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卡诺小说中的移民主题范式源于墨西哥人移民美国的历史。19世纪末开始，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进而发展为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其天定命论及其相关的财富神话深深吸引着拉丁美洲各国的人民，其中墨西哥与美国的渊源更甚。美国西南部诸州曾经是墨西哥领土，被归化的墨西哥人保留着与母国的文化血脉，逃避动荡、到美国谋生成为众多墨西哥人的选择，在墨西哥革命时期（1910—1919)、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经济危机期间尤其如此。

移民对美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是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文学书写的一个重点，更是奇卡诺文学的代表性范式。维拉里尔 (Jose Antonio Villarreal, 1924-) 的《美国化的墨西哥人》(Pocho, 1959)、瓦斯科斯 (Richard Vasquez, 1928-1990）的《奇卡诺人》(Chicano, 1970)、伊斯拉斯 (Arturo Islas, 1938-1991) 的《雨神：沙漠故事》(The Rain God: A Desert Tale, 1984)、莫拉利斯（Alejandro Morales, 1943-) 的 《制砖人》(The Brick People, 1998) 都是奇卡诺文学中现实主义移民主题的作品，它们以墨西哥革命时期的墨西哥和美国为背景，其人物既有遭受了理想挫折的墨西哥革命者，也有饱受战乱生活困苦的普通墨西哥人。这类以移民人物和移民经历为主题的小说可称作移民小说。奇卡诺移民小说多以墨西哥移民从南方往北方迁移、并最终在美国落地生根的经历为脉络，以人们的线性移动和地理空间的变化为线索，讲述移民及后代的身份变化和文化适应，书写代际间的血脉延续和文化传承。

这些移民小说凸显政治动荡和经济困顿在移民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在被称为 “第一部奇卡诺小说” 的 《美国化的墨西哥人》 中，胡安·卢比奥代表了墨西哥革命时期遭受挫折的革命者。在1923年革命领袖维亚被暗杀之后，卢比奥改良社会的梦想破灭，加之生活困顿，他被迫携家眷迁移到加利福尼亚。《制砖人》 讲述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加州西蒙斯3号砖厂的历史，厂址的变迁、砖厂的运作模式、墨西哥工人的招募等环节，都透视出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加利福尼亚被割让给美国后，尤拉莉亚夫人的庄园被侵占，儿子被害，她神秘的死亡和诅咒成为西蒙斯家族未能逃脱的魔咒；砖厂采用西班牙庄园模式运作，使用来自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然而这些为加利福尼亚创造财富的人却遭到小镇居民的抵制和歧视。究其原因，美国和墨西哥的政治经济力量悬殊正是移民的驱动力。

20世纪80年代以后奇卡诺移民文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移民社区和移民人物在族裔社区内的经历成为一个代表范式。希斯内罗丝 （Sandra Cisneros, 1954-） 的 《芒果街上的小屋》(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1983） 和 《喊女溪》(Woman Hollering Creek and Other Stories, 1991)、维拉蒙特斯 (Helena Maria Viramontes, 1954-） 的 《飞蛾和其他故事》(The Moth and Other Stories, 1985） 和 《在耶稣脚下》(Under the Feet of Jesus, 1995)、德梅特里亚·玛提内斯 （Demetria Martínez, 1960-） 的《母语》(Mother Tongue, 1990） 等均聚焦于移民社区，移民经历与美国梦之间的协商是重点，女性成长主题得到充分观照。《芒果街上的小屋》 以 “房子” 这一物质意象作为主线书写移民社区内移民的美国梦，讲述美国财富神话下的女性成长。维拉蒙特斯塑造的移民人物形象有 《在耶稣脚下》 中的弗洛雷斯，《加里布小吃店》(“The Cariboo Café”) 中的姐弟二人和无名母亲。这些人物为了谋得更好的生活而移民美国，他们的移民经历中投射出父权制下的经济架构。例如，短篇小说 “喊女溪” 的主人公是墨西哥女孩克莱奥菲拉丝，在生活的重压下她向往着电视剧里中产阶级女性的优雅生活，当一位求婚者许诺带她去美国时，她仿佛看到了摆脱贫穷的希望。在美国没有经济独立的克莱奥菲拉丝不得不忍受丈夫的暴力和背叛，最终她决定逃回墨西哥。诚然，主人公的移民经历之痛令她觉醒，美国梦的破灭让她意识到以尊严为代价的衣食无忧令人窒息；然而，值得商榷的是，这种人物塑造是不是有理想主义之嫌？因为女主人公回到墨西哥后的首要问题还是生计，而这正是她曾努力逃离的生活。

