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史学教育理念的递嬗与新变 | 历史

Original 向鸿波李中跃学习与实践杂志

2024-09-04

导读

史学教育在中国人的知识传授和观念塑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传统观念注重史学以史资政和鉴往知来的特性。清末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外来新知的强势，促使国人重新思考史学教育的近代新意。在书院改革和新式学堂兴起的实践中，随着实用之学特性日渐凸显，近代中国史学教育理念显出递进发展的历程。相关学者对新史学的思考和探讨，有助于史学摆脱本国传统循环史观的笼罩，同时注入西式进化史观的精神内核。随着清末新学制的颁行，尽管史学教育理念中仍有传统观念的遗留，但以社会进化发展为主旨的新精神理念已经形成，不仅开始重塑国人的历史观念及认识，更对此后史学教育的发展演变有着深远影响。

清末史学教育理念的递嬗与新变

作者：向鸿波李中跃

摘要

晚清中西交流中的主客易势，使得国人开始急迫地寻找应时之方。这一背景下，史学于传统的维持世道人心外，更成为经世致用的重要学问。随着近代西式分科体系的引入，新式史学教育开始超越传统的循环史观和皇朝话语，并以进化发展为核心主旨，承载起经世致用与陶铸国民的双重使命。

关键词 ：史学教育实用之学陶铸国民癸卯学制

历史教育在国民培养和民族精神陶铸的过程中可谓举足轻重。传统的中国史学讲授注重以史为鉴、以史资政。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加剧以及西式话语的强势冲击，国人开始思考传统史学的近代新意，更借助史学教育理念的新创，重塑国人对近代历史教育的认知。在清末新学制的整体规划中，史学教育既强调应变致用，更在此过程中承接经学的使命，肩负新国民及其民族精神培育的重任。在近代新理念指导下，新式史学教育于实用与义理之间的双重展开，基本奠定了此后国人理解历史教育进而深入阐释其重要意义的基础。[1]

一 变书院与兴实学

中国传统的史学教育特别注重鉴往知来的叙述，同时与经学紧密相连，也承担教化世道人心的使命。随着近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启，史学教育理念及形式的变革创新也成为必然的时代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国人开始着重强调史学的“经世致用”特性，希望以新理念指导史学教育，进而更好地找寻因时应变之策。

