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测度评价、区域分异与推进方略——基于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的比较研究 | 经济

 导 读 

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两大流域人口在全国占比近70%，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须提升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确立大江大河治理的标杆。通过测度两大流域城市现代化水平，探究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异特征，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双富裕型流域经济以及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两大流域推进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重点方略。

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

测度评价、区域分异与推进方略

——基于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的比较研究

作者：师 博  王 铮

 摘 要 

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战略地位。通过测度分析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城市现代化水平，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领先于黄河流域，但2017年以来城市现代化建设加速，在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理念引领下两大流域城市现代化水平趋于收敛。两大流域城市现代化发展均呈反向梯级特征，提升上中游城市发展质量能够弥补现代建设的短板。黄河流域省会城市首位度较高，需强化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辐射带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现代化发展的空间非均衡性更为突出，关键在于推进沿江东中西部城市协调发展。从分维度来看，两大流域均需着力提升生活方式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相较于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仍需加强城市治理现代化建设。两大流域可以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双富裕型流域经济以及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系统推进中国式城市现代化。

 关键词 ：中国式城市现代化 流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 长江经济带 黄河流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已有的现代化理论主要研究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串联式、过去时的现代化。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应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非平衡性，测度不同区域的城市现代化水平，探究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异，在此基础上提出因地制宜且具有联动效应的政策举措，对于整体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战略价值。

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以流域经济为对象的国家战略，是协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点区域。长江经济带覆盖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1.4%，2022年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国的43.08%和46.26%，是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的黄金水道。黄河流域由西向东横贯中国北部，流域面积达79.5万平方公里。2022年黄河流域9省区人口4.21亿，全国占比29.83%；地区生产总值达30.69万亿，占全国GDP的25.36%。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两大流域人口在全国占比近70%，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心所在。作为国家战略，长江经济带旨在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则在解决南北发展差距问题。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对毗邻地区的发展有显著的外溢性，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是现代化的策源地和动力源，因此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均需提升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确立大江大河治理的标杆。本文利用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城市数据，采用BP神经网络模拟法对熵值法进行修正，测度两大流域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在此基础上得出促进两大流域城市现代化水平提升的政策启示。

（一）城市现代化的理论内涵

城市现代化离不开高质量发展。叶裕民认为城市现代化关系城市发展质量，包括经济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1]。城市规模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拓展，城市发展所涵盖的信息也将逐渐升华，与经济、社会、技术以及生态环境等维度的内容深度融合。朱铁臻认为，城市现代化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个先进的、高级的发展形态，反映出城市全面发展的特征和属性[2]。同时，他也把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视作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具备阶段性和历史性，会受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还有学者同样也把城市的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包含城市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要达到经济、政治、城市发展、社会生活以及生活质量的升级和优化，同时也需要实现可持续的、协调的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3]。洪银兴进一步明确城市功能意义上的现代化，提出生产要素、市场、公司、现代服务业向城市聚集构成了城市化的新内容，服务业是城市化特别是城市现代化的载体和依托、与城市化有互动的关系；并基于协调发展的视角强调，现代的城市化不仅是要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同时也包括城市要素向城镇和农村扩散的过程[4]。在此基础上，师博和明萌的研究表明，城市是由多个子系统组成的有机动态复合系统，城市现代化评价体系应当涵盖各子系统现代化的内容，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5]。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基于这一中国式现代化分析框架，本文在现有研究对城市现代化内涵界定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的城市现代化特征，将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内涵界定为：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社会制度的不断优化，城市所具备的各个多功能子系统都实现现代化，从而导致城市的各方面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发展质量达到高水平，实现城市整体动态复合系统现代化的有机统一，从而在满足庞大的城市人口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也能辐射带动乡村振兴、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此，结合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基于本国国情，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应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高素质的城市居民、高质量发展的城市经济、高层次的城市社会、高端的城市居民生活方式、高水平的城市治理能力、高品质的城市文化产业体系、适宜生存发展的城市生态环境、高效能运转的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现代化的实现不仅仅是单纯的某个维度子系统的现代化的实现，而是所有维度的子系统皆实现了高水平的现代化，并且各个子系统之间应当实现可持续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城市全面现代化发展的有机统一。

（二）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内涵分析，本文将中国式城市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分为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过程指标包括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活方式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5个维度，结果指标则涵盖人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3个维度。

经济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既要体现经济规模，也要涵盖产业结构的优化，更要具备现代化的发展动力。本文使用城市夜间灯光亮度反映经济规模。在产业结构方面，已有研究指出，服务业是城市现代化的载体和依托[6]，因此本文以城市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来表征产业结构。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认为，一个国家要经过起飞阶段才能推进现代化，并且起飞阶段和起飞后的现代化具有不同的发展动能。起飞阶段的动能是要素投入驱动，而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基础动力则转向创新驱动，本文使用城市人均发明专利数衡量现代化发展动力。

