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语言学知识分析“小偷偷偷偷东西”？

Original 语言治理语言治理 2023-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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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语言学知识分析“小偷偷偷偷东西”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2023中国语言文学考研真题中的一道论述题火了，题干是这样的：“运用语言学知识分析‘小偷偷偷偷东西’（上联），并且写出下联。”至于对下联，很多朋友能在网上搜到奇对，但是该怎么用语言学知识分析？有的小伙伴犯难了，后台私信小编能不能分析一下，下面小编就抛砖引玉。
一、重叠式副词研究现状

首先“偷偷”是一种典型的动词叠用变副词的形式，重叠式副词先秦就已经萌芽，如“稍稍”“时时”等，两汉以后数量增多，直至现代汉语。佛教文献的翻译对重叠式副词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汉语副词的重叠是语法手段，但更常见于语用层面，主要功能是起强调作用。关于汉语副词重叠研究，主要集中在副词重叠的范围、副词重叠的类型、基式与重叠式的异同、副词重叠的断代研究以及重叠式副词的来源等几个方面。已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视角对汉语重叠式副词进行了考察，对深入研究重叠式副词具有重要价值。

二、动词重叠式研究

单音节词素的重叠， A 既可为副词，也可为其他词类如名词、动词等，“偷偷”则属于动词叠用的情况。关于对汉语动词重叠式的结构形式的认识，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李人鉴(1964)所认为的只有“VV”式属于汉语动词重叠式的范畴为代表。第二种观点将“VV”式、“V一V”式和“V了V”式都视为汉语动词重叠式的形式(范方莲，1964)。第三种观点认为，除了这三种类型外，“V着V着”式以及 “AABB”式也属于汉语动词重叠式的范畴(吕叔湘，1982)。这三种观点中，多数学者较为认同第二种观点。

有关动词重叠式的形式来源，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最初来源是“V一V”式，现存的“VV”式由“V一V”式脱落了“一”而形成(张赪，2000)；另一种观点认为“VV”式是形式来源。张静(1979)认为 “V了V”“V一V”等都是从“VV”式发展而来的动词重叠。李宇明(1998)同样认为其余形式均为“VV”式的变体式。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将动词重叠式纳入“体范畴”的系统之中，在从不同角度对“体范畴”进行划分的诸多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短暂体”(王力，1944)、“短时相、尝试相”(吕叔湘，1982)、“尝试态” (赵元任，1968)，表示动作的加强和减弱的“强度体”(A.A.龙果夫，1958)、“轻微体”(张静，1979)和“反复体”(钱乃荣，2000)等。

关于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众说纷纭，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表“短时”“尝试”“轻微”等意义。邵敬敏、吴吟(2000)认为动词重叠式蕴含的基本语义包括次数少、力度小、时间短；戴耀晶(1997)指出短时性是动词重叠式的本质属性；王还(1963)认为动词重叠式表示动作有轻松悠闲的意味，同时提出，当其表示一次行动时，大多都表示尝试；但张敏(1997)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尝试义是伴随着动词重叠基本的短时义、少量义而产生的；邢福义(2000)认为动词重叠式具有动作时量短、量化轻的特点。可见，虽然学者们对动词重叠式的语法语义存在不同的见解，但都指向“动词重叠的作用是显示‘量的减少’”这一事实。换言之，“轻量”或“少量”是所有动词重叠式所产生的核心语义，也是形式结构所带来的语义。

在句法研究中，有关动词重叠式的句法功能限制大致分为三点：(1)动词重叠式与动补成分无法同现。谢珠(2018)指出，动词重叠式中的借用量词和趋向、结果、数量等补语在句法结构上都位于动词补足语位置，导致与动补成分无法同现。(2)动词重叠式与否定词“不”互斥。华玉明(2010)认为动词重叠式表达的是希望动作行为实现的一种意向。人们主观上有接受肯定、排斥否定的意愿，因此动词重叠式只能出现在表达肯定的结构中，不能出现在表达否定的结构中。(3)动词重叠式与时体标记的同现存在局限性。谢珠(2018)指出，动词重叠式排斥动作的具体结果，不强调动词的持续意义，因此表示经历体的“过”和表示持续体的“着”与动词重叠式所表达的语义相悖。

