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中城市扩张测评及其应对策略 | 经济

 导 读 

改革开放以来，大中城市扩张成为我国城市空间变化的一个普遍现象。针对我国不同类型大中城市在扩张过程中出现的人口与土地空间错配现象，我们需要清晰描绘大中城市的扩张形势，系统分析城市扩张的时空特征，进行差别化的城市扩张管治与用地调控，以高质量的城市发展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国大中城市扩张测评及其应对策略

作者：李国平 黄一诺 吕 爽

 摘 要 

城市空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城镇化和城市扩张几乎同步进行。国家高度关注空间发展的统筹协调，避免城市空间无序扩张。本文以2013-2020年我国69个大中城市为研究对象，在评析现有城市扩张测度方法的基础上，使用NPP/VIIIRS夜间灯光数据和Worldpop人口数据从用地面积和人口密度两个层面构建城市扩张的测度指标。研究发现：经济规模较小的大中城市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并呈现出高强度、低密度空间扩张；经济规模较大的大中城市存在建设用地指标与人口集聚之间的矛盾。据此，本文从控制经济规模、降低土地财政依赖和促进城市人口、土地协调发展角度提出大中城市空间扩张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 ：城市扩张测评 大中城市 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从不足20%增长到2022年末的65.22%，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从1980年的6720平方千米增长到2021年的58355平方千米，城市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国家高度关注城镇化空间布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落实到区域空间结构优化层面，各地应统筹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对大中城市等靶向精准发力，强化空间发展统筹协调[1]。其中，城市扩张作为城市空间变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城市扩张通常是指城市在地域上向外推进和扩散的动态过程[2]。虽然新发展阶段的增长逻辑有所变化，但城市空间依然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3]。城市的无序扩张将加剧人地矛盾，带来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诸多问题，不利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以及形成紧凑且良性的国土空间结构。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市扩张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4]。剖析我国城市扩张特征事实，针对性提出城市扩张治理建议，对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阶段的中国而言具有重大意义。为此，一是要精准测度城市扩张。目前，国内对城市扩张问题的研究主要使用单一指标测度，如人口密度[5]、城市土地增长弹性[6]和市辖区建成面积[7]等，也有通过多指标扩张指数来测度城市扩张强度和特征[8]，但以上指标在精确度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二是要扩充研究样本范围。从研究对象来看，既有文献多以单个发达大城市、省份、区域为研究案例地，如北京[9]、上海[10]、广州[11]等。近几年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城市群的相关研究[12]，但结论解释力有限且其外部推广性弱。我国国土广袤，各城市在建设程度和发展阶段均有差异，区分不同城市规模或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城市扩张测度的研究较为少见。我国大中城市集聚了全国35.56%的人口和54.98%的GDP，而当前大中城市扩张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大中城市扩张的理论性驱动效应分析，缺乏对于我国大中城市扩张的系统性精准测度分析[13]。

本文将以大中城市为研究对象，主要结合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和Worldpop人口密度数据，运用Rstudio软件从用地面积和人口密度两个层面测算得到较为准确的城区范围，并构建2013-2020年我国大中城市用地扩张指标以反映城市扩张强度。在此基础上分析城市扩张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完善对我国大中城市的扩张形势总体认识，进一步刻画宏观层面上城市扩张时空特征并讨论应对策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科学识别全国范围大中城市扩张强度的评析不仅是评价城市空间利用效率的核心任务，也是高质量发展目标顺利实现的必要手段，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城市扩张测度方法

随着国内外城市扩张问题凸显，如何测度和评估城市扩张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国内外研究表明，城市扩张的衡量已从分形维度扩张测度、单一指标测度逐渐演变为多指标测度。Sutton认为传统测度方法（无论是分形维度扩张测度、单指标测度还是多指标测度）在城市范围测度的精确度不足[14]，无法描绘我国城市扩张所呈现出的低密度特征。

随着电脑分析技术、遥感技术的发展，夜间灯光遥感影像在实际研究中常被用于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城市扩张区域面积的精确测量手段。学者们通常选取不同的灯光阈值作为判定城镇化地区的标准[15]，如7[16]、10[17]等，对城市空间信息进行提取，有效减少行政区面积的截取偏误并准确呈现城市扩张的真实面积及形态。

目前，对城市扩张的定量研究已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城市规模测度、城市范围界定、城市扩张概念以及衡量城市扩张的标准不断改进和演化。当前，城市扩张测度指数依然只是一个具有比较意义的相对概念，如何确切定义超过多少数值为城市扩张、如何精准测度城市扩张的空间特征等，仍是该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城市扩张测度指标构建

