,又命安北大都护、相王李旦为安北道行军元帅,遥监诸将。默吸畏惧退兵。长安三年(703年)六月,武则天在长安,“默吸遣其臣莫贺干来,请以女妻皇太子之子”［19］。,终则天之世,不再侵扰。由此可见,武则天同东突厥默吸的斗争有以下特点:其一,以安抚为主,灵活运用“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的策略,并未“穷兵赎武,’;其二,关键时刻重用名臣良将,派遣李昭德、张仁愿、狄仁杰、魏元忠等率军抗击,必要时亲自送行,并未只“任用群小”;其三,她看到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在民众中甚有威信,便任命他们为行军元帅遥控,以增强战斗力,威慑东突厥。
唐军同吐蕃的战争,亦不是武则天挑起的。早在贞观末年,唐便在西域设置安西四镇。咸亨元年(670年),吐蕃侵陷安西四镇。高宗两次派大军欲收复四镇,皆兵败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长寿元年(692年)九月,西州都督唐休摄上疏给武则天,请求收复安西四镇(龟兹、于阂、疏勒、碎叶),武则天立即批准,派王孝杰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率军击吐蕃。十月大破吐蕃,一举收复安西四镇。武则天“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20］。刘文说“收复安西四镇的胜利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辉煌,因为当时吐蕃在四镇并未驻有重兵”。“吐蕃在四镇并未驻有重兵”,这正是唐休爆上疏请求出兵收复四镇的理由,亦说明他对四镇熟悉,侦察准确,“休绿尤谙练边事,自褐石西逾四镇,绵亘万里,山川要害,皆能记之,,,“则天遣王孝杰破吐蕃,拔四镇,亦休璟之谋也”［21］。而武则天对唐休爆的请求能立即批准,说明她善于抓住战机。王孝杰在第三次大非川战役中兵败被俘,吐蕃国王见孝杰哭泣说“貌类吾父”,甚为敬重,使孝杰“久在吐蕃中,悉其虚实”［22］。后归武周朝。武则天欲击吐蕃,能在众将中摧拔王孝杰为全军主帅、武威军总管,说明她知人善任,慧眼识英雄。这些史书皆有记载,并非出自人们的想象。
应该指出,武则天在收复安西四镇以后,还有一壮举,那就是长安二年(702年)十二月,她下令又“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23］。北庭大都护府(故城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掌管天山北路西至楚河流域的特伽、鸡洛二州,蒙池、昆陵二都护府和二十三个都督府［24］，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而武则天复置于龟兹(今新疆库车)的安西大都护府,则掌管安西四镇及天山南路西至波斯的二十个都督府(葱岭以东四个、葱岭以西十六个),“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25］，包括帕米尔以南、阿姆河流域的辽阔土地。北庭、安西两大都护府分别管辖天山北南两路包括巴尔喀什湖、楚河流域和帕米尔在内的西域广大地区。武则天收复安西四镇和设置北庭大都护府,维护了国家主权和版图完整,重新畅通了中原通往中亚的“丝绸之路”,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武则天自制的新字在敦煌、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等地都得以推行［26］，这不仅说明当时交通的发达,亦证明国家的强盛。武则天仅此两项功绩即可名垂青史。
(三)政治方面,应主要看武则天能否任贤纳谏,任用良臣执掌相权。勿庸讳言,武则天在独掌大权的过程中,曾重用酷吏,打击政敌,滥用刑罚,诛连无辜,误杀良将,危及直臣,表现出政治上恐怖、黑暗的一面;同时,她又能用良臣掌相权,抑制酷吏,保护直臣,更表现出政治上较为清明的一面。狄仁杰是武则天最信任的宰相。久视元年(700年)闰七月,武则天欲造大像,需钱数百万,令天下僧尼每日出一钱赞助修建。仁杰立即上疏谏净说,僧尼的钱也是来自百姓,“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应当“宽征镇之摇,省不急之费”［27］,武则天立即采纳,遂罢此役。姚崇初举下笔成章科,授蹼州司仓,累迁夏官郎中。万岁通天元年(6%年),契丹侵扰,军书填委,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条贯”［28］,武则天奇其才,超授夏官侍郎,不久又摧为宰相。宋憬为官刚正不阿,“则天甚重之”。正因为他刚正不阿,所以经常遭到酷吏、男宠的攻击和诬陷,但“则天察其情,竟以获免”［29］。魏元忠亦是武则天亲自摧为宰相的,为官正直,不畏权贵。男宠张易之纵恿家奴欺压百姓,他“答杀之,权豪莫不敬惮”［30］。他屡遭酷吏迫害,三次被流放,但旋即回朝,并不断升官,其原因就是有武则天撑腰。苏良嗣为宰相时,有一次在朝堂遇见男宠薛怀义蛮不讲礼,大怒,“命左右摔曳,批其颊数十”,怀义挨了一顿耳光后,跑去向武则天诉苦,则天说“阿师当于北门出人,南牙宰相所往来,勿犯也”［31］,可见武则天是不允许男宠染指相权的。类似事例很多。因此,唐中期的宰相陆蛰赞扬武则天“深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黝,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32］。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亦认为武则天“挟刑赏之柄以驾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33］这些评语是较为公允的。而刘文却认为“武则天真正信任的是连她自己也瞧不起的`二张’、诸武之流”,则有悖于史实,显得有些偏激。
