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教授接着介绍“批评话语”的意涵。话语是特定语境中的语言交际事件，是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话语具有如下特征: 1. 话语不是“透明的意义传输“管道，隐含着言说者的概念、看法、兴趣与感情; 2. 话语具有不同形态和层次，包括主流与非主流、强势与弱势、中心与非中心等，还包括相关联的、有排斥性的另类话语 3. 话语在描述事实的同时，也“建构”和改变事物和世界的状态。而广义的翻译批评似乎可以界定为  以翻译或翻译活动为中心的分析、评估和研究。研究翻译批评话语旨在关注、揭示或反思那些借助语言所构建的、与翻译相关的、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事件。

有关十七年的“红色经典”学界已有相当多的论述，也有激烈的论争。焦点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问题：1. 什么叫“经典”；2. 红色经典能否称得上经典；3. 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经典论争。廖教授指出本次讲座无意参与经典的论争，只是试图梳理1949年之后有关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接受与翻译批评话语的关联，厘清其中相互缠绕的复杂关系，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经典化所产生的制约与驱动。

这里的“红色经典”是指 1949年之后国内影响广泛的苏联的翻译作品。有学者对“红色经典”作如此定义：“在苏联时期，含20世纪初期出现的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的文学作品［……］以歌颂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和英雄人物为主旨，更多地以正面手法展示人类精神境界和美好生活的可能境界”。“红色经典”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典，而是“带着引号的经典，因为它的特殊的‘为政治服务’的性质决定了这些作品的外部的政治教化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其自身的文学价值”。所谓的“红色”，“只不过是特殊时代的特殊文学样式的标志”，“是革命文化领导权 或文化霸权 建构的核心部分” 。陈建华等认为，俄苏“红色经典”大体有以下特征：1. 具有较为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2.塑造无产阶级新人形象；3.作者是投身革命运动的作家；4. 作品产生过重大影响。

廖七一教授表示，他基本认可陈建华等的表述。具体而言，这些作品包括《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青年近卫军》《为祖国服务》《日日夜夜》等等。有意思的是，得到苏联认可，特别是得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认可的《牛虻》自然也被纳入了“红色经典”之列。有学者认为，“红色经典”的确立“首先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是“为国家民族利益、革命利益、人民利益服务”而“重建、再造”的经典是“自觉而有计划地把文化生产和经典建构、国家行为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构建全新的“经典典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乃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

主流意识形态是经典的“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有学者认为，经典的审定和实施方式有：1. 建立具有权威性质的文学理论体系，确立经典审定标准；2. 出版管理；3. 批评和阐释上的干预；4. 丛书、选本、文学教育和文学史编撰。本次讲座拟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出版机构和读者反应批评等视角，探讨“红色经典译作的营建。

廖老师接着介绍道，主流政治话语与文学批评首先体现在官方高度强调苏联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方向。早在1940年初毛泽东就提出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 “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决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除了在政治上坚定地走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明确提出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要使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著作的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马恩列斯论文艺》、《毛泽东论文学与艺术》 重印时改为《毛泽东论文艺》、《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4卷《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等。其中《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马恩列斯论文艺》《毛泽东论文艺》等等，获得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经典审定依据的‘圣经’地位”。这是国家最高行政首脑对文艺发展方向最强有力的干预和控制。

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决定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宣传，以及文学艺术的方针与走向。1950 年 4 月 1 日，茅盾在文化部对北京市文艺干部的讲演中，特别列举苏联革命斗争文学的范例《铁流》《夏伯阳》《青年近卫军》《士敏土》等，要求文艺工作者“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和创作方法”，“特别是苏联文学史”以及“某一作家及其作品的专题研究”。他特别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文艺理论，苏联文艺创作经验等，是文学批评家必须具备的资本” 。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周扬也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表现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表现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阵营反对帝国主义反动集团的巨大斗争［……］引导人民积极参与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1953 年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中共党组书记、作协创作委员会第一 副主任的邵荃麟在总结发言中强调，文学的基本任务是“以文学艺术的方 法”促进“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和“对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斗争”，“批判各种各样对于社会主义改造抵抗的思想，坚决地打击一切敌视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动思想”。他还要求作家协会应承担起组织领导的责任，“更多学习苏联文学工作的经验”。

1949 年以后，俄苏文学的译介“完全是以政治为择译标准”， 周发祥等俄苏文学的翻译数量也“占压倒性优势”，其译者“超过三千人” 周发祥等 。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表现出的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正好为“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典范，成为‘最合时宜’的 先进范本”和中国青年“效仿的榜样”。在这样的语境下，“红色经典”自然“凭借政治的力量而‘体制化，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

红色经典的翻译，首先其选题就是一项政治任务，而非个人的艺术追求或偏好。梅益曾经回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翻译经过，“1938年春，八路军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同志给了我这部小说的英译本［……］他要我作为党交办的一项任务，把它译出来”。到 1983 年访谈时，梅益又明确表示，其翻译“是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作为青年读者的革命课本”。

