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青龙 | 论跨文化传播人才的核心素养

素质教育是致力于提高国民素质和全人发展的教育，在我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居于中心地位。邓小平强调：“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5] 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6]，标志着我国全面实施素质教育。2006年，素质教育被写入了新《义务教育法》[7]，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8] 更是把素质教育上升到战略的高度。2017年，素质教育被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至此，素质教育成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推动着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9]，更是提倡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必将对年轻一代的素质教育和全人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素质教育和核心素养教育是并行不悖的。素质和素养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素质” 一词本是生理学概念，主要是指人的神经系统、脑的特性，以及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的生理解剖特点，这些特点是能力发展的基础。[10] 人的素质是人原本具有的、相对稳定的综合性质量或品质， 具有本源性、根基性、潜在性、综合性等特征。它起始于生命之初，经由生理、心理、文化、思想等四个不同层次，逐步生成、趋于完善。虽然素质是一个静态的整体抽象的概念，但因其是先天禀赋与后天教养的 “合金” [11]，因而着力提升后天教养以促成结果的优良性是关键问题。“素养” 是个体在特定的情境下能满足复杂要求与挑战，顺利地执行生活任务的内在先决条件。它强调通过 “知识、能力、态度、价值观” 的应对满足环境需求，其中 “态度、价值观” 是素养的根基。由于素养是后天习得的，是一个需要长期培育的动态概念，因此， 从理论上讲也应该是可测评的。素质通过 “知识、能力、态度、价值观” 的整合，特别是通过可教、可习、可迁移核心素养的培育，实现素质的结果优良。从这个角度来看，素质是素养的上位概念。[12]

核心素养是满足个人终身发展与社会进步所必需的关键素养，国际组织和学界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起，经合组织、欧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分别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指标框架。如欧盟提出了 “知识、能力、态度” 三个维度 [13]，经合组织将 “互动地使用工具，在社会异质群体中互动和自主行动” [14] 作为核心素养的主要内容。美国则更加注重学习、工作和生活技能，强调 “学习与创新技能；信息、媒体与技术技能；生活与职业技能” [15]。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以往的研究成果出发点不同、侧重点各异，但都从不同角度充分考虑了环境和个体的差异性。其中，沟通能力、协作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以及信息素养等均是各组织、各国关注的关键内容，而这些能力和素养正是基于未来对人才的需求而制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各国都十分重视信息素养在核心素养中的作用。在各组织和各国的核心素养指标体系中，均不同程度地强调了 “使用工具” “信息、媒体与技术技能” “数字化素养” “科学与技术” 等 “工具” 的重要性，这是因为信息素养是应对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关键素养。第四次技术革命以互联网为平台，以大数据、智能为标志性技术，开启了 “数据—信息—知识—智慧/价值创造” 迭代升级的互联网知识经济时代。[16] 大数据的本质特征是去中心化，让世界呈现无中心现象，然而数据的关联性又使得处处皆是中心，让一切皆有可能。智能技术的发展，强化了整体，弱化了个体力量，即人类集体价值仍存，个体价值呈现 “渐弱” 趋势。[17] 大数据、智能技术的这些本质特征让链接、赋能、共享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主题，促使 “协作” 从一种行为发展成为一种精神。而这与移动互联网原住民的群体特性产生冲突，他们多为独生子女，个性十足、特立独行，心理安全感较低。如何在 “享受高度自治” “协作共享精神” “固化责任” 等方面寻求平衡是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18] 如何培养学生适应信息社会的能力更是核心素养教育中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之一。

我国对核心素养的研究及应用几乎与世界各国同步，受到了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在20世纪80年代，教育界开始就素质教育的内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尽管最初的素质教育主要是为了革除应试教育的弊端，但经过多年的实践，素质教育逐渐深入人心，成为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核心理念。2014年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 “研究制订……高等学校相关学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各级各类学校要从实际情况和学生特点出发，把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要求落实到各学科教学中” [19]，明确提出 “教育部将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20] 这是我国首次以文件或者指导意见的形式，从国家层面对核心素养教育以及核心素养体系的建立提出明确的要求。《意见》显示出我国人才培养的指导方针从过去注重素质教育的 “结果”，到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 “培育”，强调 “可教、可习、可迁移” 的培育过程及实现路径，体现了加强教育质量过程管理的指导方针。2016年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不同学段的学生画了 “全人像”，即 “培养什么样的人”，突出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具体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21] 2018年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正式回应和落实不同学科、学段学生的核心素养培育问题。《国标》的发布与实施对于 “培养什么样的人” 将产生重大影响。