社会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衡量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核心内容。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攀升，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是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代表着社会公平和正义。因此，社会现代化主要包含三个方面：教育水平现代化、医疗水平现代化、社会保障现代化。本文选取万人中小学教师数来度量教育水平，以万人医生人数表征医疗水平，采用医疗保险覆盖率和养老保险覆盖率共同体现城市的社会保障水平。

生活方式现代化。城市作为人口聚集地，要提供宜居的生活环境，创造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相应地生活方式现代化主要体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一是人民收入水平较高，物质生活充分富裕；二是人民能够消费更丰富的文化娱乐产品，精神世界富足。物质生活富裕选取职工平均工资来度量，精神世界富足则采用万人文化体育娱乐从业人员数予以表征。

基础设施现代化。基础设施作为城市发展的筋骨，其现代化水平体现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的发达性与便捷性，本文选取以下两个指标：以道路密度来衡量城市传统基础设施，以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来间接测算城市新型基础设施。

治理现代化。政府是区域现代化中制度创新的行为主体，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政府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法规治理城市，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城市的效能。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本文围绕创新活动衡量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选取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数来表征政府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则选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结案数来度量。政府对于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案件的处理，可以恰当地体现出政府运用制度化的法律工具来治理城市的能力。

人的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起主导作用素和决定作用的因素，现代化是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前提[7]。中国式现代化要突出人民性，即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化的目标，也是现代化的动力[8]。人的现代化直接体现为健康的身体素质和优秀的文化素质。平均预期寿命能够较好地体现出城市居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因此本文将使用平均预期寿命来衡量城市居民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则采用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来衡量。

文化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城市文化现代化的实现对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一般意义上讲，人们所能接触到的文化作品越丰富、越便捷，全社会平均文化水平就越现代化。基于此，本文分别选取文化作品和文化设施来度量城市文化现代化：以千人拥有图书藏量表征文化作品数量；以千人拥有影剧院数量间接反映文化设施普及性。

生态现代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中国现代化实践因其强调经济与环境关系、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而确实具有明显的“生态现代化”取向[9]。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围绕生态现代化我们分别使用单位产出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产出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从正指标的角度来衡量气体、液体和固定污染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及测度分析方法

本文使用2011-2019年全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选用熵值法和BP神经网络模拟方法对黄河流域76个以及长江经济带111个地级市地级以上城市的中国式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10]，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CEIC数据库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以及相关政府工作报告。

本文采用“最小最大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在此基础上，使用熵值法测算各指标权重，在消除权重主观因素的同时规避多指标的信息重叠问题，使得指标体系具有客观性。但熵值法过于注重信息熵而忽略指标的经济内涵，确定值可能不符合预期。同时，熵值法不能减少评价指标的维数，虽然具有严格的数学意义，但也会淡化研究者的主观意图。这里使用BP神经网络模拟方法对指标权重的测算结果进行修正。BP神经网络模拟方法，通过多层次神经元的正向传导与训练，并将误差项反向推送与修正，以保证训练与模拟的结果误差最小，并运用自适应学习速率、设置最小容错误差，以实现更为优化的训练结果。同时，本文分别使用Dagum基尼系数法和方差分解法比较分析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区域分化和分维度因素影响。

（一）整体比较分析

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开始由板块型向流域型转变。板块型区域发展战略是以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为基础，流域型区域发展战略则是以长江、黄河和珠江等大江大河为核心。板块型区域发展战略注重区域发展的特殊性，强调政策的差异化；流域型区域发展战略则以河流为依托，侧重流域内部不同区域的网络化联系，强调政策的协同性、联动性和整体性。流域型区域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是“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以协同联动的统筹机制促进区域间的相互融通补充，充分释放统筹发展的正外部性，降低整体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社会成本。据此，本文对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评价。

如图1所示，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均略高于黄河流域，两个流域城市的现代化发展的变动特征整体非常接近，并表现出波动中攀升的态势。2013年后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差距有所拉大，长三角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其城市现代化水平在我国居于前列。上海、南京和杭州等中心城市发展能够辐射带动长三角率先实现现代化，并且中上游的武汉、成都和重庆近年来在发展质量和速度方面均取得较好的成果。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能够多点开花，以外溢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空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拓展，从而推进现代化水平的全方位提升。2017年后黄河流域与长江经济带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差距缩小，原因在于党的十九大以来，高质量发展加速了城市现代化建设，并且在新发展理念尤其是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引领下两大流域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发展水平趋于收敛。此外，两大流域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发展水平均呈现出反向梯级特征，即下游城市现代化水平最高，中游次之，上游城市最低。两大流域下游城市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公共资源，其产业体系更为完备、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导致流域城市现代化的反向梯级结构。

图1 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

中国式城市现代发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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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黄河流域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前十位的城市分别为郑州（0.238）、青岛（0.189）、鄂尔多斯（0.173）、咸阳（0.172）、太原（0.171）、济南（0.170）、西安（0.159）、呼和浩特（0.15）、烟台（0.148）和银川（0.147）[11]。黄河流域现代化水平前十位城市中，山东占据3席，陕西和内蒙古分别有2个城市入围，河南、山西和宁夏各有1座城市。并且这些城市分布在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相对比较均匀。黄河流域中国式现代化前十位的城市以大型城市为主，其中副省级以上城市7个。黄河流域沿线各省除山东外均为欠发达地区，各省的发展资源相对并不丰富。因此，各省会城市首位度较高，其所能获取的各类资源相较于其他城市更充裕，经济集聚现象也更为显著，这就使得黄河流域各省会中心城市现代化水平更高。

