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何辉斌  教授

新文科背景下的学术创新途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戏剧表演和观赏的认知研究”  (17AWW006)。

摘要：翻译可以帮助一国的著作穿过语言的藩篱到达另一国家，相对于目的国可能很有新意，但对于世界总体知识来说没有多少贡献，属于相对创新。外国学问的异化研究以追赶和超越外国的相关研究为目的，由于资料和对外国文化领悟能力的限制，难有大的作为。以外格中的研究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促进了本国学术的现代化转型，但也常常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以中格外的研究，由于中外学术范式不同，加上中国的影响力有限，其创新潜力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以我为主的研究在先秦为中国提供了根本性的创新；在受到佛教的刺激和启发之后，通过融合中外创造了宋明理学。基于科技创新的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而使人文学者有机会思考新的人生问题，并创造出新的思想，使英国全面引领世界。经过几次工业革命的今天，科学已经相当成熟，为科学与人文的相互融合创造了条件。在知识越来越专业化之后，片面深刻的缺点已经暴露无遗，所以跨学科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跨人文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目前是比较容易到达国际水平的领域，发展空间巨大。

关键词：新文科；创新范式；跨学科研究

 引  言

教育部于2020年11月3日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强调文科在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大意义，突出了文科创新的价值，提倡各种跨学科研究，鼓励文理融合。本文主要从中外学术关系和不同学科之间关系两个维度讨论创新，提出7种途径，将融合人文与自然科学的途径列为当今世界学术的重要亮点。

翻译的相对创新

中国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东方大国，而周边的文明都不是十分强大，所以我们的祖先深信自己的国家是天下的中心，对自己的文化十分自信。这种自信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容易使国家走向封闭。钱钟书（1996: 540）曾说，“ ‘胡言’ 者，胡人之言，即外国语，非译莫解…… ‘胡说乱道’ 之 ‘胡’，即 ‘胡掳’、‘胡马’、‘胡服’ 之 ‘胡’。由言而及行，遂曰 ‘胡作妄为’ ”。古人明显具有中国中心主义，把听不懂的外语看作 “胡言乱道”。以这种态度对待外国，自然不会十分重视外语和翻译。《康熙字典》对 “礭” 的解释为：“《说文》：译也。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礭。徐锴曰：译者，传四夷及鸟兽之语”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2002: 149)。把外国语与鸟兽之语并列，这样的翻译工作地位自然不高。在中国古代，除了佛经翻译非常出色外，其他领域的翻译比较有限。 

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科学开始快速发展，但中国人仍然停留在强国美梦之中。到了明末清初，传教士将西方科学带到中国，当时西方已经开始走向现代化，把中国抛在后头。面对西方科学，中国慢慢开始学习，但学习的过程并不是完全心甘情愿，所以当时人们便想象出一套 “西学中源” 说，认为西方科学是中国传过去的。杨振宁（1995: 308）曾指出，“康熙还说过：‘阿尔日巴拉即天元术' 。阿尔日巴拉即今天我们所称的代数，代数中有些东西确实跟中国的天元术有密切关系。可是到了康熙的时候，西方的数学已经远远超过天元术了，而康熙和梅文鼎等人还一口咬定西方的这些东西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岂不可笑！以后整个清朝有些大学者如戴震、阮元等都继续发挥 ‘西学中源’ 说。由于他们的影响，使中国的学者在清朝三百年间没有真正吸取西方人的科技”。这种思想在鸦片战争之后受到较大的挑战，洋枪洋炮打醒了大部分中国人，但仍有一部分中国人继续沉浸在强国梦中。如俞樾（1986：2）于光绪年间在给孙诒让《墨子间诂》作《序》时云：“近世西学中，光学重学，或言皆出于《墨子》”。“西学中源” 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傲慢，容易走向封闭，限制了翻译事业的发展空间。 

鸦片战争之后，不少人意识到西方科技的发达，但在文化方面国人还照样自负。邵作舟（1957: 183）曾说，“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敻然出于万国之上”。科技与文化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洋务运动只学科技，不学文化，必然失败。中国的国门于1840年被英国打开，而日本的国门则于1853年被美国人打开。也许日本人没有中国人自信，战败后马上虚心学习西方的科技和文化，在短短的30-40年间便迅速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并在甲午海战中战胜中国。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衰落与日本的强盛有复杂的原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翻译。 

到了20世纪，中国人的观念开始明显转变。鲁迅（2005: 294）曾指出翻译的紧迫性：“医生告诉我们：有许多哑子，是并非喉舌不能说话的，只因为从小就耳朵聋，听不见大人的言语，无可师法，就以为谁也不过张着口呜呜哑哑，他自然也只好呜呜哑哑了……加以对于获得外国的精神生活的事，现在几乎绝对的不加顾及。于是精神上的 ‘聋’，那结果，就也招致了 ‘哑’ 来”。他对翻译现状很担忧：“但绍介国外思潮，翻译世界名作，凡是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现在几乎都被聋哑的制造者们堵塞了，连洋人走狗，富户赘郎，也会来哼哼的冷笑一下。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 ‘末人’，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儿和小瘪三所卖的春宫，不肯罢手。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 (鲁迅，2005：295)。所以他大声呼吁，国人应 “别求新声于异邦” (鲁迅，2005: 68)。经过鲁迅等人的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学界一直非常重视外国书籍的译介，为中国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如果用林纾的话来概括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学界，其总体特点在于 “蠲弃故纸，勤求西学” (许桂亭，2006: 2)。西化风气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盛行。肖娴和陈元飞（2020: 49-60）曾指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时身上带着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海雅德尔的《孤筏重洋》，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康拉德小说选》，没有一本中国书——当年西风之威由此可窥”。封闭不好，但过于西化也不利于创新。 

