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早｜莱因哈特的荷马与尼采

编者按：本文为陈早老师为莱因哈特《〈伊利亚特〉和她的诗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中译本所撰写的导言。

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1886 - 1958）

内容提要：19世纪70年代，尼采因不满当时主导古典语文学研究的历史-实证主义，退出了语文学学术界。半个世纪后，历史-实证主义式古典学的发展已经全面占据欧美学界的古典学领域，尼采的诊断和预言应验成真。然而，实证古典学集大成者维拉莫维茨的高足莱因哈特却背叛宗师，在思想上师承尼采，反思实证化古典学的学科界限，重新确立语文学“认知自我”的学科任务。他的巨著《伊利亚特和她的诗人》运用尼采的理念，通过释读荷马文本中的人物描写、反讽修辞乃至插曲编排等，实现了尼采的古典语文学理想。

1872年，时任巴塞尔大学语文学教师的尼采出版了处女作《肃剧的诞生》。他声称，为寻求“一种解释希腊肃剧的全新方式”，他要在此书中“暂时避免任何语文学方法，只关注美学问题”。这部蔑视学术规范的著作甫一问世就掀起轩然大波，年仅24岁的年轻语文学家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迅速发起毫不留情的攻击，针锋相对地写下了他自己的处女作《未来语文学！回应尼采或巴塞尔古典语文学教授的“肃剧的诞生”》。此番交锋后，尼采不再以古典学者的身份发声，并于1879年称病辞职，离开巴塞尔；维拉莫维茨则很快获得柏林大学教席，此后三十余年几乎稳坐德国古典语文学界的头把交椅。

19世纪末，古典语文学研究举步维艰，如同一机构臃肿、将自身掏空的企业，起初高涨的热情消失殆尽——不是因为麻木冷漠，而是因为清醒、禁欲、尽职和坚忍的英雄品质。[……]19至20世纪之交时，古典语文学陷入了双重窘境。古典理想的破灭，[……]不断增强的专业化。

事实上，尼采对此结局早有预判。甚至在与维拉莫维茨分道扬镳前，他就已经“像一个医生坐在‘瘫痪时代’的病床前”做出过诊断。尼采对琐碎事实的堆垒嗤之以鼻，他蔑视地称之为“微粒学说”（Partikellehre）和“蚂蚁的工作”（Ameisenarbeit）。不仅如此，他更是从根本上否认认识 “客观”的可能，终其一生，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抨击“历史学热病”、鞭挞体系化和所谓的“科学”理想。

在尼采看来，知识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以知识为终极目的，它就会有“报复我们的危险”（KSA 8, p.37）。让语文学科学化无异于涸泽而渔，因为古代材料迟早会被挖空。语文学的真正任务在于：让人们“以希腊古代为古典榜样之集”，来“理解我们自己，评判并借此超越我们的时代”（KSA 8, p.97）。“反对时代、并由此作用于时代、并但愿有益于一个未来时代”的语文学需要“不合时宜”地承担起教养的重任，因此“语文学家们也是教育者”（KSA 8, p.14），应以“非历史的感受能力”站在“超历史的立场”上。回头看去，当同时代的维拉莫维茨还在一厢热情地执意于终结人文主义的主观之时，尼采已经为历史-实证主义的僵化症开出《肃剧的诞生》这剂太过超前的猛药。不被学术界理解、甚至彻底孤立的尼采，眼睁睁地看着古典语文学在繁荣表象下像他担心的那样一步步病入膏肓。70年后，重新发现尼采的莱因哈特评价说，是尼采“撕裂了他那个时代的表象”，他“宛如一只洁净的水禽，翱翔在时代浩瀚知识海洋的洪流中，却未被沾湿”。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值得庆幸的是，尼采虽在公开论战中偃旗息鼓，却从未停止过对古代世界和今人的比较、反思。在《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一文中，他专题阐述过自己对历史语文学的看法，还在1874/5年间写下许多笔记补充此文，并曾计划将这些笔记作为第五篇《不合时宜的沉思》发表，题目就叫做《我们语文学家》。除了这两篇主题明确、针对性极强的文章，几乎在尼采中后期的每一部著作中，都能看到他对当世语文学的批判或对“未来”语文学的召唤。可以说，这些以格言或短文形式呈现的反思，为半个世纪后意欲调和“古典理想”与“语文学工作历史现实”的莱因哈特提供了纲领和方向。当然，莱因哈特对尼采的推崇不止于原则上的重复，更落实在具体的文本解读实践之中。对此曾有学者评价，尼采念兹在兹的“新”语文学终于在莱因哈特那里迎来迟到的成功。