21世纪的移民小说不像先前那样书写家族历史或者代际传承，而是集中于移民过程，重点书写人物穿越边界的经历，映射地理空间的政治表征。代表作品有维克多·里奥斯 （Victor Rios）的《街头生活：贫困、帮派和博士》(Street Life: Poverty, Gangs, and A Ph.D., 2001)，瑞娜·格兰德的《越过万水千山》(Across a Hundred Mountains, 2006）和《我们之间的距离》(The Distance Between Us, 2012)，安娜·卡斯蒂略（Ana Castillo, 1953-）的《守护者》(The Guardians, 2007)，威尔·郝博思（Will Hobbs, 1947-) 的 《穿越铁丝网》(Crossing the Wire, 2006）等。这些作品多采用主要人物内聚焦的叙事模式，从局内人的角度解释移民背井离乡的社会历史；或者运用生命书写范式，基于文学的真实讲述移民经历。作品人物都是非法移民，有的曾经是街头帮派成员，最终通过教育成长为知识分子；有的曾经是拉丁美洲的留守儿童，移民之后依旧挣扎在社会的底层。

小说情节多涉及墨西哥国内的经济衰退、经济结构畸形和犯罪猖獗，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墨西哥社会的再现。《我们之间的距离》 中父亲为了挣钱盖房而远走美国，“他进退两难，要么两手空空地回墨西哥，那以后可就抬不起头来了；要么待在那里，拼命挣钱，寄钱给妈妈。他选择了后者，希望他们两个能够赚够钱盖房子，那可是他们的梦想啊。到那个时候，他就能够昂首挺胸地回到家乡，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Grande, 2013: 7)。在 《穿越铁丝网》 中父亲在美国打工时死于意外，年仅11岁的维克多就开始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他每天辛勤劳作但依旧连年亏损，因为玉米收购价被美国大财团故意压低，普通农民根本无力竞争，维克多无奈之下才考虑偷渡美国以帮助母亲维持生计。尤利亚（Luis Alberto Urrea, 1955-）的《去往美丽的北方》(Into the Beautiful North, 2009） 聚焦于危险的穿越国界，反映墨西哥的贫穷混乱与美国的富足繁荣之间的巨大反差。这些小说都涉及 “危险的穿越” 这一主题，如警察对移民的无情殴打和肆意侮辱，公共汽车司机和匪徒暗中勾结偷窃移民的财物，黑帮在野外进行伏击、抢劫，均指向了经济因素这个驱动力。维拉蒙特斯的中篇小说 “加里布小吃店” 以两条故事线索揭示了经济驱动背后政治与经济的勾连：在内战中失去幼子而精神错乱的母亲，将女孩的弟弟错认作儿子，被警察当作诱拐儿童的嫌疑人而击毙，移民的生命在法治国家的国家机器面前不堪一击，迷路的非法移民姐弟因此被警察解救下来。然而，这个结局与故事开头姐弟二人时刻躲避警察的情节存在矛盾，问题也接踵而来：被国家机器解救的非法移民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小说凸显移民经历中的情感取向和移民诉求，对移民主题中身份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2019年美国非法移民总数为1030万，占移民总数的23%，占美国总人口的3% (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 2021)。移民问题特别是非法移民问题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甚至是不可言说的社会因素。文学中的移民主题即充分运用文学想象，呈现那些在现实中被强权压制的话题，如跨越边界背后的故事。

文学文本中显性移民主题的背后，投射出深层次的政治权力关系。《母语》 就是其中的一例。小说取材于20世纪80年代的萨尔瓦多内战，基于作者马提内斯帮助萨尔瓦多难民而遭到起诉的经历。19岁的墨西哥裔女孩玛丽亚在接待萨尔瓦多的政治流亡者罗梅罗时爱上了这个神秘的男子，小说通过他们的苦涩爱情故事呈现被战争和暴力所撕裂的个人生活，映射拉丁美洲的冲突和暴力。玛丽亚追求爱情，但是罗梅罗却认为没有自由保障的爱情是虚幻的，因为在萨尔瓦多的国家命运未卜之时，他不能为了爱情而停留下来，所以最终回到萨尔瓦多继续反独裁斗争。小说强调了文学虚构背后的 “真实”：“人物是虚构的，但背景是真实的。在12年内战期间超过75,000萨尔瓦多人丧命，大多数人死于政府军之手。内战正式结束于1991年，美国提供了6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一直是内战的支持者。美国国务院文献显示，美国政府高层非常清楚萨尔瓦多军事政权针对平民的暴力，包括1980年奥斯卡·罗梅罗主教被暗杀一事，但当权者对此视而不见” (Martinez, 1994: 扉页)。小说通过批评美国插手萨尔瓦多内战，质疑美国国家机器将避难者和移民非法化的做法。