早在1847年，就有私塾主张蒙师教授十五六岁童子时，以看、读、写、作为提纲，且第二项为“看生书（史类）以扩其通变之趣”[2] 。“通变之趣”的表述，已经透露出应时之变的观念。甲午中日战争后，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清末国人开始更加迫切地找寻现实应对之策。此时大量出现的新式学会中，有些即以新思想为据，重新叙述其教育宗旨。上海强学会直称当时学校颓废，只有利禄之学，即使偶涉文史的内容也“不周世用”。因此，该会主张广泛搜求历代史书与百家著述，使学者知晓中国自古就有 “穷理之学，而讲求实用之意，亦未遽逊”[3] 。武昌质学会则称人的资性各异，主张“贵专”，即“分别条流，提纲辨业，随质所近，各占一科”。史学为第二科，分事实与典制两门，“考求事实，乃中西古近政迹，典制则官制学校国用之属”[4] 。新教育理念下，史学的实用特性越发凸显。因此，新式学会显然在新教育宗旨及其核心理念的阐述中，更加注重史学教育因应现实的意义。与此同时，传统书院也尝试变通教育理念。有人称书院仅习经史、制艺诗赋，很难明体达用，考古通今，可是时局多艰，需材尤急，故应讲求实用之学，储才于平日而收效于临时。[5] 胡聘之更是猛烈抨击传统书院“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皆无裨实用”之弊，主张变通章程，延聘通儒讲授，研究经义以穷理，博综史事以观其变，参考时务，同时将一切有用之学统归格致，“务震其奥”[6] 。时人追求实用学问时，既强调史学教育与时务应对直接相关，更视史学与经义义理同等重要。如此，史学呈现出多元的、新的功能属性。清廷也制定了一些新教育条令，意在从整体上把控教育发展的新变局。1896年10月，礼部称书院可效仿宋代胡瑗之法划分课程，其中第六门为史学，并以时务为附属，同时特别强调“经学为纲常名教之防，史学为古今得失之鉴”[7] 。彼时书院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毋庸置疑。新课程设置中，史学开始与经学并列，重要性愈发强化。而时务附属于史学，又使得古今得失的考察借鉴更加显现出经世致用和因应变局的考量。或受此影响，各地书院和新学堂开始颁行新章程，将史学教育与时务对应，赋予史学浓郁的现实意义。江南储才学堂注重掌故之学，主张学生“秉宣圣从周之义”，从国朝掌故起掌握历代文献，“掌故既熟，于时务尤能洞悉渊源，非待资谈助已也”。掌故包含《十朝圣训》《东华录》《东华续录》《先正事略》等。[8] 历史教学既增加谈资，更为洞悉时务渊源，立足于以实用之学应对社会危机。浙江求是书院主张学生特别留心时务，自学浏览经史古文及各种中外报纸，根据性情和志趣“讲求一切有用之书”，撰写心得。[9]新史学教育的规划设计中，史学与时务已经密不可分。这样，史学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实用特性自然不断强化。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时，称典籍中的注疏、经解、全史、九通及国朝掌故等作为正经正史，可“求先圣之道后王之迹”，为承学之士应读之书。他将经世作为判断学问重要性的关键，“不足为经世之用者，皆谓之俗学可也”，史籍阅读“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并与“求治天下之理”的经学、“求治今日天下所当之事”的时务并列。[10] 梁氏“经世致用”的主旨，彰显了史学的实用性和现实意义。而他在古今中外的联系中，直接将史学、经学、时务并列看待，更显史学的独立性与重要性。梁启超承续传统史学观念，指出史学能鉴往知来，察彼知己，了解国家强弱及原因，故“尊史”。同时，他又尖锐地称传统史学为“君史”，不能展示“内政之张弛，民俗之优绌，所谓寖强寖弱，与何以强弱之故者”[11] 。这些观念说明梁启超接受近代进化观念后，对史学教育理念创新变革的新认识。传统与近代之间的融通、变革和发展，也奠定了梁氏日后“新史学”之说的重要基础。廖寿丰称书院应兼习中西实学，学人于肄习之余，“泛览经史语录、国朝掌故及中外报纸，务期明体达用”，却仍以孔孟程朱为宗旨。[12] 中西实学的强调和明体达用的期待，意在借外来教育体系阐释传统学问的近代意义，同时在实学的前提下展示了史学的实用特性，也说明史学亦可如经学一样承载思想层面的使命。张之洞改造湖北的书院时严立学规，改定课程，“一洗帖括词章之习，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两湖书院课程分经学、史学、地舆学和算学四门。[13] 史学成为培养真材、应对时局的关键。熊希龄主张以“不知经史，奚明时务”为由，整顿湖南的书院。[14] 史学与时务相连，以应现实挑战，希望扭转“人才不兴，士气不联”之局。湘学会以略虚文、讲实学为旨，主张以学问为先，讨论“中外古今盛衰之源，联合士气，互相师法，庶几合天下为一群，合一群以振中国”[15] 。历史作为展示盛衰演进、鉴往知来的实学，开始承担合群以振兴中国的使命。社会进化开始成为历史教育必须回应的主题，史学教育理念及模式的创新转变有了重要的思想理论依据。社会进化观念的注入，也使得国民性的培养成为新式史学教育的核心主旨之一。近代外来新书翻译也注重史学与时务的关系。上海新立译书公会的“泰西新政史策等书”就采录重要外国报刊的“菁英”，附于新书之后，“以备留心时务者浏览”[16] 。“新政史策等书”与外国报刊尤其是时务的密切关系背后，是时人以往变法革新的深层期待。由此，史学的实用之学定性似更明晰。戊戌年间，康有为称“自巴力门倡民权而君民共治，拨乱而升平，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他介绍日本历史展示“变政之迹”，告“开新之士焉”。