莱因哈特早年的学术工作主要针对哲学文本，后期则转入肃剧和诗。他把生命的最后几年献给了史诗《伊利亚特》，此书虽未能最终定稿，但留下4000余页荷马研究的手稿。恰恰因为未完成，这些手稿反倒更清晰地显现出莱因哈特的治学思路和方法。莱因哈特逝世三年后，手稿经古典语文学家Uvo Hölscher校读、编辑最终出版，定名为《〈伊利亚特〉和她的诗人》。

本文随后将以这部著作为中心，试探讨莱因哈特重点关心的几个问题，借此领会尼采对古典语文学的诊断及预言对莱因哈特的影响。

反思语文学的“界限”

这种态度是人文主义的终结，研究对象并没有包含在语文学中，如同数字包含在数学中那样。

摸索此路，是为最终到达研究本身的界限：此后non plus ultra[不能更远]；是走向语文学家的“禁忌”。

这种界限或禁忌主要有两个向面，一是针对考据家们“越过作品，追问作者”的“历史”目标，二是质疑对文本的证伪和重构到底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客观”。

《伊利亚特》是一位诗人的杰作，还是若干诗人的拼凑？荷马是否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如果真的有过一位荷马，他是谁？考据可否还原他的生卒年代、活动地点、身世起源？如果多位诗人共同创作出荷马史诗，谁在先谁在后？如何区分真荷马和仿-荷马？这一系列所谓的“荷马问题”（die homerische Frage）占据了1 9世纪古典语文学研究的大半壁江山。整一派学者（der Unitarier）认定荷马是无可匹敌的天才，他们“引证诗意上的不可辩驳”（13页）极力捍卫史诗的统一和完整。

《伊利亚特》（Ilias,Iliad, 又译《伊利昂记》）

与之针锋相对的分析派学者（der Analytiker）矫枉过正，他们以科学的名义把荷马降下圣坛、推入解剖室，他们认为《伊利亚特》多半都是荷马身后无名诗人们的画蛇添足，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确定出真正的、本源的荷马”（57页）。对于以上纷争，莱因哈特超然在外，他不屑于整一派的“天真”，更痛心疾首于分析派的粗暴。在莱因哈特看来，“是否有许多诗人，两个还是十个，或者最终惟有一人胜出”（15页），既非古典研究的中心问题，也不可能得出定论。因为“不论如何，就连人们相信存在的那个荷马”（11页），也终究只是个假说。这些问题远超出语文学家的研究手段，仅靠搜集材料、考据和勘正流传下来的古代本文，根本无望得解，它们并不值得人们殚精竭虑。

实证的历史思维将不仅导致缘木求鱼的徒劳，对古典语文学的学科发展也百害而无一利。比显微研究的琐碎化、过分专业化更加可怕的是，分析派在历史“客观”的掩护下，滋生出目空一切的暴戾。为还原真荷马的“原本”（Urtext），他们对《伊利亚特》文本进行了大规模的洗劫和剪切；为标榜所谓的“科学”和“客观”，他们肆意践踏“诗意”，把所有带有“主观”色彩的审美判断都摒除在外，坚信“借助语文学的确据”（13页）就能分辨出具体章节的真伪：