三、动词叠用的认知分析

Langacker(1987)认为一个语言结构表达式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所包含的概念内容，而且取决于认知主体对概念内容所采取的理解和建构的认知方式，即识解(construal)。识解是指“用不同的方式对同一客观情景进行感知的能力”。心理扫描(mental scanning)是识解的一种重要方式，按照注意力移动方式的不同，Langacker将其分为顺序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和总体扫描(summary scanning)两种扫描方式。顺序扫描将一个过程看作许多成分所组成的一个序列，按照实际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观测；总体扫描将一个过程中的所有成分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同时进行观测。因此，在顺序扫描的过程中涉及的是成分之间的转换 (transformation)，借助时间来反映扫描的进展，侧重于感知不同阶段的细节差异；而在总体扫描中，成分经过叠加从而被感知为一个连贯的完形 (gestalt)，成分在此过程中被平行地处理，侧重于感知整体效应。这一认知机制将有助于理解动词重叠式的语义形成。

认知主体是如何对动词重叠式进行扫描的呢?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认识到动词重叠式V1V2中的两个V并非简单叠加，即，V1V2≠V1+V2，事实上，认知主体对于两个V所采取的扫描方式也是分别进行的。

第一，认知主体通常会按对某一担当谓语的单独的原型基式动词扫描方式来扫描V1。对性质为“无界”动词的原型动词而言，其内部蕴含的动作状态在发生的时间范围之内选取任一片段均为相同的动作延续过程。因此，认知主体对于重叠前的原型基式动词通常采用顺序扫描方式，将原型动词包含的事件的一系列状态连续而短暂地激活。由于其内部同质，在后一个状态被激活的同时，前一个状态开始衰退并终止，内部的前一个状态在被激活之后随着下一个动作的被激活而衰退并周而复始地进行，在此过程之中体现了V1的时间性特征。

第二，由于V2为V1后黏附的另一成分，认知主体在认知的第一时间会把其视为以下三者之一：(1)V1的宾语；(2)时体标记；(3)补语等附加成分。此时，对V2的认知按照对“V1+宾语/补语/时体标记”等功能标识的扫描方式处理。V1本身是一个活动，具有无界性。然而，当认知主体将V2视为附加成分时，其产生的作用是作为一个体标记(aspect marker)，为V1所代表的动作设置一个内在的自然终止点，使V1所代表的动作从活动变成事件，并使得V1的性质从“无界”变为“有界”，而有界性恰恰是动词能够重叠的基础。

第三，当认知到V2并非V1的附属成分，而是与V1完全相同的原型基式动词时，认知主体便立刻重新按照对动词内部的扫描方式对其进行从起点到终点的扫描处理。此时，对V1与V2的扫描均为相同动词内部的顺序扫描，在此过程中同时体现了V1与V2的时间性。毫无疑问，处理V1与V2需要花费的认知努力是不同的，由于存在一个从识别为附加成分再转向识别为另一同形同质动词的认知判断的转变过程，处理V2显然需要比V1更多的认知努力，即时间更多，复杂性更高。

第四，尽管认知识别V1与认知识别V2是前后连续的两个过程，但在本质上这两个过程却是分别进行的。V1与V2完全可以被认知为内部连续的同质行为动作的两个离散的阶段。在随着时间的推进而进行扫描时，认知主体的视角从V1内部转向V2内部，从而发现前后两个动作相同，V2的开始却标志着V1的结束，进而赋予了V1一个“终止”的含义，使V1成为具有终止点的有界动作。

在进行分别扫描后，认知主体在主观上完形整合了V1与V2，即将V1V2视为一个整体重新进行扫描。此时的观察视角不再是内部观察，而是从外部对其进行总体扫描，扫描的对象是由V1与V2两个单独的实体所共同形成的一个整体。构成这个整体的成分即V1V2在相继被认知激活之后不断累积，形成一个越来越复杂的完整体，其中所有的成分是同时活跃且协同连贯的。总体扫描凸显的是VV中相关事件或状态的整体性。在这个实体内部成分不断累积的过程中，整体的空间性达到极致。

