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西方广泛传播的时期，也见证了全球范围内女性主义运动的 蓬勃发展。如果说这两者的结合为美国左翼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群众基础的 话，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现代科技的发展、教育权利的普及则为美国左翼女性文学的发芽和 成长提供了契机和物质条件。美国左翼女作家将女性在家庭生活、社会运动、自我发现等领域 的独特经历借助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延续和发展女性书写的历史和传统，彰显左翼文学自身 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美国左翼女作家并非一个界定鲜明的固定群体，她们是 “一群松散的联系在一起的女作家，她们在激进的年代里在学术、文学、政治等各方面受到左翼运动的影响，并在不同程度上为左翼运动做出了贡献”（Nekola and Rabinowitz xii）。左翼女作家们的作品内容和风格不尽 相同，现实生活中身份各异，她们自身的政治立场也不断发生变化，但她们相信个体命运由社会力量决定，于是在作品中进行社会批判，揭示和反思女性群体的生存状况。她们的写作整体上构成了激进的女性写作传统，从女性主义的角度丰富了美国左翼文学。对左翼女作家群的研究，关注的是左翼文学作品中性别意识的投射，其目的是要确立女性作品在反映社会关切与个人意识等方面“作为艺术形式的连续性和合法性”（Showalter xxxiii）。 

虽是松散的作家群的集合，但同为女人的自然属性和同为受剥削、受压迫者的社会属性使美国左翼女作家之间形成了天然纽带。美国左翼女性文学天然地具有集体情结，具有关注社会、承担社会责任的抱负，因而可以说共同体意识是美国左翼女性文学的天然特质。20世纪 美国左翼女性文学的发展分为以下三个时期：30—40年代以性别和阶级意识的觉醒为特征的旧左翼时期；60年代以文化和审美转向为特征的新左翼时期；90年代后以反思和重建为特征的当代左翼时期。本文考察不同时期美国左翼女性文学中共同体主题的书写，探究其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和文化内涵，并思索这一共同体思想所同时具有的解构和建构功能。

左翼女性文学与底层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要求密切相关，同她们挑战传统的性别固化、争取更多社会认可的内在要求相关。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情况不同，整体而言，女性的传统角色被定义为贤妻良母、“家中的天使”。她们的生活空间和活动范围被隔离在家庭的狭窄空间里，她们的自由和权利都受到了制约。这一状况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得到改观。 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科技和发明应用于生活而将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客观上造成市场劳动力相对缺乏，女性可以承担原本只属于男性的工作和责任。社会参与意识的增强提升了她们的自信心和权利意识。她们不但对自己作为 “附属” 地位深感焦虑，对被隔离的状态也倍感不安。“男权社会设立价值体系及行为准则把女性置于各个不同的单元里，唯独不给她们作为一个性别显现共在的机会……女人无处不在，同时又不在任何地方，身为女性的个体的不安和恐惧无以名状”（魏天真 92）。作为对抗，女人们则自然地向女性群体靠拢并试图仰仗集体的力量获得帮助和社会认可。突破阶级和男权 屏障，建构和书写女性自己的共同体成为美国左翼女作家的追求，也成为20世纪30—40年代旧左翼女性文学的显性主题。马瑞戴尔·勒苏尔（Meridel Le Sueur, 1900—1996）是美国共 产党党员，也是美国作家联盟中为数不多的女性代表。她的代表作《姑娘》（The Girl）体现了左翼女作家建构纯粹女性共同体的努力。 

小说主人公是一家非法小酒馆里的女招待。“姑娘” 出身贫寒、一无所有，甚至连名字也从未被提及而只被酒客们呼为“姑娘”。短短几个月这位从明尼苏达州乡下来到圣保罗谋生的女孩就经历了被酒客骚扰、被男友殴打、被坏人欺骗卷入银行抢劫案，意外怀孕后被孕妇收容所强制收容并引产等种种不幸。身处绝境之时，与她同样贫穷艰难的女伴们给了她照顾、帮助，引领她走近集体，感受姐妹情谊的温暖。 