［他们］死守文本，并且把文本看作是需要清理、需要从熔渣中解放出来的材料。他们的问题最终简化为真实性问题。[……]不为任何文学经验所动，[……]人们自信可以计算出曾经必定存在过的内容。这些语文学家[……]毫不关心自己加入了怎样的竞争。（57页）

幼稚地相信恰恰他们的时代在一切通俗简介上都是正确的，按照这个时代去写作就等于做事完全公正。[……]那些幼稚的历史学家把按照当前举世一致的意见来衡量过去的意见和行为成为“客观”：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一切真理的金科玉律；他们的工作就是使过去适应合乎时宜的平庸。

纯粹直观、不对主体造成任何影响、完全脱离个人利害的“客观”，无论如何都只能沦为“幻觉”。与尼采一样，莱因哈特也不相信关于客观的“坏神话”，假想的“客观”恰恰是隐藏最深的偏见，每代人自以为的理所应当反倒是最需要超越的障碍。妄图通过删减和拼接重构出历史真容的尝试只能沦为自欺欺人的闹剧。

然而，对“客观”这把解剖刀的拒绝，并不意味着要转入“整一派”的另一个极端，莱因哈特同样不接受把《伊利亚特》神化成“雅典娜那般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13页）、一出现就不容改动的完美成品。莱因哈特明白，鼓吹客观的机械拆解和主观定义的僵硬统合实则一体两面，只有超越二元对立，才能跳出非此即彼的陷阱。他不再把目光胶着于静止体系的分或合，而是转入对过程的探索，他要追问的是现存如何生成、如何可能，他要“怀着对已成之物的敬畏”（Ehrfurcht vor dem Gewordenen）走近“正在形成的”（werdend）《伊利亚特》。为此莱因哈特开出了处方：“用自身变化着的荷马取代仿-荷马”（15页），用“动态整体”打破偶然定格的魔咒：

统一难道不能是另一种我想叫作动态整体的整体？其中不同的圈子就像偏心圆，相继脱胎、彼此交叠、层层覆盖。就这样在基础构思或底层建筑之上不断扩展，这些或多或少遮蔽住主干的新事物部分从根基本身发展而出、部分依据情况从外界补充而入。应视其为补充和融合——我承认，就像色彩，[……]就像在一块反复修改的蚀刻铜板上（请原谅这与伦勃朗《百盾版画》的相似之处），创作者（如果有人不愿意听到“创作者们”）留下他的作品。（210页）

莱因哈特提出的动态整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语文学研究的格局，流变的时间维度突然在今版《伊利亚特》呈现的历史断面上打开。以这种流变性为前提，就彻底推翻了分析考据的任务。如同不断被流水冲刷的的卵石，想象中的太古“原本”也渐渐在时间的长河里面目全非。“原本”并未消失，却也不可能被重新抽取，它“与《伊利亚特》的关系，就像初稿之于成熟的完美之作”（57页）。另一方面，流变性也破除了整一派对荷马的神化和迷信。即便执意把《伊利亚特》归功于一位天才，他的独一无二也并不与文本的多层次矛盾。换言之，不论诗人一或多，都可以从主题、风格、技巧等方面区分出早期和晚期的创作。当然，这种区分与真伪无关，而是“成熟度”和技巧的差别，尤其是，“英雄气质中彰显的人性”（211页）。

荷马（Homer）

我们将会看到，莱因哈特的评判几乎不考虑语文学的证据，他不再像分析学派那样倾力关注某一特定时期的特殊词形或修饰语的常规搭配，这些琐碎细节不再是唯一指标，而降级成他风格判断的辅助工具。相反，曾被分析学派暴力驱逐的“主观”因素回归视野，无法抽象或量化的经验、品味重新重要起来。极具颠覆性的是，莱因哈特的阐释纳入了一个全新的前提：对自我的理解，或者说，对人性的了知。这也正是尼采所谓的“语文学悖论”（die Antinomie der Philologie，KSA 8, p.31）：人只能从自身经历出发理解古代，反之，这种对古代的理解才能让人评价自己。在此意义上，莱因哈特提出，古典语文学进入了 “一个自我关涉的时代， [……]所述之言虽不言及自我，却首先坚定地关注自我。”

