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风 || 晁天义：师恩如山

师恩如山

晁天义

2011年11月20日下午六时许，在福建师范大学读博的陈鹏师弟打来电话，告诉我常师于当天中午福州讲学途中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噩耗传来，有如晴天霹雳，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久久不敢相信和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老师离去的这些日子里，十余年间与恩师交往、共处的许多镜头不期而至地闯进我的脑海，让人唏嘘扼腕，伤感不已。

初识常师，是在1996年的下半年，也就是我大学四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当时，就像许多怀揣学术梦想的青年学子一样，我报考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专门史专业的研究生。当时没有如今这么发达的通讯条件，多数人尚不知E-mail为何物，也难得有手机之类的奢侈品。在备考阶段，我和常师的一两次沟通都是利用信件和邮局电话完成的。我现在还依稀记得，常师在回信中对我报考他的研究生表示欢迎，并勉励我认真备考，还询问我的英语学习情况。老师的原话现在已记得不大清楚，但他信中苍劲、漂亮的字体，尤其是充满个性的“常金倉”三字的繁体签名，却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老师的回信和鼓励，使我如沐春风，格外激动，它不仅让我坚定了备考的决心，也让我隐约看到奋斗的方向。

经过一番努力，我和李金玉、王珩三人最终幸运地成为常师招收的97级硕士研究生，这也是他在陕西师范大学独自招收的首届研究生。获悉被录取的时间是1997年的三四月份。记得我第一时间打电话把录取结果告知常师，听得出来他很高兴，常师用极富山西地方特色的普通话向我表示祝贺，我激动得有些词不达意：“谢谢您……对我的帮助和指导……”没想到常老师风趣地说道：“不用谢，我还没有开始指导你呢……”林语堂曾经说过，最上乘的幽默代表着一个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在此后多年的相处过程中，我和其他同学一道经常领略常师的这种幽默，它总是传递给每个人无穷的快乐和欢笑，也使得那段看似艰苦平淡的求学生活充满着乐趣。我常想，这种幽默不仅体现了常师的光辉心灵和丰富智慧，更透露出一位恂然君子对学术、对生活的无比乐观和挚爱。

常师在生活中对待学生宽容和蔼，但在学业上却容不得我们有丝毫懈怠或马虎。与其他许多老师不同，常师的严厉并不表现为责骂或发怒。相反地，他似乎天生具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力量，这种力量随时随地影响着我们，提醒我们要努力读书，不能贪图安逸。

记得第一学期刚开学时常师讲授《公羊传》，要求大家在课后仔细阅读，他则会随堂抽查以便了解每个人的学习情况。有一次上课刚刚坐定，常师便问道：“天义，你说说‘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是什么意思？”我分明记得这句话正是《公羊传》中的，前两天刚好读过，只可惜由于自己读书一贯贪多务得、不求甚解，因此并没有真正明白它的意思。可以想见，我只能东拉西扯、随意发挥，支吾了半天，却始终未能说到点子上。老师对我的回答显然并不满意，但他没有因此而生气，也没有责怪，相反表情慈祥而平静，继续进行他的课程。以后读书浮躁时，常师当时的那种表情往往会浮现眼前，我的心中便不由得十分自责。

常师指导学生极为负责，备课、授课格外认真，而且从不因个人原因耽搁课程。除了课堂学习之外，他还要求学生每周定期到他家汇报学习情况，讨论和解决读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一次在他家，老师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我说在读《周礼》。老师问道：“《周礼》不好读吧？”“好读。”也许是为了自己那点儿可怜的自尊，给老师留一个好的印象，也许是因为自己当时对“好读”二字的理解过于肤浅，我便不假思索地迸出这两个字。研究生生活的第二年，我开始在常师指导下进行“禹步巫术与禹的神化”论文的材料搜集和写作工作。有一天，老师提醒我注意《周礼》中有一条关于“狸步”的记载，说它正好可以与我论文中涉及的“禹步”相参照。我自信曾经比较细致地读过《周礼》全文，但并没有这样的印象，于是带着疑惑在书中去查找，最后果然在《夏官·射人》中发现了那条重要的材料。至此，我又想起一年前老师关于《周礼》是否“好读”的问话，才意识到自己读书时并没有改掉一贯的敷衍毛病，难怪只能看出文字表面的东西，印象不深、效果不佳。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断提醒自己：一个会读书的人不应该只用眼睛，而应该像常师那样带着问题、带着兴趣去用心领悟。