在简单回顾翻译史之后，让我们看看翻译的创新。在某些特殊年代，翻译和学习外国的文明比创作和独立的研究更重要。在晚清，东西方的交通刚刚打开，东西方差距极大，西方可供东方学习的东西很多。这时起点差不多的中日两国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日本在国门打开之后马上翻译大量的科技著作和文化书籍，认真地研究、运用和发展，在很短的时间中学习到西方人长期积累起来的成果，很快把日本建设为强大的国家。而中国却迟迟没有走出过去的帝国美梦，鼓吹 “西学中源” 说，把自己文化看作 “敻然出于万国之上”，没有好好翻译和学习外国的文化，结果被向来比我们弱小的日本打败。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是追赶强国最有效的途径，不翻译甚至可能亡国。在文化交流正常化之后，翻译地位有所下降，主要在于互通有无，是与世界各国保持同步发展的必需手段。就创新性而言，翻译属于相对创新：对于目的国的读者来说创新很大，但对于世界文化来说创新有限。

从一门语言转换成另一门语言的翻译过程，需不需要创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谢天振认为，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他甚至断定中文版《高老头》的作者不是巴尔扎克。他说，“如果说它的作者是巴尔扎克的话，岂不意味着巴尔扎克会用中文写作？这显然于理不通，因此中文本的作者理应是傅雷 (或其他有关译者)，而不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 (谢天振，2000: 230)。谢天振把傅雷当作中文版《高老头》的作者，有些抬高译者的嫌疑。不管翻译文学在目的国起了多大的作用，我们也应当看到，只有非常少的翻译作品可能达到原著的水平，至于超过原著的现象，那是极为罕见的。总体上看，译文的内容与语言形式都是对原作的模仿，也属于相对创新。我们不能指望朱生豪、傅雷等翻译家把中国建成文学强国，我们还得有自己的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 

另一方面，有的学者对翻译活动本身的创新不以为然。徐烈炯（2004: 52-56）曾说：“翻译也不是研究，翻译并不增加人类知识总体，而是为不能阅读原著的人提供方便”。如果一个搬运工把一箱苹果从英国搬到中国，不管多么辛苦，甚至还需要多种技巧，可能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创造性的活动。如果人类知识也一点都没有增加，翻译与搬运的作用就比较类似。但事实上翻译与搬运苹果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苹果一旦从英国搬到中国，英国人就失去了这箱苹果，苹果完全受制于质量守恒定律。著作翻译成中文，英国的文化宝库没有遭受任何损失，而中国的图书馆却多了一本重要的书，我们因此可以说，精神产品的存在形式增加了。苹果不会因为搬运而味道发生变化 (除非变质了)；而翻译出来的作品，味道肯定已经不同，有的甚至变得更美味，从这个角度说，著作的质也发生了变化。总体上看，翻译作品都有一定的创新，其程度取决于作品的性质和译者的水平。

外国学术异化研究的追赶式创新

为了更好地理解外国，我们完全有必要暂时忘记中国的文化，尽量设身处地地进入外国人的天地。哲学领域的大学者陈康的观点就是如此，他明确反对将本国的思想与外国思想掺杂在一起。他说，“自从 ‘五四’ 以来，念外国书的人日多，才华超迈绝伦，不甘略受拘束的人士喜欢将糖酒油盐酱醋姜倾注于一锅，用烹调 ‘大杂烩’ 的办法来表达自己集古今中外思想大成的玄想体系” (陈康，1985: 2-3)。像陈康这样的学者有一定的数量。在当代学者中，邓晓芒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曾说，西学的目的 “是为了通达西方思维在西方人心目中的精义。根据现代解释学，这永远只能是一个可以接近而不可达到的理想目标，但有这个目标和没有这个目标是不同的，‘六经注我’ 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只能是走向 ‘我注六经’ 的道路上的一些路标” (邓晓芒，2003)。如果想真正学好外国学问的确应该有这样的目标，以便取得真经。只有这样才能为国人打开比较客观通向外国学问的窗口，否则就会以自己的偏见代替外国的学问。陈康（1982：10）对这种研究非常自信，他说：“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会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 (这绝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昭著于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在他看来，这种研究完全可以超越外国人，甚至把中国变成这种学问的中心，外国人也会赶到这里来学习。