为方便起见，在这里重新梳理一番VV式的建构机制：一方面，作为相同形义的独立原型基式动词，在变成VV完形结构之前，V1与V2均具有时间性，可按顺序扫描方式对其各自内部进行扫描。重叠之后的V2被认知主体识解为一个具有有界功能标识的事体而失去谓语动词应有的时间性，反而衍生了量词、时体标记、补语等所特有的静态空间性。另一方面，V1V2叠加建构为一个完形结构后，形成一个“时空同态”的结构。根据刘正光、徐皓琪(2019)的定义，V1V2叠加建构的完形结构是一种时空同态结构，其中V1体现时间性而V2体现静态空间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V1V2不是时间性程度的增加，因为VV形式已经转变为时间与空间有机整合的语言事体。此外，VV形式与NN形式作为一个完形结构的内部结构是完全不同的：NN形式中的N1和N2都是静态的、具有空间性的语言事体，互相叠加后自然增加了NN形式的空间性程度；VV形式中的V1具有典型的时间性，而V2从具有时间性的事体临时衍生为一种空间性事体，其空间性自然要比典型名词所具有的空间性弱。分析发现，V1所具有的典型时间性自然会冲减V2的弱式空间性，因此VV形式的空间性比NN形式的空间性显然要弱得多。

至此，似乎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厘清：所有原型基式动词重叠为VV形式后，其动量或时量都毫无例外地有所减少，且VV形式还是认知主体在某种特定语境下出于某种意图(即主观性)而采取的临时语用行为。这表明所有VV形式除却自身动词所携带的具体语义外，还具有一致的语法结构意义，这也是构式语法理论目前所关注的构式语义。

四、动词叠用的形式句法分析

熊仲儒(2016)采纳朱德熙(1982)等人的观点,认为VV式中第二个V是动量词。他认为,VV(VVN)是动宾结构,后面的V是临时借用的动量词,在语义上相当于“一下”,该动量词可以与一个名词短语NP或限定词短语DP一起构成复合量词短语,充当前面V的宾语。V了V是VV的扩充形式,是由V中心词提升并与时体标记“了”融合的结果。

邓梦林、韩景泉(2020)依据分布形态学理论将重叠式分析为复合词,具有下图所示的结构。其中,位于Co P标志语和补述语位置上的√A/AB是两个具有相同语音成分的词根,中心词Co是没有语义的连接成分,可以有语音实现,也可以没有。V一V和V他一V中的“一”和“他”就是这一成分的显性形式。

按照上述分析,V一V中的“一”和V他一V中的“他一”都没有意义,可以得出两个重叠式具有相同的意义。这显然与事实相悖,因为V他一V还带有一种轻松、随意或者是戏谑的意味。同理,上述分析需要把V了V中的“了”也分析成无意义的连接成分,显然无法解释VV和V了V之间的句法语义差异。同样,这种分析也无法解释为何VV会有短时体意义。此外,还要说明为何重叠式后面不能带有数量宾语或准宾语、重叠式不能带有“着”“了”“过”等体标记、包含重叠式的结构不能带有与体相关的副词和语气词等限制。

隋娜、胡建华(2016)主要讨论了VV重叠式,认为它是一种与说话人相关的动词量化手段,带有说话人的建议、意愿等语气或情态。重叠式的生成过程如下:

首先,Asp与VP合并后,拷贝动词V的形态,并引发V进行中心词移位,生成VV形式,如下图所示。

其次,在Asp P与I合并并投射为IP后,继续与Mood/Modal合并,生成Mood P/Modal P,并从而取得语气或情态解读。此时,Mood/Modal中心词带有的[+Mood/Modal]特征需要得到确认,具体途径有三种:在Mood/Modal位置填充显性中心词;在SpecMood P/Modal P位置填充语气算子;将带有相同特征的VV形式隐性移位至Mood/Modal中心词位置。

在重叠式的句法限制方面,隋娜、胡建华(2016)主要讨论了关系小句和否定句中的情况,观点如下:1)关系小句中没有语气投射,而重叠结构又需要取得情态或语气解读,因而只有在有显性情态词的情况下,关系小句中才可以有重叠式;2)否定词在结构上位于Asp和Mood/Modal中间,按照中心词移位限制,会阻碍重叠式向Mood/Modal中心词进行隐形移位,进而造成后者的[+Mood/Modal]特征得不到确认,因而除非Mood/Modal中心词的[+Mood/Modal]特征通过其它方式得到确认(即通过语气算子或显性的情态词来确认),不允许出现否定形式的重叠式。