唐人刘知几认为史才须有三长，而世无其人，故史才少。刚开始学读古籍者缺乏的恰好就是这方面的素养，以致经常让那些有价值的史料在眼前白白溜走，这就像愚者坐拥良田百顷、黄金满籯，却终不能致货殖一样。为了培养我们对史料的敏感性，引导我们从看似普通的史料中发现深刻的内容，常师曾多次启发我们说：“读书时，你们有没有过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大家面面相觑、纷纷摇头，以当时的学术素养来说，我们的确还不能理解读书为什么会有“心惊肉跳”的感觉。直至后来，随着专业知识的不断积累，当我们遇到新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突然间终于发现一两条相关的珍贵材料时，脑子里灵光一现，这才恍然体会到常师说的“心惊肉跳”其实就是王国维所谓“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样的意境。

在常师的严格要求下，我们在研究生阶段的后期便已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大多数先秦史方面的文献，当他授课过程中随口引用一段古文，又能从学生的眼神中看到积极的回应时，便表现得像个孩子一样激动而兴奋：“你们读书多了，我们就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了！”刚开始练习写论文，我往往不知道从何入手，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是最常犯的毛病。常师最反感的便是这种缺乏问题意识的无病呻吟之作，他曾以《礼记》里边的话告诫我们：“古人说：‘辞达而已。’写论文要开门见山，不要‘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扯得不着边际！”

惜时如金，不仅是常师对学生的要求，他自己也完全是这样做的。记得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周末是为我们这些人准备的，不是给你们准备的。”最初我只当常师是用这句话勉励我们珍惜难得的读书机会，以免荒废时日，但直到后来，我才发觉常师自己其实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在周末休息，因为每次到他家时，我都能看见沙发边上的小茶几上放着夹着纸条的书籍……

常师没有不少老师的那种保守态度，他总是竭尽全力地扶植和栽培学生，以教授学生为乐趣，因学生的进步为自豪，并认为这是他学术理想的延续。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有学生的文章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刊物发表时，他比学生还高兴。老师所担忧的，是学生们不能安心学业，甚至半途而废。为让学生做好论文、顺利毕业，被留在老师家中过春节，是不少人曾经享受过的“待遇”。记得有一年除夕，我打电话向他和师母拜年，他乐呵呵地告诉我：“今年热闹，有学生陪我一起过年呢！”

常师一生醉心学术，治学勤谨，以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手段和方法揭示历史规律，在先秦史、文化史、古代礼学、史学理论等领域发表大量优秀论文，持论恢宏、见识超卓。我想，要全面系统地评价常师毕生的学术成就与贡献，绝不应拘于一时一地，而应将其置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这样一个较长时段内才可能完成，这种工作并非浅薄如我辈者所能担当。我有幸前后两度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追随常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也因此目睹了十余年间常师学术思想变迁的大体轨迹。在常师的教导下，我由一个最初只是对史学持有向往和敬畏之心的懵懂青年，逐渐认识到这门学问的堂奥之深、宗庙之美。

常师认为，唯有为史学研究树一高帜，使之既不脱离现实，也不曲学阿世，而是借助于一套规范严谨的研究方法揭示规律、服务社会，它才能逐渐成长为一门地道的、有尊严的科学。常师经常对我们说：“一个人一生能开一朵灿烂的花，也就够了。”语气中透着一贯的幽默和乐观。我想，这句话的含义在于提醒我们：一个人既然选择了历史学这项事业，他就要有决心坚持学术理想，克服心浮气躁的毛病，要甘于寂寞、心无旁骛、矢志不渝。尽管天不假年，但常师几十年如一日将全部精力投入历史学这门“所有科学中难度最大”的科学（马克·布洛赫语）的探索之中，以文化史学的创建为突破口，在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提出一整套特色鲜明、自成体系的观点。