[17] 史学与进化发展紧密联系，其承载的现实关怀自与传统观念迥异。进化观开始成为历史叙述和教育不可或缺的要点。时人叶瀚主张从秦开始分代论述历史大事，“专明中古一主治世，政教风俗，累世变迁之陈迹”，肯定历史“广风化”的作用。[18] 尽管强调史学的实用性，但教化人心功能仍为时人推崇。书院整顿中兴实学、应时务的实践，也影响到科考程序变革。张之洞、陈宝箴奏请乡试“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生童岁考“先试经古一场，专以史论策命题，正场试以《四书》《五经》义各一篇”[19] 。考试顺序的重新划定中，史学成为头场，地位甚至超越世道人心所系的四书五经，实学和时务应对的特性更加强化。康有为代徐致靖草拟奏折，主张变革科考程序，即经史分离，经分五科，史分八科，士人以所习之科“作专科之艺”。科举程序“首场试时务策，二场试经史论，以两场试士，人才之本末高下已可概见。其二场试艺，请以四书题为首艺，五经题为次艺，史学题为三艺，凡论三篇。如此，则根据经义，本原圣道，通达掌故之才备矣”，如此方能“中外兼贯，上下同风，通经史以达时务，体用兼备，庶不负朝廷维新作人之意”[20] 。此科考程序变革的提议看似与前述张、陈二氏相近，其立足点却在于“通经史以达时务，体用兼备，庶不负朝廷维新作人之意”，进而在科考实践中实现体用的完美契合，最终为变法维新奠定基础。总理衙门商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时，称各省学堂以洋务为主义，以中学为具文，将致学生轻视中学，“义理之学全不讲究，经史掌故未尝厝心”。他们特别称，把握以义理和经史为本的中国学问，是通他国之学的基础。[21] 史学与经学实际上都成为根本的义理之学，并在传承本土和吸收外来的实践中事关守正创新的发展。这也说明史学在中西学问融通中的重要地位与实际作用。庚子后，清廷推行“新政”挽救危局，教育变革成为重要内容。各方阐释科举学堂事宜时都强调应变致用，史学教育的相关功能更加受到重视。张之洞、刘坤一主张根据中外情形设学堂，依行政区划和学生年龄设立不同学堂，同时参酌东西学制设立七门学科，第二的史学包含中外史学与地理学，而历史教育大体分中国历代史事略与本朝制度大略、中国历史大事、经史地理与中国历史兵事。[22] 此折主张酌改文科，科举虽“为自强求才首务”，但“时局艰危至此，断不能不酌量变通”，又援引其他督抚言论，强调“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变更科举。同时回应张之洞光绪二十四年所奏，建议科举“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二场试各国政治、地理、武备、农工、算法之类，三场试《四书》《五经》经义”，“头场十倍中额，二场三倍中额”[23] 。新式教育变革的规划中，史学教育显然需要回应自强求才、应对时局危机的任务，其应时致用的实学特性已经成为时人的共识。此外，科举程序和名额的重新设计划分，也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史学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陶模和德寿会奏称当时所急为政治，应专重政治一科，同时分内政和外政两门。内政重在理事亲民，外政为交涉专对，都与史学密切相关。考虑到当时求才正急，他们建议第二年乡试和会试遵循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谕旨，“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及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以‘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24] 。袁世凯奏办山东大学堂时，教法以四书五经为体，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用。为免致功无序，泛涉不精，见异思迁，忽视根本，其教学程序主张学生先在蒙学堂讲习经史，加以中国浅近政治学、地舆学、初级算学，初识门径，然后进入备斋，加习西学，“届时但令温习经史，精研政治，其中西有用之学，自易融会贯通，次第秩然，体用递进，庶几成功速而收效闳亦”[25] 。与诸多大员统一经史不同，袁世凯将二者分离，前者为体，后者为用（并与其他学问组合）。鉴往知来中，史学教育更多是实用的突显。[26]
政务处、礼部决定采纳诸位督抚的意见，将史学考察置于科考头场，称“命题试士之法，执简乃可驭繁”，故“拟请嗣后首场命题，谨按《通典》《通志》《通考》及《通鉴》诸书，庶大经大法海内咸知遵守”。拔贡和优贡的考试程序改革也以乡会试为范，头场均改为中国史事、政论。[27]晚清，面对严峻的危机和挑战，部分传统书院和新式学会尝试从中国固有学问中找寻应时应变之策。这一过程中，史学开始被视为经世致用的实学，并与世事时务紧密联系，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与此同时，科考变革的设计和规划中，史学的地位在不同层面都得到独立和强化，自然这也是清末国人重视实学，希望以此为本应对世局剧变的结果。只是，这一时期相关史学教育理念更多地是将史学塑造为实用之学，进而应时应变、经世致用，多少忽视了经史统一下史学教育教化人心的职能。而这一切，又源于近代中西交流中西式话语的强势，以及由此产生的西式分科对应下的矛盾，同时更埋下了近代经学和史学歧异发展的伏笔。