五、重叠式副词产生的原因

汉语的重叠式副词与其他重叠式的产生有其共性，汉语的重叠式与其特征相近的其他语言的重叠式也有其共性。语言重叠式的产生既要从语言内部寻找原因，又受其外部因素的影响。

（一）语言的内部原因

重叠式副词的产生离不开语言内部原因的制约，重叠式副词的产生与语言的结构类型、韵律机制、类推作用以及具有临摹性等密切相关。

1. 语言的结构类型

戴庆厦（2000）指出：“一种语言出现某种比较突出的特点，都不是孤立出现的，必然是受该语言结构系统特点的制约而产生的。所以，从语言结构系统特点的分析中，能找出某种语言特点成因的线索。”总体而言，汉藏语系语言是以分析性特点为主的语言，语序和虚词是其主要的语法手段。凡是分析特点越强的语言，重叠式就越丰富，反之亦然，即分析性强弱与重叠式多少成正比。因此，在汉藏语系语言中，重叠式副词相对较多。如东汉三国佛教文献以四言句式为主，有时为了构成四言句式，还会使用临时的重叠形式，临时的形式有的最终逐渐凝固下来，例如“恰恰好好、在在处处”等。同样以分析性特点为主的现代汉语及其方言中也都分布有较多形式的重叠式副词。

2. 韵律机制

韵律机制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双音节化的趋势导致 AA 式的大量出现；二是双音节化的韵律机制产生其他重叠的形式。

上古汉语以单音节为主，汉语的发展是由单音节占优势逐步转向双音节占优势。单音节到双音节，最简单直观的方法便是重叠，将一个音节重叠一次即可形成一个双音节。这样的重叠方式产生的形式即 AA 式，上古汉语的重叠以这种形式居多。AA 式是传情达意时最简单最有效也是最符合语言经济特征的重叠方式，因此，由单音节到双音节的韵律机制转变的需求为 AA 式的大量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

3. 类推作用

以语言中某些词或形式为标准，使另一些词或形式与此相同或相似即类推。我们所说的类推在重叠式副词产生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指词类的类推，二是指结构的类推。

重叠作为一种重要的语法手段，广泛应用于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代词等“较实”的语言单位，而副词作为相对“虚”的语言单位，重叠并不是其表义的主要语法手段。但受到语言系统演变规律的影响，原来出现在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代词等词类中的重叠手段，逐渐扩展到副词这一词类中，副词也逐渐可以按照其他实词重叠的方式进行重叠，由此产生一定数量的重叠式副词。

4. 临摹性原则

临摹性（Iconicity，又译象似性、类象性）是指语言结构与人的经验结构之间的自然联系，是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研究的热点。语言符号的临摹性在句法结构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句法结构的临摹性主要有“图像序列”（Iconic sequencing）、“图像邻近”（Iconic proximity）和“图像数量”（Iconic quantity）三个方面。其中图像数量，又译作数量拟象性（Quantitative iconicity），指语言表达式的长度与用来描写所指对象的概念结构的复杂性之间的关系。概念结构越复杂，语言表达就越长。正如在类型学视野下作的考察，指出了语言的共性，各语言重叠式中形式——意义对应的普遍性可以看作“形式越多，内容越多”的数量类象性的一种特殊的反映 , 即形式功能对应率的结果：更多的相同的形式（重叠）代表更多的相同的内容（名词复数、多量，动作重复、性状增强等）。可以将重叠共性之下的理据表达为：形式元素的重复出现以图样的方式反映了意义元素的复现。

（二）语言的外部原因

除了语言内部机制外，重叠式副词的产生还受到语言外部因素的制约。重叠式副词产生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由话语的需要激发的。我们认为语言外部的因素主要包括语用习惯和语言间的接触影响。

1. 语用习惯的影响

语用习惯对重叠式副词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语言结构不能脱离语言的使用而独立存在，语法规则要受语用原则的制约 , 语用原则对语法现象有着极强的解释力。语言交际中需要表义精确、生动。单音节的语言单位所能承担的语义功能有限，通过增加音节的数量能增强表义的精确性，增强语言的描摹性。重叠式副词的使用，不仅使表义更加精细，还能使语言更加生动。

2. 语言接触的作用

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重叠式副词产生，不仅是语言内部各要素发展的产物，也和语言的接触影响有着某些关系。汉语中重叠式副词的产生受到了梵语的影响。

上述诸因素中，语言内部因素起主要作用，外部因素起辅助作用。跨语言考察发现，制约重叠式副词产生的决定性因素是语言的结构类型。总体而言，语言分析性强弱与重叠式副词的多少成正比，分析性较强的语言，重叠式副词的形式类型相对丰富；分析性较弱的语言，重叠式副词的形式类型相对较少。

六、结语

重叠式副词形式类型的多少与语言的结构类型。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语言的分析性越强，重叠式副词的形式类型就越丰富。以上就是一些粗浅的分析，欢迎各位“偷偷”投稿分享自己的深入分析

七、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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