可以看出，红色经典的翻译明显带有政治功利性从选题、翻译、修改增补到出版发行，整个过程都受到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驱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保尔与斯大林模式有着共生的关系”，因为作品“符合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对人的要求朴素的阶级感情，狂热的献身精神，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坚定紧跟的忠诚”。当年话剧《保尔·柯察金》即将在北京上演时，作为团中央副书记的廖承志在《人民日报》撰文，阐发演出的意义：1.介绍苏联青年的奋斗道路和苏联共青团成熟与强大的途径；2. 向苏联学习，使中国共青团更进一步群众化，提高政治觉悟，使党员具有高尚革命品质，像保尔一样。

《牛虻》的翻译清楚地印证了主流政治话语驱动红色经典的营建。由于伏尼契的《牛虻》是“保尔和奥斯特洛夫斯基最喜爱的作品，所以还未等这部小说被介绍到中国，就早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和喜爱。这种熟悉与喜爱使得当时的读者成为积极推动翻译该小说的一个强大动力［……］并促使他着手翻译《牛虻》一书”。

与翻译红色经典相类似的是，宣传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本土创作得到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甚至苏联的高度认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贺敬之与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获得1951 年斯大林文学奖。这是中国出版的著作首次在国外获奖，突出了革命政权新的文学艺术规范，强化了文艺的政治功利性，推动了后来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本土文学经典的创作。经过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家的阐发引申，走苏联革命的道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 1949 年以后的文艺方针和政策，自然也成为翻译工作的方针与政策。与此同时，西方的文艺思想受到严厉批判，文艺作品受到严格控制。

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规定 “凡进口影片，其内容如有反世界和平、反人民民主、违反中国民族利益，或宣传淫猥 色情迷信恐怖等，足以妨碍新社会秩序者，视其情节轻重，应加以删剪或不予通过”。所谓“反世界”“反人民民主”“违反中国民族利益”，其解读必须置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具体文化语境，而正面典范必然符合无产阶级意识形态。1950 年茅盾在《译文》杂志的发刊词中指出 “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要遵循文协章程所规定的我们集团的任务，其中第 2 条明确规定，翻译要“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 “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明确界定了文艺创作的政治属性。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称“美国的文学艺术堕落到让黄色小说、阿飞舞、 黑猩猩的‘绘画’在那里称王称霸。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   术，已经完全破产。它对我们只有一个用处，就是当作毒草来加以研究，以便使我们有个反面的教员，使我们学会认识毒草，并把毒草锄掉变为肥料” 转引自何辉斌 95。内部译作《等待戈多》的译者将该剧称为“资本主义社会没落时期的产物，把资产阶级文学传统中一些最腐朽的糟粕［……］继承下来加以‘翻新’”。

俄苏翻译小说的数量变化也非常雄辩地说明了 1949 年以后文化政策的改变。从1919年到 1949年“出版的全部俄文译本总共不到七百种，而一九五〇年一年内出版 包括再版 的俄文译本已多达一千六百余种”。而同期“译自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图书”从原来“占全部翻译书的百分之六十七下降到“百分之二〇点五”。

不仅如此，学界对翻译文学经典的标准、批评原则甚至言说方式都效法苏联。《牛虻》的翻译虽然参照的是英文文本，但中青社要求译者“按苏 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的俄语版本加以删节”。同时，在“出版者的话中也对“苏俄翻译文学”持“完全认同的态度”，甚至“到了一种亦步亦趋的程度，以致《牛虻》译文更‘忠实于’俄译本《牛虻》，而非爱尔兰原著《牛虻》”。中文版《牛虻》的“序”也采用“苏联儿童出版局的俄译本中的叶戈洛娃所写的序文，译本的插图采自青年近卫军出版局的俄译本，注释也是在该俄译本的注释上加以补充而成”。翻译强调政治性、表现革命战争或阶级斗争的“重大题材，在翻译文学经典“秩序序列中［……］占据首位” 。