(四)文化方面,应主要看武周时期人才的文化素质。刘文认为“一个满朝官吏竞相苛暴、寡廉鲜耻、风气极度污浊的社会,其文化发展水平是可想而知的”。其实,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绝不是“可想而知的”,必须深人研究,全面掌握有关史料才能知其概貌。近十年来海内外学者从武周时期的佛教、道教、经学、史学、诗文、书法、音乐舞蹈、科举等诸方面,发表了许多篇高质量的论文。笔者亦有专论。［34］武周时期官吏的文化素质可以通过科举选人的状况加以分析。武则天在唐代科举制度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殿试和武举。殿试始于载初元年(690年)二月。史书记载说“武太后载初元年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35］或云,这年二月十四日武则天“试贡举人于洛城殿前,数日方毕。殿前试人,自兹始也。”［36］或云,这年“二月,辛酉(十四日),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37］长安二年(702年)正月,武则天“初设武举”［38］,其考试科目“有长垛、马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39］武则天创立殿试和武举,促使科举制蓬勃发展。以常举中最重要的进士科及第者为例,高宗在位34年(649一683年,其中660年以后武则天参与执政),进士及第者555人,武周21年进士及第者1172人。［40］科举制的蓬勃发展,改变了中枢机构的人员构成。高祖朝宰相12人,通过科举人仕者只有]人,占宰相总数的8%;太宗朝宰相29人,科举人仕者3人,占1%;高宗朝宰相47人,科举人仕者11人,占23%;而武周朝宰相75人,科举人仕者27人,占36%。比例之大,远超前代。［41］大批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进士,经过吏部锉选迈人州县行政机构,甚至升为宰相、重臣,促使官僚集团的结构,从唐初的贵族士族型向中后期的文人学士型的转变,不仅提高了统治阶层的文化素质,而且给整个社会带来浓厚的文化氛围。
第一,镇压政敌、重用酷吏时,诛连无辜,误杀良将,危及直臣,手段过于残酷。
武则天在掌握部分权利时,已经表现出打击政敌之手段残忍;而独掌政权、面对众多政敌以后,更表现出为政之残酷。
其一,武力镇压反抗。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据扬州反叛,武则天派大军很快镇压下去,与此案有牵连的,宰相裴炎被斩于洛阳都亭,大将程务挺被杀于军中,夏州都督王方翼被流放崖州(治今海南琼山东南)而死。［42］
其二,大兴告密之风。’武则天“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乃盛开告密之门”,“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43］。
其三,利用酷吏诛杀。与盛开告密之门的同时,武则天开始重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人。来俊臣等共撰《罗织经》数千言,专门罗织“犯人”罪状,然后用重刑逼供、诛杀,“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44］。结果,周兴“自垂拱以来屡受制狱,被其陷害者数千人”。来俊臣“按制狱,少不会意者,必引之,前后坐族千余家”。索元礼“性残忍,推一人,广令引数十百人,衣冠震惧,甚于狼虎。则天数召见赏赐,张其权势,凡为杀戮者数千人”［45］。
其四,剪除宗室势力。武则天的主要政敌是李唐宗室,“则天以女主临朝,大臣未附,委政狱吏,剪除宗枝”［46］。垂拱四年(688年)七月,越王李贞及其子琅邪王李冲等起兵反抗。结果,“冲起兵凡七日而败”,“贞起兵凡二十日而败”,父子皆“传首东都,袅于阙下”［47］,表现出李唐宗室势力的不堪一击,亦显示出武周政权有坚实的基础。接着,参与贞、冲父子谋议的韩王元嘉等诸王及常乐公主等皆遵令自杀。至天授元年(690年)八月,武则天在登基前一个月,又“杀南安王颖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杀故太子贤二子,唐之宗室于是殆尽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岭南,又诛其亲党数百家。”［48］完成了剪除李唐宗室势力的任务。
