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嶽史評 || 史念海：《全唐文補遺》序

《全唐文補遺》序

史念海

有唐一代，歷年三百，其間文人學士先後輩出，絡繹不絶，賦詩撰文，多稱譽人口。其詩篇的瑰麗繁雜，已爲其他王朝所難于比拟，而文章亦多名家，爲當時後世所珍視。各家文集見于兩《唐書》經籍、藝文志著録或不著録的就有數百家，見于其他文獻記載的，當更爲浩繁。宋初李昉等始撰《文苑英華》，雖曾廣爲採摭，號爲詞翰淵藪，亦實難于備載。稍後姚鉉繼編《唐文粹》，其中雖有《文苑英華》所不載的篇章，然以文粹爲名，則衡量取去，所捨必多。《文苑英華》一千卷，《唐文粹》才有百卷，這就難得相提並論了。

清康熙時，曾收集唐人詩篇，彙編爲《全唐詩》。嘉慶年間，更搜羅唐人文章，彙編爲《全唐文》。《全唐詩》九百卷，收詩四萬八千多首，作者二千二百餘人。全唐文更多至一千卷，收文一萬八千多篇，作者三千四百餘人。保存唐人作品，方便後世鑽研，自有一番功績。《全唐詩》以明胡震亨的《唐音統籤》和清初季振宜的《唐詩》爲底本，《全唐文》以清室内府所藏舊鈔《唐文》爲底本，兼採《文苑英華》、《唐文粹》和《永樂大典》諸書。因爲有所依據，故成書較速，以九百卷的《全唐詩》，前後兩年，即已告竣，這就顯得有些匆促，《全唐文》也似未能從容斟酌，故皆未必採摭無遺。清人陸心源就曾有《唐文拾遺》之作，正續兩編都凡八十八卷，可見其遺漏之多。陸心源的補苴，用力誠屬殷勤，也還不能説就已搜羅罄盡，仍需要羣策羣力，再接再勵。

當前政通人和，文教昌明，黨和政府對于保存和發揚我國固有文化素所關注，國務院設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划小組，各地也先後設立了相應的機構。承繼前代的遺軌，嘉惠後來的學人。這是盛世鴻業，必將永垂千秋。唐人詩文爲歷來文化巨擘，自應在重新整理之中。主持陝西古籍整理工作的吴鋼先生有鑒于此，奮勇當先，鋭意補苴，就先由《全唐文》着手，從事致力。

文章的體例自來是很多的。唐代各家文集中更是異彩繽紛，琳琅滿目。這不是説每家文集中都必須具備所有的體例。不過至少有一點仿佛是不可或缺的，這就是墓誌銘一類的文章。唐人飾終之典是相當講究的。只要力足以勝任，至少都有隨葬在墓内的墓誌銘。墓誌銘一般都是用以稱道墓主的家世門第及其生平事蹟，由喪家邀請文人學士執筆撰述。這是當時社會的風氣，也是文人學士難于擺脱的請託。一代文豪如韓愈者亦未能免俗。因而在唐人文集中這類文章都占有相當多的篇幅。這大都已經採摭入于《全唐文》之中。可是墓誌銘的撰述者未必都有文集，這就需要多方搜羅了。

唐代迄今，已逾千年。在這悠長的歲月中，山川雖未稍殊，陵谷變遷却難于避免。昔日的鬱鬱佳城，後來往往暴露于外，再加上人爲的破壞和發掘，隨葬的墓誌銘也就重返人間。長安和洛陽爲唐代東西兩京，畿輔所在，人口稠密，人物薈萃，其人身後就大多常眠于畿輔附近。洛陽城北的邙山，白楊蕭蕭，冢墓累累，爲他處所少有。近百年來，墓誌銘的出土，時有所聞。隨出隨散，流落失所。鐵門張鈁曾悉心收集，並構築千唐誌齋，妥爲庋藏。現在千唐誌齋所藏的唐人墓誌銘已影印問世，對于唐史的研習自是一番功德。長安諸鄉間亦多有出土者，第尚未聞有如張鈁其人者，對此多所經營。其他各地雖不能比肩長安和洛陽，一鱗一爪，亦彌足珍貴。

