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嘉言 | 学海拾贝之四：西方学者的汉语字母书写体系

本文作者：李葆嘉

一

引言

华夏汉语使用商代成熟的文字（象形→假借→形声）：一形一音一义，东汉末年发明反切注音。中国境内的西域和西藏民族语言，使用源自阿拉米字母（＜腓尼基字母）而创制的拼音字母。7~8世纪，已有用拼音字母记录汉语（或转写汉字）：一见于用笈多草体（＜婆罗米字母＜阿拉米字母）书写的西域于阗古文献（7~10世纪）中；一见于用藏文字母（＜笈多字母＜婆罗米字母＜阿拉米字母）书写的西藏古文献（8~10世纪）中。而用字母系统拼写汉语（汉字）则是元代。至元六年（1269），为译写帝国境内各族语言，元世祖诏令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Phags-pa, 1235－1280）创制蒙古国字，即“八思巴字”。在用八思巴字译写汉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规范，并在韵书中固定下来。流传至今的是朱宗文校订的《蒙古字韵》（1308）。此外，明朝中期（1436~1566），回族创制 “小经”文字（阿拉伯/波斯字母），用来拼写回族的汉语方言。

明朝晚期即16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来到远东，开始接触中国语言文字。与其母语使用的是罗马字母相比，他们对汉字充满了好奇和神秘感。在研习中国话（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多明我会会士最初研习的是漳州话，在中国澳门和广东的耶稣会会士研习的是官话）的过程中，开始在编撰汉语教材或汉语文献西译中用罗马字母记录汉字字音，继而编写双语词表或字典，进一步则用汉语罗马字撰写全文。西方学者制订的汉语书写体系，早期主要是16世纪末多明我会会士（西班牙人）制订的汉语罗马字以及耶稣会会士（意大利人）制订的汉语罗马字，晚期主要是英美 “领事馆汉学家”制订的汉语拼音字母。其中，19世纪中期美国传教士高第丕独创了方块字形式的汉语方言和官话的双拼字母系统。

二

多明我会会士制订的汉语罗马字

（一）高母羡的漳州话罗马字（1589~1590）

1589~1590年，西班牙多明我会会士高母羡（Juan Cobo, 1546－1592）把《明心宝鉴》（元末范立本辑录）翻译成西班牙语，此为用西语翻译中文书籍的第一部。高母羡所习中国语为漳州话口音，其书名用罗马字转写为Beng（明）Sim（心）Po（宝）Cam（鉴）。

书中还有若干汉语词的罗马字转写，也就是为漳州话制订了罗马字书写系统。为了便于传教士学习中国语文，高母羡还撰有《中语词汇》（Vocabularium Sinese）。高母羡主持撰写了漳州话的《中语基督教教义书》（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 1592），该书有两种罗马字版本（1605），现藏大英博物馆。

1595－1599年，西班牙传教士齐瑞诺（Petrus Chirino, 1557－1635）编有一部《中－西字典》（Dictionarium Sinno Hispanicum），手稿现藏罗马安吉利卡图书馆。在每个汉字下边用罗马字标注漳州音，右边用西班牙语释义。

（二）《漳州话文法》（1620）的漳州话罗马字

佚名书稿《漳州话文法》（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在介绍年月表示法时，记有Bang（万）leg（历）sy（四）chap（十）pe（八）ni（年），据此推测书稿约成于1620年。行文体例是，先列出汉语罗马字转写，再列出该中文字词，接下来用西班牙文释义。在汉语罗马字韵母上方，已用线条 /、 － 、 \ 、  \/ 、 /\分别标记汉语5声。

（三）徐方济《中－西字典》（1641）的汉语罗马字

1640年，西班牙多明我会士徐方济（Pater Francisco Diaz, 1606－1646，音译迪亚兹）编有一部《中－西字典》，全称是《卡斯蒂利亚语解释的中文字典，伟大财产和丰富词语，由在中华国王坚持不懈的传教士唐·弗朗西斯科·迪亚兹神父完成》（De Libris Sinensibus Bibliothecae Regiae Berolinesis: ubi praecipue de insigni Lexico Sinno-Hispanico）。行文体例是，先列出汉语罗马字转写，再列出该汉字，在下方用西班牙文释义。

比如：“Chām漳”下的西班牙文释义是：Una çuidad que se llama cham chēu de donde son las Sangleyos de Manila，其含义是“马尼拉生意人居住的城市叫漳州”。

徐方济还编有一部《官话字典》（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mandarina），西班牙传教士安东尼奥·迪亚兹（Antonio Diaz，1667－1715）曾加以修订，全书400页。安东尼奥·迪亚兹1700年来到中国福建传教，在此期间学会官话。他在前言中说，《官话字典》的语音要与清朝虞德升所撰的《谐声品字笺》（Hai xing phin tsu tsien）保持一致。