由此可见,武则天为政确有残暴的一面。有人说这反映出武氏个性的残忍,有人说这种残忍来源于武氏原来地位的卑下和自卑心理。但我更认为,是当时宫内官外严酷的斗争现实,即特定的历史条件迫使武则天非采取各种特殊手段打击政敌不可。否则不仅她的改制会成为泡影,而且连其性命也保不住。这并非为武则天的残暴辩护,而是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使人们对她的残忍加以理解。当然,由于她打击政敌的手段过于残忍,又不能事事详察,因而造成大批冤案,杀害许多无辜或罪不致死的人,这终究是武则天执政的严重过失。
应该指出,正因为武则天用残酷的手段打击政敌,是为了取得和巩固女皇宝座,所以一旦其统治巩固,便采纳大臣的建议,消饵告密之风,诛杀酷吏,减轻刑罚,平反冤案。天授二年(691年)二月,将酷吏周兴流放岭南,“在道,为仇家所杀”。又将另一酷吏索元礼“杀之以慰人望”［49］。十一月,酷吏丘神勃伏诛。长寿元年(692年)六月,右补胭朱敬则,以“至是既渐宁晏,宜绝告密罗织之徒”,上疏建议“顿奸险之锋芒,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武则天称善,“赐帛三百段”［50］。侍御史周矩亦上疏说:“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武则天“颇采其言,制狱稍衰”［51］。长寿二年(693年)二月,杀酷吏侯思止、万国俊;延载元年(694年)九月,杀酷吏王弘义;神功元年(697年)六月,杀酷吏来俊臣,把酷吏们都送进了坟墓。长安二年(702年)十一月,武则天又命监察御史苏硕“按覆俊臣等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52］。
第二,笔塞之年仍然“贪其宝位”而不肯返政于太子,又疏于防范,遂导致张柬之政变,被幽死于洛阳上阳宫的悲剧结局。
武则天独掌政权后,处事果断,而唯独在立嗣问题上下不了决心。她剩下的两个儿子,李显被贬到湖北,李旦先是当傀儡皇帝,后又降为皇嗣;两个侄子武承嗣、武三思苦苦营求为皇太子。几年之中,她在子侄之中选择而犹豫不定。武则天考虑的核心问题是身后归陵、衬庙。光宅元年(684年),当两座高大的石碑盗立在她亲手规划营建的乾陵时,她身后魂归乾陵的决心就下定了。［53］但身后归李氏宗庙还是归武氏宗庙?圣历元年(698年),宰相狄仁杰对武则天说:“大帝(高宗)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衬姑于庙者也。”又劝召还庐陵王。王方庆、王及善亦劝之。武则天“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54］。此时武则天已认识到臣心、民心仍然向着大唐,于是把庐陵王李显从湖北房州召还神都,不久又立为太子。这就表明,武则天已决定身后衬于李氏太庙,回到大唐皇帝的先姚地位。长安元年(701年)十月,78岁高龄的武则天,为融洽与二子之间的关系,取得李唐宗室的信任和支持,为身后归陵、衬庙做好政治准备,驾临长安并在长安住了两年。有的官吏已看出武则天的心思,乘机劝武则天返政。武则天西行前,苏安恒上疏,劝武则天“禅位东宫”;武则天至长安后,苏安恒再次上疏,言辞更加激烈,说“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浩命以渴大帝坟陵?”［55］。武则天没有采纳。“贪其宝位”,也许是封建统治者的共性,只是武则天表现得尤其突出。直至神龙元年(705年)正月,身患重病的武则天已经82岁了,仍然不肯返政于太子。于是宰相张柬之为获得拥立中宗复辟之功,利用部分官吏的不满和女皇的疏于防范,以杀“二张”(男宠张易之、张昌宗)为名发动军事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十一月,武则天被幽死于洛阳上阳宫。
武则天研究,近年来已经成为海内外史学界的一个热门课题。1985年在陕西乾陵博物馆成立了全国性的武则天研究会,迄今已召开过七届年会。特别是1997年9月在山西太原市和文水县召开的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暨武则天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提交论文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超过以往几届。韩国、日本、新加坡的五位专家携带论文出席了会议,还有加拿大、意大利的学者寄来学术论文。武则天研究已经走向世界。武则天研究会迄今已先后出版了《武则天与乾陵》、《武则天与洛阳》、《武则天与文水》、《武则天与乾陵文化》、《武则天与僵师》、《武则天研究论文集》等6本论文集,共收人140余篇论文。如果再加上各种刊物刊载的有关论文,十年来共有近200篇论文问世。这些论文,既有在掌握大量文献、考古资料基础上的宏观论述,又有对若干具体问题和武则天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外关系等专题的微观探讨,还有多篇颇具功力的考释、辨析论文。研究方法亦是多种多样的。当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深人研究,共同探讨。但是很遗憾,刘文洋洋洒洒约万言,竟丝毫未涉及上述任何成果,表现出对武则天研究的现状不甚了解。