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卫华 | 《等待野蛮人》：自我解构的帝国与“他者”

在《等待野蛮人》中，读者读到的更多是帝国 “内部人” 的自私、堕落和腐化。在整部作品中，真正的野蛮并非来自 “野蛮人”，倒是帝国的种种野蛮行径令人咋舌。所谓的 “野蛮人” 被驱离到更为边远的地区，他们遭受欺凌，房子被焚毁，土地和资源被剥夺，帝国将这里占为己有，正如老行政长官所言， “我们将这里的国土视为我们自己的，视为我们帝国的一部分——我们的前沿哨所、我们的定居点、我们的贸易中心” (Coetzee 70) 。帝国将代理人委派到这里，而许多人来边境任职，目的就是过上腐化的生活，老行政长官指出，“我的朋友们告诉我，到边境地区任职如果说有什么令人羡慕的地方，那就是边境是一片道德松弛的绿洲，在那里，有漫长的芳香弥漫的夏夜，还有顺从的、眼睛又大又黑的女人” (Coetzee 62)。老行政长官显然就受到这种生活方式的吸引，虽然他在很多方面 “良心未泯”，但边境地区的这种情形显然对他充满诱惑，在这一 “温柔富贵乡”，他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行为并不检点，经常和各色异族女性鬼混。作为他的继任者，乔尔上校的残忍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其所作所为很难被视为文明人的做法。在审问 “野蛮人” 期间，他不仅将一位老人活活打死，残忍地折磨他的孙子，而且还将 “野蛮人” 女孩的眼睛烫伤，使她几近失明。当远征军带回一群 “野蛮人” 时，为了让俘虏们更为驯服，他们用环形铁丝穿过俘虏们的手掌，然后再穿过脸颊，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帝国子民在征伐的过程中变得腐化、堕落和野蛮，关于这一点，在不少其他关于帝国的叙事中，同样都有涉及。如在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1857—1924) 的《黑暗之心》 (Heert of Darkness，1899) 中，为获取象牙，库尔兹野蛮地统治着土著人；在卡利尔·菲利普斯 (Caryl Phillips，1958— ) 的《剑桥》 (Cambridge，1991) 中，虽然艾米丽希望做些对殖民地有所助益的工作，但她对黑人始终怀有露骨的偏见；在库切的另一部小说《耻》 (Disgrace，1999) 中，作为昔日帝国的代理人的卢里教授为满足欲望，勾引自己的学生，但不想白人的特权早已随风而逝，最后遭到了惩罚。

个体的非道德化不断泛滥，如果得不到必要的约束，必将演化为帝国内部的一种社会性现象，最终结果就是帝国的集体性堕落和沉沦。在《极权主义的起源》 (The Orgins of Totalitarianism，1951) 中，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1906—1975) 就对这一现象进行过精辟的论述，通过研究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关联，阿伦特指出， “在非洲大肆进行的殖民掠夺，为之后纳粹精英的崛起，提供了十分肥沃的土壤” (Arendt 206)。不难看出，纳粹在德国的出现以及德国国内人民对极权主义的拥护，和德国在海内外推行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不无关联，在海外的肆无忌惮直接导致极端民粹主义的兴起。

帝国权力的运作是双向的：它不仅向外拓展，去讨伐、征服和压制 “外部他者”，它同时也指向自身，清除和荡涤本身的不纯洁因素，形成帝国自身的 “免疫系统” ，去清除来自帝国内部的 “内部他者”。但帝国这种攻击 “内部他者” 的行为，很多时候实质上是对自身健康肌体的伤害，因为 “内部他者” 是一种复杂的存在，在忤逆帝国的过程中，他们有时会成为帝国存在过程中必要的制衡性力量，对这一力量的清除必将加速帝国的崩溃。帝国的权威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但在面对障碍、不和谐的声音和 “内部他者” 时，帝国在对它们进行清除时所做出的种种残暴行为，最终将同样损害到帝国自身的健康。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是个体还是共同体的非道德化，还是在驯服 “内部他者” 时对帝国自身健康肌体造成的危害，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加速帝国的崩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帝国成为自己的 “掘墓人”，是一种自我解构性存在。在《等待野蛮人》中，作为帝国的 “良心”，对于掩盖和缓和帝国的残暴，老行政长官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当老行政长官被剥夺职位，遭到迫害，帝国的有机体也就开始遭到损害，相对的稳定遭到了破坏。另外一方面，当帝国的运作出现紊乱时，哪怕帝国之中有机部分并未构成不和谐的因素，同样会受到伤害。在《等待野蛮人》中，当远征遭遇不光彩的失败，部队溃散时，士兵们开始抢夺镇上居民的财产，而这些居民却是他们本应保护的对象。帝国不受约束的残暴，再加上非理性的远征，最终导致这一边境城镇的沦陷。边境城镇被抛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隐喻，同样暗示着帝国的溃败。

