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申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雅讲席教授、人文学部主任，受聘为美国Narrative杂志顾问、Style杂志顾问、英国Language and Literature杂志编委、英美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顾问编委，连年上榜Elsevier在国际上高被引的中国学者榜单。研究方向：叙事理论与小说阐释、文体学、翻译学。
申丹 教授
本文英文原文载美国《文体》（Style ）2021年春季刊（集中探讨申丹这一原创理论的特刊)，为供多国学者探讨的 “目标论文”。本译文原载于《外国文学》2022年第1期，经期刊与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学术公众号推送。
[摘要］ 在不少叙事作品中，情节发展与 “隐性进程” 在富有张力的关系中共存。“隐性进程” 是一种强有力的隐蔽叙事动力，不同于以往挖掘出来的各种深层意义；它以其独特的方式使读者反应复杂化。显性和隐性进程在作品中从头到尾并列运行。情节发展本身可从各种不同角度阐释，而与之并行的隐性进程则进一步呈现出与之对照甚或对立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美学价值，邀请读者做出更为复杂的反应。这两种叙事动力以各种方式产生互动，从和谐互补一直到剧烈颠覆。当作品中存在双重叙事动力时，若仅仅关注情节发展——无论从多少种角度切入——都难免会对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美学价值产生片面理解甚或严重误解。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对叙事作品的探讨一直聚焦于情节发展。若要挖掘和解释“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动力，在叙事学、文体学和翻译学等领域，都需要打破长期批评传统的束缚，对现有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模式加以拓展或革新。
[关键词］ 隐性进程; 双重叙事动力; 各种互动；被忽略的原因; 理论拓展
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批评界一直认为模仿性虚构作品的叙事动力在于情节发展，它可以有不同分支、不同层次，也可从多种角度进行阐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批评界认为经典叙事学的情节分析模式过于静态，因此越来越关注对叙事动力的研究。布鲁克斯 (Peter Brooks) 的 《阅读情节》 (Reading for the Plot, 1984) 具有开创性，将注意力转向了情节和阅读的向前运动。费伦 (James Phelan) 延续和发展了布鲁克斯的理念，成为近几十年叙事进程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发表了六部探讨叙事进程的专著，第一部题为《阅读人，阅读情节》（Reading People, Reading Plots)。其他学者也陆续出版探讨叙事进程、时间性和叙事顺序的专著 (Richardson; Baroni; Dannenberg; Toolan; Marsh; Oubella; Currie; Baroni and Revaz)。这方面的论文也不断涌现 (Sternberg; Nash; Sandberg; Richardson)。这些论著联手，进一步阐明了叙事动力的本质和作用，也使我们能更好地把握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文旨在将注意力从批评界关注的单一叙事进程拓展到双重叙事进程，以便推进势头正旺的叙事进程研究。在很多作品的情节发展背后，存在我命名为 “隐性进程”(covert progression) 的另一种隐蔽的叙事动力，它在显性情节动力的背后，从头到尾与之并列运行。这两种文本动力邀请读者做出双重反应。具体而言，隐性进程和情节发展表达出相互对照甚或相互对立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美学涵义，以各种方式邀请读者做出更为复杂的反应 (Shen, “Covert;” Style; “Dual Textual;” “Progression”)。迄今为止，批评界忽略了在不少作品中存在的这样的双重叙事动力 (dual narrative dynamics)。我们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隐性进程” 如何不同于批评界业已关注的各种深层意义？隐性进程和情节发展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为何在长期叙事批评传统中，学者们会一直忽略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动力?读者怎样才能发现作者为了各种目的或出于各种原因而对隐性进程进行的各种伪装？在叙事学、文体学、翻译学以及认知研究领域，双重叙事动力要求如何拓展和革新现有理论概念和研究模式？
历代研究者一直致力于挖掘虚构叙事作品的深层意义。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又出现了各种挖掘深层意义的新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模式。这对更好地理解叙事动力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这些概念和模式无一例外地在情节发展的范畴之内运作，因此从本质上不同于我所说的 “隐性进程”。
(1) “隐性进程” 与 “隐性情节” 的本质不同