二新旧史争论中的隐喻

清末，西式进化观念的引入传播，也为国人重审传统史学并赋予其歧异纷繁的意义和使命提供了思想资源。相关探讨最初聚焦于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对应转化，即如何在近代西式分科体系和研究范式中安放传统史学，从而展示其全新的时代意义和学术价值。以此为基础引发的新旧史学之争实为中国有无史学（或称“君史”是否为史学）。因既有研究较多[28] ，本文于这一环节的探求中更多聚焦于时人如何看待新式的历史教育及其内容叙述，以揭示观念认识的转变。

1897年，梁启超称传统史学重鉴往知来，察彼知己，良史能“粲然秩然，若数黑白而指经纬”的叙述国家强弱及因果，但对“内政之张弛，民俗之优绌，所谓寖强寖弱，与何以强弱之故者，几靡得而观焉。即有一二散见于纪传，非大慧莫察也”，不由感慨“是故君史之敝极于今日”。[29] 传统史学的“君史”定性，是为“中国无史论”的基础。梁启超显然以近代西方史学为范重审传统中国史学，并在两者的对比中展示出其新史学的期待。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广泛涉猎近代西方与日本新著，更进一步接引进化/进步史观的新知检讨传统史学。1902 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称：“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30] 近代西式分科规范成为重新处理认识传统中国学问的标准。史学成为能对应近代西学的固有学问，是“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可为国民提供鉴戒，激发爱国心。更重要的是，梁启超还由西方世界的历史进行引申，肯定史学在欧洲民族主义发达和文明进步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团结国民、进化群治的职能。有鉴于此，他对新的史学教育理念的认识，已经与传统的鉴往知来差异甚大。梁启超又指出历史是“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可“通彻数千年来列国重要之事实，文明之进步”。其他学问若不借助史学，难免狭隘，“欲治政治、经济、法律诸学者，则历史为尤要”。他特别强调“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成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皆于是乎在”[31] 。文明进步发展的展示和新式国民精神的培养，显然呼应了彼时国人寻求富强与文明的时代之音，更直接融于国人对传统历史的近代转化的理性思考之中。梁启超重视文明进步的背后，是对进化/进步史观的认可。这也成为他尝试突破“君史”限制，进而建立近代新史学的依据。他甚至明确指出传统中国史学的四病二弊三恶果，故而形似发达却很难“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不能激发民众爱国心，使之团结合群，应对时势而立于万国。而以新史学理念为标准，则“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32] 。在进化现象与公理公例阐释外，历史还应使人厘清社会演变与文明发展的进程。[33] 梁启超借外来新知检讨并重述中国史时，推崇进化观，强调培养国民精神和爱国心，期待以合群应时局。应世变外，陶铸精神、培养新国民也显得举足轻重。在纳中学入西学分科的实践中，近代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开始肩负传统经学的使命。章太炎与梁启超交流时提出撰述《中国通史》。他主张以新理为指导，重典志，融入心理、社会、宗教诸学问，通过典志“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利用纪传“鼓舞民气，启导方来”，最终“开浚民智，激扬士气”[34] 。在这一新史学的阐释中，章太炎笔下的“理”已非传统的心性义理，而是直接反映社会（政治）进化的公理公例。近代西方社会进化观念在清末的流衍传播，对国人重新认识传统学问，并在守正创新中建构新的学术体系可谓意义重大。新的史学教育理念的形成和发展也因之获得了关键的思想助力。《新世纪学报》群体也尝试分科划定传统学问，并回应梁启超“中国无史”的观点，但程度有所不同。[35] 马叙伦称各种社会之学“皆于史乎门键而户钥之者也”，历史是“世界中第一完全不可缺之学矣”。因“历史固文明之嚆矢也”，故要振兴中国，应人人讲求历史。[36] 曾鲲化认为历史记录过去现在人群的社会生活及起源发达变迁大势，纪念国民美德，批评帝王官吏罪恶，为后人提供鉴戒，以求改造进化，更关系中国未来发展。[37] 刘师培指出中国历史教育应展示历代政体异同、种族分合始末、制度改革大纲、社会进化阶级和学术进退大势，最终演示人群进化原理。[38] 吴渊民称历史叙述时间现象与进化状态，狭义是人群进化。读史是为理解中国的位置，应结合中国、东洋和西洋，明了史学目的和个人职责。[39] 此后有人强调史学的客观是“综以往之事而考其本末，甄其异同，是皆过而不留者也”，主观则“略其粗迹，而求其精义风俗之盛衰、政教之隆污、国力之强弱、文明之进退，观其会通，测其因果，固皆永远存在，釐然可接于心目者也”[40] 。上述众人叙述历史教育的新理念时，注重以进化/进步史观为前提，展示史事的发展演变，从而于历史中找寻有益的认知，指导将来的发展，最终在进化公理公例的探求与时代挑战的应对中得其所哉。清末国人留学美国时广泛搜集记录满清压迫的历史文献，希望借此激发汉族的爱种热情，同时展开种族革命。[41] 黄节借鉴柏林史学大会宣言，强调历史学家的第一要义是提倡民族帝国主义，造就新国民；可传统史学忽略种族盛衰变化，未阐释社会进化发展，种界常清而群治不进，本种族因之日渐衰弱。[42] 许之衡也称传统史学是“朝史而非国史也”，主张采用新体例“考民族变迁之迹”[43] 。尽管借助进化发展的新史观，种族（民族）演变的阐释叙述却隐含革命深意，其中对应的现实关怀与时代命题也在清末产生了多维影响。近代中西交流中西式话语的强势冲击，使得清末学者借助近代西式新知重新检讨和审视传统中国学术，进而在建设新史学时，逐渐形成全新的史学教育理念。其中的思想内涵已经与传统史学教育迥异，更有着不同的思想隐喻。但是不同于此前书院对“实用之学”的强调，他们接引西式进化观，固然肯定史学教育因应现实的实用特性，却更多强调史学教育对世道人心的影响（或称民智开启与新国民陶铸），甚至融入种族革命的深意。只是，此时国人对史学教育于“义理” 和“实用”之间的多重考虑，却无形中增加了后人具体理解和实践的难度。

