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彭青龙，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9期，经作者与期刊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本文转自“探索与争鸣杂志”公众号。
文学的科学性和人文性是进入数字时代之后值得审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新文科教育中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硬核表征之一，数字信息技术不仅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方式，而且对学科知识体系的内容和形式创新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何审视和评估科学技术，特别是数字信息技术对新文科教育的影响，是人文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新文科教育中的基础学科，文学也受到了数字技术的冲击，利用语料库工具、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地理信息系统工具、VR技术等进行文本分析、网络分析和可视化研究渐成潮流，这似乎让文学的科学性在数字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对于这种文学数字化现象，学界同仁产生了观念分歧，甚至担心科技“怪兽”将彻底颠覆文学，消解文学应有的人文价值。“什么是文学，文学有规律吗？文学潮起潮落，文艺思潮的汹涌澎湃，会淹没文学的常数和常识吗？跨学科研究风起云涌，会抵消文学的本体性或者 ‘主体性’ 吗？”人文学者的疑问，反映了数字时代跨学科的外部研究与文学自身的内部发展相互抵触的新情况，涉及文学的基本属性以及文学的科学性、人文性交叉融合的本质。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请教于方家。
文学的科学性和人文性，是科学与人文冲突/融合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它并非新的话题，只是数字人文和新文科教育的兴起，促使其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不少有关科学与人文关系的辩论，如赫胥黎与阿诺德有关科学与文化的对话，张君劢与丁文江的科玄论战，斯诺与利维斯的两种文化之争等。这些论战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基本上反映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疏离、分歧与对立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每次论战的结果，都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科学与人文的交流与融合。但时过不久，又会出现新的争论。这种循环性的论争，是科技革命的必然结果。每一次科学上的重大突破，都会导致新兴学科的出现和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当下热议的数字人文，便是21世纪以来发生在人文科学界的跨学科研究现象，表面上是学科的优化组合，实际上是数字革命或者智能革命使然。在这一背景下，讨论文学的科学性和人文性也就顺理成章，彰显出新文科教育转型发展的焦虑和困境。
1923年2月14日，哲学家张君劢（1887-1969）在清华大学作了一场名为《人生观》的演讲，两个月后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由此掀开了 “科玄论战” 的大幕。
数字人文的勃兴，是人文学者对被边缘化学科的自我救赎，而其自救所用的数据计算方法，则为探讨文学的科学性提供了可能。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日本和欧洲不少高校的文科院系都面临着资金匮乏、教授席位减少和招生困难的窘境。为了自谋生路和挽救学科的命运，很多学者开始与科技公司的信息专家或工程师合作，利用资料库和数据库开展研究。令人欣喜的是，这种大数据驱动的人文研究，不仅使人文学科暂时摆脱了危机，而且形成了一整套有别于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即利用大数据、计算机统计和网络技术开展文史哲的定量研究。弗兰克·莫莱蒂的 “远读” 项目的成功以及苏珊·瑞伯曼等人主编的《数字人文指南》(2004）和《数字人文新指南》（2016）的出版，标志着数字人文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为数字人文的进一步探究提供了指导。随着数字人文国际联盟的成立、数字人文杂志的创办，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数字人文研究的行列当中。值得注意的是，调研发现，多数数字人文研究者是来自计算机、图书信息管理和工程等领域的专家，例如收录于上述两本论文集的作者中，非人文学科背景的学者比例分别是28/46 和32/59。这一发现，与唐牧群等对数字人文位居前十的研究领域所进行的成果内容分类统计相一致：“一般兴趣（8.99)、数字基础设施（5.86)、作者贡献（5.35)、数字图书馆（5.10)、数字媒介（3.71)、数据挖掘（3.31)、三维可视化（2.86)、名称模型（2.70)、图书馆与信息科学（1.4）和文本分析（1.37)。” 研究者队伍的学术背景、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都体现出数字人文研究的科学性特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人文研究印象式、经验式和思辨型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的不足。