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博坚(Kent Guy)，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主要进行中华晚期帝国研究，包括清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史。盖博坚是1980年哈佛大学博士，著有《乾隆晚期的学者和国家》（1987年），此书获1989年度美国亚洲协会列文森奖。美国历史协会太平洋分会年奖。他还撰写了有关中国法律文化的反思批评的文章。
我最初为华盛顿大学的大学部学生讲授清史时，有一堂课我是打算对清朝做一番导论的。我没有发现到无意中我将“清”人格化了，一直说“清做了这些”或“清做了那些”。直到一位学生悄悄举手提问：“『清』是什么啊？”。这问题打断了我的思绪，因为我无法给她一个现成的答案。最直接的回答或许是“读你的教科书吧！”但这个答案并未在第一时间涌现。从那时起，我一直反思这个问题，并意识到在我研究清史的这些年头中——岁月不饶人，转眼间就过了那么多年了——有好几个不同形象的清朝默默影响着西方对清朝的研究，而今天这个场合似乎是一个适于回顾这些形象并予以展望的时机。我当然无法一一细数过去四十年的清史研究成果，也无法预测未来的清史研究将会做些什么。这次演讲难免只是我个人的观点，由我的研究经验和阅读所形构，但我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跟各位分享，也许能够获得其各位的共鸣（或者争论）——今天大家聚首一堂，正是为了思量明清研究的过去与未来。近年来，我发现，根据学者们对于清朝是何种政权的不同想像，并借之把我自己对清史研究状况的理解归纳在不同的范畴，无论对于我的教学或者写作皆有所助益。简单地说，我认为有三种范畴：1960 年代后期，当我还是一个初学清史的学生，清朝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王朝；而当我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时，以“近代早期国家”这观念理解清朝正流行一时，认为清朝经历了与同时代欧洲国家一样的国家建构过程；最近，我们则认为清朝是一个“帝国”；顾名思义，它意味着种种帝国主义与支配、控制与征服。清史作为帝国史这一研究取向就是最近大家所知道的“新清史”了。然而，尽管新清史研究让我们获益良多，但如今我们也许该开始想想，“新清史后的清史”是怎样的光景了。当然，清史中的种种史实并未改变，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使用的文献有所不同。改变了的其实是清史研究中政治与思想的脉络。当我于 1960 年代后期开始接触清史的时候，清朝除了呈现失败、腐化以及面对现代世界所表现的无能之外，似乎跟这个世界没什么瓜葛。孔子和蒸气机似乎无法共存于这个世界，而清朝的统治者是在被强迫的情况下才开始面对周遭的世界，在被拖拉、踢打、哀嚎中进入二十世纪。当时的学术研究主题集中在中国与西方的交锋，以及中国在中西交会中的反应，诸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梁启超尝试认识身处的新世界、康有为那注定失败的百日维新、还有象征着年轻一代拒绝清朝遗绪的 1911 年辛亥革命。清朝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已显得微不足道，而除了“宫廷与地方菁英的共治”与朝贡体系等议题外，当时看来，清朝已没什么研究意义了。这是因为在那些年里，定义着中国近代史的是两个复合因素：普世现代性的预设，以及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所承继的政治与社会传统的贫乏感到绝望。普世现代性认为所有文化皆会按照类似的现代化进程朝向现代性，这概念是大部分1950 至 1960 年代初期的美国与西方的学术体系的重要基础。这个预设能以几种方式表述；我总是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同时也是“现代化理论学派”的奠基者 Cyril Black 的理论模式得到启发。Black 的研究立基于这个事实，即，在现代时期，个人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获得较多的控制权。在政治上，个人在参与式民主中对政府决策有更多影响；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更能控制自然界；图书馆与研究机构的增长则助长了人们对学问世界的掌握。拥有更多控制权的现代人也经受着一种心理躁动，这方面可以证之于移民活动的增加、新型态的社会关系以及两性关系的改变。