从美国国家机器的角度看，这种立场也许有偏颇之处。然而，美国在历史上对移民合法性的界定并没有一贯的标准，隔离墙和检查站与边界本身也不等同。1924年之前美墨边境上未设立检查站，拉美移民可以自由跨越边界或返回家乡，跨界人数则取决于美国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即使在边界跨越的合法性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规定下来之后，移民身份合法性的判定依旧基于美国利益，甚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美国合法地接受了相当数量的非法移民，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60年至1962年的彼得·潘计划 （Operation Peter Pan)。经过中央情报局和天主教会的策划，美国政府专门给予经费支持该计划，各类团体和个人参与其中：“贝克发给沃尔什学生名单，沃尔什将名单转给古巴流亡者诺玛·伦伯格，她从戴德县科勒尔·盖布尔斯高中的艾格尼丝·艾尔沃德那里拿到相应数量的I-20签证表。沃尔什把这些签证表发给哈瓦那的贝克，贝克再发给学生的家长” (Triay, 1999: 18)。通过机构性的系列运作，该计划将14000多名古巴儿童和青少年运送到美国，以期用美式民主对他们进行教化，最终颠覆古巴共产主义政权。《母语》 展现的正是暴力衍生的意识形态背景以及权力关系，因此质疑美国对移民合法性的界定。因为美国政府的区别对待，真正面临生命威胁的萨尔瓦多流亡者难以得到政治庇护而被判定为非法移民，玛丽亚参与的救助同样也是非法的，避难所运动（Sanctuary Movement）被迫将罗梅罗等人送往加拿大。小说通过呈现这些权力关系，质疑国家机器对移民合法性的界定。的确，相比于美国政府同一时期对于古巴移民的做法，这种质疑是值得探讨的。

除了表达移民身份被国家机器所操控以外，移民小说还呈现了另外一种不确定性，那就是合法移民的身份非法化。合法移民会遭遇歧视、迫害等生命政治钳制，受到各种有形与无形边界的限制，如社区界限、阶层分化、薪酬差异，令他们和其他群体特别是主流文化群体区分开来，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可谓 “身份的非法化”。《制砖人》中砖厂需要大批的廉价高效劳动力，墨西哥工人是资方最理想的选择。在尚无国界警察和墨西哥移民法的时代，墨西哥工人都属于合法移民，他们的努力为蒙特贝洛注入了经济活力。然而，市民却对他们充满敌意，甚至给市政厅写抗议信，反对 “讨厌的墨西哥人” 到商店购买生活必需品。因此，墨西哥人被孤立在西蒙斯小镇这个移民社区，“墨西哥人与蒙特贝洛居民之间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因为建设之初就没打算让其成为任何城市的一部分” (Morales, 1988: 64-65)。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二者的矛盾更是被全面激发：美国民众将移民视为经济衰退的替罪羊，视他们为 “非法进入美国的外国人，没有权力享受美国公民的公共设施” (Morales, 1988: 194)。因此西蒙斯社区失火时，消防员只负责阻止大火向白人居住区蔓延，任由奥克塔维奥家的房子毁于一旦。墨西哥移民的家园尚且不保，遑论梦想的实现；他们不仅被砖厂围墙圈起，还被无形的围墙所困，成为 “合法的非法移民”。

无论移民是合法进入还是非法跨越，跨越边界与身份的合法性之间无法关联。大多数小说中的移民并没有衣锦还乡，因为他们大多缺乏专业技能，只能依靠体力劳动勉强维持生计，难以得到美国国家话语体系的接纳。同时，合法移民在美国境内的迁移貌似自由，实际上局限于种族和阶级的维度，他们背负着流动的边界，其身份的合法性因而令人质疑。所以，移民在获得工作机会、改善经济条件的同时，同样也受制于政治关系，经济表征与 “边界” 的政治延伸实现互文，令边界与身份的合法性界定趋于复杂，无论是非法移民还是二代移民，都难以逃脱其束缚。