沃茨 (Cedric Watts) 提出了 “隐性情节” (covert plot) 这一与不少现代小说相关的概念，将之界定为 “或长或短的情节系列，其非常微妙和隐晦，带有裂隙和空白，因此在第一遍甚至第二遍阅读时都容易忽略” (“Conrad’s” 53)。譬如，在康拉德的 《黑暗的心》中，公司经理为了置竞争对手库尔茨于死地，秘密地把船弄坏并阻止其修复。不仅库尔茨本人对此不知情，连从旁观察的叙述者马洛也在库尔茨去世多年之后，还一直蒙在鼓里，更不用说读者了 (Watts, Deceptive 119-21)。正如沃茨所指出的，“隐性情节” 往往是一种 “阴谋或者欺骗”，构成 “延迟解码” 的局部手法，其运作方式是在情节发展的内部 “先展现某件事的结果，而 （暂时） 隐瞒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 (“Conrad’s” 53)。沃茨有时也将注意力引向 “更长的情节系列”，但他关注的依然是如何更好地理解情节发展本身 (Deceptive 47-52)。
里克特 (David H. Richter) 在另一意义上采用了 “隐性情节”，将之用于分析迪内森 （Isak Dinesen）的《悲伤田地》(“Sorrow-Acre”)。小说以18世纪70年代的丹麦为背景，显性情节描述一位寡母拼命想救出她的独子 (被指控放火烧了老爷的粮仓)。她需要在一天之内割完一大片黑麦田 (三个壮男的活)，老爷才能放她的儿子。寡母做到了，却疲劳致死。里克特所说的 “隐性情节” 是另一故事线条，其中心人物是老爷的年轻侄子亚当，他在寡母割麦那天刚从英国回来。这一故事线条聚焦于这位开明的侄子与封建的贵族伯伯之间的对照，并描述了侄子的悲剧命运。在以往的批评中，该故事线条或者完全被忽略，或者有所关注但被误解。不难看出，里克特的 “隐性情节” 是情节发展本身的一个分支，而 “隐性进程” 则是与情节发展并列前行的一股叙事暗流，其中心人物与情节发展中的人物相同，却暗暗表达出对照甚或对立性质的主题意义。
(2) “隐性进程” 与 “第二故事” 的本质不同
莫蒂默 （Armine Mortimer） 所提出的 “第二故事” (second story) 与沃茨的 “隐性情节” 有一定的相通之处。“第二故事” 指涉未被叙述的一个 “秘密” (如私通、谋杀等)，读者需要将其推导出来才能看到完整的情节线条。也就是说，“第二故事” 是情节的一个构成成分，而 “隐性情节” 则是另外一个叙事运动。莫蒂默还关注了另一种 “第二故事" (Fortifications)，它在作品后面被揭示出来，在曼斯菲尔德的《幸福》中，贝莎丈夫的外遇就是如此。无论是否最终得到揭示，“第二故事” 均为情节发展本身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3) “隐性进程” 与 “隐匿情节” 的本质不同
在探讨聚焦于无母女主人公的婚恋小说时，马什 (Kelly A. Marsh) 提出了 “隐匿情节” (submerged plot)，指涉女儿对已故母亲体验过的性快感的追寻。这种快感在父权制社会中无法叙述，却会暗暗影响女儿的恋爱，是其行动的一种隐蔽动因。不难看出，隐匿情节也在情节内部运作，不同于与情节并行的隐性进程。马什令人信服地说明：若能挖掘出女儿婚恋的显性情节与她追寻母亲性快感的隐匿情节之间的关联，就能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前者。就无母女主人公小说而言，马什旨在 “为考察其情节运作提供一种新的角度，同时也在更广的范围内，对通常的情节理解提出挑战” (Submerged 6)。
(4) “隐性进程” 与 “隐匿叙事” 的本质不同
“隐性进程” 也不同于 “隐匿叙事” (submerged narrative)，其有两种不同意思。在文本内部，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所思所见与实际情况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距。古思 (Deborah Guth) 将前者视为 “表面叙事”，而将后者视为 “隐匿叙事” ——读者通过 “重新组合看上去无关紧要或不甚明了的细节”，推导出迥然相异的实际情况，“明显不同于叙述者自己所表达的” (126)。其实，这种叙述者的话语与实际情况的不符就是一种不可靠叙述 (Shen, “Unreliability” 896-901)，涉及作者与读者在叙述者背后进行的秘密交流。这种隐匿叙事会产生张力、复杂性、反讽甚或颠覆性 (Guth 126-37)。
艾伦 (C. J. Allen) 在一个不同意义上采用了 “隐匿叙事”，指涉不同作品之间隐秘存在的主题关联。在探讨霍克斯 (John Hawkes) 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三部小说时，艾伦指出：“这三部小说之所以能成为三部曲，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这样的隐匿叙事——心灵意识创造田园诗般愿景的力量逐渐被潜意识的需求和恐惧所削弱”。
无论是在文本内部还是在文本之间，“隐匿叙事” 均未超出情节发展的范畴。
(5) “隐性进程” 与罗尔伯杰的 “短篇小说” 之本质不同
罗尔伯杰 (Mary Rohrberger) 区分了 “简单叙事” 与 “短篇小说” (short story)。前者的 “所有兴趣都处于表层”，“无深层意义可言”，而后者则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106)。罗尔伯杰将坡 (Edgar Allan Poe) 的 《泄密的心》(“The Tell-Tale Heart”) 视为 “简单叙事”，因为 “在故事中读者找不到暗含的意义” (120-21)。然而，笔者却十分欣赏这一作品，因为在情节后面，存在两种并列前行的隐性进程，构成宏观结构上的双重戏剧反讽 (见下文)。有趣的是，罗尔伯杰和我本人都认为曼斯菲尔德的《苍蝇》(“The Fly”) 颇有价值，但却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她认为该作品是典型的 “短篇故事”，因为其情节富含象征意义，而我却是因为作品中还存在一个不具象征意义的隐性进程，它与情节并列前行 (见下文)。