在许多方面，Black 的定义是来自于一个较我们更有自信的时代：如今，我们并不肯定参与式民主是否真能对政府决策产生更多影响；对于天灾，我们更说不上已可以控制。但在 1950 至 1960 年代时，大家都认定所谓的现代化不可能来自于清朝，这事儿也不可能来自中国传统。它只能从外面引进，历经只有西方才能倾销的社会的、政治的以及体制上的创新才可能出现。如果西方的学者对此主张曾有任何疑惑，他们只需要看看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见便可释怀了；后者的看法清楚不过：中国想要进入现代世界，就得把传统完全打破。事实上，二十世纪的清朝鲜少有值得学习之处，而对近世的研究亦多半只有负面的评价。胡适和梁启超都致力指出过清朝如何延宕了“中国文艺复兴”的进程；孟森则议论过清朝的权力如何根植于其开国之初的贪污腐败与派系斗争；而萧公权，一位我在华盛顿大学极为出色的前辈学者，则认为旧政权统治下的农村中国一无是处。实际上，萧公权有关中国农村之政治生活的巨著甫出版，哈佛大学的 John K. Fairbank（费正清）便写了书评，对该书赞赏有加，认为它为清朝的政体敲响了丧钟。甚至当清代档案馆的馆长们考虑应该出版哪些馆藏文献时，最后也将主题集中在有争议的皇位继承、宠臣们的兴衰、文字狱案，当然，还有十九世纪中国与西方互动的悲哀历史。对一个起步于 1970 年代的研究生而言，十九世纪已无未经研究的课题，而若要对早先几个世纪进行研究，则又显得像仅是一个古玩爱好者的兴趣。1970 年代伊始，新一代的清史研究者开始探索新的方向。“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的典范开始遭受攻击，愈益清楚地是并非所有近代西方提供给亚洲的东西都被热切接受，甚至这些东西是否有价值都成问题。更重要的是，学界日益清楚，应该转向研究在近世中西的交会中中国给予了西方什么，而非中国拿到些什么。我的第一本书：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es（《皇帝的四库全书》）的构想是尝试探讨鸦片战争前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我读过俄国史，得到启迪；俄国史中知识分子与国家有种疏离，他们自我定位为“疏离的知识分子”，这对十九世纪晚期以及二十世纪的俄国政治发展史具有关键性的影响，而研究中国，想提出相同的提问。当我向余英时请教这个议题时，他马上就说：“你何不就研究《四库全书》？”于是，我就有了博士论文题目。我的博士论文与最后出版的书很大部份是植基于有关《四库全书》的档案，那些档案已经出版有年，但在我结论中有关查禁制度与文字狱的影响那部分，很大程度是植基于我自己从档案中新发现的材料。事实上，还原清朝的治理能力而非质疑其能力的研究转向，是大大地受益于台湾于 1970 年代与北京在 1980 年代陆续开放的档案文献，因为这些档案馆中的档案刚好有助于解答 1980 年代早期青年学者的提问。为了想要得知清朝做为一个政府有何能耐，以及它如何处理人口、社会流动以及经济成长等问题，我们转向那些档案，并从中发现清朝政府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详实细节。毫不意外地，我们发现了我们想要寻找的——一个有能力的政权，它经由缜密的规则和程序施行管治，毫无疑问，它有能力统治这个国家，长达将近三个世纪，而这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最众的国家之一。有关清朝财政以及养廉银体系、军机处的运作、谷物贮蓄以及赈灾体系（这体系比起世界上最有效率的他国体制毫不逊色），乃至民众造反所引发的政治与社会变动等相关研究都陆续出现。稍微看看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我们很难不同意 Madeleine Zelin（曾小萍）得出的结论：中国和欧洲他国一样，是一个挣扎求存的国家，努力发展在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与力量。的确，将清朝和同时代之世界各国相较，有助于我们具体地理解到清朝面对的行政挑战与其他国家所面对的很类似。很多这方面的比较，多受益于 Charles Tilly 的重要著作：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2]该书对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国家在中央集权、财政重组、军事改革以及人事政策等层面的进程提供了一种非常广泛的观察。此书无疑是一个有关国家建构的蓝图，可以（至少似乎可以）用来评估其他国家的政治进程。