三新学制下的史学教育

清末“新政”期间，清廷先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前者并未正式施行，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初步确立近代教育体系，较为全面地阐释了史学教育的性质与宗旨。

1903 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共同制定《学务纲要》，规定学堂“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大小学堂原理一贯，且各有取义：“家庭教育、蒙养院初等小学堂，意在使全国之民，无论贫富贵贱，皆能淑性知礼，化为良善。高等小学堂、普通中学堂，意在使入此学者通晓四民皆应必知之要端，仕进者有进学之阶梯，改业者有谋生之智能。高等学堂、大学堂，意在讲求国政民事各种专门之学，为国家储养任用之人才。通儒院，意在研究专门精深之义蕴，俾能自悟新理，自创新法，为全国学业力求进步之方；并设立中国旧学专门为保存古学古书之地……师范学堂，意在使全国中小学堂各有师资，此为各项学堂之本源，兴学入手之第一义。”[44]

陶冶人心、培养国民、储才以应时用的目标在各层级学校有不同侧重。简而言之，相关内容既强调对教化世道人心这一基本的“体”的坚守，同时更有以实用应现实的急切呼吁。考察《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中不同学校的历史教育宗旨，则大同之间又各有特点。

初等小学堂史学教育要义为：“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成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45] 初等小学作为新学制中整个教育体系的第一环，注重基本知识。史学教育以本国为主，希望养成国民“忠爱之本源”，并借乡土历史使学童初立效贤向善之心。“本朝列圣德政”反映“钦遵谕旨”“端正趋向”的皇朝特性。[46]高等小学堂：“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邻国日多，新器日广；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47] 中学堂先讲中国史，“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弛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再讲亚洲史，“详于近代而略于远年…… 并示以今日西方东侵东方诸国之危局”。复次授欧洲与美洲史，“详于大国而略于小国，详于近代而略于远年”。最后强调“凡教历史，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48] 。大学堂称：“考史事者，分考治乱、考法制两门；考治乱若通鉴及各种纪事本末之类，考法制若通典通考及历代会要之类；两义必宜兼综，方有实用。研究史学者务当于今日中国实事有关系之处加意考求。”[49]

癸卯学制确立了不同层级学校的历史教育主旨。在新的史学教育理念阐释中，随着进化发展观念的引入，历史教育除了需要完成基本知识的传授外，也要在中西竞争的实情阴影中更好地培养国民精神（或称国民性）。某种意义上，此时新的史学教育理念暗含了传统的经学使命，即重视世道人心教化的国民性培养。当然，在鉴往知来中找寻现实应对之策自然也是无可回避的重要命题。

清末新学制的颁布也开启了科举停废进程。1905年，《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称学校教育非专为储才，实为开通民智，以普及教育获得普通知识，才高者“佐治理”，次者成合格国民，国人各安其业，致富图强。清廷还称教育应首重经学，国文国史皆属其中，保证旧学“日见昌明”[50] 。尽管设计者仍将经学置于神圣地位，同时以国文与国史从属经学，但这实际上有助于国文和国史具体分担传统经学的世道人心教化的重要使命，更进一步提升了国文和国史的地位。

1905年，湖南蒙养学堂规定：“名山大川胜迹名区地理所关，乡贤名宦历史所关，动植各物理科所关；本省地理历史理科是本省学童特性中事，先启发其爱乡之情，然后以言爱国。”[51] 新史学教育理念的具体展开中，启发爱乡之情和培养爱国心的内容直接从初小提前到蒙学阶段，成为贯穿近代新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