这种异化的研究，如果想超越相应的本土研究，起码应当具备以下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占有的资料不少于甚至超过外国人；第二，对相关现象的领悟能力不低于甚至超过外国人。在资料占有方面，本土的研究者占有一定的优势，上自原始手稿，下至当代最新论著，几乎都在本土研究者可及的范围之内。而我们手头能及的资料有多少呢？在20世纪，国内的资料只能用 “少得可怜” 来形容。在当今互联网时代，找资料的困难已经大大下降了，但和国外相比仍然有差距。在领悟能力方面，他们有着明显的优势，无论是对微观的单词、句子、标点等的理解，还是对宏观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的把握，他们都得天独厚，外国的学问已经渗透到他们身体的每个细胞之中，我们无法与之相比。而且领悟能力的局限性，也会影响到对资料的占有。假如资料的拥有仅仅指外在的物质层面的获取，只要有钱，经常出国，多购外文图书，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解决的。但情况远非这么简单，领悟力方面的挑战要远远大得多。一个美国学者和一个中国学者同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查看英文资料，所收获的信息量大不一样，前者可能一目十行，后者可能十目一行。 

就算有人能够克服这两方面的困难，但外国学术是不停发展的，身处国内的学者要跟上外国的发展节奏也不容易。冯黎明（2005: 30）在谈到汉语文论的现代化时曾说，“问题的麻烦在于，倘若作为目标的西方现代化是一个恒定的存在，那么学习和引进也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在一段时间内大功告成，但西方现代化偏偏不断变化，在我们以它为目标的学习过程中它自身也不断进步、变动，这样我们就变成了多向飞碟射击运动员，渴望准确地击中目标又紧张地期待着下一个目标的出现”。这样的话外国人总是在领跑，我们总是落后一截，难以达到与他们并驾齐驱的水平。就算一个人拥有非常好的外文图书馆，具有出众的天赋和勤奋学习的精神，勉强赶得上外国学术的节奏，但纯粹从外国的视角看，要达到外国人的三流水平已非易事，最乐观地估计也不可能超越二流水平，难以成就大事业。由于这些原因，陈康的理想目前还没有实现。浏览一下这一类论著可以看到，所用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都来自外国，往往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关键的突破。 

既然创新有限，这种外国式的研究有没有必要呢？王富仁（2005：94）曾把这种学问纳入他所谓的 “新国学”，并且说，“文化、学术，不像在同样一个起跑线上起跑的赛跑，有一个绝对的高度，它是以影响人类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为基本尺度的。那些推动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发展的人物及其作品，影响了并继续影响着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的文化及其社会生活，我们没有理由替他们自卑自贱，更没有理由拿着刚从国外接受来的一点新知识与新思想而傲视他们、俯视他们”。可见外国学问的异化研究，与中译外国著作一样，对本国有一种相对的创新，作用不可小看。外国学问的异化研究最终还是要为本国的需求服务，否则其意义将大打折扣。黔之驴的故事告诉我们，不正视本土的需要而引进的东西不会有多大的用途，甚至根本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结果只能像那头倒霉的黔之驴一样，“无可用，放之山下”。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很不一样，在国外可以造成一些影响的研究未必能够引起国内的重视。在国外有影响的成果是经常出现的，但真正能够影响到国内的只是少部分，只有那些与国内的情况有一定联系的成果才能较容易地进入国人的视野。不管这种紧跟外国思潮的研究对国内有多大作用，但从创新的角度看，我们不必把它抬得太高。翻译 使不懂外文的人能够阅读外国的著作，异化的研究可以帮我们从理论上更好地认识外国文化，两者都是基础工程，为进一步的创新服务。

以外格中的比照式创新

外国学问进入国内之后，人们还会在中国运用，视之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参照。新文化运动以来，学者们把大量西方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带到中国，一个无限广阔的新大陆在研究者面前出现。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好的成果有不少。例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等，都与西学相联系。直到今天，这种研究风气仍然非常强劲。随便浏览一下人文社科类的书刊，就可以看到诸如用存在主义理论研究庄子或者用解构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小说的论著。当今教科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基本上都来自西方。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部西学东渐史。 

中外学术观念和理论体系都不一样，如何将外国学术在中国进行运用，当然是一个难题。黑格尔（1997: 25）曾说，“真理不是一种铸成了的硬币，可以现成地拿过来就用”。西方的学术并不是现成好用的，要真正用好西方学术，必须具备良好的中西学问功底，并在趣味迥异的两个学术海洋中找到有限的可贯通的切入点。找到切入点之后，运用西学来分析中国学问的具体展开，也非易事。在移植器官的时候，外科医生常常为人体的排他性绞尽脑汁；同样的道理，学者在运用一种外来的理论研究本国学术的时候，难度也非常大，只有非凡的高手才能创造性地发展西学，稳妥地改良本国学术。从西学的角度看，不仅仅是运用，而且是创造和发展；从国学的角度看，大大地充实和改变了中国学问，使本土学问走向世界成为可能。 

虽说这种研究具有巨大意义，但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没有创造出世界级别的伟大著作，而是暴露了不少局限性。这种研究主要是以西方的理论为前提，容易教条化，把从外国语境中演绎出来的理论当作唯一正确的标准，从而让外国的学问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结果往往导致西方中心主义，使中外学术的关系表现为他强我弱的关系。西方的理论往往是从他们文化最优秀部分抽取出来的，而西方文化的优点有时可能正是我们的弱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是拿自己的弱项来与别人的强项做比较，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就是王国维那样的高手有时也难免有这样的问题，他有时感叹西方文学好，他们有悲剧，而我们几乎没有悲剧。水平低的研究者自然很容易犯这个毛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可见用西方学问来研究中国问题容易滑向西方中心主义，导致一些问题。其次，经常以别人的理论为出发点，不容易做出特别富有独创性的研究。这种方法的意义主要在于运用和发展别人的理论，但不管操作得多么巧妙，往往没有首创这一理论的人那么富有独创性，其知名度也要逊色不少。鉴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中国学者在西方学者面前往往忙于向他们学习，忙于为自己学术的不利局面辩解，失去了平等的对话权，更不能有效地批判他们的缺点。曹顺庆先生把这种失去发言权的现象叫作 “失语症”，用这个术语来描述中国学者的尴尬局面有一定的道理。曹顺庆还提出中国文学的 “异质性” 问题，试图指出中国文学有不同的特点，但 “异质性” 这个词语本身就意味着西方文学是主体，中国文学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有自我他者化的嫌疑。 