《姑娘》的题记摘录了《旧约·耶利米书》的诗句，“压迫者的存在致土地荒凉，姐妹们的苦痛让我心悲伤”。在女孩的成长过程中，勒苏尔特别为其营造了包括同伴克莱拉、贝尔、领 路人艾米利亚在内的几乎清一色的女性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的陪伴和帮助下，“姑娘” 慢慢 理解造成女性悲惨命运的根源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而拯救的唯一出路是联合起来进行反抗。这一阶级意识的觉醒同主人公从女孩成长为女人和母亲的女性独特经历结合在一起。小说中 新生儿的出生是故事的结尾也是高潮部分— “女孩” 将刚出生的女儿命名为克莱拉，以纪念自己刚刚去世的好姐妹。小女孩的出生因此有了象征意义，她成为纽带将 “女孩” 同自己的 母亲、孩子、姐妹们连成一线。有论者评论道，“这是我们母亲一代的故事。它也是我们的故事。这是一扇窗户，透过窗我们能看到我们的祖母们、曾祖母们……”（Tilsen, “Afterword”）。 

这一结尾似在暗示，姐妹们的情谊深重，她们之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近乎一种血缘 （blood tie）联系。马克思指出，在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不得不在极大程度上依靠血缘、地缘等联系组成共同体才能应对艰苦的环境，他们被迫建立了一种宿命共同 体（田海舰 20—23）。女性建构的纯粹女性共同体类似这种宿命共同体，是她们面对阶级、性别等重重压迫和剥削时反抗并抱团取暖的有力形式。它同时兼有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所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的功能，“共同体主要是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 自然生长起来的，其基本形式包括亲属（血缘共同体）、邻里（地缘共同体）和友谊（精神共同体）”（转引自张志旻等 15）。 

女性共同体的确立将分散的女性个体凝聚起来，让她们在集体中获得认同感和力量，是实现价值共享和自我解放的重要路径。然而，姐妹情谊和女性共同体又是脆弱的、不彻底的、不 牢靠的。受制于经济条件和教育程度的不同，女性对社会活动的参与热情并不一致，因此女性共同体常常范围有限且流于形式。即使在共同体内部，也存在着阶级、种族、政治等各个层面的差异和分歧，比如无产阶级妇女和中产阶级知识女性的社会关注不同，黑人女性、少数族裔女性和白人女性的权利吁求不同等。这导致姐妹情谊和女性共同体往往成为一种悖论式的存 在。“要形成阵营及其力量，女性整体的同一性是必要的，而作为个体的人，又追求独特、独立和精神的丰富性。姐妹情谊就这样成为一个悖论”（魏天真 90）。这种悖论使女性共同体呈现两面性，只有遭遇外界尤其是男权社会的威胁侵害时，它才会团结一致，有效地发挥功用。 

小说《姑娘》中，女主人公的成长停留在她的顿悟时刻，她们的女性共同体如何发展，以 勒苏尔为代表的左翼女作家们并没有给出明确而清晰的答案。

对于共同体的吸引，并非所有女性都心甘情愿地选择接受。20世纪60—80年代，以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为代表的新左翼女性作家对女性共同体的理念就保持警惕和距离。女性主义、左翼运动与后现代理论的联姻，促使美国左翼女作家转向文化和美学领域内的 革命。 

1964年，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技术的统治压制了人的批判性、超越性和创造性向度，出现了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人不仅在生存状态上被彻底异化为社会大机器上的一枚螺钉，甚至连内心也被完全扭曲；他们不仅对自身被压迫的事实视而不见，甚至将统治力量强加的虚假意识当作内心的真正需求”（转引自姚文放、邵晓舟 101）。面对技术对人的异化，马尔库塞把解放的重任赋予了艺术。他认为艺术通过想象与虚构，与现实社会保持着距离，从而避免了被同化的危险。“因为艺术以幻想的形式自我疏离于现实，包蕴着为这个单维化社会见斥的其它诸种可能性，是人从被统治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最内在的灵感。艺术就这样被赋予一种广义政治学上的意义，成为一种反抗，是这个绝望 时代的唯一希望”（转引自程巍 100）。 