以往的批评家致力于从各种角度挖掘情节的暗含意义；与此相对照，我对隐性进程的关注 “超越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以来的研究传统，因为这偏离了传统上对情节的重视，转而探索与情节并列前行、甚至有时呈相反走向的叙事暗流” (Pier 123)。
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以各种方式互为对照，产生互动。我们可将之分为两大类：互补型和颠覆型。在每一大类里，可进一步区分不同亚类型。如果说亚类型纷呈不一，那么产生隐性进程的原因也是复杂多样的。作者经常对这股叙事暗流进行伪装。这可能与作者的认知复杂性或者精巧的艺术手法相关；也可能是因为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作者有意遮掩自己的态度和信念；还可能是因为作者意在同时表达出互不相容的主题意义、相互对照的两种冲突，或者不同的反讽效果（见下文)。(1) 针对不同对象的两种反讽之互补
在有的叙事作品中，情节发展中的反讽对象会在隐性进程中成为反讽另一对象的手段。曼斯菲尔德的《启示》(“Revelations”，1920) 就是这样的作品。批评家认为该作品是 “对神经质妇女的无情审视” (Berkman 121)，曼斯菲尔德 “下定决心，非常坦诚和正直地写作，毫不留情地揭露女主人公的弱点，而这些弱点与她自己的十分相似” (Woods 84)。这是作品开头的文字：从早上8点到11点半左右，莫妮卡·泰瑞都神经紧张，她极其难受——这几个小时真是太折磨人了，简直无法控制住自己。"假如我年轻十岁，也许……” 她老爱这样说。因为她已经三十三岁了，在所有场合提到自己的年龄时，她都有点怪怪的，她会严肃而孩子气地盯着朋友说：“是啊，我还记得二十年前……” 在饭店吃饭时，她会把拉尔夫的注意力吸引到坐在附近的女孩子身上——真正的女孩——那些手臂和脖子鲜嫩可爱，动作敏捷又显犹疑的女孩。“假如我年轻十岁……”（190）从开头这几句，已可看到情节发展如何反讽莫妮卡这位女主人公，把她描绘成 “神经质的自私女人” (Nathan 104)；她 “看上去是如此自私，根本不值得关注” (Kobler 88)。与此相对照，隐性进程却通过女主人公，转而反讽父权制的歧视和压迫。莫妮卡是英国中上层妇女的代表，她们不能外出工作，社交活动惯常安排在下午和晚上，因此上午尤其百无聊赖，倍感孤独。这是莫妮卡在上午神经紧张的重要原因。已年满三十三岁的莫妮卡几个月前才开始与男友交往，有可能会失去嫁人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人们认为嫁不出去的女人缺乏吸引力，愚钝无用，故经常被社会抛弃。正因为如此，莫妮卡对自己的年龄和外貌有了一种神经质的关注。表面上看，这种痴迷源于她自己的肤浅和琐碎，而实际上是性别歧视和压迫强加给她的，她是父权制社会可怜的牺牲品。父权制社会让中上层妇女沦为男人的 “玩偶”，所有价值仅在于青春美貌。这是莫妮卡之所以会变得神经质的根本原因。不过，我们需要牢记隐性进程是从头到尾与情节发展并列前行的，作品开头本身无法包含这种持续前行的叙事暗流。在作品中部，有一些片段提示这股暗流的存在：男人多么不可信赖啊！……自从几个月前那次晚宴后，他送她回家，问以后是否可以来拜访她，“再次见到那恬静的阿拉伯式的微笑”，随后几个月她究竟干了些什么啊？啊，多么荒唐——简直太荒唐了……啊，可以摆脱王子饭店的午餐，用不着去扮作天鹅绒篮子里的小猫咪，不用扮作阿拉伯人，以及大胆、欢乐的小孩和小野家伙……“再也不用了，” 她紧握小拳头大声喊道。莫妮卡的男友作为父权制的化身，把莫妮卡视为玩偶，仅对她那 “恬静的阿拉伯式的微笑” 感兴趣。从上引自由间接话语和莫妮卡的大声直呼 “再也不用了”，可以看到莫妮卡意识的觉醒，开始认识到父权制对自己的压迫。从莫妮卡想摆脱的一系列事情也可看到，在男友眼里，她只不过是一个玩偶。这一令她感到屈辱、毫无意义的恋爱关系很可能是造成她神经质的重要原因。莫妮卡此处的自由呼声与她前面的自由呼声相互加强：“ ‘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像风一样自由了。’ 而现在这个震颤、晃动、兴奋、飘飞的世界属于她了。这是她的王国。不，不，她只属于生活，不属于任何人”。这些表达对父权制的抗议和莫妮卡自由愿望的片段属于费伦所说的 “棘手的成分” (recalcitrant materials; “Debating” 161)，偏离了聚焦于莫妮卡个人弱点的情节发展轨道。在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研究传统中，当批评家遇到这样的文本成分时，他们或者忽略不计，或者依据这些新的因素，重新考虑情节的走向，或者想方设法将其纳入情节既定的发展轨道。一位学者这样评论道：“当莫妮卡获得第一个启示，即首次短暂感受到自由时，叙述者说她拥有这个世界，但或许是为了纠正错误，接着补了一句：‘不，不，她只属于生活，不属于任何人’……这为在曼斯菲尔德之前早就存在的一个教义提供了例证：‘警惕各种形式的贪婪，因为无论一个人多么富有，他的生活都不是由他的财产构成的’ (引自 《圣经·新约》)” (Morrow 68)。曼斯菲尔德采用自由间接引语正面表达了莫妮卡希望摆脱父权制压迫的愿望，而这位批评家却将其误解为叙述者对莫妮卡贪婪的批评，因为这样才符合情节的主题发展轨道。当我自己遇到这种棘手的文本成分时，我会着力探寻是否存在另外一个叙事运动。我的探求有时一无所获，因为棘手的成分只是在局部偏离了情节发展的轨道。但有时我的努力则会得到回报，发现相关文本成分与其他地方的文本成分联手构成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叙事暗流，沿着与情节发展不同的主题轨道向前运行。如果这样展开追寻，可以看到从《启示》的开头直到结尾，存在一个抗议父权制压迫的反讽性隐性进程 (Shen, Style 95-110)。正如上文对 《启示》 开头的分析所示，由于这一叙事暗流与情节发展的并存，同样的文本选择经常会同时产生两种相互对照的主题意义。就情节发展而言，作品的结局是相当传统的，莫妮卡像男友安排的那样，去了王子饭店与他共进午餐。但在隐性进程里，作者则暗暗将莫妮卡转化为一个温顺的玩偶，与小女孩的尸体融为一体，含而不露地创造出一个悲剧性的结尾，隐蔽地抗议父权制社会对妇女的压制。也许有人会问，曼斯菲尔德为何不让情节发展本身抗议父权制社会呢？