大学堂也称：“列强并峙，各教其民，因立国立政之本，以养自立自尊之气；承史籍流传之美，以鼓爱敬君父之情，教育之本在此矣。”[52] 这些规定或是对此前相关章程注重实用的反思和补充。

1906 年，学部称尚公是列强兴起的重要原因。学堂教育“如修身、伦理、历史、地理等科，无不启合校生徒之感情，以养其协同一致之性质。故爱国合群之理，早植基于蒙养之初”。尚武作为学堂教育的重要内容，“国文、历史、地理等科，宜详述海陆战争之事迹，绘画炮台兵舰旗帜之图形，叙列戍穷边使绝域之勋业”[53] 。史学成为“尚公”理念的重要保障，培植学生“爱国合群之理”。史学教育在人才培养层面的作用实际体现在不同方面，不但可以塑造新国民，更强调以此为基础破解国家面临的困局。

1907年，学部规定女子学堂史学教育应“知中国历代重要事实，兼养成国民之志操”，教历代帝王盛业、忠良贤臣事迹、国民文化由来、本国与外国关系，中国史“务授以图画地图标本，使生徒易想象当时之实状，尤须使与修身所教授事项互相联络”[54] 。女子师范学堂为“知历史上重要之事迹，省悟群治之变迁，文化之由来，及强弱兴亡之故，正邪忠佞之分。其教课程，授中国古代至本朝之大事及外国历史之大要，并授以教授历史之次序法则”[55] 。这与癸卯学制中各层级史学教育宗旨大致相同，进化发展思想蕴于其中。而与修身的联系也说明史学在国民培养中的责任。

科举停废后，如何在近代教育体系中保留传统学问成为重要问题，存古学堂应运而生。1906 年，湖南巡抚与学政奏称学堂虽兼习中西，中学却无暇专精，恐致将来中学衰微，主张“以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项为主，以存古兼习算学、舆地、政学、艺学各科……仍寓博采旁通之意，于学术人心均有维系”。史学以钦定史书为准，展示历代政治得失，风俗盛衰等。[56] 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称西学与中国文字经史新故相资，方为完善，否则“中国之经史废，则中国之道德废；中国之文理词章废，则中国之经史废”，所谓国势强，人才盛，也只是镜花水月。[57] 学部就存古学堂问题指出，史学应考“当时得失治乱之大端，与今日相类之处，或与今日相反之处可为今日法戒者”。史学与舆地学结合，高等科讲习中国历史地理及各国政治、历史地理等，使学生“知疆域之沿革、险要之变迁、强弱之形势、政策之得失，以激励学者愤发之心”[58] 。

清末新学制的颁布推行初步构建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体系。新的史学教育理念也展示着传统中国史学与近代西式分科之间的对应融合。无论是国民培养还是民气激发，以及应时致用的强调，都说明新的史学教育已经开始肩负多重使命。

四教材编订的回应

清末新学制颁行后，新历史教科书的编订成为教育革新的重要内容。

1902年，柳诒徵以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为蓝本编纂《历代史略》，称新历史教科书应使“初学者贯彻历代得失大凡”，如不同时代的政治得失、学术升降、疆域分合与国势隆替等。[59] 这一新著显然更多强调历史知识的记诵了解，同时也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历史讲授，关注不同的主题内容。1903年，陈庆年借鉴桑原騭藏的《东洋史要》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称“知识全而后国家全，历史全而后知识全，完全之历史造完全知识之器械也”[60] 。这里实际指出新的史学教育并非单纯的知识灌输，更注重由人才培养引申至国家的未来发展。历史作为过往的知识，与现实及未来的关系得到深度诠释。同年，丁保书在编订新式历史教科书时详细阐述了新的历史教育理念。他称蒙学诸科以历史为要，但传统乙部诸书不合教科之用，外国教材有可能导致“客观认作主位，令吾国民遂不兴其历史之观念，忘其祖国所自来”，故应编纂新教材使国民闻风而起，思念先辈荣光，“护恤保存，为人人应尽之义务”[61] 。以新教材编订为基础，丁氏的史学教育理念更强调叙述过往进化现象，指引未来发展，同时以增进文化了解、改良社会为主，使国人明晰古今发展，激发“近今丧亡之痛”，长知识，雪国耻，卫种族，张国威。[62] 这就对历史教育寄托了精神养成的期待，并赋予其“实用应世”的意义。