尽管这部著作是如此的有价值——我和我的同事都有点愧疚，因为在我的档案夹里的是 Tilly 这本书一个厚厚的复印本——但若将其所述应用于解释中国，有些问题就会浮现。第一，Tilly 所描述的进程实际上是由战争推动的，欧洲国家彼此争雄的三百年间，欧洲的国家数量由 500 个锐减至 25 个。但在中国却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十八世纪的中国也有战争，规模之大且对国家财政预算造成影响，但并未有产生像在欧洲那样的推动力。中国没有出现拿破仑。而中国在十九世纪与西方的战争，与其说激发出与西方的竞争，不如说是仿傚：在有关财富和权力的竞赛中，西方已获胜，中国不得不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二个问题是，此般研究方式导致人民角色在清朝历史上的缺席：政策、意识形态联袂前进，或彼此竞争，但这些政策与意识型态无论胜利或者失败，似乎大部分都没有“人”在扮演提倡或谴责的角色。当然也存在着例外，William Rowe（罗威廉）有关陈宏谋的精彩研究就是一个例外，但他仅研究了一位官员。鄂尔泰 (1677-1745)、刘统勋 (1700-1773) 和他的儿子、接班人刘墉 (1719-1805)（他在十九世纪是如此有影响力）等人的政治观点又是怎样的呢？陈宏谋的经验和其他地方的巡抚比较起来又是怎样的呢？第三个问题，这也许是最致命的问题。援用 Tilly 的观点来研究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中国难免会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吊诡：设若诚如一些研究所暗示的，国家在十八世纪建立得相当健全，安稳无虞，那么它为何失败？假若手术是成功的，病患又为何死去？正当清史这个研究领域开始思考种种问题之际，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亦同时成形，之所以如此部分是由于新文献的开放，另一部分则肇因于学者有了一套新的提问方式。新文献就是清代档案馆中数量庞大的满文史料；新提问则集中在清廷中明确为满人执掌的机构上，特别是这些满人机构在清帝国南北边疆的扩张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个新研究领域的威力是难以否认的：清朝是一个满族政权：在八旗制度的角色，宫廷的性质，或是十八世纪满人形象建构的重要性等问题获得完全理解之前，我们对于清朝的认识都仍是不完整的。此外已然清晰的是：满人在中国的统治轨迹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汉化的过程；满人自己有一个独立于清朝之外的历史。当学者聚焦于清朝中央体制以及军事机构的研究持续推进的同时，清朝扩张中亚及西南的议题亦得到关注，可惜发展尚未完全。而这些研究出现后，另一种可能浮现，即，清朝政权同时是帝国主义的实行者和锁定的对象，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作为一个失败的王朝，或是一个早期近代国家之外，清中国成为一个多语言、多宗教、多族群的帝国，而“新清史”于焉诞生。起初，“新清史”可能更像是个由出版社提出的行销字眼，而非学术场域内的一个运动，然而当这个新兴研究充分展现出不同的意涵时，学界发现使用这一字眼来指涉这些研究有其方便性。对做为一个帝国的清朝新生的兴趣，适逢西方的后殖民时刻，当其时，欧美学者正描绘着，或庆贺着帝国在二十世纪的衰微。此时产生了对帝国本质，以及帝国对于被征服者之影响的研究；尝试将清史研究纳入此一典范，也是自然之举。对很多新清史的学者来说，将清朝的扩张史与欧洲人在美国西部的扩张活动进行比较是有其道理的。新清史研究中最常征引，而又与中国无涉的著作之一，是由我在华盛顿大学的前同事 Richard White 教授所写的 The Middle Ground:Indians, Empires 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3]这本书是 White 一系列研究论著中的第一本，这个系列作品使他成为当今顶尖的美国西部研究史家之一。然而，从事不同帝国间的比较必须步步为营：他们都一样吗？可以确定的是，征服与落败之常情各处皆然，然而一个当代帝国是否可以做为一个过去帝国的模型，则很难说。当要投射当今中国少数民族的声音到过去的时候，我们必须冷静而谨慎。另一个新清史带出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则类似于现代国家研究所带出的议题。我们已经知道许多有关“满族人”的事，但是鲜少对于个别的满人有所认识。