中国城镇化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后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城市空间大幅扩张，地级及以上城市是城市扩张主要发生地。在我国，土地无序扩张与人口低密度是城市扩张较为明显的两大特征。将人口要素纳入城市扩张概念内涵中，一方面体现了城市扩张的复杂性与多维性，另一方面又可将人地关系理论应用到城市扩张研究中，突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向[18]。为了全面考量全国范围的城市扩张状况，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可计算性和有效性，本文选取2013-2020年我国69个大中城市作为研究样本[19]。通过聚焦于用地面积和人口密度共同测度城市扩张强度，具体操作如下：

1.夜间灯光数据

本文使用夜间灯光数据，通过对行政区边界剪裁、校正和处理，提取较为精确的地级市城市面积。不同于前文提及的人为设定灯光阈值，本文将通过数据统计设定。灯光数据通常包括两类：一类隶属于美国国防气象卫星计划DMSP/OLS灯光数据；一类为NPP对地观测卫星数据，即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后者提供从2012年起的夜间灯光数据，数据基本单位为月。与DMSP/OLS相比，NPP/VIIRS传感器采集的夜间灯光数据的优势在于：一是NPP/VIIRS数据图像拥有更高的时空分辨率，分辨率可高达15弧秒，在不同年份数据上可比性较强且数据不存在过度饱和现象[20]。二是NPP/VIIRS数据较DMSP/OLS灯光数据并不存在灯光溢出等问题。据此，本文将使用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构建大中城市扩张测度指标。

2.城市人口密度与分布数据

本文使用Worldpop全球人口密度栅格统计数据库计算人口密度，通过人口密度的栅格统计数据计算同一城市区域中1Km×1Km栅格人口密度。Worldpop人口数据库的初始建立目标是重点关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为其经济发展、灾害响应和公共卫生提供支持。迄今为止，Worldpop发布的人口数据是全球精度最高，最可靠的长时间序列数据，被各大智库和研究机构引用。

3.合并夜间灯光数据和人口数据

本文结合VIIRS数据和Worldpop人口密度栅格数据，采用OLS混合回归估计我国所有城市样本的最佳夜间灯光阈值，从而避免人为设立阈值的主观性，回归方程如式（1）所示。同时，本文参考毛其智等学者[21]做法，设定1000人/平方公里作为城镇化地区人口密度的阈值。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当人口密度达到1000人/平方公里时，我国城市最佳夜间灯光DN值为2.565。本文对于单个城市的城镇化区域的定义是：同时满足灯光亮度阈值（2.565）和人口密度阈值（1000人/平方公里）的区域栅格。在对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区域栅格面积进行累加后，得到我国2013-2020年69个大中城市的精确面积。

▼表1 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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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扩张测度指标

具体来说，城市整体的扩张现象不仅取决于一个城市内低密度人口栅格比重提高，也包括低密度人口居住面积比例上升。相较传统研究直接使用人口平均密度或者城市建成区面积等城市扩张测度指标，式（4）所构建的扩张指标具有两点优势：一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统计偏误、“鬼城”以及灯光溢出等干扰，有效呈现真实的城市面积与形态；二是该指标克服了平均人口密度无法刻画城市内部空间差异的缺点，做到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城市扩张所呈现出的典型特征和微观人口分布空间差异。

在中国，城市扩张更多是在政府政策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地方政府所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是其不断向外扩张的核心动力机制。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标准和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新城区建设往往被认为是达成以上目标的重要工具。有学者认为在短期GDP增长目标下，我国部分城市发展项目未能平衡好城市扩张项目的投资成本和收益，而导致城市郊区新开发的土地最终变成了“空城”和“鬼城”，且市场无法再继续良好运作[23]。也有学者认为我国部分城市本身人口和产业潜在增长动力较弱，但其盲目追随城市扩张趋势，未能吸引新的产业和人口，反而造成过度且无序的扩张现象也引发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城市扩张进行精确测度，总结城市扩张的时空演化特征，以指导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治理。本部分通过前文所介绍的城市扩张测度方法，测算我国大中城市扩张的整体情况，并对其现状和演进趋势进行分析。

（一）我国大中城市扩张的总体状况

从具体的扩张城市来看，2020年我国大中城市扩张程度最高的前十座城市分别为泉州市、无锡市、金华市、烟台市、济宁市、洛阳市、唐山市、湛江市、扬州市和韶关市（见表2）。可见，扩张程度最高的大中城市大多数本身经济规模并不大，通常为所属省内经济发展第二、三梯队城市，并不具备如第一梯队城市的经济发展资源和机会。因此，这类大中城市更多通过城市扩张的方式获得可持续的土地收入。

