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家 || 周天游：周天游自传

周天游自传

我1944年阴历7月18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诸暨市保和乡小兼溪村。祖父周宝田为农民，因家境贫寒，父亲周士达于初中毕业年仅14岁时，独自离家去当学徒。后得到外公阮禅堂和外婆庄文娟的赏识，得以与母亲阮舜贤结婚，生活与事业才出现转机。解放前后，父母在香港三一公司任职，父亲一度任天津分公司襄理，主持日常商务，曾为突破禁运做出过贡献。1957年父母-起回到天津定居，并就职于天津机械进出口公司，父亲任远机科科长，不久即成为国务院备案的外贸专家。他们无论是工作还是为人，均口碑甚佳。所以我家虽非书香门第，他们言传身教却于我影响至深，德行操守，至今谨遵不辍。

1949年天津解放，我进达文小学，上一年级第一学期。所以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党和国家培养的第一代学子。1950 年春节我南下宁波就学，但自1953年初重返天津后，就一直生活在北方。

天津第20中学是沈慧儒先生在原英国航空俱乐部旧址上创办的一所中学，当时学校汇集了京津著名大学毕业的一批高材生任教师， 学风严谨而又不失活泼，书记、校长常在周末于大礼堂讲《三国》，说《红楼》，语文教研室的老师们常在重大节日来临前演出全套《失空斩》。20 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20中是九年一贯制和十年一贯制的试点校。我读高中时，虽系12年一贯制学生，课本却是九年一贯制的。光《文学》课本就有近二寸厚，90%以上的课文是文言文。高二即分文、理科班，我选择进了文科班。高中三年的学习为我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初步的基础。1962 年，我考人南开大学历史系。这一年高考是所谓“以分取人”，不太注重家庭出身的。班上30名同学清一色是应届毕业生，成绩突出，年龄又轻，与大跃进时开始进校的调干班形成鲜明的对比。恰逢此时，老教授重上讲台，如郑天挺讲明清史，王玉哲讲先秦史，杨翼骧讲秦汉史，杨志玖讲宋元史，吴廷珍讲日本史，杨生茂讲美国史，来新夏讲历史文选，黎国彬讲中外史学史，均为一时之选。而在七、八十年代成名的刘泽华、魏宏远、冯尔康、陈振江、李义佐、汤纲等一批青年教师也分别为我们授课或作辅导。可以说我们整整读了3年好书，使我们一生受益。特别是在杨翼骧先生的指导下，我通读了《史记》、《汉书》和《三国志》，为日后研究秦汉史做了较充分的准备。

从1964年开始，我先后按河北省委和学校的安排，在唐山市丰润县和沧州市盐山县搞了一期半“四清”，又于1965年上半年去塘沽66军588团当了2个月的兵。1966 年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一整就是2年。虽是67届毕业生，却拖到1968年7月才分配工作。这些运动大多具有负面影响，其中以“文化大革命”为最，这无疑是一场灾难。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它不是正规学习，却胜于正规学习。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学校到学校的单纯而幼稚的学生来说，是一次次重要的认识社会，认识历史，增添阅历，提高史识的好机会。尤其是作为史学工作者来说，更具有现实与长远的意义。因为现代既是历史的延续，也是历史在新条件下的再现。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认识现代，而认识了现代又能更好地理解历史。

1968年8月的一个夜晚，我与室友胡英芝一起赶赴黑龙江。他去方正县高楞镇中学,我则去龙江县华民公社中学。我们是被工宜队限期高校的，所以一切均很匆忙。我家因受“文革”冲击被抄过家，所幸我的两大箱藏书却意外地被保存了下来，完好地托运到了工作单位。然而当时昏黄的门灯下，外婆与母亲送别时瘦削的身影与凄楚的神情，深深地刻入我的心里，至今无法挥去。

嫩江边的生活可说清苦、荒唐、无奈，而又时时透露着希望。尽管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公社大喇叭时不时传来最高指示，甚至半夜三更我与朝鲜族的同事、车老板，打着鼓，举着旗，在田野上呼喊着革命口号，以庆祝最新指示的发表等等这些令人难以理解与相信的事，日复一日，令人难耐。但是，面对着一班又一班天真烂漫的汉族、达斡尔族、朝鲜族学生，一切烦恼也就烟消云散了。凡事靠自己，一切从头做起。当我上第一节语文课时，平常不爱说话，也不爱发言的我，刚刚讲了不足10分钟，便无话可说。情急之下，忙叫学生自己朗读课文，才把这节课混完。令人想不到的是，从第二节课铃声响起的一刹那开始，我竟能滔滔不绝地讲满45分钟。以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就是做一天的报告，也不会发怵。后来和同学们聊起此事，成为笑谈。