西学东渐在五四运动之后如此强劲，有比较复杂的原因。首先，西方学术最早接受了现代性的洗礼。与中国传统学术相比，西方学术在概念、逻辑、体系、可操作性等方面都比中国学术强。学术的现代性还促使西方诸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了飞速的发展，并反过来扩大了西方学术的影响。因此西方文化好像显得充满活力，成为各国学者学习的榜样。而反观国内，好像一切都不如西方。这就迫使许多中国学者把西学看作学术的唯一标准，拼命地追赶他们，却又沮丧地看到，别人总是在我们的前面。冯黎明（2005: 29）把这种不利的局面叫作两难的处境，他说：“这一两难处境的根本，在于现代性诉求与文化上的自我认同危机。我们从全球化进程中学到的是一种西方近现代文明所构造的现代性，我们以之为全球性的学术视界。而实际上我们是在屈从于另一个地域性的文化，我们本应与之展开平等对话，但它在全球化中的主体地位使我们不可能带着自我认同体参与平等对话，走向全球化也必然地意味着走向失语”。当我们过多地依赖西方的评判标准和价值体系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局面，冯黎明 （2005：31）说，“但在这一文化体系面前，我们永远只是 ‘他者’，很难在文化层面上找到认同体”。导致这样的局面，虽然有必然的一面，也与我们自己认识的误差有关。现代性与西方学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别的国家也可以从内部发展出一定的现代性，而西方学术并非都与现代性挂钩。而且现代性的负面作用也很大，西方人已经做了很多尖锐的批评，我们又何必亦步亦趋地模仿呢？这就说明，我们既要学习西方，又不能总是把西方学术奉为至理，并教条地用来解剖中国学问。

西学东渐使中国学术实现了现代转型，使中西对话变得容易，但也常常带来西方中心主义和强制阐释，难以将中国文化的优点展现出来，不容易产生世界一流的著作。我们应当积极利用这种研究方法，但也要对其局限性心中有数。

以中格外的潜在创新空间

在研究外国学问的时候，虽然我们在资料占有和领悟能力方面处于不利的位置，但换个角度看，我们也有自己的强项。在资料占有方面，我们可以把本国图书也列入查阅范围。我们丰富的中文藏书是任何外国图书馆无法相比的，这样的话优势就会显示出来。在思维能力方面，我们也有一些自身的优点。只要我们能够自觉发挥中国人的思维特长，而不是不自觉地受自己的偏见干扰，自然就可以看到一些外国人所看不到的东西。一些有识之士也做过这样的尝试，自觉使用中国人的智慧来研究外国学问。 

外国问题的中国式研究与一般的向西方人展示的中国文化不同，主要是指更有主动性的学术行为，即从中国文化中汲取最优秀的东西，主动冲进外国人的学术领域，自觉地利用中国人的独特智慧来批判，弥补他们的不足之处，而不是停留在自己的学术圈中，等待别人找上门来。一旦把角度转换过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强项很可能是他们的弱项。托马斯·库恩（1997，Ⅻ）曾说，“在阅读一个重要思想家的作品时，首先要寻找他文章中显而易见的谬论，然后再问自己，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内容……明白这些段落的含义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些你以前认为已经读懂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段落的意思已经改变了”。他所说的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只有这样国际舞台上才会出现强强对抗和强强对话，中国人才不至于老是以学生的身份与外国人交往。一旦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就能为外国学问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开辟新的空间，甚至可以建立起中国人所特有的学术流派。用这种方法解读外国问题也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应当避免独断的方式，不要试图建立与别人对立的中国中心主义，其目的在于把我们的 “偏见” 和他们的 “偏见” 融合在一起，使我们的外国学术研究明显地带有中国的特色，让世人看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以中国视野研究外国学问能够带来有特色的成果，这一点可以从海外汉学那里得到证明。王岳川（2004: 112）曾说，“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材料的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阎纯德（1996：2）通过比较之后说，“国学或中学与汉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个文化实体，但因研究者的文化血统迥异，文化背景相悖，致使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的研究思维方式、出发点、视角、方法、结论很不相同……汉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对外国人来说是他们的 ‘中学’，是他们关于中国的学问，对中国人来说汉学又是西学，因为汉学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 ‘西学’ 的范畴”。但这并不影响海外汉学的学术成就，其意义恰恰在于它是西学，带着西学的优点，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跟着中国学术走。汉学的影响已远远不止在海外，不少成果已经翻译成汉语，使我们大开眼界。反过来说，我们的外国学术研究如果能够明显地具有中国特点，必然能够为外国文化增添有意义的东西。 