语文学的自我关涉

何谓人？何谓神？在《我们语文学家》的笔记（1875年）中，尼采明确强调，不能混淆“人性”（das Menschliche）与“人道”（das Humane）。古希腊的人性恰恰在于“某种天真”，在于“不掩饰”（Unmaskirtheit）和“不人道”（Inhumanität）（KSA 8, p.18）。12年后，尼采在《道德的谱系》（1887年）中详细展开了这个话题：高贵的古希腊人具有“野兽的无辜心态”，如果用现代人的道德观审视，他们就是一群“幸灾乐祸的怪物”，他们“对一切破坏行为、对胜利和残忍带来的所有快感都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兴致和发自内心的喜好。”“对残酷的天真需求”是最本真的人性，古希腊诸神正是“人心深处野兽的神圣化”，古希腊人把所有痛苦都推给奥林波斯上的“观望者和痛苦制造者”，因此使自己远离良心的谴责，他们不知耻，所以能保持快乐。古希腊的异教徒们是“非道德”的更高贵的存在，因为他们“在善与恶的彼岸”。

尼采对人性的判断也是莱因哈特荷马研究最重要的参照：“可怕的、被视为非人性的能力”本原、古老，从这片让我们感到“陌异”的肥沃土壤中渐渐生长出“一切人性”，因此与人道伴生的“道德”及其导致的正义、耻辱、狂妄、悖谬等，就成为创作相对近晚或相对成熟的表征。比如，莱因哈特之所以判断，“赫克托尔是《伊利亚特》的英雄形象中最现代的一个”（302页），不仅因为他那场在特洛亚城内与妻儿柔情缱绻的离别大戏偏离了传统的英雄动机；不仅因为海伦在哭悼时所感念的他的“温和”——除了帕里斯和普里阿摩斯，赫克托尔是唯一一个善意关心着她的特洛亚英雄。毋宁说，更因为他杀死帕特罗克洛斯后妄自换上阿基琉斯铠甲的轻狂；因为他被阿基琉斯杀死之前表现出的绝望、惊惧和悔恨。因为他怀有一种自由、私己的虔诚，他坚信保家卫国的正义，认定宙斯永善，相信神的承诺和光明磊落，他以“理智”的盲目抗拒波吕达马斯凭借征兆卜释出的劝诫，对任何捆绑着魔力的“低级的信”（273页）置若罔闻。

赫克托尔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那个古希腊肃剧中同一不变的问题：肃剧发生的核心不是神意的不可抗拒，不是宿命的因果前定，不是偏离常态的阴差阳错，而是人的“自我迷失”，因为“我们并无自知之明。我们是认识者，但我们并不认识自己。”

用人性-人道这把标尺去衡量《伊利亚特》，很多谜团都会迎刃而解。借助这条线索，莱因哈特不仅解读出阿基琉斯、阿伽门农、帕特罗克洛斯等英雄形象中的近晚成分，还颠覆了很多当时语文学界的通行观念。例如，《伊利亚特》开篇于阿伽门农和阿基琉斯的争吵，其场面之激烈、影响之恶劣，几乎让首卷的古老和本原得到所有研究者的默认。

因为人们相信，伟大一定存在于源头。（70页）

诉诸那种神的、也同时是人的训诫（das Gebot），它在αιδώς和动词αιδεισθαι中得到表达。有些请求不许人拒绝，否则他就会触犯神人之诫、背违他应对同类怀有的尊重。[……]此处论及的不再是盲目和理智，而是义和不义，或是神性中包含的人性，或干脆就是，人道。（220页）