可以推测在征服时期，他们在政治层面上有着某种程度的共识，但没有多久，可以确定最晚到康熙朝，彼此间差异便浮现，且随着王朝持续，殊异只有更加扩大。下一步的清代研究应该探究这些差异，以及他们之于清史的意义。最后，尽管在美国已有不少致力于满文训练的资源，我们仍在等待这样一本著作：其研究论证，纯从满文史料提出；甚或当中满文文献提供了其他材料无法提供的关键视角讯息。这些究竟是这个典范自身的问题，抑或随着学术研究持续开展便能获得解决，仍然有待观察。但我想，发展“新清史以后的清史”，仍有空间。哪一种研究能够建置清史？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后帝国清史的未来呢？历史学家并非是被训练来预测未来的，而这样做必然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然而，根据过去三十年研究史的回顾，有几个重点必须被强调：首先，未来任何一个有关清朝的观点都必须认知到其是一个帝国。然而，清朝是一个什么样的帝国呢？世界史中可以见到很多其他统治多族群与多语言人口的政体，他们除了广泛轮廓的相似外，其余所有部分都是一样的吗？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新的版本的清帝国图像，能将其与如同汉朝和罗马这样的古帝国，或者近代的大英帝国（或者美国，如果你愿意的话）等区别开来？其次，任何我们所推演出来的清朝图像，都必须能够同时描绘其在十八世纪的强盛与在十九世纪的衰弱。我们必须学着以一种不违背十九世纪史实的方式来解释清朝在十八世纪的胜利。相对于陈述：“手术是成功的，但病人死了”，我们必须找出一个新的诊断。对我来说，关键似乎就在于我们必须谨慎地厘清清朝从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的演变。最近有几本书开始处理这个议题，而我认为这是现阶段清史最具生产力的方向。其三，我们必须把活生生的人放回清史研究领域，并且发展出一个适当的社会与制度脉络以诠释我们所阅读的文献。我们必须趋近真实的人们，不是因为他们合于某些不管是来自意识型态或社会学的典范，而是因为他们在帝国的生命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这是一个漫长的工作进程，确实可以让我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忙碌不已。现在回到我起初的提问，因这一议题的部分解答，仍然由清究竟是什么政权，或者清是个怎样的帝国来决定。在为清朝寻找适当比较模式时，也许最合乎逻辑且安全的方法是寻找与清朝有类似的疆域范围、且大约同时期存在的帝国，如鄂图曼帝国（名副其实地跨越明清）、俄罗斯帝国、还有欧洲的哈布斯堡帝国。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可以至少提供我一个比较基础的起点，那就是牛津大学J.H. Elliott（与哈佛大学的 Mark Elliott〔欧立德〕教授并无关系）所写的“A Europe of Composite Monarchies”（复合君主制的欧洲）。[4] Elliott 教授是研究哈布斯堡帝国的学者，特别是西班牙史的专家。他所处理的区域显然与我们所观察的地方有着非常不同的文化与政治传统，但他对于帝国的反思，对于我们考虑自己的研究进程也许提供一些有趣的思考角度。Elliott 所谓的“复合君主制”意指由不同方式取得、在不同情境下之多重疆域，因此需要不同方式管理所组成的君主统治体。这的确可以应用到清帝国统治下的领土：西藏正是在与蒙古和中国西南不同的背景下成为清朝的一部份。如同我在 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清代的督抚及其行省》）中所指出的，[5]中国还有很多地域在多多少少不同的情境下成为清朝的一部份。尽管我们常方便地以满洲征服北京的 1644 年作为清帝国的开始，但清朝花了数个世代才取得所谓“中国本土”的全部，这个过程反映在许多不同的制度安排上。欧立德的论点是治理“复合领域”给帝国政体带来了其他政体所未面临的局限性。一方面，军事武力是帝国维系地方时所扮演的要角，如同他所指出的，“若要有效地控制新占的领土，某种程度上的整合对君主而言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维持领地的军队不仅十分昂贵且不受欢迎，还有可能对“王室亟待达成的一些整合政策产生不利的影响”（页 55）。这对许多十六、十七世纪的区域性帝国来说是重要的议题，这些帝国部分奠基于满族、俄罗斯和鄂图曼土耳其相对于邻国来说军事上的优势，其尽管使得他们得以顺利征服，但却不必然能够成功地治理其周围的不同民族。有关维持占领地军队的军费问题，可由顺治时期一位官员的说法明确地表达：“一岁之入不足衡一岁所出。”