虽说国内学者没有真正重视这种方法，但海外已经有学者在积极提倡。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早就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写了一本名为《作为方法的中国》的书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人把这本书翻译为《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他认为以前的汉学只是把西方理论当作客观准绳，把中国作为随意解剖的对象，他对这样的研究深感不满。西方方法出自局部地区，如果不对这种方法加以批评，而让异域的中国适应方法，必然使这个对象显得落后，甚至荒谬。他说，“换言之，以世界为基准来衡量中国，这个世界就因此而成为一个完全被当作基准的 ‘世界’，只不过是个作为既成方法的 ‘世界’。以 ‘世界’ 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例，这种 ‘世界’ 即是欧洲”。所以他提倡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研究对象，他说，“现在，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不论它是好是坏，我们可以透过中国这个独立的世界，即戴着中国眼镜来观察欧洲，对以往的 ‘世界’ 加以批判了”。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消解欧洲中心主义的一元论：“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国是它的组成要素之一。换言之，欧洲也是其组成要素之一”。他乐观地预言道，“回顾历史，20世纪是个以欧洲为先锋而起步的世纪。可以预料，21世纪将是亚洲和欧洲并进的世纪” (沟口雄三，1996: 94-96)。连日本人都看到这个问题了，我们自己还不好好反思，当然是不能原谅的。所以我们应当重视这一研究。 

笔者曾经积极提倡本土视野，还写过一本名为《西方悲剧的中国式批判》的书，但总体上看，这种方法的影响力还很有限。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我们的文化还不是人人想学习的主导文化；二、中国智慧首先是指古代智慧，偏重于感悟，不容易开发出一套适合于侧重逻辑思维的当代学术；三、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主要建立于西方学术框架之上，也难以从中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具有世界高度的方法和理论。

以我为主的根本性创新

每种文化的最根本思想往往是这个民族对自身关键问题自主思考的结果。王国维（1997: 36）在谈到先秦百家争鸣时曾说，“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王国维所谓的能动之思想，就是指当时思想家根据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当时的时代需求创造性地提出的观点。雅斯贝尔斯则把先秦、古希腊等古代文明称为轴心时代，属于各自文化的核心。

先秦时期社会的重大问题都从内部产生，解决之道也是本土的，但根本性的创新也可以由外在影响引起。秦朝统一中国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术创新受到很大的制约。在这时，外来思想是刺激创新的法宝。王国维（1997: 36）曾说，“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经过长时间的化合、调和而创造出来的宋明理学是古人吸收了外来文明之后对本国学术传统的重大推进，是融合创新的杰出代表。这种融合并非易事，佛学与本地思想 “并行而不相化合” 几百年，直到宋代才与儒家思想融合，创造出新的理论。 

融合创新，这个词语听起来很美好，似乎意味着把不同的观点放在一起，让它们相互化合，最后选取最合理的观点。但实际上每一种思辨活动都必须包含先有的角度和观点，否则思辨活动本身无法进行，只能形成混乱的 “大杂烩”。以外格中的方法当然包含了中外融合，但其理论框架是外国的，一不小心就会忽略中国特色，把中国文化变为西方理论这把手术刀的单纯的解剖对象。以中格外也有融合的成分，但其倾向性也很明显。宋明理学由 “受动” 引发，内部积聚了 “能动” 的能量，属于较好的融合创新。本土文化与佛教思想互相碰撞几百年后，真正从内部产生了重大问题，在吸取外来观点之后，中国思想家以我为主，独立创新，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西学东渐之后，也有学者独立自主地援西入中，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创新。例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本国文学的特点为核心，适当借用了康德、尼采、叔本华等的观点，将西学溶化于本土学术之中，就好像佳肴中的盐一样已经完全化为菜的美味，属于上乘的著作。王国维属于高手中的高手，已经将中西学术自然地融为一体，达到浑然天成的地步，以至于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与西学没有多少关系。他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他从中国文学本身的特点出发进行研究，充分体现了本土的视野，而不是从外国的某种理论出发；其次，他使用外国的理论不是为了证明外国的理论多么高明，受外国学问制约，而是为我所用，帮助我们发现中国诗词的美妙之处；第三，他往往隐形使用外国学问。他的著作中直接论述外国学问的显性研究比较有限，在许多情况下外国学术的功夫是隐性的，就好像沉在水下的冰山的巨大体积一样，虽然看不见，却是水上面的冰山之所以具有无穷威力的原因。能够把外国学问的锋芒隐藏起来的人，不是不懂外国学问，而是已经把外国学问彻底消化掉，并与本土的学问很好地嫁接起来。 

《人间词话》这样的著作，放在世界学术之林中也有着明显的独创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人间词话》对外国文学批评的影响也不大，基本上没有人用他的观点研究外国文学。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学作品以叙事为核心，批评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人间词话》中的方法，大都为感悟式的，应用起来不容易；其次，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文化在世界市场上暂时还没有多高的地位。人们在做学问的时候往往都积极学习主流的强国思想，很少关注非主流国家的思想。国家的强弱，总是在变化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一旦强大起来，这种中国特色的著作在世界上的地位还有提高空间。