“人性”的胜出意味着，首末两卷的诗人关注着相同的近晚主题，并因这个主题突破了他身在其中的传统、实现了他的与众不同。克律塞斯被阿伽门农赶走，人性遭遇到非人性的抗拒，而普里阿摩斯与阿基琉斯相见时，“尊敬”和“同情”战胜了仇恨。没有命运的克律塞斯就像前奏，为《伊利亚特》末尾上演的那场文学史、乃至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和解打下伏笔，轮廓鲜明、有血有肉的普里阿摩斯则是“该主题悲剧的、最伟大的显像”（67页）。

再如，第8卷篇幅短小、大量诗行重复、结构简单、比喻贫瘠，似乎只具备衔接功能，因此素来不被人看好，研究者们坚定地相信它是后加入的赘物、是晚期的粗制滥造。但莱因哈特的判断截然相反。第8卷的奥林波斯生硬、粗糙、充满敌意，宙斯以暴力相逼，专横地禁止诸神参战；赫拉和雅典娜冲动无脑，试图偷偷反抗，可还没出门就被伊里斯劈头骂回。与此相反，在其他各卷中，诸神之间关系复杂，他们彼此恭维、协商，用漂亮的揶揄话把残酷或尴尬化解为阵阵大笑；宙斯圆滑从容，谙熟和稀泥式的安抚和无伤大雅的讽刺，赫拉懂得收买人心、更明白欲擒故纵的策略，连第8卷里道具般毫无个性的波塞冬也阳奉阴违、小丑般极力维护自己的尊严。

第8卷中向宙斯祈祷的阿伽门农得到了明确的回应，第11卷的赫克托尔和第15卷的涅斯托尔虽然祈祷更虔诚、更动人，宙斯的回应却“具足神谕的暧昧”（179页）。待到帕特罗克洛斯出场后，高高在上的宙斯竟为了计划牺牲掉儿子，或者说，面对萨尔佩冬的命运他竟无能为力，他变得更加优柔寡断，只能为儿子的惨死“洒下濛濛血泪”。莱因哈特认为，相比于第8卷，其他各卷的诸神表现出“人性不断增多的发展趋势”（162页），因此第8卷起源更早，是其他篇章布局的前提和中心。

“阅读的艺术”

借用尼采对人性的洞见来判断本文的成熟度，固然是莱因哈特的巧妙匠心，但作为以文本功夫见长的语文学家，莱因哈特对尼采精神的发现和发扬更具体化在他扎实细致的解读上。早在《肃剧的诞生》中，尼采就曾明确强调，优秀的语文学家不能像亚历山大亚学者那样，甘于扮演“图书管理员和改错者”的角色，“被书灰和印刷错误弄瞎”（KSA 1, p.120）。在尼采心目中，历史研究需要“一种伟大的艺术才能”，真正的“古典趣味”重视“细节、复杂、不确定”（KSA 13, p.132），最重要的是，释读者应“从艺术家（创造者）的经验出发去锁定美学问题”。可以说，如何去辨别相似情境间的微妙差别、探测藏在内容背后不可见的形式，如何去领会暗示、伏笔、留白、倒转，如何拿捏几微、讽嘲、言不由衷、情非得已，如何动用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把语文学示范性地展现为“好的阅读（gut zu lesen）艺术”（KSA 6, p.233），才是莱因哈特的目标所在。手稿中两处被用作题记的尼采箴言即可看作对这个目标的提示。我们也将从这两句引文入手，考察莱因哈特如何接回曾被分析考据无情拒之门外的艺术判断。

读反讽

“重伤者有奥林波斯的笑，常人仅有必要之物。”（KSA 13, p.531）莱因哈特用尼采的这句话，引入他对赫菲斯托斯形象的解读。锻造神在《伊利亚特》中有两次极为重要的出场：第18卷，阿基琉斯出战之前，赫菲斯托斯拿出看家本领、为英雄造盾护身。在莱因哈特的解读中，本卷的赫菲斯托斯就是诗人自己的镜象，他为阿基琉斯锻造盾牌就是对诗人创作过程的再现；对盾牌的大段描写跳出了《伊利亚特》的情节，却恰恰因为这种无关，象征着超越了逻辑因果的艺术本身。