她是在20世纪初进行创作，尽管新女性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那时的英国依然十分保守。在这样的语境中，反叛社会的作品必然会遭到众多因循守旧的读者的抵制。曼斯菲尔德当时靠写作挣钱谋生 (Murry 64)，因此不得不考虑在一个十分保守的环境中读者的接受意愿。这就不难理解她为何会同时创造出两种叙事进程：一方面是描绘 “神经质的自私女人” 的显性情节，另一方面是抨击导致其陷入这种状态的社会力量的隐性进程。就后面这股叙事暗流而言，读者会理解和同情女主人公，读者的 “阐释、伦理和审美判断” (Phelan, Experiencing) 都会与在解读显性情节时的这些判断迥然而异；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的距离也会大大缩短。因篇幅所限，我无法如此详细地分析其他作品，但我想提出一些对其他作品也具有参考价值的命题：命题一：若要发现隐性进程，首先需要打破亚里士多德以来研究传统的束缚。这一传统将注意力囿于情节发展，致力于挖掘情节本身的深层意义，包括含混或矛盾的意义。解构主义学者也仅仅关注在情节范畴中互不相容的解读 (Miller)。在评论隐性进程时，阿博特 (H. Porter Abbott) 指出，“读者看不到隐性进程，并非因为它十分隐蔽，而是因为读者的阐释框架不允许他们看到就在眼前的东西”。我曾揭示凯特·肖邦 《美丽的佐拉伊德》(“La Belle Zoraïde”) 中的双重叙事进程 (Shen, “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 as Dual Authorial Communication”)。在回应我的论文时，费伦提出可以分别对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进行检验 (“Debating” 161-62)。然而，除非我们打破长期研究传统的束缚，否则就得不到检验隐性进程的机会，因为现有的 “阐释框架不允许” 我们看到它。为了发现这股叙事暗流，当我们在情节发展中遇到棘手的文本成分时，既不能忽略不计，也不能设法将其纳入对情节的阐释，而是需要探寻这些文本成分是否与其他文本成分相呼应，构成另外一个叙事运动，沿着与情节对照甚或对立的主题轨道向前运行。命题二：我们必须打破固定的作者形象的束缚。批评界有这样一个共识：曼斯菲尔德不关注社会问题，因此批评家大都聚焦于她对人物观察的敏锐和刻画的精微，以及对氛围的精心营造。这也阻碍我们看到《启示》中的双重叙事动力：在反讽女主人公的显性情节背后，还存在一个抗议社会压迫的隐性进程。命题三：对历史语境的考虑可能会帮助我们发现隐性进程。如果说语境信息对发现《启示》的女性主义隐性进程有帮助的话，在阅读肖邦的《黛西蕾的婴孩》(“Désirée’s Baby”) 时，若能了解她在生活中是种族主义者，也会帮助我们发现在反对种族主义的情节发展背后，还存在一个捍卫种族主义的隐性进程（见下文)。在坡的《泄密的心》中，围绕凶手自我定罪展开的隐性进程也有赖于文本与历史语境的互动。除非考虑语境，否则就无法看到这一叙事暗流（见下文)。命题四：互文比较可能会对发现隐性进程有帮助。易卜生的 《玩偶之家》(“A Doll House”) 是女性主义的作品，对曼斯菲尔德产生了较大影响 (Murry 37)。如果将其与 《启示》 加以比较，能更清楚地看到曼斯菲尔德如何在叙事暗流里着力揭示父权制社会对妇女的 “扭曲” (Shen, Style 100-05)。在有的作品中，情节发展涉及的是家庭内部或个人之间的冲突，而隐性进程则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展开。卡夫卡的 《判决》(“Das Urteil”, 1913) 就是典型例证。虽然这一作品引发了激烈的批评争议，但学界有一个共识，即作品聚焦于 “父子冲突” (Binder 14; Flores; Berman; Brod 129-30)。的确，卡夫卡自己明确说这一作品 “围绕父亲与儿子展开，儿子那位朋友的变化也许反映的是父子之间关系的变化” (Letters 267; Diaries 278)。我之所以会搜寻这一作品的隐性进程，是因为在分析情节时，遇到了棘手的文本成分。作品将三分之一的篇幅用于描述儿子对远在俄国的那位朋友的思考。朋友生意潦倒，疾病缠身。在儿子看来，阻止朋友返乡的是他将面对的社会压力，这对个人伤害极大：“让人们瞪大眼睛瞧他这个回头的浪子；这不就等于告诉他，只有他的朋友才明白事理，而他只是个大孩子，必须听从那些留在国内并已经取得成就的朋友的话去行事……要真是那样的话，那倒真不如让他继续留在异国他乡” (Kafka, “The Judgment” 1-2)。从此处不完整的引用，已可看出儿子的一个突出特征——十分关注社会压力。在以往的批评中，学者们无一例外地试图将儿子对其朋友的思考纳入情节发展的轨道，仅仅考虑父子冲突，未涉及社会压力。与此相对照，我仔细探索是否存在另外一个与社会压力相关的叙事运动，结果发现了聚焦于个人与社会冲突的隐性进程，它从头到尾在情节背后运行 (Shen, “Covert Progression, Language” 17-24)。在这股叙事暗流里，父亲和儿子、儿子在俄国的朋友以及儿子的未婚妻处境相同，均为现代社会的牺牲品。从互文的角度来说，还存在另一种批评共识，即 《判决》 是 “卡夫卡开先河的作品”，包含 “其后期作品主题和技巧的精髓” (Flores, “Foreword”)。显然，家庭内部的冲突并非卡夫卡后期作品的主要关注对象。当挖掘出 《判决》 的隐性进程之后，我们就会意识到 《判决》(其隐性进程) 与《变形记》(1915) 和 《诉讼》(1925) 等后期作品的确主题相通，均聚焦于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或者现代社会中人的困境。以 《判决》 中的双重叙事动力为铺垫，在此提出两个新的命题：命题五：由于在长期批评传统中，学界仅关注情节发展，作者在信件和日记中评论自己的作品时，可能会只谈这一显性进程，而不提隐性进程。这股叙事暗流是作者创造出来等待读者自己挖掘的。命题六：在发现隐性进程之后，或许能够看清围绕情节发展产生的一些批评争议。《判决》 引发了激烈论辩，不少批评家认为父亲是压迫儿子的暴君 (Brod 129-30)，也有一些批评家认为父亲是自我中心的儿子的牺牲品 (Berman)。