新学制颁布后，为呼应新的史学教育理念并展开教学实践，清廷也对新教材编订作出了明确要求。其称“文科者，一国所独有者也，虽学成之后，非自编辑历史、地理、伦理等教科书，必不足以养成国民资格”[63] 。大学堂编书处主张史学教本以编年为主，删繁就简，存其纲要，又因“史家论断，所以明是非而别嫌疑，于人事至为切要”，强调精为择取。其四条宗旨为端正学术，不堕畸邪；归于有用，无取泛滥；取酌年限，合于程途；博采群言，标注来历。[64] 上述言论皆强调国民培养的重要，同时也展示出史学“实用之学”的现实意义。

考虑到不同的教学层级，时人在以新的史学教育理念编纂新教材的过程中既遵学部规定，也有不同展开。夏曾佑在《最新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国历史》中主张国人了解古代的强盛与伟大，同时正视现实的苦痛，并尝试给予新的希望。对于历史教育的具体展开，夏氏称“夫读史之人，必悉其史中所陈，引归身受，而后读史乃有益，其大概如此”[65] 。曹曾涵为《万国史纲》的译本作序时，直称历史能模写当时事实而昭示未来，欧美人“诵其祖国之历史而油然起其爱国家爱种族之思想焉”。他更希望国人学习这些外国历史，“周知彼国之情状而亦油然兴起其爱吾本国，爱吾种族之思想，以求自强自立而相竞于天演之界也”[66] 。姚祖义称历史教育能“考古原以知今，当今中外交通，尤宜习知世事”，并详今略古，收录大量“有关现今大势者”[67] 。汪荣宝称历史要义为勾稽人类陈迹，发现进化顺序，于首尾相连中展示因果，这是历史成为科学的关键。他主张通过近世史研究知晓中国变迁的由来和世界列强对中国的大势，“养成应变致用之知识”[68] 。沈颐称历史记载前事以备后人考证，应重视与人有切实关系的“政治、学术、宗教、实业、国势隆替、人种兴衰”，“一一推究其变迁，论列其得失”。读本国史能知利害得失，选择趋避之方，明晰社会情态，找寻因应之术。[69] 沈氏对史学教育的认识大体与汪荣宝相同，注重以实学讲授找寻应时之策。此外，他还强调国人对国家的职责，国民“诚能读史，举凡一国之政治文化，皆逆知其所由来，则其兴盛也，国民之荣也；其衰亡也，国民之辱”[70] 。

综观清末这些新式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或教材，基本遵循《奏定学堂章程》和学部规制中的新史学教育理念，特别强调史学教育在合格国民培养中的重要性，同时并不讳言通过“实用之学”应对时局挑战。由此，近代史学教育开始超越传统的鉴往知来的意义，并在进化发展史观指导下担负起培养新式国民，最终实现国家富强文明的时代使命。这一切也在此后一直影响着国人对历史教育的整体认知。

五结语

清末中西交流大变局下，国人希望从传统学问中找寻应时之策，史学开始在“实用之学”的寄托中成为应对变局的关键一环。近代新学和西式分科的输入应用，为传统史学的现代学科转变提供了便利，更为之注入进化发展的新精神内核。新的历史教育理念随之超越固有的循环史观，于线性进化的展开中重新叙述既有的中国历史。由此，新的历史教育理念在具体实践中，固然需要做好基本历史知识的传授，更需要以进化观念和民族精神为内核塑造新式国民，同时借助对社会政治的历史性进化发展的梳理，更好地找寻适合清末中国的应时之方。新的历史教育理念及其实践必须在国民精神陶铸和经世致用之间实现平衡。这是清末国人面临的重要挑战，同样也直接影响到此后对史学教育理念及实践的认识理解，并由此引发国人长久的反思与探索。

历史教育理念的传承创新涉及方方面面。需要科学合理地制定适应时代需要的历史教育理念，并在具体实践中做好教材编订、课程设置，真正做到“明是非而别嫌疑”，抵御不良观念的影响，肃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流毒，正本清源，更好地培养国人明史知理的能力，强化其民族精神与文化认同。兹事体大，可不慎哉？

今日已不同于百余年前，站在历史时空交汇的新路口，如何借鉴清末国人有关历史教育讨论和实践的得失，更好地反思、阐释进而规划好今日的历史教育宗旨及主题，并将之融于实践，事关历史学科守正创新的发展，更直接关乎民族复兴过程中民族精神的培育，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阐释。

注释：

[1]参见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罗志田：《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449～580页；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年，第247～259页；李帆：《清末历史教科书线性历史观的构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2期；李帆：《浅析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国耻”与“亡国”话语》，《人文杂志》，2017年第2期。