除了这次本色出场，赫菲斯托斯在《伊利亚特》中还扮演过另一个悖离他天性的角色：首卷末，当宙斯与赫拉剑拔弩张、众神均噤若寒蝉之时，跛脚的赫菲斯托一瘸一拐地为诸神斟酒、通过自嘲打破僵局、化解掉气氛的紧张。在莱因哈特看来，甘当小丑的赫菲斯托斯更动人，这位连小丑也要模仿的诗人更伟大，因为他懂得如何以轻松缓和严肃，懂得如何游戏般对待危险，因为他毫无忌讳地讲述自己的不堪往事，“苦难才能变成享受”，可怖、惊惧才能倒转为奥林波斯的开怀大笑，“以苦难为题的歌曲，众神百听不厌。”

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

艺术赋予人承受无常的能力，超越此世生死的诗人因而有了奥林波斯的轻浮，所以尼采说，诗人的伟大表现在，“毫无节制地对悲剧性进行最高程度的、也是最具嘲弄态度的戏仿，”莱因哈特同样认为，《伊利亚特》诗人最与众不同的发明就在于，“把悲剧用语闪烁其辞地转化为非悲剧的讽刺话”（93页）。所以，当阿伽门农试探军心却险些导致全军不战而逃时，当阿佛罗狄忒失手扔下埃涅阿斯、让他狼狈地掉落在战场正中时，当波塞冬兴师动众地出行、却化装成凡人偷偷摸摸混入军队时，当分析考据忙着证伪、切除、尽其所能清理所有不成体统的节外生枝时，莱因哈特却在其中看到《伊利亚特》诗人的创新——他堂而皇之地侵犯着“荷马形式世界严密性”（114页），恣肆地戏谑史诗的庄严，让单调无趣的英雄模式扭曲畸变，让权威、无畏或气节均成为笑话。

以“反讽、闲聊的语气”（211页）为艺术评判的重要指标，莱因哈特还顺利解决了史诗研究的一大类难题：如何解释诗行的重复。在此问题上，分析考据坚信所有重复都能划归入样本-仿本的层级关系之中，问题只在于如何找出赝品。20世纪初，以美国学者帕里（Milman Parry）为代表的口头诗学理论提供了另一种答案，该派学者认为，荷马史诗本只是口头演唱的吟游诗，后被笔录整理下来，史诗中重复的诗行也无非只是吟诵者黔驴技穷时的遮羞布。看似大相径庭的两派观点暴露出相同的偏见：不论因于模仿还是充数，他们都把重复等同于无用无能。

一旦如此，就无需再深究重复的意义，可文本的色差也因此被悉数抹平。与上述一了百了的做法相反，莱因哈特有意淡化语文考据区分真伪的任务，更坚决抵制口头诗学标榜的机械化和扁平化，他要追踪同质者在重复中的转变，为此他采用的方法是：把比较“从诗行扩展到语境，再从语境推及动机（das Motiv）”（15页），判断标准则是：

相同的诗句材料中，那些行文连贯或意思明确、毫无色差的，特别是运用于悲剧的，比较早，而闪烁其词的比较晚。（94页）

第8卷特洛亚人大捷后，赫克托尔在死尸遍野的敌营附近、靠着他的十一肘长枪对军队发号施令，火光映照下的青铜枪尖在夜幕中闪闪发光，此时他的英雄姿态与情境密切贴合。第2卷，阿伽门农同样胸有成竹地靠着他的权杖、妄图以激将之法试探阿开奥斯人的忠诚，军队却瞬间大乱，所有人都奔向船边，一心打算弃战返乡，此时阿伽门农的自信、威严、王者气概均骤变为尴尬和耻辱，此中讽刺一目了然。两相对比，先后立断。