（四）万济国《官话字典》（1679）《官话文法》（1682）的汉语官话罗马字

1670年，西班牙多明我会士万济国（François Varo, 1627－1687）在福宁监禁期间编成《官话字典》（Vocabalario da Lengua Mandarina），参考了徐方济的《中－西字典》或《汉字部首》（Cabeçillas）。据柯蔚南（2006）研究，该《官话字典》的汉语罗马字音系包括声母21个、韵母53个、声调5个。此后，万济国1682年撰成《官话文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1703年刊于广州杨仁里圣方济各大教堂。该书行文用西班牙文，汉语部分则用汉语罗马字。据古屋昭弘（1998）研究，万济国指出官话有364个不带声调的音节，加上5个声调，共有1525个。万济国说明，他所记录的字词都是根据南京话的发音。

三

耶稣会会士制订的汉语罗马字

（一）罗明坚《葡汉字典》（1584－1588）的官话汉语罗马字

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 1543－1607，字复初），1579年来到中国澳门。1583年，同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一起来肇庆建堂传教。罗明坚率先用罗马字书写汉语字词，1584－1588年间在广东肇庆完成《葡华字典》（Dizipnario Portoghese- Chinese）。1934年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发现的一组未署名手稿，共 189页，其中第 32 页至 165 页是葡萄牙语和汉语对照辞典。据杨福绵考证，这部手稿是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华字典》。字典分三栏，第一栏是葡语单词、词组或短句；第二栏是汉语罗马字；第三栏是该汉语词条。据初步统计，葡语词汇约收 6000 余条，与之对应的汉语字词只有 5460 条，有 540多条葡语词未填对应的汉语字词。据整理，包括声母 23 个、韵母 52个，没有标注声调。附在辞典正文之前的《宾主问答辞义》（Pin ciù ven tà ssì gnì），共9页，是目前已知的第一份用汉语罗马字行文的文献。

（二）利玛窦《西字奇迹》（1605）的官话汉语罗马字

利玛窦曾撰写了4篇汉语文章，即《信而步海疑而即沉》、《二徒闻实即舍空虚》、《淫色秽气自速天火》和《述文赠幼博程子》，并给每个汉字加注了汉语罗马字。明末程君房（名大约，字幼博）将其编入《程氏墨苑》，1605年刊行于北京。习惯上把上述 4篇文章合称为《西字奇迹》（Hsi ju ch'i chi）。据研究，包括26个声母、44个韵母和5个声调，记录的是南京官话音系。1598 年，利玛窦第一次进京失败，在坐船返回南京途中，与传教士郭居静（Lazare Cattaneo, 1560－1640）等商量合编一部葡华字典，并且拟订了一套汉语罗马字方案，《西字奇迹》就是对这套方案的应用。与罗明坚式拼音方案相比，利玛窦式拼音方案增加了送气音符号和声调标注法等。

（三）金尼阁《西儒耳目资》（1626）的官话汉语罗马字

1626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编撰的《西儒耳目资》（Hsi ju erh mu tzu）刊于杭州。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译引首谱》总论，金尼阁的汉语罗马字方案包括25个字母，5个“自鸣”为元音，20个“同鸣”为辅音。第二编《列音韵谱》是从拼音查汉字，分五十摄，每摄分五声，每声内列小韵，每小韵一行，首列反切，次列罗马字，下列同音字；第三编《列边正谱》是从汉字查拼音，先列“万字直音总纲”，再按部首和笔画列出汉字，每字下有罗马字。从罗明坚的《葡华字典》到利玛窦的《西字奇迹》，再到到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来华耶稣会士最终完成了汉语罗马字方案的制定。

四

英美汉学家制订的汉语拼音

（一）马礼逊《汉言字典》（1851）的汉语罗马字

19世纪，英国传教士来华成为主流，成为新的汉语罗马字方案的设计者。作为最先来华传教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在广州编撰了世界上的第一部《汉言字典》（A Dictinary of The Chinses Language）。他用自己设计的汉语拼音系统给汉字注音，《汉言字典》不仅标注了官话读音，也标注了粤方言读音，由此催生了19世纪的方言教会罗马字。《汉言字典》共 6 册，1815 年到1823 年才出版完毕。此后，在其他方言区，传教士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教会罗马字，在南方的一些通商口岸传播。

（二）丁韪良制订的宁波话教会罗马字（1851）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字冠西，号惪三），以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著称于世。他在1850来华，在中国生活了62年。首先在宁波传教，1851年1月组织学社制订宁波话教会罗马字。其后，英国传教士哥伯播义（Robert Henry Cobbold, 1820－1893）用宁波话罗马字编写了《鄞邑土音》（Yinyi tu yin）。

丁韪良用宁波话教会罗马字编写了儿童科普读物《地理书》和《地球图》。《地理书》共四册，1852年在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刊印，第一册1859年重刊。1853年，《地理书》的姐妹篇《地球图》也在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出版。