2020年城市扩张程度排名最低的十座城市分别为深圳市、上海市、乌鲁木齐市、厦门市、太原市、北京市、武汉市、沈阳市、包头市和海口市（见表2）。扩张程度最低的这几座城市大多数在地理上处于我国经济繁荣且发达的区域，这些城市空间结构最为紧凑和集中，即在有限的城市空间覆盖较高密度的城市人口，其紧凑式的城市空间有效发挥了节约城市建设用地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等积极作用。

▼表2 扩张指数排名前十与后十名位的大中城市

（2020年，地级及以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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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规模较大且经济强势的第一梯队城市，本身具有较高的资本集聚水平，其引资重点由土地优惠政策转向产业创新政策[24]。这不仅有效缓解了城市土地粗放利用和重复建设等问题，也有助于盘活土地存量，优化城市建设用地布局。因此，对于规模较大且经济强势的第一梯队城市，其城市空间形态更显集约与紧凑。相较之下，对于自身禀赋较弱的大中城市，不得不从开发土地过程中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这类城市依赖土地财政而大量增加城市建设用地，进而形成粗放型的城市空间扩张。因此，“以地谋发展”成为了自身禀赋较弱的大中城市扩张的重要驱动力。除了土地扩张之外，人口密度下降也是导致城市扩张的另一原因，自身禀赋较弱的大中城市本身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基础工业发展停滞甚至衰退，促使城市中年轻人口流向经济发达区域，使得城市中部分地区面临人口密度下降现象。故人口密度下降也是这类城市扩张强度较高的原因，从而导致城市空间与人口分布相比呈现相对的粗放型外延发展。

（二）我国大中城市扩张演变趋势分析

图1反映了中国城市扩张的变化进程，2013-2020年间我国大中城市扩张平均强度逐步下降，甚至部分大中城市出现了负增长现象，这意味我国城市空间增长逐渐往紧凑集约且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靠拢。根据中国科学院于2021年发布的《1972-2020中国典型城市扩展遥感监测数据报告》，我国城市扩张与国家重点政策实施和国家战略部署具有时间一致性。报告显示我国75个典型城市在1987年至2000年进入快速扩展期，在2000年后为加速、波动扩展期，其扩张速度于2013年至2014年达到峰值，之后呈现减缓趋势。在“十三五”末期（2020年末），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地域的75个典型城市空间外扩均明显减弱。本文的空间扩张测度结果同样印证了我国大中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逐步向空间集约、提高城市土地配置效率等国家规划的目标迈进，并反映我国在控制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以及土地集约利用等相关政策的实际成效。

▲图1  2013-2020年大中城市扩张指数均值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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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2020年城市扩张指数可见，我国大中城市在2013-2020年期间整体扩张强度有所缓解。2020年我国城市扩张的均值、标准差和中位数相比2013年皆呈现十分微弱的变化趋势（见表3），且总体扩张指数区间（最大值与最小值差距）缩小。究其原因，一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正在快速推进。例如，受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等政策影响，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改进和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的现行落户政策，这意味着阻碍人口向发达地区集聚的主要制度障碍正在逐步消除[25]，同时继续发挥城镇化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作用。逐渐地，深圳市、上海市、厦门市等一批强势城市逐步成为扩张度低、城市空间紧凑的榜样城市。二是市场化改革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促进了资本和劳动要素在城乡地区间的再次配置。即便近十年我国经济发展、房地产和建筑业的繁荣激励着大中城市向其周边近郊的扩张，但城乡地区或城市郊区在地方政府的市场化政策要求下，逐步提供和完善与当地常住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公共基础设施配套服务，推进大中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实现牵引区域流动。例如，在扩张新区增加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和促进公共交通系统的发展。这进一步强化城市人口流动充分性，吸引人口、工业和商业从市中心逐步向位处于郊区的扩张新区外迁，并有效填补扩张新区原有的人口空白。这一过程使得大中城市的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分布更加紧凑，其城市扩张程度也在逐渐变低，甚至出现扩张增长率为负数的情况。

▼表3 2013年和2020年大中城市扩张指数及相关指标的跨时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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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大中城市扩张与经济发展的耦合特征

本文继续列出2020年我国大中城市扩张指数在不同取值区间的分布情况，以对比不同城市的扩张程度。根据表4可知，2013年至2020年期间，我国大中城市的低强度扩张（指数小于0.3）城市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在2020年仅新增了上海市。中强度扩张（指数位于0.3-0.5）的城市数量下降，由62座城市下降至57座。这些减少的城市逐步流入高强度扩张区间。而高强度城市扩张（指数大于0.5）的大中城市新增了扬州市、湛江市、韶关市和洛阳市。