读插曲的编排

因为一种全新的组织原则进入了故事，一种使故事的现有元素翻天覆地的新力量——某种催化剂似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另行结合：此前离散者找到彼此，另一些共存物分离开来。通过进入故事的新艺术原则，伟大的史诗《伊利亚特》与它之前的故事关联起来。这种新的艺术原则，如同赋格艺术（Kunst der Fuge），是史诗插曲的伟大艺术（die große Kunst der Episode）。（39页）

如尼采所言：作艺术家的代价是，把非艺术家称作“形式”的一切，感觉成内容，感觉成“事物本身”。（KSA 13, p. 533）插曲式的东西或许不影响故事本身的发展，但却通过转轨和聚焦、离间和呼应、定格和延宕控制着叙事的密度和节奏、光影和明暗。简言之，插曲的编排决定了史诗的艺术效果，被剪碎重构的《伊利亚特》不会仍然是“伟大的史诗”（das große Epos），而插曲一旦被剪裁出来、孤绝于整体，也将变成“非其所是之物”（39页）。平行性和反差、框架和应答、升级和倒转，种种控制着起承转合、张弛快慢的形式因素不但在莱因哈特的透视中显影成像，也灵活地为他所用、成为他艺术判断的强大支撑。

例如，第9卷《求和》，默默无闻的老福尼克斯突然成为舞台中心，可在他发表过长长的演说之后，阿基琉斯仍然拒绝出战，奥德修斯与埃阿斯无功而返，悻悻向阿伽门农汇报他们的白费力气。这段看似莫名其妙的发言深受考据诟病，却让莱因哈特从中读出阿基琉斯心性冷暖、仇爱的矛盾，读出他在无情和心软之间的不知所措。让人耳目一新的是，莱因哈特还能抛开主题，从形式上梳理出本卷插曲采用了史诗常用的“洋葱布局”（die Zwiebelkomposition）：

表皮是阿开奥斯人的第一次战败，第一层内皮是长老会议，[……]第二层内皮是奥德修斯和埃阿斯在阿基琉斯的帐篷里，内核则是福尼克斯的演讲。（288页）

当目光从军营转向往昔、未来和永恒，当它占据着整部宏大史诗的中心，难道还应该认为这只是偶然？（269页）

帕特罗克洛斯死后，铠甲落入赫克托尔之手，阿基琉斯决意出战复仇；当天晚上，忒提斯登上天界、请求赫菲斯托斯为儿子锻造神盾。在考据眼中，从帕特罗克洛斯披挂阿基琉斯的铠甲出战到《盾牌》一节均属无效叙事：阿基琉斯为朋友复仇天经地义，无需铠甲落入敌手，更无需赫菲斯托斯锻造新盾。因此考据认为，《盾牌》曾是一部独立诗篇，被《伊利亚特》诗人强行将其插入原诗，破坏了叙事的流畅。

莱因哈特看法相反，“严格的连贯性或动机上的无懈可击”（211页）并非他关注的重点，《盾牌》的确导致主剧情的停滞，但它就像截堵叙事洪流的堤坝，恰恰是这种延宕积蓄起势能，更强劲的爆发汹汹将至。另一方面，赫菲斯托斯造物的娴熟、超然，与阿基琉斯的求死之恸形成极为强烈的反差。这种“减速”、这种“框架与被框架戏幕的对比”（395页），才是《盾牌》更重要的意义，才是把《盾牌》扎扎实实嵌入《伊利亚特》的强大形式力量。

当然，本文所举的例子只是概括性的综述，莱因哈特的论证复杂得多，也谨慎得多。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莱因哈特对词句的语文学分析精准而扎实。作为充满诗情的写作者，他的文笔生动而充满激情，伽达默尔对此评价说，莱因哈特

丝毫没有沾染学院的尘埃，[……]只有真正的语言艺术家才具有这种登峰造极的能力。那种内聚力，那种升腾感，那种强烈的对比，那如潮水般奔涌的呐喊，那如潮水般翻腾的追问，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专家们当中最有才气的作家。