若能观察到隐性进程，就可看到父子之间的亲情如何被社会压力破坏，同时还可看到儿子并非自我中心 (Shen “Covert Progression, Language” 19-24)。曼斯菲尔德的 《苍蝇》(“The Fly”, 1922) 围绕战争、死亡、施害、生存、记忆、无助等主题展开，富有象征意义。文中出现了一些就情节发展而言显得琐碎离题的细节，例如 “ ‘我最近把 [这间办公室] 整修过了，’老板 （中心人物） 解释说，他前几个星期就解释过了——不知说过多少回了。‘新地毯，’ 他指指那张大白圈图案的鲜红地毯。‘新家具’……”。我发现这些细节与其他文本成分联手构成了一个从头到尾独立运行的叙事暗流，它不含象征意义，而仅对老板本人加以反讽。在这股暗流中，老板病弱的朋友、新装修的办公室、老板的儿子、老职员、以及苍蝇都起到暗讽老板的虚荣自傲的作用 (Shen, “Covert Progression behind”)。这股叙事暗流将对于情节显得离题的各种细节加以微妙组合，在另一主题轨道上赋予其意义和美学价值。此外，对于在情节中起重要作用的不少文本成分而言，隐性进程也赋予其另外一层对照性质的意思，塑造出老板的不同形象。针对像 《苍蝇》 这样的双重叙事动力，特提出另一个命题：命题七：隐性进程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情节发展的角度来看，显得次要或无关紧要的文本选择。当遇到这样的文本选择时，我们不应忽略它们，而应尽力探索是否存在另外一个能将其组合起来的叙事运动，使其能沿着另外一个主题轨道发挥重要作用，并产生新的美学价值。比尔斯 (Ambrose Bierce) 的 《空中骑士》(“A Horseman in the Sky”, 1891) 是著名反战作品，它 “单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让比尔斯跻身于描写战争之枉然的所有作家的前列” (Bates 50)。在同一小说集中面世的还有比尔斯笔下的 《峡谷事件》(“The Affair at Coulter’s Notch”)，以往的批评家将这两篇作品相提并论。早期评论认为这两篇作品 “仅仅十分细致地描写了身心痛苦，别无他物” (“Novels” 241)。当代批评家也认为“《峡谷事件》 与 《空中骑士》 在观念上极为接近”(Joshi 44)；一位学者以这两篇作品为例，说明比尔斯的小说 “特别注重针对盲目履职展开反讽” (Yost 249–50)。当注意力囿于情节发展时，我们会对这两篇作品之间的本质差异视而不见。在 《峡谷事件》 中，中心人物库尔特不得不服从将军恶毒专横的命令。将军与库尔特的妻子有染，并因此遭到处罚。他出于嫉妒和报复心理，残忍地欲将库尔特在那一 “致命的” 峡谷中置于死地，并通过迫使他向环绕自家房子的敌军开炮，让他意外杀害了自己的爱妻和幼儿。与此相对照，在《空中骑士》中，放哨的卡特·德鲁士为了保护五个团的数千战友，自己下决心杀死身为敌军侦察兵的父亲：在他的耳中，宛如神圣的命令，响起了父亲的临别叮嘱：“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履行你心目中应尽的职责。” 他现在很镇静，坚定但并非僵硬地咬紧了牙关；他的神经像熟睡的婴儿那样的安宁——身上的肌肉没有任何颤抖；他的呼吸平稳而缓慢，直到瞄准时屏住呼吸。职责战胜了一切；精神对身体说：“平静，安静。” 他扣动了扳机。在情节发展里，儿子被迫弑父惨绝人寰，辛辣地抨击战争的残酷。对 “婴儿” 的指涉令人联想起父亲的养育之恩，而弑父的儿子却是那样地安宁和平静。他 “身上的肌肉没有任何颤抖”，他的呼吸不仅 “平稳” 而且 “缓慢”，这着重表达出战争如何让儿子变得毫无人性，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在与情节并行的隐性进程里，儿子的行为表达的则是迥然相异的主题意义。让儿子履职弑父的，恰恰是他参军时父亲的临别叮嘱：“无论” 发生什么事情，儿子都必须履行职责。父亲的叮嘱被形容为 “神圣的命令”。此前，把儿子从睡梦中唤醒，使其能够履职的是 “天使”。儿子的身体接受的命令 “平静，安静” 就是基督遭遇狂风大浪时对大海下的命令，话一出口，马上风平浪静 (Holy Bible, Mark 4: 39)。值得注意的是，对儿子身体下命令的是 “the spirit” (请比较his spirit)，这使人联想到指涉上帝的the Holy Spirit（圣灵)。这些宗教上的关联不仅使儿子的履职在西方读者眼里显得更加合乎情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将隐性进程变成了一个履职寓言。儿子履职时的平和镇静 （“坚定但并非僵硬”） 令人对他更加钦佩。从作品的开头到结尾，在抨击战争残酷无情的情节发展背后，存在强调履职至高无上的隐性进程。文字沿着相互冲突的两条主题轨道，同时表达出相互对照的两种主题意义，邀请读者做出复杂的反应。尽管两种意义互不相容，但需要同时看到两者，才能较为全面和平衡地把握作品的总体意义 (Shen, “Joint”)。以此处的探讨为基础，特提出两个新的命题：命题八：面对在很大程度上本质相异的两篇作品，倘若注意力囿于情节发展，那就仅能观察到两者在表层情节上的相似：例如，假如一篇作品像 《空中骑士》 那样在情节发展背后还有一个隐性进程，而另一篇作品像 《峡谷事件》 那样仅含有类似的情节发展，而没有隐性进程，那么，只有将视野拓展到情节发展背后，才有可能看到两篇作品在相似背后的本质差异。命题九：同一作者在不同作品中描述同一类事件 （例如战士履职） 时，都有可能会采取大相径庭的立场。在坡的 《泄密的心》 中，存在三种并列前行的反讽性叙事进程。在情节发展中，主人公—叙述者既说自己神经质又说自己没有疯。他讲述自己起念要杀害长了只 “秃鹰眼” 的老头，通过精心准备，完成了谋杀，把尸体肢解后埋在地板下面。当三位警察来搜查时，他认为自己听到了老头心脏越来越大的跳动声，以为警察也听到了，感到无法忍受，在焦虑不安中，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在情节发展背后，第一个隐性进程以凶手在结尾处对警察的怒喝为支点：“ ‘恶棍！’别再装了！我承认那事！——撬开这些地板！——这儿，在这儿！——这是他可怕的心在跳动！”这一怒喝的开头是凶手对警察的谴责，这对于情节发展来说，显得奇怪且无关紧要，甚至有点离题。