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甫一出版，迅速跻身畅销书行列，赚取了读者大把同情的眼泪，引发巨大反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澳大利亚本土售出二十万册，在美国售出五万册，在英国售出四万册。库里摇身一变成为文化名人，频频在各大媒体上亮相，讲述关于约旦女性悲惨命运的故事。然而，库里的风光没能维持多久。2004年6月14日 《悉尼先锋晨报》 文学版刊登了编辑诺克斯 （Malcolm Knox） 的一篇报道，在引用大量权威事实数据的基础上，诺克斯向大家证明：库里欺骗了大家，达利娅其人其事纯属子虚乌有，她自己的身份也纯属伪造。真相曝光后澳大利亚社会举座皆惊，各界人士纷纷发声谴责，出版商终止了与库里的合约，各大书店也下架了 《禁忌之爱》。库里骗局似乎以她的声名扫地画上了句号，然而，这一事件引发的思索却远没有终结：如此破绽百出的骗局为何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功？又为何迅速走向失败？它给澳大利亚文坛，乃至整个澳大利亚社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本文拟聚焦上述这些问题对这一发生在新世纪的澳大利亚文学事件进行思索与探讨。

美国学者亚历山大 （Jeffrey C. Alexander） 认为 “文化创伤是被社会文化所建构、中介的一种属性，而不是一个自在事实”，他参考奥斯丁 （J. Austin） 的 “以言行事” （speech act） 理论，提出建构文化创伤必须具备以下要素：言说者、言说对象、特定语境以及责任归属。以此考量，我们可以将库里骗局的成功归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出色的言说策略。文化创伤的建构始于言说者对创伤的宣讲。在骗局曝光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库里竭力提高自己的公众曝光率，以伊斯兰妇女的代言人自居，频频在各种公众场合亮相——从参与阿德莱德读书俱乐部的活动到做客美国电视台，她不放弃任何一个宣讲自己 “悲惨经历” 的机会。此外，库里还巧妙 “借势” 以增强其宣讲的说服力。在体裁的选择上，她选择了纪实性的回忆录，通过反复强调其言说的 “真实性” 来打动观众。在正文之前的版权页，库里郑重其事地提醒读者：“这个故事是我的亲身经历，本书中涉及的人物皆采用了化名，以免显露他们的真实身份和隐私，威胁到他们的人身安全。” 这样的声明对读者起到了一种心理暗示作用，使读者在阅读该作品时更容易形成一种代入感。在尾声部分，她用整整四页列举了十个受害者姓名不详的、 “据说” 是来自 《约旦时代报》 （Jordan Times）“ 某位颇有声望的女记者”报道的荣誉谋杀案的案例，以此印证荣誉谋杀在约旦的普遍性。她还借用一些官方权威机构的名义发出吁求，以增加创伤宣讲的可信度，比如，该书的封底页印着包括联合国人权机构 （OHCHR） 在内的一长串官方机构的地址及官网链接，呼吁读者“给经过联合国认证的妇女权益机构发电子邮件请愿，……或是向这些机构捐款”（Forbidden: back cover）。

第二，言说对象和言说语境也是库里骗局成功的关键。在 《禁忌之爱》 的封底印着这样一段文字：“《禁忌之爱》 是一部富于戏剧性、令人震惊的纪实类作品，它忠实记录了那些准备向世代延续的男权统治发起挑战的女性的勇气和力量，这样的作品将会打动每一位女性读者，不管她身处何处。”（Forbidden: back cover）库里特别强调，“来自西方世界的声音在这场战役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Forbidden: back cover）。显然，对于荣誉谋杀的直接受害者伊斯兰妇女，库里并未表现出太多关注，她更倾向于将 “女性读者” “西方读者” 等非直接承受创伤的读者设定为言说对象。这样的设定充分考虑到了言说语境：“9·11” 事件之后，在美国的主导下，代表伊斯兰文化的阿拉伯世界在多数西方人眼中成为了 “落后” “恐怖主义” 的代名词，人们纷纷患上了 “恐伊斯兰症”。美国学者迈哈姆特指出， “自 ‘9·11’ 事件以来，美欧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穆斯林的畅销书。这些书主要讲述穆斯林女性在男权文化下如何劫后余生的悲情故事，无一例外地将对女性的厌恶和歧视设定为绝大多数伊斯兰社会的重要特征”，评论家惠特洛克则称这样的作品为 “中东女性原型写作” （proto-feminist writing about the Middle East）。《禁忌之爱》 大获成功正是 “中东女性原型写作” 在 “后9·11” 时代的澳大利亚风行一时的最好例证，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忠实的盟友，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参与者，在 “9·11” 事件之后也陷入了由反恐战争所导致的深深焦虑中，库里的 “回忆录” 成功地刻画出符合他们想象的伊斯兰他者形象，为他们的恐惧找到了切实根据，既让他们可以对伊斯兰他者进行批判，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释放焦虑、宣泄不安的好机会。