更难得的是，作为尼采的追随者，莱因哈特从不让自己受制于固定的教条或体系，他很少给出武断的结论，更不会为顺应成见断章取义或委曲求全。他始终在不断的反思和追问中保持着开放、好奇。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未放手荷马问题。从遗稿状态看，莱因哈特最后思考的重心是，判断第8卷的地位，该问题关涉到他对整部《伊利亚特》形成过程的猜想，“他已经准备好，若在此陷入矛盾，就弃绝他此前的所有工作。”（533页）幸运的是，最后几个月，莱因哈特渐渐释然，越来越多的证据明朗起来，他确信自己没有看错。

莱因哈特曾在一篇自传文章中回忆起年轻时的趣事：巴尔干战争期间，在土耳其度假的他被当地骑兵误认为密探抓捕审讯，其时

河间谷地宽广开阔，芦苇丛已变成棕色，我骑着我的安提纳托利亚小马，马褡裢里放着尼采的《快乐的科学》，单单我一个人。

这紧张却迷人的画面或许也是关于他自己的隐喻，在语文学研究的路上，当年的莱因哈特也是这样充满悬念、却安静从容走着，单单一人，唯有尼采相伴。

注释

1. http://www.nietzschesource.org/#eKGWB/BVN-1871,133

2. 卡尔·莱因哈特（1886-1958）是维拉莫维茨之后德国古典语文学的领军人物。他的著作对20世纪最重要的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nst Cassirer）、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伽达默尔曾在自传《哲学生涯》中专门撰文回忆莱因哈特，称他“成功地使古典人文主义的对象赢回了自己的尊严”、是他“把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和荷马从榜样化的英雄那里解救出来，还他们以人性的当代力量。”见伽达默尔：《哲学生涯：我的回顾》，陈春文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150页。

3. 莱因哈特：《我与古典学》。见《古典学与现代性》，刘小枫编，丰卫平译，崔嵬校，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151-244页，此处161页。

4. 同上，164页。

5. Friedrich 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hrg.v.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Berli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8) 8, p.32。下文简称KSA并随文注卷数、页码。

6.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李秋零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35页及下：“我把这个时代有理由为之骄傲的某种东西，即它的历史学教育，试图理解为这个时代的弊端、缺陷和残疾，因为我甚至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患上了一种折磨人的历史学热病，而且至少应当认识到我们还有这种病。”

7.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137页。

8.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143，145页。

9. 《古典学与现代性》，164，165页。

10. 《古典学与现代性》，161页。

11. 参考Joachim Latacz: “Reflexionen Klassischer Philologen auf die Altertumswissenschaft der Jahre 1900-30.” In H. Flashar (ed.): Altertumswissenschaft in den 20er Jahren.Neue Fragen und Impulse（Stuttgart: Steiner, 1995）p.50-53。

12. 《古典学与现代性》，166，195页。

13. 《古典学与现代性》，168页。

14. Karl Reinhardt: Die Ilias und ihr Dichter（hrg.v. Uvo Hölscher,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1961）p.12。后文引此书均随文注页码。

15.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182页。

16.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180，182，177页。

17.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188页。

18.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189页。

19. 参考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魏育青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43页：“我们有这样的习惯，无论遇到什么完美的事物，从不追问它如何逐渐形成，而总是为它的现存而喜悦，似乎它是魔杖一挥就从地下变出来的。”。

20. 《古典学与现代性》，155页。

21. 尼采：《道德的谱系》，梁锡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84页及下。

22. 尼采：《道德的谱系》，47页。

23. 尼采：《重估一切价值·下卷》，维茨巴赫编，林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941页。

24. 《古典学与现代性》，180页。

25. 尼采：《道德的谱系》，47页。

26.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191页。

27. 尼采：《道德的谱系》，165页。

28. 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148页。

29. 尼采：《道德的谱系》，158页。

30. 该引文也被莱因哈特在《伊利亚特》研究手稿中正式引用。

31. 伽达默尔：《哲学生涯》，143-144页。

32. 《古典学与现代性》，页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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