移民小说话语的意义在于揭示合法性协商中遭遇挫折的梦想，而人物的成长正彰显于对梦想的再认识，话语建构的意义就在于个体经历文本化中的价值表达。奇卡诺移民小说典型地展现了移民经历和美国梦之间的协商。这类小说的主人公在试图跨越国界等边界中经历迷茫和迷途，最终依靠文学的教化力量而获得成长。

这些小说多带有生命书写的特征，体裁有自传、回忆录和自传体小说，多从第一人称叙事讲述人物的成长，追溯他们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迷茫、迷途和返航，代表性作品有路易斯·罗德里格斯（Luis Rodriguez, 1954-) 的《永远奔跑：在洛杉矶帮派中的日子》(Always Running: La Vida Loca, Gang Days in L.A., 1993)、《心连心，手拉手：在暴力时代创造家园》(Hearts and Hands: Creating Community in Violent Times, 2001）和《它呼唤你回来：跨域爱、毒瘾、革命和治愈的艰苦旅程》(It Calls You Back: An Odyssey Through Love, Addiction, Revolutions, and Healing, 2011)，圣地亚哥·巴卡（Jimmy Santiago Baca, 1952-）的《黑暗中摸索：贫民窟诗人的回顾》(Working in the Dark: Reflections of a Poet of the Barrio, 1992）和 《立锥之地》(A Place to Stand, 2001)、里奥斯的《街头生活：贫困、帮派和博士》 等。这些小说的侧重各不相同，罗德里格斯讲述帮派犯罪和国家机器对少数族裔生命的钳制；里奥斯的回忆录重在讲述移民少年的成长与蜕变，但其中非法移民的危险越界和艰难生存令人印象深刻；巴卡强调了贫穷和阶级，以及其由此催生的丛林法则对青少年自我认知的局限。生命书写的叙事策略增加了叙述的可信度，但是记忆和回忆具有选择性和不准确性，个人叙述带有主观性，因此这种 “真实性” 也只是文学上的真实，本文将其划归到移民小说的范畴。

在这类关于墨西哥裔少年迷途的叙述中，移民少年成长中的贫穷困顿和阶级阈限是导致他们无所适从的直接原因。作品大都涉及少数族裔青少年在学校和社会中承受的种族歧视和校园暴力，他们因而以暴制暴，采取了简单化的方式来进行自我保护。他们在帮派中寻找认同，将暴力误认为男性气概，通过群殴、抢劫、火并、吸毒贩毒、强奸等暴力行为定义自我的价值。里奥斯在回忆录 《街头生活：贫困、黑帮和博士》 中讲述自己从非法移民到帮派成员再到伯克利社会学博士的经历，坦言贫穷、歧视等社会问题成为非法移民少年成长中的巨大障碍，所以在标题中即突出了 “贫困” 这一个要素。他认为，移民社区中贫穷混乱的环境对青少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我们的住处被称为 ‘贫民窟公寓’，学校里所有的 ‘坏孩子’ 都住在这里，这里非常糟糕。这个地方以暴力和毒品而臭名昭著，这和露丝女士居住的高档中产阶级社区有着天壤之别” (Rios, 2001: 79)。移民少年难以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在职业生涯中处于劣势，经济驱动下的阶级阈限令他们难以突破现实的种种障碍。