▼表4 2013-2020年大中城市扩张强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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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过计算不同扩张区间中样本城市在202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水平，可见经济规模越大的城市，其扩张强度越低且越偏向紧凑式的空间增长，该结果进一步印证了经济规模越小、城市扩张强度越高这一规律。总而言之，中强度扩张和高强度扩张的大中城市数量在2013年至2020年期间发生了明显的整体变化，这也说明在大中城市中经济规模较小的城市在过去八年中扩张强度明显上升，而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逐步形成紧凑且良性的国土空间结构。

（一）主要问题

本文以2013-2020年我国69个大中城市为研究对象，在评析现有城市扩张测度方法的基础上，利用NPP/VIIIR夜间灯光数据和Worldpop人口数据从用地面积和人口密度两个层面构建反映城市扩张的测度指标。同时，从总体现状、变化趋势以及与经济发展耦合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大中城市扩张指数的特征及其背后的原因，发现以下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经济规模较小城市呈现出高强度、低密度空间扩张，存在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及人口流失的隐患。研究发现，我国大中城市的中高密度扩张的城市数量不断下降，但高强度、低密度扩张的城市数量上升明显，且通常为所在省内经济发展第二、三梯队城市。第二、三梯队的城市扩张对土地财政收入敏感度依次增强，部分城市通过城市扩张的方式获得可持续的土地收入，在此过程中产生盲目建设工业园区、土地重复建设和占用耕地等现象。与此同时，这类城市本身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产业基础薄弱，甚至出现产业发展停滞甚至衰退现象，导致城市人口流失和人口密度下降等问题。这不仅加剧了这类城市空间的过度和无序增长，导致高强度、低密度扩张现象频发，也不利于空间集约化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过于依赖土地财政以及出现人口流失的大中城市容易以“粗放化”模式进行城市空间开发，这不仅引发城市功能混乱、空间布局不合理和土地配置低效等问题，也容易在推高房价、扭曲土地与公共品供应结构、影响城市可持续性和社会公平等方面存在隐患。

第二，经济规模较大城市存在建设用地指标与人口集聚之间的矛盾。我国城市扩张状况2013年至2020年总体波动较小，69座大中城市的整体扩张趋势并不明显，说明大中城市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整体上趋近于更加紧凑的城市空间。同时，大中城市样本中经济实力越强的城市具有扩张强度越低、城市空间结构越紧凑的特征。需要注意的是，2014年我国大部分经济规模较大的大中城市，如省会城市2020年城乡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已使用高达75%，甚至部分省会城市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已经突破2020年的控制指标。经济规模越大的大中城市可通过自身经济集聚效应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报酬，导致大量人口迁入和人口密度的快速上升，但稀缺的土地资源现状以及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不足，引致土地供应不足、建设用地扩张速度远小于城市人口扩张速度等现象。可见，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存在着人口聚集能力与土地供应不相匹配、城市人口与用地扩张不足的矛盾。

（二）对策建议

在新发展阶段，城市空间及其承载的功能必然随之变化，需要通过空间综合治理，引导城市有序扩张，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城市发展以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对我国69个大中城市扩张特征的分析发现，大规模城市聚集了人口却没有相应拓展土地空间，而小规模城市过于依赖土地财政导致城市扩张过度且人口聚集不足。对于不同类型大中城市在扩张过程所出现的人口和土地空间错配现象，需要进行差别化的城市扩张管治与用地调控，进一步解决大城市土地供给不足和中等城市土地利用低效以及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等矛盾。根据上述结论，为形成大中城市可持续和高质量的空间扩张，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控制经济规模较小城市的土地盲目扩张

对于城市扩张强度较高且经济规模小的大中城市，需要加强控制其土地盲目与无序扩张。一是对这类城市制订出严格的新增用地控制总量措施。通过明确城市各类新增用地范围的职能，对于低效用地实施再开发激励约束机制，对存量建设用地的利用潜力进行充分挖掘，着力盘活和高效配置存量建设用地。二是倡导这类城市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空间扩张模式靠拢。通过持续发挥中心城市聚集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有效减缓经济规模较小的城市的人口流失困境，从而优化城市土地利用，形成紧凑、高质量、精明增长的城市空间结构。

2.降低经济规模较小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促使经济规模较小的地方政府建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根除以获得土地财政收入所进行的扩张短视行为。通过促进一次性土地出让金向房地产税转变，适当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惯性依赖。加大对经济规模较小城市在重大产业布局中给予倾斜，同时加强提升经济规模较小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从而有效地提高这些城市的招商引资竞争力，吸引优质企业和高质量产业进入，增加和扩大税源，逐步摆脱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3.促进经济规模较大城市的人口-土地联动发展