刘文开篇征引三四十年前范文澜、吴晗先生的两段话,和十二、三年前昊枫、常万生所著《则天女皇》中的一段话,便概括说“由上述可知,武则天是位成功者已成为当今史学界的定论,似乎无需更加探讨了。”刘文把十二·三年前甚至三四十年前的丁秒看法,说成“当今史学界”的观点,很不恰当;把那种对武则天评价持充分肯定意见的看法,说成“当下史李界的定论”,更不符合武则天研究的现状。迄今学术界对武则天功过的评价仍然众说纷纭,不仅吏李界没有定论,在大学课堂里亦评价各异。例如近年来大学历史系使用较普遍的2部教材,朱绍侯主编的十院校教材《中国古代史》中册(共分上、中、下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说“武则天在打击士族官僚的同时,对拥护她的庶族官僚则大力扶植”,“进一步发展科举制”,持基本肯定的观点;而王仲荤所著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隋唐五代史》上册(上、下两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则认为“武则天过大于功”,持基本否定的看法。没有定论,这是学术发展的常青树。我相信,武则天研究和讨论还会长期持续下去,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刘文还说“武则天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主要是由于史学界在两个问题上陷人了误区。第一,认为武则天是成功者的史学家们(以下简称之为`成功论者’)普遍认为武则天在李治在世时便已主宰天下。而李治则不过是个傀儡而已。这样,李治时代的大部分政绩便顺理成章地落到了武则天名下。第二,`成功论者’都是不同程度地从同情女性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全面地分析武则天的一生功过的。”这种概括亦不符合武则天研究的现状。实际上不是“史学界在两个问题上陷人了误区”,而是刘文把“两个误区”强加给史学界,强加给所谓的“成功论者”。认为唐高宗不是傀儡,在武则天为皇后时期李治始终是决策者,这不是新观点,从十三年前迄今已有多篇论文论述过。［56］再以近十年出版的《武则天评传》、杨剑虹著《武则天新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刘曼春、梁恒唐著《大周女皇武则天》(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3本书为例,说明当今史学界没有“在两个问题上陷人了误区”。这3本书虽然体例各异,看法亦不尽相同,但都认为唐高宗时期武则天只是以皇后身份参与辅政,决策者是高宗,没有陷人第一个“误区”;这3本书都用大量史料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物资料,系统、详尽地论述了武则天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状况,然后对武则天的功绩持充分肯定评价的,都不是“从同情女性的角度出发”,而是“全面分析武则天的一生功过的”,没有陷人第二个“误区”。刘文的论断完全脱离了史学界武则天研究的现状。
最后应该指出,刘文把对武则天的功绩持充分肯定观点的学者,称之为“成功论者”,也不确切。我们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功绩,与说武则天是成功者,其内涵并不等同。“功绩”与“成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指正确评价其功绩和过失,而不是评价其成功与失败。古人云,成败不足以论英雄。“观史者若只以一时胜负论人,非有识略者也”［57］。我们评价历史人物,要全面考察他的一生,考察他的全部言行及思想。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重点应看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比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对于祖国的富强和统一,对于民族的兴旺和发达,对于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对于科技文化的革新和繁荣,是否做出贡献,做出了多大贡献”。［58］用这个标准权衡上述武则天的功绩与过失,无疑功大于过。评价她为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并不过誉。当然,当时经济有发展、国力很强盛、政治较清明等等,都不是武则天个人的功劳。由于均田制的推行和科举制的勃兴,使世袭贵族势力迅速衰落,中小地主阶层急剧崛起,大批文人学士昂然跻身政坛,唐高宗力求摆脱旧士族的政治需要,这种历史趋势把武则天推上了女皇宝座。武则天顺应了历史时代,又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59］她的功绩,具有时代的特征;她的过失,亦带有历史的局限。这就是我的武则天功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