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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能否「拯救」高管不合理的薪酬？
ESG不仅包含「环境」。
上面「刺眼」的数字出自威马汽车招股书，这再次引起了市场关于高管薪酬的热烈讨论。
图：威马汽车财务数据
前不久，钛媒体曾统计过中国科技公司的高管个人薪酬，并发布了一份TOP 50排行榜。
图：中国科技公司高管个人薪酬TOP 50
虽然相比威马汽车CEO超十亿的年薪，上述公司高管的薪酬可谓是「小巫见大巫」。
但人们普遍还是认为，这些公司高管的薪酬太高了，显然违背了「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
不过，对高管薪酬合理性进行评价，不应该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问题的核心也不是有多少，而在于为什么是这个数额，以及由谁来决定。
一直以来，关于高管个人薪酬不合理的「讨伐」之声从未停止过。
相比之下，海外市场对高管薪酬的关注度更高。
今年年初，苹果CEO库克就因9,873万美元（约为6.23亿人民币）的年薪，遭到多位机构股东的极力反对。
此前，马斯克也因薪酬太高，面临来自外部股东和舆论的压力。
但相较国内，海外市场已经在有关高管薪酬的监管、投资策略、股东行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而且，随着ESG投资的兴起，「高管薪酬」作为重要的ESG指标，已经成为企业评价、投资决策、市场监管不可忽视的部分。
在ESG中，高管薪酬属于公司治理（G）的范畴，在国际主流ESG评级和ESG投资决策中均有涉及。
图：MSCI、标普的ESG评级框架
整体来看，在ESG视角下，高管薪酬的主要考量内容包括薪酬结构、薪酬规模、薪酬政策、信息披露透明度、同行业对比情况、决定权归属情况、是否可以追索扣回，以及是否与ESG绩效挂钩等。
在贝莱德《投资督导全球原则》中，被投企业的高管薪酬被专门提及。
比如，贝莱德希望被投企业高管的浮动薪酬与财务绩效之间有明确的联系，长期激励计划的时间范围应该与长期股东价值的实现时间保持一致。
此外，被投企业应该考虑在激励计划中加入回扣条款，以便在基于错误财务数据或欺骗性商业行为进行薪酬发放后，还有权要求高管退回。
在监管层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已出台了较为完善的高管薪酬政策。
2010年，美国颁布了《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其中有一项规定是：上市公司必须向股东提供指定高管的薪酬信息（指定高管包括CEO、CFO以及其他三名最高薪酬的高管）。
此外，高管薪酬方案还应以提案的形式经股东大会投票审议。
该要求有个形象的名字叫「Say on Pay」，寓意高管薪酬的决定权。这也是国际主流ESG评级机构认可的一种做法。
作为「Say on Pay」的一部分，公司必须每六年进行一次「频率投票」，即询问股东是否应该每隔一年、两年或三年进行一次「Say on Pay」的投票。
不过，虽然「Say on Pay」是一项强制性规定，但其投票结果并不具有约束力。
也就是说，无论高管薪酬方案是否通过股东投票，以及股东选择了何种投票频率，公司并非必须响应。
但若不能顺从股东的意见，公司可能要面临来自投资者和社会舆论的压力。
至今，「Say on Pay」显著提高了美国企业的高管薪酬透明度。类似规则也在其他市场相继建立。
回看国内，「高管薪酬」在现阶段更多像是一个社会性话题，而非实质性的投资议题。
但消除公司高管不合理的薪酬，不仅可以保障中小股东及投资者的利益，也符合共同富裕的发展主题。
恰逢ESG迎来重大发展机遇，类似问题可以借此得到更好的解决。
除了「高管薪酬」等公司治理问题本就属于ESG范畴外，ESG策略中的「积极所有权（active ownership）」也可以发挥作用。
与股东怠于行动并「用脚投票」的方式不同，ESG投资者会积极「发声」，通过投反对票、游说其他投资者、主动提出议案，或者罢免董事等方式来传递股东的ESG诉求。
现阶段，国内已有投资者开始使用「积极所有权」策略，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针对威马汽车CEO高得离谱的薪酬，圈内投资大佬就公开表达了愤慨，并发出了「中国式创业，资本的游戏，果真是劣币驱逐良币吗」的质疑。
这随即使威马汽车受到巨大争议，陷入了舆论旋涡。
不过，要想让ESG投资在公司治理问题上发挥作用，前提是市场的ESG注意力不应都集中在「E」上，而要分一些到更深层次的治理问题上。
「G」虽然排在ESG缩略词的最后，但其是最重要的。
公司治理决定了企业战略和决策的监督方式和严谨性。
它也是企业形成可持续、长期价值创造能力的绝对基础，并可以确保企业有实现其环境和社会目标的能力。
虽然ESG投资已经在国内开始流行，但市场注意力更多集中在「环境」方面，对「公司治理」关注度非常有限。
但随着ESG概念的普及和市场对ESG理解的深入，期待「高管薪酬」等公司治理议题得到足够重视，并推动企业治理模式实现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