从素质教育到核心素养的培育，从侧重基础教育的素养培育到大中小学素养培育的全覆盖，显示出我国教育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人才培养的体系化建设取得初步成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尽管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但两者之间的割裂无疑是有害的，应该做到有机衔接，甚至构建 “一条龙” 的人才培养体系。戴炜栋提出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教学 ‘一条龙’ 体系” [22]，束定芳强调 “到了高中阶段，学习能力应该与思维品格相结合” [23]。事实上，基础外语教育与高等外语教育关系密切，在制定《国标》时，应该充分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前后衔接和互联互通。新近出版的《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以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教学指南》）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对《国标》进行了操作性分类和细化。如《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对 “素质” 做出了明确的描述：“本专业学生应该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良好的道德品质，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人文与科学素养，合作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基本素养。” [24]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国标》还是《教学指南》，对 “素质、知识、能力” 的规定，都是人才培养的底线要求，各学校应 “结合本校实际情况，确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和教学要求，彰显办学特色” [25]。

由此可以看出，素质教育中的核心素养不仅限于基础教育，大学阶段也应该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核心素养体系，并在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中充分体现出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学科门类众多的缘故，致使高等教育尚未建立起核心素养体系。尽管大学里的各个学科和专业内涵不同，但都应该结合自身的特点，建构起符合学科、专业规律，以及人才成长规律的核心素养体系，从而满足学生全人发展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本质上来说，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或者学科教育，因此，其核心素养具有不同于基础教育的稳定性、高阶性、多样性和丰富性。具体到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我们认为其核心素养的观测点应该围绕态度、价值观、知识、能力和工具五个维度展开，其中知识、能力和工具分别对应着学科素养、跨学科素养和超学科素养。学科素养强调外语知识和能力的专业本色。跨学科素养突出对人性、人情、人生、人际、人世的全面认知和素养培育，彰显其人文底色和社会成色。超学科素养则注重超越学科界限、以熟练掌握图像文字和软件等技术为主要特征的工具特色。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共同构成了外语学科人才培养的核心素养。

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为导向的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是外语学科新的使命与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外语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人才培养总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尽管不同时代对外语学科的需求不尽相同，但外语学科对内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外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定位不会改变。近年来，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各国竞争态势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如同一场综合性压力测试，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浮出水面，“治理赤字” “信任赤字” “理解赤字” “资讯赤字” “学术赤字” 和 “科技人文融通赤字” 成为人类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 “硬核” 表征。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中国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高校的学科和专业建设要主动对接国家需求，勇挑重担、积极有为。国际传播能力事关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也攸关中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外部环境。因此， 培养包括翻译人才在内的跨文化传播人才就是解国家之忧、纾国家之困、献国家之智的应有之意和顺时之举。

然而，由于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旨在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因此，在学科素养、跨学科素养和超学科素养等核心素养的内涵与其他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内涵存在差异。目前全国开设的外语类本科专业超过120个，都应该含有传播中国文化和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一般要求，但英语专业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方向和翻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都对跨文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跨文化传播人才的培养目标更加接近。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跨文化传播人才需要掌握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理论知识，因此，培养与之相对应的实践能力也是跨文化传播人才所必备的核心素养内涵之一。分析、比较、综合各类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我们认为，跨文化传播人才的核心素养应该包括过硬的政治素养、宏阔的格局素养、坚实的学科素养、融合的媒介素养、深厚的人文素养、赋能的科技素养和创新的实践素养七个方面。

过硬的政治素养是根本。政治素养是政治立场、理论水平和道德品质的综合表现，也是核心素养中 “态度” 和 “价值观” 在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中的显性观测点。跨文化传播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要求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一定的思想理论水平。在东西方矛盾加剧的背景下，特别是西方媒体恣意抹黑中国的情况下，加强跨文化传播人才政治素养培育显得十分重要。一方面，跨文化传播是和风细雨的工作，通过春雨润物细无声的交流合作传播中国文化；另一方面，跨文化传播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时常面临着复杂的局面，需要我们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清醒的头脑， 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保证国家利益不受侵害。例如，中国在很多国家开设了孔子学院或者孔子课堂，多数国家和民众对此持欢迎态度，但也有不少西方国家大搞政治操弄，对此我们要开展有理有节的斗争。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中，要充分认识到国际传播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严峻性， 把政治思想教育、立德树人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通过课程思政和正反两面，甚至多面的案例教学，系统性地使青年学生掌握政治理论知识，提升政治分析和综合研判的能力，培育过硬的政治素养。