杨义（2003: 47-48）在回顾20世纪学术史的时候提出了学术的 “三步说”，他阐释道：“20世纪的两步，第一步以胡适为代表，文化思路是学习西方，以西释中；第二步以钱钟书为代表，中西参证，以期打通……这种对文化自身意义和价值的重新认识，就是 ‘文化原我’……总之要从文化的本源、行程和总体结构上考辨每一个文化细节。这种思维有可能成为继20世纪中国文化精神历程走出的两步之后，在跨世纪之际再走出的第三步”。他继续阐释说，“文化原我意识的确立，要求我们的研究策略在博览世界文化风光的同时，潜心静气地返回中国文化的原点，以此为逻辑起点，逐一地激活中国文化资源及其内蕴之经验和智慧的活力”。新文化运动之后，学术过于西化，但真正的创新还是要回到自己的传统中寻找突破口，那样才能够产生根本性的创新。

工业革命带来的全面引领的创新

科技的发展也可以引起根本性的创新。18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发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人类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机械化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科尔顿（1998: 568）曾指出，“从人类历史开始直到1800年左右，全世界劳动成果都是用手工工具完成的”，工业革命的基本完成宣告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历史上的漫长时代——农业时代已经开始瓦解，并且步入工业文明，“从手工工具转到动力机械的这一过程，就是工业革命的含义”。工业革命必然以科学革命为先导，并且带来物质生活的根本性变化。欧洲的科学、工业与物质生活代表着那时人类的发展方向，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在新的生活环境中，欧洲的精神文化也在新时代中嬗变，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蒲柏（2006: 242）曾说，“自然及其法则藏于黑夜；/上帝说，让牛顿降生！一切都明亮了起来”。这个时代的重要特点在于对理性的崇拜和对人类的自信。在哲学领域尤其如此，章忠民（2013）指出，“这反映在哲学上，便有了从康德到黑格尔近代哲学所表现出的对人类自身极度自信的人类中心论和对人类理性无条件地尊崇的古典理性主义”。这就使西方人在科学上、物质生活上和精神上都全面引领整个世界。而且工业革命还促进了军事的现代化，为欧洲殖民主义统治世界创造了条件，为传播、宣传欧洲文化带来了便利。工业革命后的欧洲人因此在世人面前颇有优越感。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多卷本《世界史》不包括中国等国家，只叙述欧洲的历史，体现了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欧洲人并没有停下来，而是加快了发展的速度。有学者指出，“人类大约经过了一百万年才达到农业革命，但是，仅仅再过一万年便达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仅仅再过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就达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斯塔夫里阿诺斯，1992: 893)。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一百年之内又出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后两次革命也都由欧美人领导，加强了西方人在世界上的全面引领的地位。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的主要文明基本上都是自主发展起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世界逐步进入殖民主义时代，基本上由欧洲引领。落后国家不断学习现代欧洲的科学、工业、器物层面的生活以及经过现代性洗礼的欧洲思想和精神，加快了发展的进程。这种学习的确让欧洲之外的国家受益，但就创新性而言比较有限。虽然我们不能说，其他国家的工业革命是对欧洲的机械模仿，他们的科技、物质生活等会有自身的特点，但不管怎么说，这次革命的重大问题已经被西方人思考过了，所以他们在文化上占主流。其他国家虽然都有自己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只是对这个重大革命的修修补补，其思想家也难以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这些国家忙于追赶和模仿，不容易有欧洲人在工业革命过程中的主体性与自豪感，却很容易产生焦虑感和自卑感。而且这些国家往往是在殖民主义者用枪炮打开国门后才进行变革和学习的，他们常常在国破家亡之中进行变革，体验到的是痛苦和绝望。曾经是这些国家安心立命的本土文化，本来似乎也可以在新生活面前凤凰涅槃，展现出新的生命力，演绎出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为文化多样性做贡献，但总体上看，这些国家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少贡献。让人遗憾的是，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思想也在现代性面前逐步淡出。欧洲的科技与人文精神因此全面引领整个世界。 

幸好世界永远都处于变化之中，我们似乎将要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这一次肯定是工业革命的参与者之一，甚至可能扮演重要角色。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可能会领先一步体会到新的生活方式，率先碰上新生活带来的问题并进行思考，为后来者提供精神食粮，使中国也成为文化强国。年轻一代比我们幸运，也许会产生引领全球的真正的大师。 

虽说科学的发展可以引起工业革命，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间接影响人文学科，但在相当长的历史上，科学与人文的直接对话并不多。斯诺在1956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两种文化》的书。他说，“文人在一端，科学家在另一端，其代表为物理学家。两者之间有一道彼此无法沟通的鸿沟——有时（特别在年轻人当中）互相敌对和讨厌，在大多数情况下缺乏理解” (Snow, 1998: 4)。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非常多。例如说米南德（Menand, 2005）曾说，“文化不是存在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状况的附加；它构成了物种的身份”。他把两者完全分开，认为人的本性只与文化有关。 