马尔库塞对社会解放运动中个人作用的强调和对艺术否定性特征的解析对桑塔格产生了深刻影响。她在1967年 “沉默的美学” 一文中指出，当今艺术正走向与艺术家的分裂，走向对主体、客体、意象的消解，走向反艺术，走向沉默。“沉默” 既是言说形式，也是美学思想，可以体现为艺术家的自杀、发疯、放弃创作等生活态度和行为艺术，也体现在创作中有意设置障碍、拒绝交流的姿态，作品中直白的、极简的语言、荒诞的、离经叛道的情节和形式等。其实质是一种陌生化手法、休克疗法，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获得更感性的艺术体验，因为简化了的表现手段能更好地吸引人们的关注（Sontag 7—11）。 

桑塔格的 “沉默的美学” 正是马尔库塞所谓能否定和超越现存社会关系的艺术。在60—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桑塔格也践行了这一美学原则。她的主人公大都是生活在 “土星的星象下” 忧郁的思想者、敏感的艺术家、文化贵族。例如，面对自我分裂的精神危机，《恩主》中的希波赖特选择让梦幻主导生活、阐释生活、取代生活；《死亡匣子》里的迪迪用死亡摆脱意识的重负；《火山情人》中的爵士沉浸在收藏的世界里，对艺术的符号维苏威火山怀有无法比拟的热情；而《美国魂》的主人公弗拉特法斯小姐则选择以情色颠覆自己中规中矩的生活。 

“沉默的美学” 以虚幻和反常的形式应对生活的异化和困难，内含自由、平等与民主的思想，是实现自我解放的一种美学乌托邦。然而，“沉默的美学” 将艺术作为抵御生活异化的唯 一手段，这一唯美主义式的理想不仅虚幻，而且自相矛盾。它自身是一种反常化的激进美学，对生活的回避和疏离造成了艺术和社会之间更加严重的分裂，实际上就是放弃了艺术对生活的表现和阐释。它不会带来艺术的自我解放，反而会将艺术在自我异化的道路上越推越远 （张莉 iii）。因此，无论是希波赖特，还是迪迪、爵士、弗拉特法斯小姐，他们最终都陷入自我分裂、自我否定的无限循环的怪圈中，无法确立个人的身份，找寻不到意义与价值。 

虽是美国新左翼女性作家的代表，桑塔格却拒绝为女性主义代言，“作为女人，我个人对女人怀有无限忠诚，但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的、具体的女人的文化。女性的作品同男性的没有什么实质区别”（qtd. in Schultz 34）。在她看来，强调女性身份的行为客观上起到了自我隔离的效果，在赢得作为女性身份的同时，失去了作为个体的、有着自由思想的人的身份。桑塔格对女性主义的态度同她的文化和美学态度有内在的一致性：女性共同体是一种画地为牢、 自我禁锢、泯灭个性的愚蠢行为，不仅不会带来女性的解放，反而将话语权拱手相让。桑塔格 更关注超越性别的人的精神解放。她的美学救赎生活的思想，既反映出60年代大否定、大拒绝的时代情绪和她对民主、平等的新文化秩序的追求，也折射出对旧左翼精英文化品质和自由知识分子身份的维护。 

以桑塔格为代表的新左翼女性作家，一方面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为包括女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弱势群体呼吁平等权利，另一方面也对整个社会都面临的更深层次的精神危机进行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新左翼运动逐渐褪色。随着美国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际新政治局势的形成，阶级斗争不再是左翼运动的主题，社会运动也不再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主战场。他们纷纷进入大学，投入到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同精神分析、新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生态主义等理论思潮相结合，焕发出新的活力。另一方面， 全球化与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让左翼运动开始从一国走向国际。新时期的左翼运动开始关注 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美国的激进运动开始明显地转向，阶级斗争已成为过往云烟，和平、 生态保护、性别歧视、种族压迫等微观政治成为左翼的新阵地”（吴琼 248）。 