然而，这对于第一种隐性进程至关重要：凶手是作品中唯一佯装之人，且一直为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感到洋洋自得。他无意中把自己的佯装投射到警察身上，并强烈谴责警察不道德的佯装。这实际上构成了他无意中的自我谴责，从而产生贯穿全文的戏剧性反讽 (Shen, Style 32-44)。另一隐性进程有赖于文本与历史语境的关联：不乏疯癫的叙述者一再宣称自己没有疯，而当时社会上正在展开关于精神病与刑罚的辩论，只有精神失常才能免罪。凶手杀人后一再说自己精神正常等于无意中给自己定罪，这就产生了另外一股贯穿作品始终的戏剧性反讽暗流。情节发展和两个隐性进程联手从不同角度对残忍虚伪的凶手展开反讽，邀请读者在叙述者身后，与作者展开多层次的秘密交流 (Shen, Style 29-49)。在这一作品分析的基础上，特提出两个新的命题：命题十：在有的作品中的情节发展背后，存在两个隐性叙事进程。命题十一：作品中的一个短小片段可能对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都至关重要，但却有所分工：一部分文字在情节发展中起关键作用，另一部分文字则在隐性进程中起关键作用。在 《泄密的心》 中，凶手最后对警察的怒喝在两种叙事进程中都十分重要。其后面部分的文字与作品标题直接呼应，构成情节发展至关重要的结局，而前面的文字则构成隐性进程的支点。
在有的作品中，隐性进程和情节发展在不同程度上相互颠覆。若忽略隐性进程，就很可能会严重误解作品的主题意义和人物形象。
在肖邦的 《黛西蕾的婴孩》 中，女主人公黛西蕾是被白人奴隶主收养的弃婴，成年后嫁给了追求她的阿尔芒·奥比尼，丈夫是家族显赫的邻近农场的奴隶主。黛西蕾生下了具有混血特征的儿子。阿尔芒因为妻儿的黑人血统而将其抛弃，黛西蕾怀抱婴儿绝望自杀。在故事的结尾，阿尔芒得知儿子的黑人血统实际上来自于他自己，而不是黛西蕾。这一情节发展强烈抨击了美国南方的种族主义制度。在情节发展背后，隐性进程暗暗创造出这样一个虚构世界：所有 （真正的） 白人都毫无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不仅让自由的黑人生活幸福，而且也让黑人奴隶感到快乐。与此相对照，有色人种却充满种族歧视，而且唯一残酷压迫黑奴的就是具有黑人血统的奴隶主。隐性进程隐秘地描绘出关于奴隶制的双重画面：白人奴隶主统治下的幸福社会和黑人奴隶主统治下的悲惨社会，据此来神化和美化白人统治下的南方种族主义制度 (Shen, Style 70-88 “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 and Dual Ethics”)。如果我们将视野拓展到历史语境，则不难发现生活中的肖邦是种族主义者 (Shen, Style 84-85)。在创作 《黛西蕾的婴孩》 时，奴隶制已被废除，这就不难理解她为何仅仅创造了种族主义的隐性进程，暗暗地把种族主义的罪恶归因于低劣的黑人血统。然而，应该指出，肖邦笔下有的叙事作品，例如 《一件精美瓷器》(“A Dresden Lady in Dixie”) 却从正面描绘了黑人血统，与 《黛西蕾的婴孩》 形成鲜明对照 (Shen, Style 88-90)。也就是说，虽然生活中的肖邦是种族主义者，在创作有的作品时，作为 “隐含作者” 的肖邦却采取了十分不同的种族立场 (Booth; Shen “What”)。在曼斯菲尔德的 《心理》(“Psychology”, 1919) 中，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表达出截然不同的人物关系。批评家一致认为这一作品的情节发展 “描述了两位恋人的会面……故事聚焦于这样一种反差：这对恋人宁静的柏拉图式的理想与他们心中暗恋对方的躁动的激情和复杂的情感 (Dunbar 100-01)。与此相对照，在隐性进程中，单相思的女方暗恋男方，并持续不断地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男方身上 (Shen, “Dual Textual”)。后者的支点是一些微妙的文本选择。譬如，表达女方想法的自由间接引语 “是什么魔鬼让他这样说而不那样说？” 就暗暗改变了男方想法的性质 (Mansfield, “Psychology” 153)。女方想法中的 “而不那样说” 指涉前文中的文字 “他想用这种新的方式轻轻说：‘你也感觉到这点了吗？你能明白吗？’ ”因为一个人无法透视另一人的内心，女方无法知道男方想说什么，因此 “而不那样说” 微妙又确切地体现出男方 “想用这种新的方式轻轻” 对女方说的话实际上是女方想象出来的。若根据这一提示，从头到尾仔细考察各种精巧的文本选择，就会发现与情节发展走向相左的隐性进程。在情节发展里男女双方相互激情暗恋，而在隐性进程里，女方则对男方单相思。对于隐性进程至关重要的巧妙文本选择，对于情节发展则显得无足轻重，因此容易被忽略。命题十二：在有的叙事作品中，例如曼斯菲尔德的 《心理》 和坡的 《泄密的心》，隐性进程的支点仅仅是由一个或者几个微妙的文体选择所构成的，因此我们需要非常仔细地考察作者的文体选择，否则极易忽略隐性进程。命题十三：因为隐性进程的支点可能会在作品的中部或者尾部出现，若要发现它，我们需要反复阅读作品，仔细考察作品不同地方的文体和结构选择是否暗暗交互作用，构成了贯穿全文的叙事暗流。(3) 在连环画小说中，突出不同因素的相互对立的叙事进程双重叙事进程不仅在书面媒介中存在，而且也见于文字和图像密切互动的连环漫画。譬如，在米勒（Frank Miller）的 《斯巴达300勇士》 这一连环画小说中，情节发展聚焦于横行疯狂的波斯军队与列奥尼达国王率领的由300斯巴达自由战士组成的精锐部队之间的冲突。斯巴达人也有其复杂性：既有自由愿望，又有过度的集体主义激情。通过细致考察叙事顺序中的图像、图像与文字的互动，可以发现一个隐性进程。这股暗流与情节发展走向相左，突出的是斯巴达人身上与自由精神相悖的过于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 (Candel)。例如，在小说的前面部分，图像上出现了列奥尼达国王年少时杀死一匹野狼的画面，预示着同样野性的波斯人将会入侵。