按照欧立德的看法，其解决方案将是“创立新的制度性机构以作为该地区最高层级的统治单位，并通过恩庇体制的建立来赢得并保持原有的行政与政治菁英的忠诚。”欧立德在这里意指成立地方总督，以及君主个人对帝国领地的巡行活动。清朝的许多创新的确来自于这个传统。理藩院的成立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中央机构，而其促进了清廷对其征服地域的统治。康熙和干隆借南巡于一些容易到达或有问题的帝国领域以宣示王权的作为，也很类似哈布斯堡君主的统治模式。而在其他的案例上，也显示传统机构被适度的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关于这点，中国人对于所谓信而可征的长期连续性的强调，可能阻碍我们评估清代创新的程度与其速度。科举体制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政府的恩庇体制，试图借以赢取并保有传统政治与行政菁英对于政府的忠诚。这并不是清代开始出现的新颖作法，但其中却存有空间值得进行更仔细的检视：这些科举中试者如何代表传统菁英，特别是在康熙朝？也许值得注意的是：科举制度并非只是单纯的官僚选任机制，他们同时也是决定在一整代的菁英成员中，哪些人可以担任政府公职以及哪些人可以维持家运昌隆的设计。巡抚和总督是否也是清廷努力控制边陲地区与菁英的一环？我在最近的专书《清代的督抚及其行省》就指出他们确实是清代政治装置中很关键的一环，这个装置确保了我们称作“盛清”的长期和平、政治稳定以及商业上的繁荣。随着持续的反思与阅读，我怀疑上述的论述也许让我过度强调了“混乱的明”与“规序的清”之间的差异，反映了清代官方文献的偏见。但我仍相信清代督抚的固定地位以及他们职权中的具体分际，乃至他们在功能和责任上的清楚配置，使得明代的督抚与清代的督抚的确不同。我也相信各种类型的清代督抚为了完成他们的不同责任，必须要有能力满足各种不同地方菁英的需要。当然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因为那将危害到清是一个大一统帝国的氛围。然而，部分督抚职位的确是为戍守边地而设置，而其他的职位则多是为了符合地方菁英的需要而设置。但或许更有意思的问题是：清代督抚与明代督抚的差异，到底是因为满人统治才采取的特殊举措？还是伴随着清帝国扩张因应而生的结果？这是个困难的问题，我无法提供简单的答案。实际上，与清朝同时期的鄂图曼土耳其帝国、俄罗斯以及哈布斯堡帝国也都设有省级官员，虽然各帝国的官制会因本土需求在形式上略有不同。俄罗斯的省级官员比中国督抚具备更多的军事背景；相对于清朝督抚，哈布斯堡帝国的总督彼此之间的差异性更大；而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的督抚则需要以地方税收来维持私人的军队。尽管有所不同，十七世纪的帝国，不论君主的信仰、政治哲学或族群背景为何，都设有督抚官职。正因为这些近代早期帝国的政务需求，才会有省级官职的设置。基于我目前研究的一个小心得，我可以提供一点反思。明、清两代省级机构的一个差异，就是清朝废掉“巡按”一职。清代历史中，巡按的缺席并非小事，根据诸多观察，清代省级地方自治及缺乏对其活动的监督，正是促成地方腐化的主因，此也是十八世纪（若不是十七世纪）清代政治的重要现象。至于废除巡按一事，它确实发生在满洲统治中国的初期，即 1661 年鳌拜辅政期间。废除的动机可能不仅因为巡按腐败的问题，也可能因为巡按会干涉到做为满人统治代表的督抚权责。因此，有人可能会主张巡按的废除是因满人主政才采取的新政策。然而，当时的文献显示，对于巡按的抱怨汉籍官员和满籍官员一样多。再者，汉官魏裔介建议，将巡按的职权分散到其他的汉籍官员身上，使督抚免于受到过度监视。此外，当1669康熙亲政之后，许多辅政时期的变革都再度被更改回复原貌，但是并未重置巡按一职。所以，废除巡按一事到底是满人统治的的特殊手段？抑或是帝国增长过程中必要的举措？我想鳌拜等辅政大臣主导了废除巡按一事，甚或在这项命令背后施压；但他们并不能制造出让此项变革充分必要的环境。这只是一个小例子，但我相信它提醒我们在讨论清朝政权时，应更小心对待有关清朝革新举措的史料与时间问题。欧立德注意到许多复合性帝国之所以能长期延续原因之一，是“由于帝国中央的善意忽略，地方菁英得以享受一定程度的自治，以致于他们没有迫切挑战现状的必要……帝国君权是建立在王室与不同省分之间的相互协议……赋予这些复合联盟一定的稳定性与弹性。”这个看法至少符合我对清朝的认知。从三藩之乱结束到十九世纪之间，很少菁英挺身反对清朝的统治。而如果孔复礼和其他学者正确的话，正是君主与省级菁英之间具弹性的协议让清朝得以渡过太平天国的难关。不过，我认为这些菁英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力的一群地方官员。