(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2004众所周知，科学的判断标准主要体现在可解释、可重复、可预测三个主要方面，严格的科学研究就是要揭示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规律，其中，追求本真性是核心原则。研究项目是否具有科学性，前提是研究资料的充分和合理。具体到 “数字文学” 领域，调研发现，有四个因素将对其研究的科学性产生不良影响。一是语料 “失真”。数字文学研究的最大优势是将海量的语料和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但由于语言具有不可通约性，数据样本的数量便可能不足，这使得研究的充分性受到影响。例如，研究 “莎士比亚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接受” 这样的课题，语种障碍便使研究者无法穷尽数据，从而影响结论的科学性。二是数据霸权。数字文学研究需要机构或者平台提供数据资料，但现实情况是很多机构或者平台出于种种原因，往往不愿意向研究者开放其数据库，而个体建立数据库的力量依然弱小，这种资本和技术合谋的数据垄断，妨碍了文学的科学性研究。例如，英美等国建立了科幻文学数据库，但国内学者向其索要用以研究的数据资料仍存在很大困难。无论是作为商业权力还是公权力，数据霸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三是方法单一。目前数字文学研究通用的方法是文本分析、网络分析和可视化研究，这些方式比过去仅仅使用文字描述更进了一步，是一种直观性和形象化的表达。例如，不少人都在模仿莫莱蒂的 “《哈姆雷特》的人物关系网络” 来进行类似的研究，但这种可视化的方法相对单一，无法多维度论证一个文学现象，从而也使其科学性受到影响。如何处理研究方法的单一性和混合性，打破方法之间的壁垒，成为一个可以探讨的领域，机器学习也许在未来将提供破解之道，但其可行性仍有待观察。四是研究者数字素养偏弱。研究者的科学素养、技术素养和数字素养是做好数字文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但目前数字人文研究者在数字素养方面存在短板，多数来自自然科学或者跨学科领域，因此，亟须进行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甚至软件制作等方面的学术训练。一个不具备数字素养的研究者是无法胜任数字人文相关研究的，遑论确保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尽管这些因素是从事跨学科研究遇到的普遍问题，但就数字文学研究的科学性而言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包括数字文学在内的数字人文研究是人文学科面对危机的一次突围，是借鉴自然科学实证方法的一次尝试。尽管在学界引起了异常的喧嚣与骚动，但其目前总体上依然处于探索方法论、认识论的阶段，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人文学的本体论。这种有别于传统研究范式的革新，体现出人文学者追求本真性、创新性的科学精神，整体上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研究做了有意义的补充。但源于以上四重现实困境，包括数字文学在内的数字人文研究要取得理论和实践的突破，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一种新鲜事物，数字人文被引进中国之后，确实在学界刮起了一阵 “数字人文的飓风”，也确实引起不少学者的焦虑，担心这种具有颠覆性和解构性的新鲜事物会把文学引入歧途，削弱文学原有的人文价值。然而，如前文所言，数字人文在国内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1990-2017年中国大陆地区发表了72篇有关数字人文的文章，与每年发表在各类杂志上成千上万研究传统文学的文章相比，数字人文研究的体量很小。因此，我们要对数字人文采取包容的态度，一方面，充分肯定其所彰显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意义，鼓励其对文学知识的创造和革新，探索数字时代文学发展的新规律。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把数字人文研究现象放在人类社会进步和中华文明五千年演变的历史场景中来评估其价值，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将其所展现的科学性与人文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事实上，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科学与人文互鉴，人文思想为科技革命准备文化条件的事例不胜枚举。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到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再到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某种程度上都为当时的科技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在中国，尽管科技革命比西方晚一些，但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也为开启科技革命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即使是在当代，波尔、夏普莱斯、卡普拉、普利高津等西方杰出科学家，都承认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获得了灵感。例如，耗散解构理论创始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普利高津就曾表示，“道家思想，在探求宇宙和谐的奥秘，追求社会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自由和道德完满等三个层面上，对我们这个时代都有启蒙思想的作用。