此外，文化与市场的合谋也为库里提供了必要的言说语境。哈根指出，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欧美文化对弱势文化一直怀有一种消费心态 （commodification） 和一种窥私欲 （voyeurism），因此，以回忆录为代表的纪实文学在西方国家的畅销反映了 “中心” 想要进入处于边缘的异域文化的需要。库里的出版商显然和库里一样深谙这种需要，这一点可以通过 《禁忌之爱》 第一版的封面设计得到印证：富含阿拉伯风情的花纹为背景，一名伊斯兰女性的头像居于中间位置，一只模糊的手拉住了黑色面纱的一角，额头与口鼻部分都被遮住了，只剩下一双黑色的大眼睛严肃地凝视着读者，显得神秘而引人探究，头像下面是该书的副标题—— “发生在约旦的一个关于爱与复仇的悲情故事”，夸张的用词和强烈的感情色彩更像是一本通俗言情小说的书名。就这样，神秘的东方元素和悲情的浪漫元素组合在一起，作者和出版社把处于边缘地位的穆斯林女性的痛苦经历精心包装成一种商品供西方读者消费，大大满足了他们对异域文化的窥视欲望。

第三，库里通过对责任归属的认定大大提高了言说的 “深度”。在 《禁忌之爱》 中，她并没有将达利娅之死简单归结于其父兄，而是在讲述事件始末经过之余，专门辟出两部分 （第七章和后记） 对荣誉谋杀这一现象进行了 “深入” 分析，矛头直指该现象背后的法律、宗教、历史、文化、性别因素，诸如约旦、阿拉伯文明、中东、伊斯兰教这样的字眼被反复提及，如此，在界定责任的过程中她成功将创伤建构从个人层面上升至国家、民族、文明层面（Forbidden: 73-88,234-245）。

凭借着出色的言说策略和对 “后9·11” 时代西方社会政治形势和读者心理的准确把握，库里为自己赢得了天时地利人和，成功地完成了文化创伤的建构， 《禁忌之爱》 也因此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文化创伤的建构使库里骗局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同时也为其失败埋下了伏笔。

哈贝马斯在 《交往行为理论》 一书中将言语行为视为社会交往行为的中介，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言语行为的可接受性条件，包含必要条件和认可条件两个层面，必要条件主要指言语行为的 “语法完整性和一般语境条件”，认可条件则是指 “言语行为的外在认可力量”。这种外在认可力量主要源于对言语行为的三个有效性要求的认可，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在交往行为关系中言语行为永远都可以根据三个角度中的一个加以否定”。再看库里，她出版 《禁忌之爱》 并借此建构文化创伤的举动可以被视为其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交往行为关系的尝试，而她的言语行为恰恰违反了上述三个 “言语行为的外在认可力量” 的重要指标：

第一，库里在建构文化创伤的过程中，其言语者的身份和言说内容都违背了真实性要求：她称自己生于约旦，长于约旦，直到1995年才逃离该国，而事实上，她虽出生在约旦，但三岁以后就跟着家人移居美国，在1973至2000年间，她一直生活在芝加哥，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她能够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库里称自己的家人都在约旦，但实际上她的妈妈和四个兄弟姐妹仍居美国，她明明早已结婚，却一再提及自己 “纯洁的未婚女性身份”。至于她宣称 “触动了我的灵魂，永远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Forbidden: dedication page）的好朋友、荣誉谋杀事件的女主角达利娅也纯属虚构。

第二，库里违反了正确性要求。在西方世界长大的她对阿拉伯世界的认识极为有限，犯了很多常识性错误。在诺克斯之后，曾报道过多起荣誉谋杀的约旦著名记者、女性权益活动家拉娜·侯赛因 （Rana Husseini） 也对这一事件发起了调查，发现该书的错误多达73处，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例如，拉娜发现，库里提到的她和好友曾在阿曼共同经营的那家女子美发沙龙根本不存在，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的约旦 “只针对女性营业” 这一点是与法律相悖的。此外，在描述约旦当局对荣誉谋杀的应对态度时，库里提到了陪审团以及保释制度，而事实上在约旦司法体系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制度。在地理常识方面库里更是错误百出，她甚至搞错了约旦的地理位置，称其与科威特接壤。如此多的常识性错误证明了库里言语行为的不正确，也暴露出库里对约旦和整个伊斯兰文化的无知，她根本不够资格为约旦妇女 “代言”，更遑论代表整个阿拉伯文明。

