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书院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中国书院改制120年应反思与正视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书院改制120周年，又与书院改制100周年的时候一样，出现集体性遗忘，昨天之前没有任何报刊发表一篇纪念文章，也没有任何单位或学术团体召开过一次研讨会来表示纪念和反思。为避免在韩国书院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后的中国书院史上的特殊年份留下完全的空白，刘海峰教授今天专门发表此文，作为书院改制120年祭。
韩国书院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书院改制120年应反思与正视
刘海峰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东林书院“东林旧迹”牌坊（刘海峰摄）
1901年9月，清政府诏令所有书院都改为学堂，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一千多年的书院，从此在制度上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整整120年之后，对书院改制这件大事，以及书院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有不少值得反思与正视之处。
书院是中国的特产，自从唐代产生后，逐步发展，到清代已成为教育教学的主要场所。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历史上也曾受中国影响建立过众多的书院，因此书院是一种东方型的教育组织形式。宋代和明代的一些著名书院，在教育和教学方面形成了一些特点，如注重教学和研究相结合，注重自动自主的学习，门户开放，采用“讲会”等形式进行学术交流，师生关系较为融洽等等。
清代中后期，书院已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不仅数量众多、层次分明，而且范围广泛、影响深远。书院曾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并在推行德治良俗、保存发展学术、普及文化教育等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到19世纪末，西学东渐，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教育的许多方面都不得不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型。书院的教学内容向来以儒家经史辞章为主，多以应科举考试为办学目的，不重自然科学类知识，因而在清末被视为旧学的堡垒，是落后的东西。而引入西学的近代学堂，则被看成是新学的象征。
虽然有部分书院的教学内容进行局部更新，改采西学，但也没能够彻底改变书院以传统学问为主的性质，结果无法逃避被革命的结局。在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便有改书院为学堂之举。尽管戊戌政变之后恢复书院，但在当时注重近代自然科学等“实学”已是大势所趋，所以到1901年最终还是出现了书院改学堂的结局。
书院具体改制办法是，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的大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此后，有700余所书院陆续改为学堂，现在中国不少学校的前身便是从清末书院改制而来。
120年前的书院改制，名为改，实为废，因为明确规定所有书院都改为学堂，不再用书院之名。原有中式书院体制都转换为西式学堂体制，教学内容也从传统的经史子集改为近代分科之学。
与科举类似，书院被彻底否定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是一个负面的名词。1949年以后直到“文革”期间，书院在大陆基本上也是被否定的旧事物。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才逐渐反思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认识到书院其实是我们的国粹之一，它在清末被完全否定，由西式学堂所取代，并不意味着应该永远被否定。
自从书院改学堂120年来，中国的学校教育形式从东方型改为采用西方型，但书院在长期的历史中积累的一些有益的教育经验和教学方法，对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也不无借鉴作用。而且改变看法后的中国人对书院之名颇为喜爱，现代不少大学中开展通识教育，也建立了书院制。只是现代大学中的书院与传统书院，名同而实异，不仅学习内容不同，而且体制等也不一样。不过两者也有相同之处，即两种书院都是学子聚集生活的地方，都是切磋交流、“玩索有得”的场所。
香港中文大学是由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以及后来的逸夫书院组成的联邦制大学。一些学者也将牛津、剑桥大学中的College视为“书院”，这种书院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宿舍区和师生生活区。而内地许多师范大学的“田家炳书院”主要是指田家炳先生捐建的大楼，那些在“田家炳书院”里的学院或系所（主要是教育学院或教师教育学院）师生对外都不称自己是在书院。
复旦大学等众多大学新建的书院，部分吸收古代书院重视人文教育的传统，进行通识教育，是古代书院精神的部分复活。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7所高校在北京发起成立亚太高校书院联盟。于今，这种借鉴欧美大学住宿学院的基础上又糅合了中国古代书院的特点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书院在中华文化圈的大学中逐渐增加。在一定意义上说，古代书院以某种形式在现代中国又获得了新生。
中国大地上现在还有许多古代书院遗址，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东林书院、鹅湖书院等著名书院保存较好，不少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各地修复了许多的古代书院，书院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文化遗产。
然而，2019年7月，在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朝鲜王朝时代9处主导推广性理学的教育设施以“韩国新儒学书院”之名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就像2005年11月韩国的“端午祭”被选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传与无形文化遗产”一样，韩国又一次在书院申遗方面跑在了中国的前面。
但是与韩国率先将“端午祭”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掀起中国舆论的轩然大波不同，韩国书院申遗成功在中国并没有引发多大的波澜，基本上就在儒学研究界或文化教育界引起一定的愤懑、沮丧和议论，两者形成强烈的反差。
虽然一些书院研究者或文化学者解释说韩国的儒学书院与中国的书院有差异，因此要以平常心来看待韩国书院申遗成功，不过韩国的书院毕竟是从中国学习过去的，两者总体而言是大同小异，为什么在书院申遗上韩国又抢先了一步？很值得中国人反思与正视。
我们的许多书院曾经遭受过很大程度的破坏，尤其是在“文革”中，不仅建筑不受保护重视，而且书院中的祭祀物品和牌匾更是荡然无存，而韩国的许多书院都是原汁原味的延续下来，基本上没有受到过破坏，是真正的文物。中国许多修复的书院，不是修旧如旧，看上去就是假古董。
只有正视中华民族的传统，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真正将文物保护落到实处，而不只是为了扩大旅游收入才来修复书院，中国的书院文化遗产才会得到切实的保护。只有痛定思痛，认真筹划，积极争取，中国的书院才能像端午节在韩国之后4年便申遗成功那样，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21年12月28日第7版，原题《反思书院改制120年：传统书院经验仍有借鉴意义》，本文有所增补）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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