随着科学和人文的发展，特别是认知科学的成熟，两者的融合变得更为容易了。以前我们以为人文学科的对象为心灵，生理学的对象为大脑，两者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麦克柯纳奇（McConachie, 2008: 4）指出，“ ‘心灵/大脑’ 这个术语——认知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新名词——表明这种共生的必然；生物的大脑的进化使文化的心理活动成为可能，如果我们大脑受伤并且死亡，心理活动就停止”。以现代科研的眼光看，心灵和大脑不是截然不同的，而是合而为一的；不是神秘的黑箱子，而是可以进行研究的对象。有些人认为，心灵可以独自建构自己的天地，但认知科学的新发现否定了这种观点。麦克柯纳奇（McConachie, 2008: 4）说，“社会建构主义的首要假设再也站不住脚——他们认为社会的和文化的学习（培养）独立于基因和 ‘硬连线’ 的认知（自然）而独立运行。社会经验和基因上的天赋在许多方面共同构成我们的大脑和心灵，自从婴儿时期就无法分开”。海恩斯（Hines, 2004: 213-214） 说，“然而，我们所有的生理的和行为的特性在我们的大脑中都有生物基础。不管是荷尔蒙还是其他要素，包括社会要素，使我们以某种方式发展，荷尔蒙的影响或者是社会影响都被译成了生理的大脑特征，如神经元，突触以及神经化学物”。现在文学、美学、伦理学、神学等都可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威尔逊（E.O. Wilson）出版了《融通归一》(Consilience) 一书，积极提倡人文与自然科学的结合。

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提倡的境界，西方世界这方面的成果已经很多。在英语世界，《英语研究年鉴》(The Year's Work in English Studies) 是一部最为权威的研究英语语言文学的参考书，1919~1920年的英语语言文学论著收入该书的第1卷，1920~1921的论著收入第2卷，以后各年都有单独的一卷。这部著作的第一章分为《文学批评与历史：总体性的著作》(“Literary Criticism and History: General Works")，文学理论的论著可以在此查找。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取得长足的进步，从 1981年开始《文学理论》成了单独的一章。在接下来的十来年当中，文学理论又有了爆炸性的发展。在1991年卷中，编者将理论性著作从原书分开，每年独立出版一本《批评与文化理论年鉴》(Year's Work in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这套书的2019年卷分为19个栏目，具体内容参看表1。

从《文学批评与历史：总体性的著作》到《文学理论》，再分化为19个栏目，显示出理论研究的迅猛发展。在这19个栏目中，只有《诗学》属于纯粹的文学理论研究，其他基本上都有跨学科的性质，涉及自然科学的内容不少，其中《科学与医学》《情绪理论》《动物研究》《数字人文》明显地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这一特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如果真的碰上工业革命之后的大转折时期，人们的生活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文学者自然会有很多重大问题需要思考，甚至可能引领世界。工业革命什么时候到来？我们能否遇上？这可能得靠运气。让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哪怕工业革命暂时不会到来，人文与自然科学的这种融合，给了我们很多新的意义重大的课题，只要我们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肯定能够大有作为。

密尔顿（1989: 38）在《论出版自由》中提到，上帝曾经带着真理来到人间，那时真理“形态十分完美而灿烂夺目”，但后来一些骗子 “把她可爱的形体砍成千万个碎片四散抛开”，人们不得不 “四处奔跑，一块一块地拼凑起来，就像能全部找到似的”。上帝有着全知的视角，所以能够看到完美的整体的真理，但人的认知能力很有限，只能认识局部的真理，就算有人试图 “一块一块地拼凑”，也不可能恢复那个完美的真理。《庄子·应帝王》中也有一则关于真理的寓言：“南海之帝为闞，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闞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闞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集解》，1986：51-52)。混沌是作为整体的最高真理，七窍认识的是部分的有限的真理，人的认知越是片面地发展，就会离真正的真理越远，所以混沌死。 

虽然古代的智者已经警告过人类，但每个人的认识能力都很有限，在研究万物的时候，只能追求片面的深刻。因此科学越发达，学科的分科就越细。钱钟书曾经在他的作品中深刻地批评了现代的学科分工。一群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面对拉丁化的汉字，谁都不认识，正好有一位 “支那学” 学者也在场，大家都向他请教。他说，“亲爱的大师，学问贵在专门。先父毕生专攻汉文的圈点，我四十年来研究汉文的音韵，你问的是汉文的意义，那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至于汉文是否有意义，我在自己找到确切证据以前，也不敢武断” (钱钟书，1999: 85)。大家对他的专业化水平非常佩服，但 “支那学” 学者马上谦逊地说：“自己还比不上获得本届诺贝尔医学奖金的美国眼科专家，只研究左眼，不诊治右眼的病，那才算得一点儿不含糊” (钱钟书，1999: 86)。文艺复兴之后，人类的知识开始飞速发展，20世纪之后人类进入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而人的认知能力却始终没有多少变化，所以只能选择一个小小的分支进行深入探讨。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每个人的视野越来越窄，虽然不至于像钱钟书描述的那么荒唐，但现代科学的分科的确已经十分复杂了，在这样的语境下，跨学科研究显得十分重要。虽然我们再也无法回到古代，再也不可能成为全知的智者，但跨学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过度专业化的现象。 

每个学科都有很多宝贵的思想，但都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跨过学科的边界，有些问题可以比较轻松地得到解决。《红楼梦》研究是一门显学，论著已经堆积如山，学术创新很难。王国维在研究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之后，从跨学科的角度写了一篇《〈红楼梦〉评论》，成功地把这门显学往前推进了一步。温儒敏（1997: 1）认为，“王国维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破天荒借用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来评价一部中国古典文学杰作，这其实就是现代批评的开篇”。王国维的这篇论文不仅仅是跨国比较的范例，也是跨学科研究的著名例子，如果他没有采取跨学科的方法，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可能就不会有那么高的地位。