丁韪良的宁波话教会罗马字影响了在华的西方汉学家和传教士群体。1870年，宁波出版的汉语罗马字书籍达50种以上，在整个吴语区甚至全国都是引领者。1854年前往京师，先后担任北京崇实馆校长到京师大学堂总教习。1906年春，上海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将翟理斯《华英字典》中的罗马字拼写法作为汉语拼音标准，他在次年向清廷表达了制订官话罗马字的建议。

（三）威妥玛制订的北京话罗马字（1859, 1867）

晚清开埠以后，大量西洋外交人员来华。他们学会了地道的汉语和方言，进而研究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他们对中国文化痴迷，不但为自己取了汉名，甚至把爱好放在主业之上，乃至成为汉学家，或转型为大学教授。这部分人员现在常被称作“领事馆汉学家”。1847年，英国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留意汉语罗马字系统，但那时无人记录北京话，汉语罗马字记录的是南方官话和方言。1855年，他在广州看到江沙维的《汉字文法》（1829）中附有一份北方话的汉字罗马字注音表。在此基础上，威妥玛制订了包括8个元音、18个复元音和25个辅音的北京话汉语拼音方案，1859年刊于《寻津录》（The HSIN CHING LU）。1867年，威妥玛编撰的《语言自迩集》（Yu-Yen Tzu-Erh Chi），成为第一本北京话教材。

《语言自迩集》中记录北京话的威妥玛式拼音体系，包含声母27个、元音 29 个（相互组合为韵母 40 个）。威妥玛用数字 1，2，3，4 来表示四声，写在注音的右上角。威妥玛式拼音的出现，使世界各国汉语语音意识发生了根本改变，威妥玛式拼音被广泛运用于邮政、海外图书馆中文藏书编目，后来成为在国际上翻译中国人名、地名的译音标准。

威妥玛式拼音的进一步推广得益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编撰的《华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这部字典是20世纪初期最流行的一部汉英字典。从1874年起，翟理斯着手收集编撰华英字典的资料，在宁波领事馆任职期间投入编撰工作。他邀请当时被誉为“研究中国方言的最高权威”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 1849－1926）标注汉语方言的语音。

1892年1月至11月，三卷本《华英字典》出版后，很快成为外国翻译和学生的必备工具书。该字典的实用性极强，由庄延龄用威妥玛式拼音标注了9种汉语方言语音和3种域外汉字音。《华英字典》的诞生，也被认作是威妥玛拼音方案的修订和确立的标志，由此威妥玛式拼音又称作“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

在1906年的上海举行帝国邮电联席会议上，决定以《华英字典》中的罗马字拼写法为依据，对中国地名的拼写法进行统一。为了适合打电报的需要，决定不采用任何附加符号，由此又被称作“邮政式”拼音。直到 1981 年联合国宣布在官方文件中一律采用汉语拼音来拼写中国人名和地名，威妥玛式拼音法在世界上通用了一百多年。英语中的一些中文借词仍以威妥玛式拼音出现，如功夫（Kungfu）、太极（Taichi）、道教（Taoism）等。在中国仍可看到其痕迹，如清华大学（Tsinghwa University）等一些有国际影响的专名。迄今，在英国、韩国、日本和港台地区，以及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华文教育中也有沿用威妥玛式拼音的。

（四）高第丕独创的汉语双拼字母系统（1855）

1852年3月，美国新教传教士高第丕（Tarleton Perry Crawford, 1821－1902）和夫人玛莎（Martha E. Foster Crawford, 1830－1909）来到上海，1863年起到登州（今山东蓬莱）传教。1855年，高第丕在《上海土音字写法》（A Phonetic Primer）中独创汉语双拼字母系统，“假作反切，合而取声”。为便于中国人接受，字母的基本笔画都是横竖，并通过添加三角、方块、圆点等标记发音特征，体现了简约性、区分性和紧凑性原则。1856年，他用这套字母系统拼写上海话，出版了《科学手册》。1856－1858年，出版了《圣经纪略》《伊娑菩个比方》（即《伊索寓言》）。

图2：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圣经纪略》，解读：耶稣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圣经纪略｜第二本。

图3：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伊娑菩个比方》，第1页。

1869年，高第丕与中国学者张儒珍（1811－1888）合编《文学书官话》（Mandarin Grammar），对这套双拼字母系统稍作修改以拼写北方官话，把声母称为“上半音”、韵母称为“下半音”，规定在直角或横线处画线表示声调。与传统汉字区别，而称为“新字”。1872年，高第丕在《配音书》中制订了登州方言双拼字母系统。1888年在《中国方言书写的音符系统》（A System of Phonetic Symbols for Writing the Dialects of China）中说明了制订这套系统的缘由、原则和目的。高第丕自信这套双拼字母适用于汉语官话及方言，只要依据方言适当变化，便可实现汉语的拼音化书写。

END

比特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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