他们的角色如何被视为是在领导一个“善意忽略地方菁英自治权力”的政权呢？关于此，当然还有许多可以也应该研究的课题；不过，我认为此与督抚是一种在相对不干预的传统下，被赋予权力、可以积极任事的官职有关。《清史稿》以“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来描述督抚的角色。这很难说是强烈干预主义下的官职，因为无论对于管理、政治革新、立法或税收分配而言，都没有制裁权。在这样的传统下，清朝的督抚以各种程序、复杂而干练地，尽其所能做好他们的工作，他们是称职而有效率的管理者。但是，在一个倚赖地方菁英以维持现状的帝国中，他们最终是追求稳定的技术官僚。就此而言，他们与同时期的西班牙督抚、鄂图曼省长并没有太大不同；他们都是己身所处政治体系下的产物，而这种体系在十九世纪面临相当大的压力。如今看来，无论一个近代早期帝国在建立督抚职位、赋予权力以及任命督抚等曾经如何地成功，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都很难维持。鄂图曼土耳其帝国、俄罗斯与清朝在短短几年内皆相继垮台。欧立德 举出了几点近代早期帝国共有并导致其衰落的现象。第一，他指出近代早期复合君主制政体与用血铁打造的现代帝国之间有许多龃龉。海外殖民鼓舞人从支配与臣属的角度来进行思考，最终导致对于复合式帝国观念的排拒。第二，如他所言，“战争和经济不景气似乎强化了中央集权。资源需要被动员，经济活动需要被引导，而皇室的收入需要增加以满足国防预算。”（页 63）第三，他观察到近代民族主义让帝国内部的群众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认识自我，这种意识比起过去几十年的王室法令和官僚作为，提供了更多想要创建一个统一民族的驱动力。这里不需要，也没有时间重述十九世纪的中国历史，但似乎清楚的是，清朝所面临的危险，与欧立德观点下其他近代早期复合帝国所面临的危险几乎是如出一辙。英国的到来向中国展现了一个新的、现代帝国风貌与问题：战争的需求、国家财富与权力的必要性，以及清朝统治下人民持续高涨的民族主义，中国确实展现了欧立德所指出的各种挑战。这告诉我们，十九世纪末，与其说是一个特定政权的式微，不如说是曾经相当适合于十七、十八世纪，但已不适合十九世纪的某种型态之政权或说政府模式的式微。实际上，我们可以反过来说：或许正因为清朝在调适传统中国的统治形式以应付近代早期帝国需求是如此地成功，反而危急了它在十九世纪的存续。若清朝统治者没有那么成功，明朝末年那些明显的现代主义成分，可能会将中国带往极不同的方向。这一切可能推论得太远了，然而我认为其可能性值得我们思考。我并不认为，当我们不再视清朝为一失败王朝、近代早期国家或者帝国之后，我们现在就必需将所有的研究方向都环绕在清朝究竟是不是一个复合帝国上来提问。但我认为，我们想像中的清朝为何将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其历史。我在这里所提到的比较史，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有趣的新方向。任何学习比较史的学生都应明白，这项技艺正在走下坡。历史上不同国家间的许多明显相似，经常只是表相，相似的表相之下隐埋着许多不同的事实。而在这后现代的时代，以普世的现代性为前提进行比较的历史学已不再可能。是否所有同时代的国家都被认为共享不变的特征，或者所有低度开发社会都将有类似的进展，如今已不太清楚。但日益清楚的是，对于现代生活的预设需要被解构，而且是依据更广泛的资源来解构，而非依据一个简单的政治或社会论述来加以推演。比较若要进行的话，必须是非普世性的、建议性的，而非定论性的，且是用以辅助建立论述，而非构成论述自身。以目前来说，假若更多的比较，可以吸引浸淫于其中的人们或讨论其传统的学者们，注意到他们过去所忽视的重要成分，那么这些比较或许就是有用的。清史研究的未来势必将由年轻学人们的勤奋与创造力来驱动，而非操于老将之手；新的研究方向势将到来，不应将限制加诸青年学者身上。如果以上这些以英文而非中文表达的闲谈式反思能够对青年历史学者有所助益，那么我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本文系盖博坚教授为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主办“2011明清研究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所作主题演讲论文中译。徐维里、吴佩瑾翻译、整稿；林文凯审订。来源于“中央研究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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