1949 年以后，“文学创作被纳入体制，作家的知识结构、艺术修养、思想倾向和创作心态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作家队伍上看，这一时期最活 跃的作家不是以往那些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作家，而是从延安和更为广泛的解放区来的文化水平较低的作家”。有意思的是，经典的译者并非功成名就的翻译家，如张谷若、施蛰存、卞之琳、朱光潜、梁宗岱等， 也不是知名的左翼文学翻译家郭沫若、茅盾、巴金、邵荃麟、冯亦代、楼适夷等，甚至不是资深的俄语翻译家，如萧三、曹靖华、叶水夫、刘辽逸、师哲、戈宝权、金人等，而是投身革命、深受俄苏文学，特别是苏联革命文学影响的年轻的翻译工作者。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廖老師指出，赞助系统是指推动或限制文艺作品的生成、出版与传播的社会机构或个人。1949 年以后，晚清以来多元分离的赞助机构被单一的赞助系统所取代。随着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逐步推进，在短短不到 5 年时间内，中国出版行业占 80% 以上的私营企业通过“公私合营过渡到国营商业” 朱晋平 107 ，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1952 年，全国出版社多达 426 家，到 1956 年锐减到101家到后来只剩下 70－80 家。有限的出版社又有明确分工，能够翻译出版国外作品的仅有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出版社数量锐减、单一体制和严格的分工，不仅限制了翻译内容的多样性，甚至控制了翻译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一度十分繁荣的私营期刊要么停刊消失，要么变为国有，隶属于国家出版总  署的直接领导 翻译的出版发行完全被纳入组织化和计划化的管理。

1951 年8月27日至9月4日，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在北京举行。胡乔木作《出版工作应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斗争》的讲话。1950年9月16日，时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在全国出版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的报告，认为过去的出版发行“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背道而驰”，是剥削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载道”“卫道”的工具，致使 “美国化的诲淫诲盗的低级读物，歌颂帝国主义、阿谀人民敌人的有毒书刊在市场流行”。1952年10月25日至31日，出版总署召开第二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胡愈之作了《为进一步地实现出版工作的计划化而奋斗》的讲话。出版行业从此告别了自由选题、自由出版的“无序状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等国家机构着手规划一系列重大的翻译项目。1956年3月21日至4月12日 文化部召开部务会议，分别讨论《出版、电影、社会文化、文物、艺术、艺术教育事业十五年远景规划》 草案。1952年1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成立，9月开始翻译出版《斯大林全集》13卷。1956年10月，《鲁迅全集》注释本开始分卷出版发行。同年12月，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50卷开始分卷出版。翻译出版逐步成为由国家政府规划、管理、实施，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

有学者以《牛虻》的出版为例，论述翻译经典建构中出版社的作用与影响。倪秀华指出，《牛虻》在基本通过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原本的严格选择标准后，于 1953 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中青社是直属共青团中央领导的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并且在指导思想及其具体出版工作等方面都严格遵照当时党的文艺方针。

出版社不仅严格筛选翻译文本，并对译本进行“选择性的挪用”，即用 “改写手法”对宗教文化、迷信色彩的描写、资产阶级思潮等进行删节，“以 表现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尽管译者李俍民曾以出版社的删节有损作 品的艺术性或文学性为由，与该社进行了多次的交锋，但结果都是徒劳的，出现在读者面前的《牛虻》［……］是经过中青社‘处理过的删节版［……］更好地充当了对中国读者，尤其对青年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手段” 。

其次，出版社还组织出版“经典”的通俗本，使经典有效地普及到工农兵、干部和青年中。其中“有《百炼成钢》 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写的 、《夏伯阳》 根据富曼诺夫的《夏伯阳》改写的 、《苦海变乐园》 根据康斯坦丁·帕斯托夫斯基的《卡腊·布迎日海湾》改写的 、《雪地长虹》 根据瓦希列夫斯卡的《虹》改写的等”。户松芳指出，这些改写本“文字明快，故事紧张，结构紧凑，情节交代得清楚  同时，又不失原意，正确地掌握了原著的思想感情，这种改写方法，是会为广大的工农兵及市民读者所喜欢的” 。涵子改写的通俗本“1951年 7月由上海劳动出版社印行，1953年11月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重印出版，累计印数不少于27万册”。

由于出版社的积极推动，红色经典的翻译出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在 1952 年以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已经有多家出版社的多个版本。1951年 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成立之初就决定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列入“苏联文艺丛书”，重新出版。据统计，1952 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本的版权正式转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仅在当年“一次就出过 50万本”。到1965年6月，该译本共印46次，印数达136.9万册”。除了不同版本的全译本、节译本、改编本、通俗本之外，《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还曾以连环画的形式出版发行，画家毅进因此曾荣获1963年全国第一届连环画创作绘画三等奖连环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为五六十年代最流行的大众通俗读物，主导了那个时期民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除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外，其他红色翻译经典的发行量也非常惊人 “《青年近卫军》26万多部，《卓娅和舒拉的故事》134万8千册，《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125万多册，《海鸥》82万多册”，“8年来有多少苏联文学书籍进口”。