这张图像在两个叙事进程中起着截然不同的作用：在情节发展中，它仅仅预示着斯巴达人将为自由而战；而在聚焦于斯巴达人过度的集体主义激情的隐性进程中，这张图像则暗示列奥尼达国王和300勇士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切是真正的野兽，突出了他们身上的负面因素 (Candel 718-21)。这一作品中图像、文本和进程中富有张力的因素意味着连环画小说有可能是生产和探索双重叙事进程的肥沃土壤。过去十来年，米勒笔下的 《斯巴达300勇士》 因伦理问题饱受非议，而揭示出批判斯巴达人的隐性进程之后，或许会让批评界改变看法，看到这一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Candel 725-27)。命题十四：在文字之外的媒介中，也可能存在双重叙事动力，因此在阅读其他媒介中的作品时，也需要探寻在情节发展背后，是否还存在隐性进程。命题十五：就互补型的双重叙事进程而言，情节发展对表达主题意义总是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与此相对照，在颠覆型的双重叙事动力中，情节发展的作用则不尽相同：它可能只是虚假的伪装 （如 《黛西蕾的婴孩》)；也可能虽为虚假表象，但却起到衬托隐性进程的作用 （《心理》)；但也可能与隐性进程同样重要 （《斯巴达300勇士》)。迄今为止，研究虚构叙事作品的理论概念和批评模式都未考虑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动力，故具有以下缺陷：首先，这些概念和模式无法用于解释隐性进程和双重 （甚或三重） 叙事动力；此外，它们可能会阻碍对这种复杂叙事动力的探索。在各个相关领域，包括叙事学、文体学和翻译学等，我们都急需拓展和革新理论概念和研究模式。因篇幅所限，我将聚焦于叙事学领域，仅仅旁及文体学和翻译学。
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常常分别聚焦于不同的冲突，产生不同的张力。此外，在像 《心理》 那样的作品中，在宏观事件结构上，两种叙事进程的走向也会大相径庭。事件结构可以分为 “结局性的” 和 “展示性的” (Chatman 47-48)，《心理》 情节发展中的事件结构属于 “展示性的”，男女双方的关系一直未发生变化。与此相比，在隐性进程里，则可看到事件朝着结局曲折地前进：女方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单相思，接受了男方想要的纯洁友谊。为了解释这样的对照，也为了鼓励读者对之加以探索，我们需要一个双重模式：（1） 情节发展的事件结构：情节中的事件围绕什么展开冲突和产生张力？事件结构是属于展示性质还是结局性质？（2） 隐性进程的事件结构：隐性进程中的事件围绕什么展开冲突和产生张力？事件结构是属于展示性质还是结局性质？（3） 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两种事件结构是相互补充还是相互颠覆？即便双重叙事进程在宏观事件结构层面均属于结局性质或展示性质，两者在微观具体结构上，也一定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总是需要分别对其加以探讨，并关注它们之间的互动。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会突出人物的不同特征，塑造出相异的人物形象。例如，在 《空中骑士》 中，父亲在情节发展里仅仅是战争可怜的牺牲品，而在隐形进程里，他却成为受人尊敬的尽责典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 (Shen, “Joint” 131-36)。面对这样的复杂性，我们也需要建构双重模式：（1） 情节发展中的人物塑造和人物形象：情节发展突出表达了人物的什么特征？塑造了什么样的人物形象？（2） 隐性进程中的人物塑造和人物形象：隐性进程突出表达了人物的什么特征？塑造了什么样的人物形象？（3） 两者之间的关系：它们是相互补充还是相互颠覆？批评界广为接受了布思提出的衡量不可靠叙述的标准，即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是否存在距离 (Phelan, Living; Shen, “Unreliability”)。然而，在有的作品 （尤其是采用第三人称叙述的作品） 中，双重叙事进程将问题复杂化了。譬如，在 《心理》 的情节发展中，叙述者所描述的男女双方相互暗恋是一种假象，但这并不是叙述者本人的 “错误报道”，而是隐含作者在情节层面有意误导读者，以便取得认知和艺术上的丰富性。也就是说，尽管叙述不可靠，但在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之间却不存在距离。在肖邦的 《黛西蕾的婴孩》 中，第三人称叙述者在隐性进程里采取种族主义的立场来判断事件，但这种 “错误判断” 却是源于隐含作者本人的种族主义立场。在这样的作品中，我们需要改用其他判断不可靠叙述的标准，例如叙述者的报道是否与虚构现实相吻合，不吻合的就是 “错误报道”；又如在评判事件时，叙述者/作者的道德立场是否与社会正义相符，若不符，就是 “错误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在《心理》中，叙述者关于男女双方关系的报道只是在情节发展层面不可靠，而在隐性进程里则是可靠的；在《黛西蕾的婴孩》中，叙述者的判断仅仅在隐性进程里不可靠，而在情节发展里，（至少看上去） 是符合社会正义的。我们显然需要双重不可靠叙述模式：（1） 在情节发展中，判断不可靠叙述的标准是什么？叙述者的叙述是否可靠？（2） 在隐性进程中，判断不可靠叙述的标准是什么？叙述者的叙述是否可靠？（3） 两者之间的关系：它们是相互补充还是相互颠覆？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费伦为首的修辞批评家十分关注几种主体之间的关系：历史语境中的人（日常生活中的作者)、隐含作者（在某一作品写作过程中的作者，其做出的文本选择隐含其形象，读者也从这一作品中推导出其形象)、叙述者、人物、作者的读者 (隐含作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不同的个体读者 （其生活经历和社会身份可能会导致对同一作品的多种理解）(Phelan “Authors”)。