宏阔的格局素养是境界。格局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境界，经后天学习而得之。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人视野有多大，格局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 实际上说的就是一种境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视野与格局决定着人生的高度。一个大视野、大格局的人善于站得高、看得远，具有长远思维、战略思维和综合思维，甚至对未来有先知先见之明。我国的儒家典籍《大学》里的三纲八目实际上道出了个体、家国、天下三者之间格局的修养之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26] 尽管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一种政治哲学，但其文字里所蕴含的格局素养不言自明。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语境下，从事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更需要一种大视野、大格局，从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例如，前不久，社会上流传着所谓的外语教育 “取消论” 和 “权重论” 的观点，外语界同仁对此给予了严厉的驳斥。我们认为，此种言论视野狭窄、格局不高，应该从内视角、外视角和全视角看待外语教育的功用。外语人才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建设者、中外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者，在提升国民素质、推动对外开放、培养跨文化思维、提升国际化水平和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中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 “一带一路” 倡议是高瞻远瞩的战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大视野和大格局。因此，我们在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时， 要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概念，既要有家国情怀，也要有全球视野，更要站在世界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待跨文化传播人才的使命和担当。只有这样，我们在面对复杂形势和局面时才会冷静而自信。格局素养是可学习和可迁徙的，要大量地阅读和系统性训练，更要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不断增强格局意识。

坚实的学科素养是基础。学科素养指的是与跨文化传播人才相关的学科素养，具体体现在专业领域。外语学科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其学科素养建立在外国语言文学知识、技能的基础之上，包括语言学、文学、翻译、跨文化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等。尽管培养外语专业人才与跨文化传播人才的内涵不同，侧重点各异，但都需要打好语言基本功，熟练掌握听说读写译语言技能，学习相关专业知识。以翻译专业为例，其课程分为专业核心课程和分类选修课程。专业核心课程既包括语言技能类课程，也包括基础性语言文化知识类课程，如英语国家概况、英语文学导论、语言学导论、跨文化交际等。分类选修课程分为口笔译类、语言学类、文学类、文化类、国别和区域类。由此可见，尽管翻译专业没有把国际传播当作主要的培养目标，但依然开设了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素养课程，因为没有坚实的学科素养，就无法胜任翻译的任务。同样的道理，若在外语学科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也必须加强外语学科素养的基本训练，否则基础就不扎实、不牢靠。需要指出的是，为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而开设语言学、文学等课程，并不是为了开展语言学或者文学研究，而是通过学习对象国语言，熟悉其语言特点和规律，进而掌握他们的思维方式。学习对象国的文学艺术，也不仅是了解其文学史、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而是通过文学研读，深刻洞悉对象国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从而在跨文化传播中以对象国民众可接受的方式，更加有效地、精准地传播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坚实的学科素养是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的基础。

融合的媒介素养是关键。融合的媒介素养不仅包括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素养，而且还包括 “正确地判断和估价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 [27]，是一种融合传播学理论知识、媒介基础知识，以及甄别、创造和传播信息技能的综合素养。长期以来，从事国际传播的工作者多数是外语出身，拥有得天独厚的语言技能优势。然而，若要在外语学科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就必须补齐媒介素养的短板。外语基本功好，又具有新闻传播专业的媒介素养，将使他们如虎添翼，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诚然，并不是所有学习跨文化传播专业的大学生都将成为从事国际传播的新闻工作者，但通过系统学习传播学理论知识和各种媒介传播技能，必将推动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一个新台阶。例如，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进一步落实和深化，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急需大批跨文化传播人才。虽然他们并不一定直接从事新闻传播，但依然可以依靠自己的专业特长，从事民间外交，整体上为传播中国文化服务。目前，教育部设立的双学位项目是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的一个良好契机。“外语+国际传播” 双学位项目是发挥外语优势、实现双赢的有效方式。也许有人认为，学科之间的壁垒是制约跨文化传播人才的瓶颈，但我们可以通过学生跨院系选课或者实行教授 “双聘制” 找到破解难题之道。