常师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丰富而厚重，而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在于他提醒治史者应破除形而上学式的思维方式，将理论与实证研究合二为一，致力于揭示具体人事背后的历史规律。古人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环顾20世纪中国史林，传道授业、著书立说者众多，然而像常师一样既重视实证研究，又强调史学理论思考的学者却并不多见。常师认为，史学方法犹如良匠的楩楠斧斤，是史学从业者的利器。从学科属性角度看，常师并不认为自然科学与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有本质区别，这也是他十分强调历史学家要善于从西方自然科学发展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原因所在。英国唯物主义和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一书，对于常师文化史学方法论的构建产生过重要影响，这本书关于科学方法论的见解，在常师《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得到进一步的解读和阐发。围绕方法论问题，培根曾经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他说：

历来处理科学的人，不是实验家，就是教条者，实验家像蚂蚁，只是会采摄和使用；推论家像蜘蛛，只是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网。而蜜蜂却是采取中道的，它在庭园里和田野里从花朵中采集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化。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正是这样，它既不是完全或主要依赖心的能力，也不是只把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收来的材料原封不动、囫囵吞枣地累置在记忆当中，而是把它们变化过和消化过而置于理解力之中。

与培根的观点类似，常师既反对史学从业者做蚂蚁一般的史料堆积者（以考证为目的的考据家），也反对他们做蜘蛛一样的空疏理论家（脱离实证研究的纯粹历史哲学家），相反他要求学生像蜜蜂一样“采取中道”，将史料和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做出新的创获。他曾说：“在我看来，历史学能否成为科学与其说是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个实践问题。这就像近代自然科学起步时期一样，它的成长不仅要有培根那样的理论家，而且要有伽利略、牛顿那样一批实验家。”

常师之为人，正如他的治学风格一般，刚正素朴、是非分明、表里如一。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人要想秉持自己正直的个性和品质，往往不仅需要坚韧弘毅、处逆不惊、百折不回的巨大勇气，而且还意味着要有更多的付出和担当。鲁迅先生说过，他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与此不同的是，在我的记忆中，无论遭遇怎样的挫折乃至不平之事，常师始终不愿对人心险恶之程度作足够的推测。甚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常师都坚持着那种“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做人准则，以君子之心、君子之道对待苦短人生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常师夙愿未了，中道崩殂，他的人生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当代学术界的众生百态，也留给我们无尽的遗憾和思考。

在参加完常师追悼会的返程途中，悲痛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遂写下一段文字，兹附于此，聊以表达一名弟子对老师培养之恩的无尽追念：

上天不仁，夺我恩师。乾坤倒悬，日月失辉。而今而后，学界失一巨擘，弟子失一明灯。转眼阴阳相隔，痛何如哉！先生一生正直耿介，疾恶如仇，治学勤谨，诲人不倦，为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中国史学处于转型期之历史关头，先生敢为天下之先，赫然揭露传统史学之种种弊病，于危机中寻转机，竭力开启史学研究之全新风气。先生以六旬之年，提出历史科学化之宏伟目标，勾勒文化史学之理想前景，于科学史学理论及方法论、古代礼学、古代神话、政治学研究等方面提出诸多精辟见解。先生之学博大精深、自成一家，先生之说振聋发聩、余泽广及。先生虽已驾鹤西去，然生命之价值，岂在修短？先生所存之道德文章，所传之学术精神，是诚可谓当代中国史学之一标杆。唯愿常门弟子精诚团结，奋发向上，俾恩师之学术遗产薪火相传、发扬光大！恩师千古！

《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书写历史的人，本身也会活在历史之中，我坚信常师的学术遗产和精神必将同天地而不朽，贯日月而永光！

（作者晁天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副编审。常先生1997级硕士研究生、2003级博士研究生。）

常先生与陕师大弟子合影（西安·1999年）

前排左起：史海娜、王易萍、常先生、王珩；

后排左起：胡谦、李金玉、晁天义、张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