对于消耗最多城市建设用地且经济规模较大的大中城市，已经走在城市转型的重要阶段，需要继续推进这类城市的高质量人口-土地联动发展：一是建立跨省市的土地指标交易市场，使这类城市通过市场手段获得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和补充耕地指标以解决其土地供给不足问题。二是在土地规划过程中切实落实“人地挂钩”机制，将常住人口规模和落户数量指标作为分配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最重要的依据，促进土地要素和人口集聚的同步匹配。三是将资金资源投入的重点从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转为结构优化与效率提升方面。四是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产业、空间、人口在城市空间的均衡布局，特别是通过增强城市发展薄弱地区的人口和经济集聚能力来提升城市集约化高质量发展水平。

 注释：

[1]郝宪印、张念明：《新时代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化脉络与推进路径》，《管理世界》，2023年第1期。

[2]孙平军、赵峰、修春亮：《中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效率的空间分异研究》，《经济地理》，2012年第6期。

[3]周岚、丁志刚：《新发展阶段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策略思考——兼议城市规划设计行业的变革》，《城市规划》，2021年第11期。

[4]史守正、石忆邵：《城市蔓延的多维度思考》，《人文地理》，2017年第4期。

[5]邓涛涛、王丹丹：《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加剧了“城市蔓延”吗？——来自地级城市的经验证据》，《财经研究》，2018年第10期。

[6]王家庭、张俊韬：《我国城市蔓延测度：基于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2010年第10期。

[7]洪世键、张京祥：《城市蔓延的界定及其测度问题探讨——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城市规划》，2013年第7期。

[8]刘洪银、王向：《城市蔓延与服务业发展——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财贸研究》，2015年第3期。

[9]蒋芳、刘盛和、袁弘：《北京蔓延扩张的测度与分析》，《地理学报》，2007年第6期。

[10]You, H. Quantifying Megacity Growth in Response to Economic Transition：A Case of Shanghai，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6, 53(3): 115-122.

[11]苏建忠、魏清泉、郭恒亮：《广州市的蔓延机理与调控》，《地理学报》，2005年第4期。

[12]司文涛、张宁慧、叶海鹏等：《基于长时间序列夜间灯光数据的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过程》，《资源科学》，2022年第10期；徐启恒、黄滢冰：《珠三角典型地区城市扩张测度及驱动机制分析》，《测绘科学》，2018年第1期。

[13]王家庭、谢郁：《房价上涨是否推动了城市蔓延——基于我国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财经科学》，2016年第5期；王青玉、陈逸、陈志刚：《住宅地价变化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基于全国48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现代城市研究》，2017年第4期。

[14][16]Sutton, P.C., A Scale-adjusted Measure of “Urban Sprawl” Using Nighttime Satellite Imagery,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 2003(8): 353-369.

[15]程开明、高东东、庄燕杰：《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蔓延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及效应——基于DMSP/OLS与NPP/VIIRS夜间灯光整合数据》，《中国土地科学》，2021年第11期。

[17]Yi, K. et al., Mapping and Evaluating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Northeast China using DMSP/OLS Nighttime Light Data, Sensors, 2014(2): 3207-3226；秦蒙、刘修岩、李松林：《中国的“城市蔓延之谜”——来自政府行为视角的空间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7期。

[18][25]张潇、陆林、任以胜等：《中国城市蔓延的时空演变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经济地理》，2021年第3期。

[19]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大理市与其余地级市在城市发展和行政等级方面存在差异，为尽可能保证城市样本属性一致，避免城市属性差异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不将其列入样本。

[20]张建文、梁彦庆、崔立烨等：《基于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的京津冀城市群经济集聚特征分析》，《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年第12期。

[21]毛其智、龙瀛、吴康：《中国人口密度时空演变与城镇化空间格局初探——从2000年到2010年》，《城市规划》，2015年第2期。

[22]Fallah, B.N., Partridge, M.D. and Olfert, M.R., Urban Sprawl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US Metropolitan Areas,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11, 90(4): 451-472.

[23]Woodworth, M.D. and Wallace, J.L., Seeing Ghosts: Parsing China’s “Ghost City” Controversy, Urban Geography, 2017, 38: 1270-1281.

[24]王乔、王丽娟：《全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出让收入与价格的实证分析——基于土地财政的空间互动效应研究》，《财贸经济》，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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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研究”（项目编号：20ZDA040）。

 作者简介 

李国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黄一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吕爽，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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