华民中学规定，教师早上8：30前到校，学生9：30前到校，然后连上5节课，下午2：30 学生离校，教师3：30便可回家。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最多的便是时间。在我的心里，认为“文革”的乱象不可能一直持续，因而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学业，于是两大箱书成为了益友。

1968年春节，我从齐齐哈尔出发，在天津稍作停留，便赶到西安去看望分手8年的女朋友葛丽华。她是我天津20中文科班的同学，当时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浪漫的交往，只是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不知不觉相互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她是陕西凤翔人。陕西人爱家乡，不愿远游，所以高考前全家迁回西安，然而月下老人的红线把我们悄悄拴在了一起。此时8年的书信往还终于结出了果实。岳父葛志平与岳母王清秀允诺了我们的婚事，1969年夏，我们幸福地结合了。这对我来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从此我身后有了一个坚强的后盾，帮助我顺利地走到现在。

我的岳父是1948年在家乡参加革命的，随贺龙的一军一师解放青海，接着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归国后转业到天津市建委。“文革”中，我家受到冲击，我成了“黑五类"，又远远发配东北。然而一则我在南开读书时，他通过战友调查了解过我和我的家庭，心中有数；一则他是小学教师出身，喜欢教师职业，所以对我这个中学教师较为认可；再则他为人正直，在家中也比较民主，能尊重我爱人的意见，所以我的婚事才如此顺利。他是我一生中最敬重的人之一。他的英年早逝，始终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1972年，通过我岳父的帮助，我调到西安，进了第73中学任教，一教又是6年。与我在东北时一样，我教历史，但更多的是教语文、政治，甚至还偶尔上上地理课。期间我曾担任所在学区6校政史地联合教研组组长。不过史学仍是我的挚爱，我便挤出一切可能的时间来读书。这时我买到了《后汉书》，前四史成为我的基本读物。

机会总是给予有准备的人。1978 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考试。我本来想报考南开大学，重投杨翼骧先生门下，专攻史学史。但是好不容易才结束夫妻两地分居的我，不愿再走回头路，于是改投西北大学的秦汉史专家陈直先生。杨先生尊重我的选择，同时仍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学业，他专门叫他的大弟子也是我的挚友叶振华寄来详细的阅读书目和学习计划，供我参考。师恩难忘，所以我在西大学习期间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荀悦与〈汉纪〉》， 就属于史学史范围。杨先生走了，他永远活在我心里。

陈直先生面容清癯，神态慈祥，南方人特有的气质，以及与我父亲当年离家谋生的相似经历，使我对他有一种亲近感。而他深厚的学术功底，他把二重证据法引入秦汉史研究领域的独到治学方法，更令我折服。陈先生自学成才，从不懈息，也从不做与自己长处不合的事，从不刻意争逐名利与权力，是他成功的秘诀。他博学多闻，所以也要求弟子多翻书。常出一些题目让我们去做，如中国最早的书肆名称见于何书，汉代有哪些名酒，汉代人仕的常途是什么等等。这些题看似不起眼，有的还有些偏，但促使你多翻书，还常常能引出大题目。师兄黄留珠就从“举孝廉为郎”这一汉碑中 常见的人仕常途人手，写出了《秦汉仕进制度》一书；而师弟余华青则发表了《汉代酿酒业探讨》一文，刊登于《历史研究》上，获得了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陈先生还十分重视阅读和点校汉代基本典籍。刚一人学时，他命我们五弟子共同点校《汉纪》，之后又命我单独点校《后汉纪》，并明确要求我专攻东汉史，为我制订了一个详细的研究计划。他告诉我说，过去的学者往往先读《史记》，再读《汉书》，等读到《后汉书》时，已近暮年，精力不及，缺少力作，东汉成为一个薄弱环节。关于东汉的文献在存世秦汉文献中，其实数量较多，应系统子以整理，为今后研究打一个坚实基础。当然重点还是《后汉书》。

自1980年6月陈直先生去世以来，我就是按他的部署一步步走来。在通读《后汉书》的同时,我先扫清外围，辑校了《东观汉记》，形成一个资料长编。1986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八家后汉书辑注》(上下册)，并于1990年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87 年2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史略校笺》；7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七家后汉书》(点校汪文台辑本)；12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后汉纪校注》，并于1992年获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三等奖。1990 年9月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汉官六种》。1991年在张岂之先生指导下，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草拟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第一部分《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的成就和制订本规划应说明的若千问题》的征求意见稿。本人的《汉魏六朝佚史钞》项目后来被列人“八五”计划，同时《后汉书集注》项目被列人全国高校古委会重点项目。正当计划顺利实施的过程中，1995年8月我被调任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繁忙的行政工作打断了这一进程。直至2004 年9月，年届耳顺之年的我终于卸下馆长重任，现在我又有时间重新整理修订旧著，重点放在中华本《后汉书》的修订和《今注后汉书》的撰作上，同时开展点校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和再做《后汉书集注》的工作，力争在五年内完成，给陈先生一个较圆满的答复。