要想将 “野蛮人” 排除在外，就必须建构差异。为了能够凌驾于 “他者” 之上，“他者” 往往被从各个方面贴上低劣的标签，被赋予形形色色的负面含义。在帝国的话语体系中，其自身形象则始终光彩照人，是各种积极意义的体现，集正义、善良和救赎等于一身。这一点同样体现在《等待野蛮人》中，帝国会从多个方面去证明 “野蛮人” 的低劣性，将他们描画为 “懒惰的、不道德的、肮脏的、愚蠢的”  (Coetzee 53) 。“他者” 并非本体性存在，而是帝国的发明，是被叙述和建构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知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知识建构、维持并强化着这一整套排除机制。对差异的确定具有相当的任意性，以便可以及时地找到便利的迫害 “他者” 的借口。在《等待野蛮人》中，这一点同样得到过强调，“这种蔑视你要如何才能够清除，尤其是当这种蔑视是建立在一些无足轻重的基础之上的，如餐桌上规矩的不同，眼皮结构上的差异？可以告诉你我心里时不时就会有的想法吗？” (Coetzee 70) 为了凸显主体和 “他者” 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被固化，帝国同时还对其进行价值判断，以优劣高下论之。因为如果不将异族驱逐出去，剥夺他们的人性，或者作为人的权利，就无法团结自身，对对方进行掠夺，实施种种暴行。种种异质性的知识被整合为 “他者”，这些差异成为 “他者” 在帝国眼中的镜像。因此，“野蛮人” 只是一个借口，因为只有当他们是低劣的，帝国将自己的规则、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这些群体才会被认为是合理的。

在《等待野蛮人》中，帝国和镇上的居民经常谈论 “野蛮人” 具有的危险。只有将对方野蛮化、非人化、非道德化和 “他者化”，这样才能使得杀戮、征服和统治 “野蛮人” 获得道义上的正当性。因为 “没有任何国家会问心无愧地去征服异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良心来源于一种信念，征服国认为自己是在将一种更为高等的法律施加给这些野蛮人” (Arendt 126)。当然，这些被征服的异域有时也因其异域风情、美貌的女人和淳朴的人民而被赞颂，但不管是被吹捧上天，或者是由于其野蛮不开化而遭到贬斥，这些异我族类始终无法逃脱相对于帝国的劣势地位，在对他们的表征中投射出的不过是帝国征服的欲望。在帝国的构造中，总会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俯视着整个领地，区分界限，指明并排斥 “他者”。对各种差异的彰显，目的就是为了设置界限，建立藩篱，将 “他者” 隔离开来，并对任何形式的僭越进行惩罚。在制造 “他者” 的这一整套话语的背后，其支撑性力量就是赤裸裸的帝国权力。在这种架构安排中，帝国可以随时制造出需要的借口，以便隔离、驱逐或剿灭 “他者”，维持自身所谓的纯洁性，因为在帝国的逻辑中，“不是他该死就是他的儿子该死或者就是他那个未出生的孙子该死” (Coetzee 178)。正如老行政长官找到的那些来自古代的木简，为了帝国的需要，对这些静默的、无法言说的木简，可以以任意的方式进行破译和解读。