如前所述，一个作品的隐含作者在创造两种并列前行的叙事运动时，倾向于采取两种相对照甚或相对立的立场，因此，文本邀请读者从这两种叙事运动中推导出两种不同的作者形象 （譬如从反种族主义的情节发展中推导出反种族主义的作者形象；从捍卫种族主义的隐性进程中又推导出捍卫种族主义的作者形象）。与隐含作者的双重形象相呼应，也会出现 “作者的读者” (authorial audience) 的两种互为对照或者互为对立的阅读立场。就曼斯菲尔德的 《启示》 而言，情节发展的 “作者的读者” 的阅读立场是非女性主义的，而隐性进程的 “作者的读者” 的阅读立场则是女性主义的。至于卡夫卡的 《判决》，情节发展的 “作者的读者” 关心的是个人之间的冲突，而隐性进程的 “作者的读者” 关注的则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1） 隐含作者在情节发展中采取了何种立场？作者的读者对这一叙事运动持何立场？（2） 隐含作者在隐性进程中采取了何种立场？作者的读者对这一叙事暗流持何立场？（3） 两者之间的关系：它们是相互补充还是相互颠覆？这一模式也可用于解释上文提到的比尔斯笔下两篇作品在隐含作者和阅读位置上的本质异同。毋庸讳言，我们只能试图推导隐含作者和其理想读者的立场——正如历代批评家一直试图从文本选择中推导作品的主题意义和人物形象。无人可说自己的推导是绝对正确的，但我们不应放弃，而且我们经常发现有的分析是令人信服，可以共享的。此外，毋庸置疑，从作者立场出发探讨叙事交流的修辞研究与认知研究是互为补充的。后者关注 （身份经历各不相同的） 实际读者纷呈不一的阐释。假如我们仅仅进行这种认知研究，就难以发现双重叙事进程，至少目前是如此，因为读者仍然受到传统阐释框架的束缚，囿于情节发展这一种叙事运动。除了上面建构的那些双重模式，我们还需要双重叙事距离模式、双重叙述视角模式 （在 《心理》 的情节发展中，视角在男女主人公之间来回转换，而在隐性进程里，则由女主人公一人持续聚焦）、双重叙述语气模式，如此等等；在更为宏观的层次上，我们还需要双重故事与话语模式。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构成并列前行的双重 （甚至三重） 表意轨道，同样的语言选择在不同轨道中会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也常常会沿着不同轨道同时表达出相互对照甚或对立的主题意义。为了解释这样的双重叙事动力，我们需要拓展和革新文体学理论和文体分析。无论涉及的是何种语言学模式，文体学理论都应将注意力引向在一些作品中存在的双重叙事进程，并建构可以对其加以解释的双重性质的分析模式。在进行文体分析时，需要考察语言选择是否同时在另外一个隐性的叙事运动中起着不同主题作用。每当发现有的语言选择指向与情节发展相左的主题方向时，需要仔细探索这些语言选择是否与他处的语言选择交互作用，从头到尾暗暗表达出相对照甚或相对立的主题意义，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如果能得到肯定的结果，我们不仅需要沿着两个不同表意轨道进行文体分析 （在分析过程中，不断调整主题走向)，而且需要注意考察两条轨道之间的关联。
若作品含有双重（甚或三重）叙事进程，译者在情节发展中做出的相当完美的翻译选择，对隐性进程来说却有可能是毁灭性的。譬如，在翻译坡的 《泄密的心》 时，著名中国译者曹明伦将 “Villains! Dissemble no more!” 翻译成 “你们这些恶棍!别再装聋作哑!” 在原文中，杀害老头的凶手从头到尾一直以各种方式佯装，但从未装聋作哑。他谴责警察在佯装，但他喊出的 “恶棍！别再装了！” 实际上仅能指涉他本人——他是作品中唯一佯装的恶棍，因此他对警察的谴责无意中成了自我谴责。这一自我谴责与其他文本成分联手构成从头到尾的戏剧性反讽暗流。在译者添加了 “你们这些” 又把 “佯装” 具化成 “装聋作哑” 之后，谴责的对象就排除了凶手本人，而仅仅限于警察，这就失去了隐性进程至关重要的支点，隐性进程也就不复存在了。但就情节发展来说，译者的这一选择却是相当理想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拓展和革新翻译标准，以便能够评判译者的选择是否对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来说都是成功的。而且还需要探索能够较好地传递双重叙事进程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
综上所述，在有的叙事作品中，情节发展背后还存在隐性进程。由于显性和隐性进程的共存，同样的文本选择会朝着两个不同的主题方向运作，发挥不同的主题作用。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文本内部，决定词语意思的并非通常所说的上下文，而是一个特定叙事运动构成的表意轨道，它与文中其他叙事运动构成的表意轨道形成对照甚或对立的关系。不同的叙事运动会表达或呈现出相对照甚或相对立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以及审美价值，邀请读者做出复杂的反应。当作品中存在这样的双重叙事进程时，若将注意力囿于情节发展——无论批评家从何种角度切入探讨——都会片面理解甚或严重误解作品。当隐性进程被挖掘出来之后，从情节的角度来看，很多显得奇怪、令人困惑、琐碎离题的文本细节会在叙事暗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获得主题和审美相关性和重要性。逐渐发现共存的不同叙事进程的过程，就是获得对作品越来越全面和平衡的理解的过程。为了发现 “隐性进程” 和解释其与情节发展的关系，我们需要拓展和革新相关理论概念和研究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迄今为止被忽略的双重叙事动力不仅对叙事作品研究构成重大挑战，而且也为拓展和丰富叙事理论和叙事批评带来了宝贵机遇和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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