古籍整理工作往往不被现今的学界看重，甚至不少院校在考核科研成果时少计或不计古籍整理成果。殊不知古籍整理的难度不亚于写部新著，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件功德事，也是做学问必走的打基础的门径。它利人利己，利国利民，何乐而不为！陈先生的功力即基于斯，又创造性地把考古资料系统地引进该领城，使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达到新高度，创出新水平。《汉书新证》就是他突破乾嘉学派以来《汉书》整理基本上是从文献到文献的旧路数，在前人耕耘过千万遍的熟地上结出硕果，成为秦汉史界公认的典范。一则是师命，一则是使命，所以我虽已步入晚年，却心甘情愿将《后汉书》的整理工作进行到底。

陈直先生的一生是坎坷的，但也是幸福的。他是极少数在去世前就出版或已安排好绝大多数著作出版的著名学者。不过为了不留遗憾，也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学习先生的治学与为人，我在林剑鸣老师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陈先生的论文集《文史考古论丛》，解决了天津人民出版社丢失原稿的尴尬。又通过各种渠道努力，在得到夏用先生临终前的首肯，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乌恩先生的帮助下，将该所珍藏的陈先生旧作《关中秦汉陶录》、《续陶录》、《云纹图录》， 再配上陈先生家藏《摹庐藏瓦》，交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在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为纪念原筹建组组长陈直先生，我又在陕西省文物局和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资助下出版本人所藏的《摹庐诗约》。在此进程中，时在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任教的周晓陆先生两度整理出版了《读金日札》。这样陈先生的存世作品基本出齐。值得庆幸的是，2005年北京召开两会期间，出版陈直先生全集《摹庐丛著》一事，得到中华书局总编李岩先生、副总编徐俊先生的大力支持，作出了妥善的安排。在古代文献编辑部主任李解民先生和责编王勖女士的具体操作下，目前已出版《关中秦汉陶录》和《史记新证》二书，《汉书新证》将于今年上半年间世。他如《居延汉简研究》、《两汉经济史料论丛》、《文史考古论丛》、《读子丑札》、《读金日札》、《三辅黄图校证》、《弄瓦翁古籍笺证》和《摹庐诗稿》等书，也将在2009年前出版。作为摹庐入室弟子尽此义务，可以告慰先师的在天之灵了。

我治学的基本特点是在整理秦汉文献的基础上，开展秦汉社会史专题研究。秦汉史研究由于文献有限，关注的学者多，已有的成果亦多，要想继续深入，往往不是剩义无多，就是难以成文，鲜能突破。解决的主要办法公认是吸取陆续出土的新考古资料来推动研究，然而在史学研究方法上借鉴国内外最新理论，也是可行之路。社会史理论与方法无疑是最佳选择之一。

早在毕业初留校任教时，林剑鸣老师曾组织我与黄留珠、余华青共同编著了《秦汉社会文明》一书，其中我主撰衣食住行四章。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者写作较早、影响较大的一次尝试。其实在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我选定了两个题目，一个是论东汉门阀的形成，一个是两汉复仇研究。后者在70年代极“左”思潮仍具有影响之时，被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支流末节小课题，是不能也不配作学位论文选题的。于是我只好选择了前者。东汉门阀一题甚大，涉及面广，面对已成主流的魏晋门阀说，做起来确是困难重重。但是东汉表面上延续了秦、西汉之制，并进行了总结，实际上却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各个方面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直接对魏晋南北朝起了指导作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唐末。与其归人秦汉史，不如划人魏晋南北朝史，至少是承上启下的关键转折时期。学位论文只是以门阀问题为突破口，做了一个初步的探索。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得到陈直先生和林剑鸣老师的热心指点与帮助。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在陈先生去世前半小时，他尚在为我解答论文有关问题，而当我离开后仅十多分钟，他便平静安详地睡在床上离我们而逝。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评价陈先生的师德，是再恰当也不过的了。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下，我終于完成了论文。1980年10月， 在中国泰汉史研究会成立前夕所举行的研究生论文答辩会上，在长达半天的答辩过程中，我详尽地回答了以林甘泉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顺利地通过了答辩，不久即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留系当了教师。东汉门阀问题实际上也是社会史课题，本拟就邓窦梁马四大外戚家族以及弘农杨氏、汝南袁氏、济郡桓氏再做系列个案研究，可惜均因时间问题而搁置。