在《等待野蛮人》中，真正意义上的 “野蛮人” 始终只是停留在传闻、帝国的报告或代理人的揣测之中，凶残的 “野蛮人” 在小说中从未真正出现，从来没有成为现实的存在。作为想象的敌人，“野蛮人” 总是被认为潜伏在周围，随时都会攻击。关于这一对 “野蛮人” 的恐惧，老行政长官描述说，“只要是住在边境地区的女人，都曾做到过这样的梦，从床底下伸出来一只黝黑的手，抓住她的脚踝；而男人们则无不被想象到的这样的场景吓住：野蛮人跑到他的家中大吃大喝，摔碎盘子，放火烧帘子，强奸他的女儿” (Coetzee 14)。在乔尔上校到达后，用网捕鱼的渔民、带着弓箭的游牧部落的人都被确认为 “野蛮人”，遭到严刑拷打。在这部作品中，这些被视为 “野蛮人” 的捕鱼人和游牧民依赖这一帝国的据点生活，一直和镇上的居民和睦共处，游荡于周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残忍，相反总是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他们淳朴、善良、宽宏大量。

对人道主义的坚持，使得老行政长官最终站到了帝国对立面。在目睹了乔尔上校对带回来的那群野蛮人进行的折磨之后，老行政长官绝望地喊道，“我们是造物主伟大的奇迹！” (Coetzee 144) 这一呼喊将老行政长官和帝国之间的冲突推向了高潮，在 “人的名号” 下，这种对生命政治的吁求和呼唤，在帝国的滚滚铁轮和暴力逻辑之下，显然不堪一击，苍白无力。

诚然，帝国就如同神话中的雅努斯神，有两幅面孔：一方面，它会采取暴力和战争，但另一方面，它同样会采取现代化、拯救和人道主义的托词。帝国的拓展，并不是仅仅诉诸武力，同样会诉诸类似于现代化、宗教和人道主义等拯救性修辞，表现出温文尔雅的风度。当然，前者是帝国的真理，而后者则是谎言。事实上，在帝国的缔造、推进和统治过程中，在施行暴力的过程中，同时还必须高举人道主义的旗帜。关于帝国话语的虚伪性以及帝国对被殖民者的残暴，弗朗茨·法侬 (Frantz Fanon，1925—1961) 就曾愤怒地说，“让我们离开这里，欧洲一天到晚都在谈论人，却干着在其街道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于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屠杀人的勾当” (Fanon 235)。对于自己在帝国统治过程中的同谋作用，老行政长官心知肚明，这也是为何他指出自己并非 “在最后关头出现的手持长剑的救世主”，相反，“我是一个中介者、一个披着羊皮的帝国的走狗” (Coetzee 98)。作为帝国良心的隐喻，老行政长官颓唐不堪，在年轻干练的乔尔上校及后来的准尉警官面前，他显得弱不禁风，库切对其外表的描述是其无力感的一种隐喻，他有着 “瘦弱的小腿、松垮的生殖器、碘起的大肚子、老人特有的下垂的胸脯和火鸡皮般的脖颈” (Coetzee 43) 。在很大程度上，老行政长官和乔尔代表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尽管二人之间有矛盾，但他们都是帝国代理人，以不同的方式为帝国服务，他们是帝国的两种声音，“一个严厉，另一个则充满诱惑性” (Coetzee 12) 。二者互相补充，携手并进，相互协调，确保帝国的长治久安，老行政长官对这一点心知肚明。

不管是武力，还是人道主义的脉脉温情，都不过是帝国刺探、征服或是收编 “野蛮人” 的不同手段而已。虽然老行政长官对 “人” 的迷恋，展现出帝国温情的一面，但他本人同样意识到自己的这一执着的虚幻性。在强烈地反对帝国各种行径的同时，他十分清楚，自己无法解决任何问题，也无法找到出路，因为他 “没有、也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方式，因此他最终的立场是被悬置在无知之中，未来的图景根本无法知晓” (Attwell 84)。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苍白的人道主义以另一种方式服务于帝国的宏图大业，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政治。被安置在边疆驻扎守卫的老行政长官，不过是帝国稍显仁慈的另一幅面孔。就好像为了从 “野蛮人” 女孩那里获得信息，乔尔上校所采用的是 “烧灼、扯拽或是砍劈”，而老行政长官所采取的是 “脱光她的衣服、擦洗她、抚摸她、睡在她的身边” (Coetzee 60)。老行政长官理想中的帝国之中不再有不公正、残暴和痛苦，但问题在于，帝国本身就是建立在不公正和被征服者的痛苦之上的，是这些丑陋事实的结果，帝国和野蛮是孪生姐妹。有了帝国，就会有 “野蛮人”，他们构成了帝国大厦不可或缺的部分。