道家在两千多年前发现的问题，随着历史发展，愈来愈清晰地展现在人类面前。” 科学与人文的学科分野，只是出于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但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角度而言，两者是合二为一的，正如福楼拜所言：“艺术越来越科学化，科学越来越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将在山顶重逢。”数字时代文学的人文性跟其他时代大体上别无二致，具有共通性，文学是思想、情感的艺术表达，抑或思想、情感的家园；文学的人文性表现在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等方面，它既反映人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灵魂的本色，也反映人的社会关系和实践的成色。无论学界对文学人文性的讨论多么复杂、争论多么激烈，文学的人文性总是要落脚于表现对现世的悲悯情怀，这种情怀的展现可以大到人类和世界，小到族群和个体。因此，文学是反映人类、人世、人际、人生、人情的语言艺术，既来自历史与现实，又超越历史与现实，甚至指向未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的人文性就是对 “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的人文关怀。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远古的轴心时代，还是近代的工业革命时期，抑或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日益丰富，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数字时代，文学作品所张扬的人文性基本上变化不大。诚然，文学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在数字时代具有独特的新内涵，触发人们对文学及其规律的反思。当我们论及文学的人文性时，一般指的是人类高雅文学中所包含的人文精神，很少想到机器文学和网络文学。事实上，大数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颠覆了文学的本体性和主体性，刷新了人们对文学人文性的认知。例如，利用大数据制作的机器作家微软小冰，业已出版多部诗歌集，其创作能力也展现出日益进步的趋向，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在更多海量数据的支撑下，机器作家有可能创作出超越人类作家的文学作品?文学的本体性还是人类创造、供人类欣赏的语言艺术吗？再如，网络文学作家根据大数据分析粉丝读者的偏好，对小说的故事情节进行调整，甚至将作者和读者共同创作、修改文学作品的过程裸露出来，这是否表明文学的单一主体性已经发生了改变？粉丝和作者通过网络平台共同创作文学作品，实际上已经跟传统的做法大不相同，因为此时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不是取决于作者的理想和情怀，而是大数据分析和主导的结果。针对这一情况，我认为，一方面，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学的本体性依然是人类占据主导地位。机器诗人可以通过大数据进行编码，也可能产出模仿人类部分思想和情感的格式化作品，但创作出具有思想深度、复杂情感、鲜明个体风格的文学作品，仍然只有人类的智慧才能做到。相应地，人类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性也不会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在网络文学中，单一创作主体变成作者—读者共情创作主体，并不能改变大众文化的本质，“大众审美消费活动的普遍高涨，孕育着人性的内在要求，展示着一种新型文化状态下人性的成长、变化和发展”，但如何促进大众消费审美的人文精神提升，使之成为一种大众文化自觉，目前依然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警惕的是，资本和技术合谋所制造的 “数据万能论” 或 “数据至上论” 对文学人文性的侵害。科技进步所制造的数据信息，确实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便利，但越是科技昌盛的时代，越要强调文学所赋予人类社会的人文精神。无论是机器诗人，还是网络文学所依托的平台，都是资本的化身，其逐利的天性常常会扭曲文学作品内在的人文性，或者虚无化人文性，从而使科技王国或者数字王国变成一个缺乏人性和温情的世界。我们在对新兴事物采取开放性态度的同时，要警惕那些表面上声称为人类谋福祉，具有 “人文性”，而事实上却以科技创新为噱头行炒作之实，并从中谋取更大利益，人为制造文学本体性、主体性和人文性危机的行为，防止网络世界成为人文精神缺失的黑洞，或者滑落成人文性扭曲疯长的洼地，尤其是要高度警惕其演变成色情暴力、享乐主义、虚无主义等的狂欢之所。
第四次科技浪潮掀起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万物互联的时代。相比科技革命对人类物质生活所产生的显性影响，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其对人类思维产生的隐性的但却是革命性的影响。从牛顿力学到量子力学，表面上来看是一场场科学革命，但实质上是认知思维革命，展现出人类对世界认知的新变化。同理，数字文学研究和机器文学、网络文学创作也是对传统文学思维的一场革命。反观新文科教育，我们既不能以 “创新” 为借口，抛弃文学传统，忽视经典文学对人文精神的形塑作用，也不能以 “守正” 为托词，拒斥新理念、新方法。科学的方法应是对守正与创新拿捏有度，对青年学生更好地进行科学思维教育，因为思想和方法创新的发动机是创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