1991年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 《两汉复仇盛行的原因》一文，还了一个旧账。1992 年又将其扩充为《古代复仇面面观》一书，编人由我主编的《中国社会史文库》第1辑中。值得一提的是，我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即复仇风尚不仅仅是原始社会血亲复仇的子遗，也是封建宗法制度深人人心的必然结果，还是礼教重于国法的人治社会的必然产物。此外，它又是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人土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是古代社会习俗和地城文化特征、价值取向的一种独特反映。从一个小小的社会现象中，可以透视一个时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采取以小见大，探微知著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解剖中国社会，我们对中国社会就会有一个比较全面而深人的认识。也就是说，社会史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微观或中观的研讨上，而终极目的应是在微观与中观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上揭示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架和发展规律。这一认识为当初被否定的课题正了名。令人遗憾的是，我最想做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汉姓氏研究》，因为工作调动原因而搁浅，何时才能恢复，至今难以确定，只能留待他日了。

从1982年3月起，我在西北大学工作了14年，历任历史系古籍整理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副主任(后改称文博学院副院长)兼西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1986 年为研究生导师，1993 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我学术上的主要成果，完成于这一时期。

1995年8月至2004年9月出任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事出突然，也给我的学术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但是这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为我推开一个广泛联系社会、重新认识世界的一扇大门。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国家七五规划50项中唯一的文化项目，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级的大型历史博物馆，自1991年6月正式开馆以来，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馆中37.5万件藏品，绝大多数是经过科学发掘的出土品而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也是能成为国内少数可以借助文物讲述整部中国古代史的博物馆之一的基本原因。陕西历史博物馆也是唯一代表中国出席由日本京都新闻社主办的两届世界博物馆美术馆馆长会议(也被称为世界十大馆馆长会议)的博物馆，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卢浮宫、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美术馆、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群、俄罗斯彼德堡艾尔未塔什博物馆、美国华盛顿国立美术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的馆长们，共同讨论世界博物馆发展中大家关心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各国政要，国内中央至省市各主要领导、国内外社会知名人士、博物馆及相关学科的同行及广大游客纷至沓来，年平均都在60万人以上。其中如美国总统克林顿、西班牙国王卡洛斯、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日本天皇明仁等近百位元首专程来访；又如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洛克菲勒及其财团高层、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都在本馆举行晚宴，以招待其内部人士及亲朋。所以接待成为日常的重要工作，节假日尤甚。

天下文物是一家。对我来说，国内外同行间的学术交流更为重要。国内合作，国外参访，聆听了最新的理论见解，观赏了具有很高科学价值的稀世珍品，了解了众多相关学科的科技信息，得到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作品，开阔了眼界，推动了研究，为我现今的重返史坛积累了宝贵的知识财富。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许多无聊的行政琐事带来的烦恼，也就变得容易忍受与善于化解了。这整整11年的经历，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加绚丽多彩，回味无穷。

从2003年起，我被陕西师范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出任中国古代史专业(秦汉史方向)博士生导师，为该校重建秦汉史科研教学队伍出力。重返教学科研岗位，是我即将退休前的强烈愿望。感谢陕西师范大学，感谢赵世超校长和历史文化学院，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焕发学术青春，为自己一生的学术生涯做一总结，是我晚年的奋斗目标，我会加倍珍惜此际遇。2004年西安美术学院杨晓阳院长聘我当客座教授，以帮助周晓陆教授创办美术考古专业，这也将是人生一大快事。

在已度过的大半生中，学术是我的第一生命。1997年和2003年我两度被评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现在还担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等职。已出版著作(包括合著) 28 部，发表论文(包括合撰) 50 余篇，也算是不枉此生了。然而我还是不满足，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多留下一些东西来。

此外，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我的社会活动相对较多。1993 年至1997年为陕西省人大代表，同时是陕西省政协委员兼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98 年至2002年为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科学界)；2003年至今为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科学界)。多次为文化、文物事业和群众关心的问题提出建设性提案和大会书面发言稿。其中大会书面发言稿《西部开发要以史为鉴》，被中国新华通讯社刊于《中国对外新闻》2000 年第12期上，并被中外30余家报刊所转载。又《关于制定各级考古单位按期移交出土文物的法规的建议案》，被全国政协选入《把握人民的意愿》( 全国政协九届优秀提案及复文选)第二卷中。与此同时，还大量参与对外友协与侨联工作。为了维护西安古都的历史风貌，我应邀担任西安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市规划委员会委员和市雕塑委员会委员，参与完成了张家堡广场、玉祥门广场、西华门广场、环城西苑的规划方案。并将继续努力，把自己的学识用于西部大开发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