为了安抚 “野蛮人”，人道主义是帝国的必要组成部分，老行政长官的错误在于他将这一谎言太当回事。当帝国需要对野蛮人采取强硬措施时，他仍旧使用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行事原则，而不愿识时务地换上新的面具，妥协退让。对 “野蛮人” 的怀柔行为，导致了他和乔尔上校之间的对立。在帝国眼中，老行政长官内心中关于人道主义的苍白信念显然 “不够健康” (unsound)，导致他被打入另册。事实上，他和乔尔都不过是帝国的零部件和工具而已，只是当老行政长官成为 “唯一没有跟我们配合的边境官员”，无法为帝国效力，甚至阻碍帝国的有效推进时，他就成为帝国的眼中钉，帝国的矛头将转向自身，清理自身中的 “不健康” 因素。这就是为何老行政长官被剥夺职位，关进监牢，并且在公众面前遭受羞辱和折磨。如果他遵从帝国的意志，他对当地的人民和他们文化持的同情态度，以及在空余时间去研究自己收集的木简的行为，甚至在履职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懈怠，很有可能都可以得到帝国的容忍。然而，当他质疑帝国的规则，不愿意去讨伐帝国认定的 “敌人”，他就不再被认为对帝国有用，因此成为 “内部他者”，被大家鄙夷、唾弃和凌辱。

在当下世界版图中，还有一种新情况值得注意，一些 “外部他者” 开始转变为 “内部他者”，这里指的是那些流散于帝国内部的作家、学者和思想家。从边缘进入到帝国的内部之后，借助西方的平台，一些 “流亡者” 开始获得世界性声誉，在西方受到各种礼遇，担任各种职务，被授予各种重要奖项。尽管有批评家认为，这些帝国内部的 “流亡者” 利用自己来自前殖民地国家这一身份，以此为便利条件，使用一种由帝国 “核准” 的话语，目的不过是为了在西方安营扎寨，更为便捷地沽名钓誉。但无论如何，对于显影那些在过去被压制的声音，质疑、对抗和颠覆帝国话语，为第三世界发声，这些 “流亡者” 的作用显然举足轻重。这些来自 “流亡者” 的声音，并非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异质的和多元的，通过这些声音，无疑可以更好地了解那些被压制的声音以及帝国的机制。在这一方面，法侬、萨义德、霍米·巴巴 (Homi K.Bhabha，1949— ) 、沃莱·索因卡 (Wole Soyinka，1934— ) 、纳丁·戈迪默 (Nadine Gordimer，1923—2014) 和库切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聚焦于帝国的谎言，再现殖民地遭受到的剥削和压制，以及来自殖民地人民的反击，这些文字对于消解帝国的权威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对于在后帝国时期构建更为平等、公平和公正的全球性对话，这种 “内部他者” 的作用不容忽略。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会生产出自己的 “掘墓人”，在巩固和拓展自身疆域的过程中，帝国同样在生产自己的 “掘墓人”。作为权力机制，帝国最终伤害到的不仅仅是 “外部他者”，同样在不断伤害 “内部他者”，但这些都将成为帝国崩溃的催化剂。《等待野蛮人》不仅描画了帝国对 “外部他者” 的征服，同时还再现了帝国对 “内部他者” 的压制，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帝国的生存危机。正如多米尼克·赫德 (Dominic Head) 所言， “由于在场景、时间和地域上的模糊性，在一种普遍的意义上，该书也就具有某种帝国主义的隐喻的特征” (Head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