在做跨学科研究的时候，我们要处理好主要领域与次要领域的关系。有心理学家提出，精通一行（mastery）一般需要10年的时间。费尔德曼（Feldman, 1999: 169-186）对这个现象阐述道，“人们发现从新手开始到精通最少需要10年，在目前研究过的任何领域都如此”。一个人在走向专业化的过程中，认识特点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霍根（Hogan, 2003: 68）曾说，“当一个人刚刚在一个新领域开始工作，还没有达到精通的程度，最容易进行过度概括 (over-generation)。换句话说，精通限制了联想，但使我们的联想更加合适。另外一方面，精通帮我们阻止了联想的过度概括，但也可能导致过少概括 (undergeneration)”。处于过度概括的时期，人们经常觉得有很多新发现，只是这种发现不完全可靠；但到了过少概括的时候，新发现将会很少。所以专业水平越高，越容易导致过少概括，反而给创新带来障碍。这时学习一些其他领域的观念和方法，是创新的捷径。当然，我们对于后来开发的领域不能仅仅被新鲜感领着走，一旦找到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的理论，我们还应该不断深入。虽然我们无法赶上这个领域的前沿学者的水平，更难以与他们并肩前进，但我们起码应该保证所参考的文献具有权威地位，而不是以讹传讹。艾伦·斯波尔斯基（Spolsky, 1993: 41）曾尖锐地指出 “跨学科研究的通病” 是，人们往往把自己只是作为 “爱好者” 出现的领域中的假设看作比自己领域中的 “更加熟悉的经过检验的命题更加可靠”。我们应该在好奇与深度之间、主要专业与次要专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跨学科研究的时候，我们既要跨临近的学科，也要争取打通相差较远的学科。霍根（Hogan, 2003: 64）把联想分为 “近联想与远联想”，他说，“然而从创造性认知的角度看，只能从近联想走向从认知的方面看更远的可能性才能找到真正的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马丁代尔（Martindale, 1995: 252）认为，“为了把创造性最大化，最值得一赌的是广泛掌握知识。一些研究表明，有创造性的人具有非常宽广的兴趣”。从跨越的距离看，人文学科内部跨越距离较近，相对容易；跨越人文与社科，距离较大，难度又要大些；跨越人文与自然科学则距离最大，难度也最大。从另外的角度看，难度大，也会带来更大的创新空间。

从2019年的《批评与文化理论年鉴》中可以看出，英语世界已经掀起了跨学科研究热潮。这一年19个栏目中的大部分栏目都涉及跨科学研究，包括传统的跨人文学科的研究，如《女性主义》《现代欧洲哲学》等；也包括跨越人文与社科的栏目，如《经济学批评》《后殖民理论》等。最让我们眼睛一亮的是，很多栏目都与自然科学有关系，其中《科学与医学》《动物研究》等是这个时代的崭新领域。人文学科内部的跨学科研究本来已经相当发达；人文与社科之间有一定的距离，难度更大些，但也有不少成果；人文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在最近20来年已经成为很多西方学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学者虽然也开始注意到学术研究的这一新转向，但研究的力度显然不够。 

人文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起码具有以下三大优势：首先这一类研究受国家发达程度的影响很小。我们在讨论工业革命对人文学科的影响时曾经指出，发达国家的学者占了绝对的优势，但跨学科研究不太受这种制约。在互联网的今天，自然科学的知识基本上都是公开的，在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获得。而且这种知识既可以用来研究发达国家的问题，也可以用来研究落后国家的问题。其次，这是20世纪末以来世界学术的新趋势，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第三，这种跨学科研究受国别和文化的影响比较小。我们经常抱怨西方中心主义，批评西方主流学术的傲慢，但这个领域具有较强的国际通用性，不太受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所以笔者认为，就目前中国的现状而言，人文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相对容易突破，成果比较容易达到国际水平。 

目前国内跨学科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学术的最大特点在于西学东渐，跨学科研究也是如此。诸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生态批评等都在国内大量翻译、介绍和运用。虽说国内这方面的成果很多，但也有不少问题。我们的研究似乎更多是引进、评论和运用，基本上是在运用别人已经创建的概念、理论和体系，这种研究严格上讲不是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更像是外国学术的异化研究。要做好跨学科研究，必须自己深入到不同的学科中，直接汲取可用的概念和理论，有选择地 “拿来”，创造性地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与国际同行并肩前进，而不是对别人的跨学科成果进行译介。

结  语

总的来看，翻译与外国学问的异化研究属于基础工程，主要作用在于为不同文明之间互通有无，在明显落后的时代能够促使弱国在较短的时间学到强国多年积累的精神财富，但总体上看创新空间有限。以外格中的研究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促进了本国学术的现代化转型，但也常常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以中格外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多少影响力。以我为主的研究在古代为本国提供了根本性的创新，但在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的创新基本都由西方人引领，我们的关键创新还不太理想。跨学科研究，特别是跨人文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目前是比较容易到达国际水平的领域，如果做得好的话，甚至有超过国际同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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