这一时期美国左翼女性主义理论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是学院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跨学科妇女研究结合，挖掘被忽视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建构女性写作传统；二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理论结合，反思和批判传统左翼文化和左翼运动。前者以肖瓦尔特 （Elaine Showalter, 1941—）的多本论著为代表，后者以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 1942—） 的理论探索为标志。 

肖瓦尔特的《姐妹们的选择》把视野扩展到了阶级、种族和地域差异对女性文学的影响。她分析了美国女性文学作品中极重要的意象 “百纳被” —缝制 “百纳被” 是一项集体工程，既隐喻私密性和姐妹情谊，也象征美国女性文学的丰富性、多元性（Showalter 148—150）。 她的新作《女性陪审团》首次整理和分析了350年来美国女性创作，是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文学史巨著。肖瓦尔特对于女性文学的发展持开放态度，她认为 “女性文学并不会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存在，而将在全球化的洪流中被融入到一个更为宽广的、不考虑性别甚至国别的大写作背景”（转引自陈彦旭、李增 167）。 

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中，斯皮瓦克挪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个范畴（使用 价值、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剖析女性在这一价值关系中的位置。她还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原则引入女性主义研究，“将历史和政治引入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的结果，会引导我们回到对殖民主义心理分析的起点。将经济文本引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结果，则会凸显新帝国主义的操作机制”（斯皮瓦克 314）。斯皮瓦克的研究范式和文化思想深化了我们对文化政治多元化的认识。“她给我们粗略地描述了一个新/ 后女性主义的批评框架，这一框架的基 本特征就是反本质化，强调要在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多重决定因素中考察女性与男性、女性与社会经济关系、女性与历史、女性与文学、性别与阶级和种族等等的复杂关系”（吴琼 282）。 

在文学创作领域，美国左翼女性文学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性、责任感和现实关怀。“9·11” 事件的爆发为左翼知识分子提供了社会批判的契机。女作家克莱尔·梅苏德（Claire Messud, 1966—）的小说《皇帝的孩子》反映出 “9·11” 文学与当代美国左翼思想的融合。 

《皇帝的孩子》既指涉安徒生童话 “皇帝的新装” 中皇帝的虚伪、龌龊，又暗含皇帝与他的孩子两代人之间的对峙关系。小说里的 “皇帝” 是现年60岁的左翼知识分子默里·思韦特。他是60年代新左翼运动中著名的反战人士、人权运动斗士，号称为人民代言的纽约知识界的 无冕之王。默里的完美形象在 “9·11” 恐怖袭击事件前后逐渐被身边年轻一代的左翼知识分子解构。他的自私、虚伪、孱弱无力、言行不一被一一暴露，最终导致他们向他发动了 “袭击”。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在对默里及其代表的过时的左翼文化 “脱冕” 之后，年轻一代惶恐地发现，他们并没有能力实现超越。所谓脱冕，也终究沦为一场话语狂欢。 

当代美国左翼女性文学更多地表达知识分子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她们直面各种社会不公，敢于口诛笔伐，同时也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她们守护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批判性，是作为社会良知的纯粹性。

美国左翼女性文学的共同体意识和表述历经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既表达了建立纯粹的女性共同体的渴望，也体现出对消解性别特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怀；既有深入生活的高度社会化的姿态，也有背对生活进行的艺术乌托邦的浪漫构想；既有对主流社会价值观的挑战，也有同它们协作甚至跻身于主流价值观内部去发声的雄心抱负。 

美国左翼女性书写中共同体意识的产生、发展和转变体现了在面对贫困、歧视、战争、暴力、异化、恐怖事件、全球危机等各种问题时，20世纪社会各个阶层女性的感知、反馈和思考，反映出她们参与意识、联合意识以及社会责任意识的觉醒和增强。共同体是个体权利和自由的重要保障形式，但它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个体的权利和自由。马克思指出，真正自由的共同体的达成，不仅需要社会有高度发达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能力，更要有高度发达的精神财富和能 力。因而也许只有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共同体才能实现，也许也只有到那时，美国左翼女作家的共同体困境和焦虑才能彻底纾解。

说明：

1. 因平台版式及编辑需要，本文未加原文英文摘要、关键词及参考文献等内容，具体可参考期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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