红色译作经典化的另一个重要的手段是借助其他媒体，如话剧和电影的艺术形式。话剧和电影有纸质文本不可企及的优越性和感染力。方长安与户松芳的研究指出，1950 年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了影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3月4日，影片在大城市的影院上映。同时，1957年，长春电影译制厂又译制出《保尔·柯察金》，“在中国大陆 29个城市播放”。1950年2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搬上了话剧舞台，由孙维世导演，金山饰演保尔·柯察金，张瑞芳饰演冬妮亚。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从1950年到1954 年8月底先后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华东海军文工团、重庆市文工团、山西省文工团、甘肃省话剧团等演出，共计 295 场。”195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团还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曾经演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片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改编本“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艺术表现形式” 这些改编本的“普及和推动”使小说在中国“妇孺皆知”，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廖老师指出，红色译作经典的营建除了主流政治话语、出版策划与推动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自上而下的宣传造势和对读者接受的引导与规范。

《人民日报》曾发文，宣传翻译经典在革命与建设中的巨大鼓舞力量苏联著名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恐惧与无畏》、《真正的人》、《青年近卫军》等作品，成为指战员们最喜爱的读物。许多人在轻装行军中，宁愿丢掉衣物，不愿丢弃这些书籍。在医院里，工作人员经常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正的人》等小说读给伤员们听。许多在作战中负伤残废的指战员，在苏联英雄人物感人事迹的激励下，更加坚定了斗志。

李俍民也曾回忆道，“团中央还向全国团员与青年读者推荐此书为优秀课外读物”。《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有关《牛虻》 的书评”，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文化馆“纷纷组织文艺讲座与座谈会”。各行各业组织广大的青年撰写读后感或观后感，学习主人公的革命精神。在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竹可羽撰文讨论保尔的爱情生活对当代中国青年的启示。

《保尔·柯察金》在中国放映之后，《中国青年》还曾报道各校学生观看之后“成立了‘保尔·柯察金’班，工厂成立了‘保尔·柯察金’组，车间也命名为‘保尔·柯察金’车间，并举行隆重的命名仪式，展开讨论、学习，向那些光荣的英雄人物看齐”。“重庆、哈尔滨、杭州、合肥等地的若干学校、工厂、机关的共青团支部”组织讨论，“济南、长沙有一些机关青年因为贪图安逸，不愿意离开城市，在看过《保尔· 柯察金》后，纷纷报名要求到农村中去锻炼，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像保尔那样去生活” 方长安。《文艺报》还专门组稿，密集刊登观后感。

对红色经典翻译的接受与批评还体现在本土革命经典的创作上不少作家都谈及苏联红色经典的影响。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胡风曾在日记中记录了苏联文学创作理论、人物塑造的方法以及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过程。高玉宝坚信，铁梁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当时的宣传股长迟志远用保尔的精神鼓励他，“把它写成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一样”。吴运铎在创作《把一切献给党》的时候，同样受到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影响，他说，“（党）号召我们学习保尔·柯察金的优秀品质; 努力提高思想觉悟程度。我借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由于战争的艰苦，灯油越发越少，灯草也由三根减到一根，保尔·柯察金仍然跟我一起守着微弱的灯光，度过好几个夜晚。在他那火焰一般绚丽的生命光辉的照耀下，我真正感到自己的渺小。但是我也毫不气馁地勉励自己: 应该不愧为他的一个朋友和同志。”《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曾经说 “我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名著，其中人物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曾深深地教育了我，它们使我陶醉在伟大的英雄气概里”。《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在日记中写到，在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我想到我自己，心里充满着矛盾与痛楚［……］十分惭愧、不安”保尔让她“感受到一种极大的教育与鼓舞”。王蒙在 1953 年创作的《青春万岁》中，也多处提到主人公受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影响。因而可以说，红色经典译作“整整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甚至一度成为苏联小说在中国的代名词”。

廖教授最后总结道，谢天振曾对文革期间的翻译有过精辟的描述 “从翻译对象的选定、翻译过程的组织，到最后翻译文本的定稿、署名形式，乃至某些翻译文本中‘夹译夹批’的奇怪形式，等等，无一不突显权力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这一描述对“十七年”的翻译活动同样适用。“十七年”间的批评话语使苏联革命小说的翻译必然成为经典 而西方的经典文学名著也必然被“矮化”和边缘化。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梅益还是李俍民，他们的翻译均不是依从苏联的原文本，而是根据英语文本，而这两部英文文本在英语  世界中从来就不是经典，甚至也算不上有影响的作品。翻译的“经典化” 似乎与原文本在原语文化中的地位、艺术水平和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主导整个翻译批评话语的是政治意识形态 批评主要关注的是政治思想内容 学术或艺术批评始终处于失语状态。有意思的是，到 1950 年代末，红极一时的“红色经典”译作又成为禁书，到文革期间甚至成为反修批修的反面教材。到 1990年代末，苏俄“翻译红色经典”译作又重印、再版，甚至重新组织翻译。不过，“红色经典”赖以生存的接受语境已不复存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在特定语境中成为红极一时的经典，不仅暗示了在单一赞助 系统下批评话语的强大形塑力量，同时也清楚地展示了经典的建构本质。

（讲座部分内容已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2017年第3期頁3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