《永远奔跑》 中，罗德里格斯回忆了自己加入街头帮派的过程，讲述了帮派之间的争斗和自相残杀，探讨帮派犯罪之社会根源。罗德里格斯两岁时随家人移民到了洛杉矶，在东洛杉矶的少数族裔社区长大。他们一家是合法移民，为了谋得更好的生活而来到美国，但是迁移使他们的阶级所属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墨西哥担任中学校长的父亲如今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常常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孩子们的教育。罗德里格斯在家庭中被忽略，在学校里因为文化差异而受到歧视，所以他11岁时就加入街头帮派，到17、18岁时他已经成为洛杉矶势力较大帮派的头领人物之一，中间经历无数次帮派间争夺地盘和势力范围的暴力行动，他的教育也因为数次被捕而中断。书名中的“奔跑”象征着移民少年努力摆脱各种枷锁的努力：“我们不断被捕猎，猎人群体很快就汇集了一大帮人：警察、帮派分子、瘾君子、卡威大街上勒索我们的那帮家伙，他们很快就沆瀣一气。有时候老师也加入进来，仿佛我们生来就带着无可饶恕的缺陷。所以我们始终生活在恐惧中，不得不一直奔跑” (Rodriguez, 1993: 28)。罗德里格斯认为，警察对墨西哥人社区的毒品泛滥和帮派斗争采取了放纵的态度，只要不危及白人社区就任由他们自生自灭；族裔少年面对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各种压制和歧视时，帮派的诱惑力无疑是巨大的。他指出了移民少年和族裔少年帮派犯罪背后的心理机制，“像帕德罗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加入帮派不是为了实施犯罪，也不是要去杀人、坐牢。对他们而言，帮派接受他们，给予他们所需的心理认同，因为他们需要这种认同来掌控自己的生活；他们在帮派中获得的力量，是其他组织，包括学校和家庭，都无法给予的”(Rodriguez, 2003: 25)，帮派成员间的所谓兄弟情义使他们彼此认同，帮助他们躲避来自学校和社会的挫折和失落。当然，他也承认，在没有正确引导的情况下，帮派活动很容易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他本人就见证了身边朋友一个个死于非命，进而萌发对这些社会痼疾的追问。

在罗德里格斯、里奥斯和巴卡等作家看来，能够让移民少年从迷途返航的重要一环就是教育，其中文学的教化不可忽略。巴卡21岁时因为贩毒、持械斗殴而被逮捕，在狱中服刑的6年半时间里开始自学文化知识，并且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经依靠写诗跟狱友换取烟卷，通过写作让自己头脑清醒，不至于随波逐流而彻底沉沦。由此看出，在精神贫瘠的监狱中，相比于麻痹神经的香烟，文学更具有陶冶情操、抚慰心灵的作用。同样，罗德里格斯在20世纪60年代奇卡诺运动时期参加社区和学校的族裔文化项目，如墙报、戏剧表演和阿兹特克舞蹈等，其他帮派成员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在游行、请愿等政治运动中，帮派之间开始停火，帮派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基于这些切身感受，罗德里格斯坚信社区的关爱和文化教育能够挽救迷途的青年。他致力于将其用于犯罪青少年的救助，充分运用文学书写的教化力量，发起公益活动，推进各类改造项目。第二部回忆录重点讲述他和同仁们为建立和谐社区所做出的努力，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帮派相关的少年犯罪问题，在族裔政治视域下追溯街头帮派的历史根源。第三部作品聚焦下层族裔青少年的 “生存怪圈”：帮派、涉毒、暴力犯罪、被监禁，如此循环，很多人在这个恶性循环的某个环节早早丧命。这部作品的重点在于 “回归”：标题来自罗德里格斯迈出监狱大门时警长助理对他的嘲讽 “你还会回来的” (Rodriguez, 2011: 1)，隐含了监狱和帮派对这些无所适从青年的诱惑；而他的文学创作、文学读书会，就是在艰难对抗自己 “回到过去的老路上” 的冲动，对抗国家机器暴力的挑衅。

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帮派、监狱、贫民窟代表了族裔青少年的阈限空间。移民被局限在这些生命政治治理下的族裔营地之间，他们的美国梦理想沦为了被暴力所标记的美国噩梦。幸运的是，其中的一些人发现了文学教化的力量，用文字建构起了文化认同和自我认知；这种凤凰涅槃式的成长能够越过监狱的高墙、超越种族和阶级的界限，直击被不同边界所隔离的灵魂。

纵观美国奇卡诺文学移民成长小说书写中的各个阶段，可以看出经济因素发挥的核心作用，即美洲地缘政治视域下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经济悬殊。移民在迁移中或者移民后代在成长中，均受到有形边界和无形边界的限制，阶级、种族的政治表征与边界隐喻达成互文，凸显出移民主题与政治经济的多重关联。文学正是通过书写不同类型的身份非法化过程，呈现被经济和族裔政治所裹挟的成长。这些移民小说同时讲述主人公如何谋求族裔文化认同、接纳自我，从而突破这些阈限，获得精神和心灵的成长。从美国文学整体来看，奇卡诺移民小说尽管涉及挫败的梦想，但也讲述了移民梦想建构和自我蜕变，迎合了美国主流文学的经典范式，在族裔性和美国性之间取得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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