這些出土的墓誌銘正可以對《全唐文》多所補苴。金石之學素爲士林所重視，自來多有名家，以之證史補文，也早爲金石學家的能事。既有唐代墓誌銘出土，就不易捨之不加利用。不過出土稍晚的，前賢殆難寓目。吴鋼先生久居長安，亦常往來唐兩京之間，究心于當時的碑版墓誌，不僅多事搜羅，而且摩挲考訂，如數家珍。深念《全唐文》的多所疏漏，就進而從事補苴的工作。在他的主持之下，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諸同志殫心竭力，積年而彙成數百萬字，準備付梓，傳之後世。整理中于所收各篇統加標點，于其中俗别字等盡量通釋辨正，俾便于學人的應用。經過補苴和整理，也使全唐文更爲完善。

搜集墓誌，自屬不易，整理工作就更爲艱辛。雖説艱辛，諸同志却始終嚴謹從事，殊屬難能可貴。兹略舉數事，以見一斑。唐代墓誌文中常有一“”字。如豆盧承恩碑中的“胄蟣蝨”，喬崇隱墓誌中的“誕受祉”，王慶祚墓誌中的“寵辱無其心”，江夏李室女墓誌中的“宜膺祉”等。這是唐人的俗寫字，頗爲費解。而郭恒墓誌中則作“太原休人也”，又説“山北跱”。唐河東道太原府有介休縣，故知“休”即“介休”。又如唐人常將“貌”字寫作“㒵”或“皃”，如張撝墓誌的“皃足動人”，德妃王氏墓誌的“㒵掩瑶草”，“㒵”、“皃”均可釋作“貌”字。但是張士貴墓誌中的“率左隣而皃聚”，其“皃”字却不可釋爲“貌”字。因“貌聚”連書，並不成詞。《干禄字書》謂“皃”有兩解，一爲“貌”之俗寫，一爲“完”之俗寫。此處當釋爲“完”字。《左傳》隱公元年有“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可以作證。敦煌出土的書卷中就有不少唐人手寫的俗别字被誤讀誤釋，因而不宜稍事疏忽。唐墓誌中既有手書的俗寫字，复多脱衍和倒誤。如賈邠墓誌中的“公諱邠文美太原温氏夫人”句，《千唐誌齋藏誌》的編者在其圖版説明中將墓主姓名訂爲“賈邠文”，似屬欠妥。因以“文”字移上，則其下的“美太原温氏夫人”就頗爲費解。若以墓主之名爲“邠”，則依“邠”字之意，“文美”應是其字，誌文中所云乃是在“邠”和“文美”之間脱一“字”字。字形字義之外，所收誌文還多需考訂。如孫紓撰寫的孫公妻李氏墓誌的“遂以大唐乙亥歲六月十六日，終于東都敦化里之私第”，顯係漏略有關年號。考有唐一代的乙亥年共有四次，分别是高宗上元二年（公元六七五年），玄宗開元廿三年（公元七三五年），德宗貞元十一年（公元七九五年）和宣宗大中九年（公元八五五年）。誌文中謂墓主“外祖博陵崔稜，皇朝户部侍郎鳳翔節度使”。兩唐書有崔倰傳。傳中未載倰的籍貫，僅稱其爲崔沔之弟。崔沔，兩唐書亦有傳，謂其爲京兆長安人，是自博陵徙至關中的。唐人好以郡望相稱，故亦得爲博陵人。倰于穆宗時曾爲户部侍郎判度支，長慶二年（公元八二三年）出爲鳳翔節度使。與墓誌相符。則崔倰當即崔稜。穆宗在位，早于宣宗，故知誌文所謂的乙亥年，實爲宣宗大中九年，其間相差僅二十餘年，誌文中稱崔稜爲墓主外祖，亦合情理。這里所説的崔稜，與兩唐書所説的崔倰，稍有差異。墓誌稱其外祖父，當不至寫錯姓名，應以墓誌爲正。以墓誌糾正史文，自是有益史學。凡此諸端，雖是例證，其細緻謹嚴，亦可略見一斑。當前整理古籍工作正在方兴未艾之時，能如此細緻謹嚴，自當有助于此項工作的開展。

承吴鋼先生雅囑，樂爲之序，時年八十周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