第三，库里违反了真诚性要求。她在 《禁忌之爱》 中这样表述自己的言说动机：“我发誓要为了达利娅的梦而奋斗，为了约旦女性的自由和平等权益而战。” （Forbidden: 22）而事实是，她为了谋取个人名利不择手段，她的言说动机是利己的、鄙俗的，并非她所宣称的那样利他和崇高。

库里的言语行为虽然符合了可接受性的必要条件，但却因违反了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而不符合可接受性的认可条件。言说对象对她建构的创伤事件投入了感情、金钱以及时间，却得知一切不过是个骗局，她此前建构的文化创伤必然走向坍塌，失败也就成了必然。

惠特洛克曾这样评价库里骗局带来的影响：“这场骗局标志着一个节点，从此生命叙事 （life narrative） 沦为一种宣传——一种面对庞大市场的见利忘义，一种以狡猾的方式对某个 ‘话语集团’ （discursive bloc） 的认同及复制；它也可被视为是一条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分界线，从此生命叙事开始走向欺骗。”生命叙事是一种 “自我指涉的叙事” （self-referential narrative）,而见证文学则是 “身经浩劫的普通一 ‘我’ 的文学， ‘身’ 和 ‘普通’ 是它不可或缺的限定”。作为生命叙事的一种特殊形式，见证文学承载着 “修复世界” （mend the world） 的人道责任，是 “一种宝贵的社会道德力量”，帮助人们在灾难的废墟上重建人性。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见证文学更是如此，其真实性建立在作者与读者签署的 “道德契约” 基础上，灾难见证者的特殊伦理身份不容僭越，库里的僭越使澳大利亚公众不再相信见证文学的真实性，这一文类的影响力因而大大削弱，库里也因此被澳大利亚学界称为 “见证文学的寄生虫” （parasite of testimony）。

库里骗局的另一重大影响在于它严重挤压了澳大利亚的文学公共领域，使之逐渐走向萎缩。这种萎缩主要表现为：第一，澳大利亚公众由文化批判者转为文化消费者。哈贝马斯认为，文学公众领域必须同时具备如下特征：文学公众的广泛参与以及对文学及其他热点社会文化议题展开公开、理性的讨论。反观库里骗局，虽然 《禁忌之爱》 名义上是一个与文学相关的公共话题，但公众在讨论中并未本着独立、平等、自律的精神承担起文化批判者的角色，而是狂热地消费 《禁忌之爱》 提供的文化创伤，理性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被库里和大众传媒合力编织的煽情话语所俘虏，一个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由此形成。第二，文学活动的自主性被大大削弱。在库里骗局中沦陷失守的不仅是作为阅读群体的文学公众，还有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和批评主体的学者、评论家们。本该担负文化 “守门人” 职责的这群人严重失职，热情地为库里造势呐喊，盛赞其写了 “一本具有很高价值的书”。就这样，政治因素与市场因素形成一股合力，通过对大众媒体的操控最终实现了对文学活动的挤压与裹挟，使澳大利亚文学的自主性大打折扣。

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起，一股极右保守思潮席卷澳大利亚文坛，保守派理论家和新时代左翼理论家之间针对文学经典、政治正确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保守派理论家们以文明的守护者自居，极力抹黑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诸多新潮理论，库里骗局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绝好机会，使其能够挟文化战争之余威，对新左派思潮及其所代言的边缘群体又一次进行集中围剿。《禁忌之爱》 广获好评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所建构的文化创伤成功刻画出了符合西方想象的伊斯兰他者形象，把伊斯兰文明与野蛮、恐怖画上了等号，从而将其牢牢固定在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对立面上，这正是一种典型的右倾保守主义思维。而在其 “寄生虫” 身份曝光后，不少批评家不仅藉此攻击其宿主见证文学，还用它来攻击和嘲讽受压迫、迫害的少数族裔或边缘群体，称他们为 “时髦的受害者”，讽刺他们靠卖惨获利。这样的言论显然与文化战争中保守主义理论家们对包括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在内的各种新潮理论的抨击不谋而合。无论是骗局尚未被识破时的大加褒扬，还是曝光后的大肆批判，它们表面上截然相反，但实际背后都弥漫着一种保守主义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的钳制下，澳大利亚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自主性日益消退，澳大利亚文学公共领域也走向了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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