深厚的人文素养是根基。人文素养主要指的是文史哲艺术素养，是跨文化传播人才必备的根基性素养。尽管现代社会日趋功利化，“人文危机论” “人文学科无用论” 甚嚣尘上，但在高校再怎么强调人文情怀都不为过。历史与实践证明，人文学科为科学技术发展准备了文化条件，例如文艺复兴解放了人性，为西方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思想和文化条件。中国当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也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分不开。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钱学森等人，不仅在科学研究上为人类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文化艺术上造诣很深，成就了他们完美的一生，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跨文化传播人才是人文交流的使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人文情怀和人文素养也决定了跨文化传播的成败。然而，由于我国的学科分类过细， 再加上长期积累的 “学科隔膜” 及固有的 “学科间性”，造成学生知识结构单一的问题。例如，外语专业的学生除了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某一领域比较熟悉之外，对中文、历史、哲学和艺术知之甚少。据笔者在上海高校的调研，91%的英语专业大学生在校四年阅读的中国语言文学经典著作少于五本。这种状况将严重制约跨文化传播的效果。一个不懂中国文化的人难以传播好中国文化。陈众议等学者，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大声呼吁，外语学科离自己的母体文化越来越远的现象值得反思，学习外语是为了洋为中用，要增强自己的母体文化。笔者也认为，应该加强中文素养培育，特别是在学科实力强的外语类院校、综合类院校和理工类学校， 要多开设中国语言文化的课程，或者鼓励那些外语好的学生到中文系选修课程，从而提高中文素养。中国历史文化是跨文化传播的核心内容之一，只有在人才培养中正视这一薄弱环节，弥补这一短板， 才能使国际传播更具思想性和有效性。

赋能的科技素养是手段。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学习方式和工作方式，而且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科技素养是工具素养的具象化表现，主要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技能和科学精神。强调科技素养并非是在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中要求学生学习深奥的科学理论知识、复杂的科学方法、专业性强的科学技术， 而是让学生掌握普及性的科学知识、常用的方法和技能，更多的是学习科学家的求真务实、勇攀高峰的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例如，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升级迭代和大数据技术的成熟，我们将生活在数字化社会中，如何拥有 “数字化生存能力”，提升数字素养将是一个考验。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 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要用图文声像制作短视频，这需要掌握一定的技术才能完成。正如梅宏院士所言：“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 数学的逻辑思维都是基础，学会用计算的思维去看待这个世界，学会编程和计算的原理，将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必备技能。” [28] 为了更好地应对跨文化传播的挑战，我们需要通过开设相关课程和合作研究， 让赋能的科技素养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有效手段。

创新的实践素养是路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核心素养的唯一标准。跨文化传播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因此高校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应该把实践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实践中检验知识、能力和水平，检验创新能力。目前《国标》和《教学指南》都对人才培养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如 “实践教学环节包括专业实践课程、专业实习、创新创业实践、社会实践、国际交流和毕业论文（设计）等” [29]。这些规定无疑对提升学生的实践素养大有裨益。然而，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除了一般的实践要求之外，应该更加注重到涉外传媒机构和涉外企事业单位去实习，甚至创造条件去国外实习，使其能够早日适应国际传播的特定环境。通过与外国人面对面的交流，感受中外文化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从而为更有效的国际传播做好准备。如果这样做确实有困难，我们可以采用与国外大学合作办学的模式，如 “3+1” “2+2” 的形式，或者在国内读完本科，再到国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方式，多渠道地加强实践素养的培养，在 “做” 和 “研” 的过程中提高创新能力。

上述七种素养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政治素养是立德树人的具体表征，是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的根本，应该贯穿于课堂内外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尽管高校培养的人才具有学科特征和专业属性，但培养具有过硬政治素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高校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 [30] 因此，应该把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政治素养放在人才培养的首位。格局素养也体现于政治素养之中，没有政治素养的格局素养容易在大是大非面前迷失方向。以语言文学为特征的学科素养和以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为特征的媒介素养是跨文化传播人才的一体两翼，两者缺一不可。人文素养，特别是中文素养以及科技素养都属于跨学科素养，为跨文化传播提供 “营养” “续航能力” 和 “手段”。实践素养是对其他素养的综合检验，也是创新的源泉。从政治素养，到学科素养，再到实践素养，体现了人才培养中的德艺合一和知行合一，从而使跨文化传播人才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中国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践行者。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许需要长期和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影响国际话语权的目标。中国从来不是一个谋求话语霸权的国家，跨文化传播的初衷是消除文化隔膜和偏见，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尽管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现代技术给国际传播带来便利，但由于部分西方国家存在意识形态偏见，导致很多有关中国的信息被误读、误解，甚至曲解。这就需要我们从文明互学互鉴、文化交流共生的角度，多渠道、多形式地在国际上传播中国的历史文化、制度文化、知识文化和科学文化，以及文化背后所蕴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传播中国文化急需有情怀、有使命和有担当的专业人才，而培养具有政治素养、格局素养、学科素养、媒介素养、人文素养、科技素养和实践素养的跨文化传播人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多学科协同、校内外合作、国内外携手，才能培养堪当大任的一流跨文化传播人才，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师资队伍建设。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讨论教师队伍建设、核心素养培育的路径和方法。但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博览群书，深入实践，不失为提高核心素养的基本方法，这对于学生如此，对教师也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