[2]龙启瑞：《家塾课程》//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85页。

[3]《上海强学会章程》（1895年11月）//汤志钧、陈祖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 77～78 页。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基本照抄此宣言。参见汤志钧、陈祖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第96页。

[4] 《武昌质学会章程》（1897年7月20日）//汤志钧、陈祖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99页。

[5]张汝梅、赵维熙：《陕西创设格致实学堂折》//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68页。

[6]胡聘之：《请变通书院章程折》（光绪二十二年六月）//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70页。

[7] 《礼部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光绪二十二年九月）//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72页。

[8]《江南储才学堂学约》（1897年）//汤志钧、陈祖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13页。

[9]《浙江求是书院章程》（1897年）//汤志钧、陈祖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18页。

[1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5页、第28页。

[11][2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0页。

[12]廖寿丰：《请专设书院兼课中西实学折》（光绪二十三年八月）//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75页。

[13]张之洞：《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76页。

[14]熊希龄：《湘绅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禀稿》（光绪二十四年五月）//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78页。

[15]徐仁铸：《輶轩今语》，《湘学报》第28期，1898年2月。

[16]《上海新立译书公会章程》（1897 年 11 月 5日）//汤志钧、陈祖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8页。

[17]康有为：《日本国书目志》（1898 年春）//姜义华、张荣芳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8页。

[18]叶瀚：《古今中外通史演义叙例》，《蒙学报》第10期，1898年第2期。

[19]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45页。

[20]康有为：《祈酌定各项考试策论文体折》（1898年7月6日）//姜义华、张荣芳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3～324页。

[21]《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1898年7月3日）//汤志钧、陈祖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

[22][23]张之洞、刘坤一：《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光绪二十七年五月）//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50～51页，第55页。

[24]陶模、德寿：《奏请变通科举折》//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4～25页。

[25]袁世凯：《奏办山东大学堂折》（1901年9月）//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42页、第45页。

[26]此后也有督抚设立新学堂时采用袁世凯的观念，河南巡抚的《遵旨设立学堂谨陈筹备情形疏》称，“其教法恪遵谕旨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端正，文行交修，痛除空疏浮薄之习”。刘坤一也在《奏办江南省各学堂大略情形折》中称：“中西课程，由浅入深。无论初级、普通、专门，总应恪遵谕旨，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中外政学、艺学为辅，务使文行交修，讲求实用，仰副朝廷图治作人之至意。”参见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0页、第72页。

[27]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折》（1901年11月11日）//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2页、第34页。

[28]参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39～206页；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47～259页。

[30] [3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新史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第7～10页。

[3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东籍月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9页。

[3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东籍月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0页。《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中，作者亦强调中国无史，更多取关于中国文明之进步者，启迪士大夫的历史观念。参见支那少年：《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上海，广智书局，

1903年，第1页。

[34]《章太炎致梁启超》（1902年7月）//马勇：《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页。

[35]清末江浙学人对梁启超“中国无史”论的接纳、吸收、批评，值得重新关注和检讨。

[36]马叙伦：《史学总论》，《新世界学报》第1期，1902年9月。

[37]曾鲲化：《中国历史出世辞》，《政艺通报》第2卷第9期，1903年6月。

[38]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上海国学保存会，1905年，第1～2页。

[39]吴渊民：《史学通义》，《四川教育官报》第9期，1907年10月。

[40]《史学刍论》，《四川教育官报》第2期，1909年3月。

[41]《兰心楼史话》，《汉声》第6期，1903年9月。

[42]黄节：《黄史总叙》，《国粹学报》第1卷第1期，1905年2月。

[43]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第1卷第6期，1905年7月。

[44][46]《学务纲要》（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97～198页。

[45][47][48]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95页，第310页，第321页。初级师范学堂史学教育的宗旨与中学堂相比，除教育方法讲授外，基本一致。参见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04页。

[49]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584页。

[50]《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光绪三十一年八月）//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63页。

[51]《湖南蒙养院教课略说》（光绪三十一年）//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391页。

[52]《奏开班预科并招师范生折》（光绪三十一年）//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0页。

[53]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536页、第537页。

[54][55]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795页，第806页。

[56]《会奏改设学堂以保存国粹而励真才折》（光绪三十一年）//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25～227页。

[57]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1907 年 7 月 9日）//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33页。

[58]《奏修订存古学堂章程折（并单）》（1911年4月3日）//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40～242页。

[59]柳诒徵：《历代史略》（第一册），江楚书局，1903年，第9～11页。

[60]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09年，第1页。

[61][62]丁保书：《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3年，第1页、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