相比较而言，同期长江经济带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前十位的城市则为杭州（0.337）、宁波（0.295）、上海（0.271）、嘉兴（0.259）、成都（0.253）、温州（0.235）、苏州（0.220）、合肥（0.217）、长沙（0.216）和金华（0.209），整体现代化水平更高。长江经济带现代化前十位的城市中，浙江有5个城市进入，除直辖市上海外，四川、江苏、安徽和湖南各有1个城市入围，其中副省级以上6个，中游和下游城市各1个，其余8个城市均为下游城市。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中国式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城市更多集聚在长江下游，中等城市相对更多。这进一步凸显了长三角在长江经济带的引领作用。

（二）区域分异研究

为进一步探索两大流域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异，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法分析对其进行空间分解。

2011-2019年黄河流域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总体空间差异呈波动中下降态势，表现出“类W”形变动趋势，其均值为0.279。以2013、2014和2016年作为分界点，整体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波动特征。上游区域内的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差异则在样本期间则分别以2013年和2015年作为变动拐点，先后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再次下降的变动历程，整体下降了14.37%。中游区域内的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差异，虽然在2013年以前呈现一定幅度的下滑，但是2013年以后便逐年攀升，逐步超越上游区域内差异值，成为各区域内差异的首位，其基尼系数整体增长了30%。下游区域内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差异与总体差异的演变特征类似（见表1）。

表1 黄河流域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

总体差异及各区域内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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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总体空间差异呈波动中上升态势，其均值为0.395，高于黄河流域水平0.279，说明长江经济带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发展水平虽然较高，但其空间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如表2所示。长江横贯东中西部，然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差异性，长三角经济发展效率最高，黔中地区经济发展效率最低。2022年上海人均GDP为17.99万元，南京和杭州也分别达17.88万元和15.37万元，而贵阳与遵义则为7.99万元和6.67万元，区域发展的非平衡性是制约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并且，锁定效应会导致上海、武汉、重庆等中心城市形成虹吸效应，反而会对建设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形成阻抑。而黄河流域内仅山东为沿海发达省份，流域内发展差距相对较小。以省会城市为例，2022年济南、郑州、西安、太原、呼和浩特、银川的人均GDP分别为12.78万元、10.15万元、8.88万元、10.29万元、9.44万元以及8.78万元，经济发展相对均衡。2011-2019年间，长江流域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总体差异表现为“类M”型变动特征，分别以2012、2013和2015年作为分界点，整体呈现“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变动趋势。上游区域内的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差异在样本期间呈现频繁波动态势，但差异值变动幅度较小，仅仅下降了6.26%。2016年之前中游区域内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差异保持相对平缓的变动态势，随后又整体下降了22.96%。下游区域内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差异与总体差异的变动态势类似，亦表现为“类M”形波动趋势。

表2 长江流域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

总体差异及各区域内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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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分析两大流域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来源，本文分解出流域内上中下游之间的差异状况，结果见表3和表4。黄河流域各区域间差异最大的为上游与下游之间的差异，均值为0.223；而上游与中游、中游与下游之间的差异大抵相同，均值均为0.207。从经济发展来看，下游的济南、青岛等城市人均GDP远超上游的银川和西宁。此外，下游城市创新能力也更为突出，2022年下游的山东省仅发明专利授权量就已达4.87万件，而上游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专利总授权量为1.24万件。从变动趋势来看，黄河流域上下游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差异有一定的下降，上中游的差距小幅上升，中下游间的差异变化不大。长江流域各区域间差异中居于首位的亦为上游与下游之间的差异，基尼系数均值为达0.365；其次为中游与下游之间的差异，基尼系数均值为0.287。上游与中游之间的差异居于末位，差异均值0.234。2011-2019年长江流域下游城市与中上游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发展水平差距有所拉大，但中上游城市发展逐渐趋同。

表3 黄河流域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区域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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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长江流域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区域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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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经济带，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差异的最主要的空间来源皆来自区域内差异，两个流域的区域内差异贡献份额皆保持在50%的水平。黄河流域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差异的第二大空间来源则为超变密度差异，其差异均值为0.085，贡献份额均值为30.38%。黄河流域内各省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为接近，因此对黄河流域城市现代化水平差异影响最小的为各区域间差异，其差异均值为0.055，差异贡献份额均值为19.62%。长江经济带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差异的空间来源中，区域间差异居中，其差异均值0.145，差异贡献份额均值为36.52%，反映出长三角城市现代化水平远超中上游城市。而超变密度差异则处于末位，其差异贡献度均值仅为13.48%[12]。

（三）方差分解的比较分析

本文将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分为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活方式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治理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等8个维度，基于此进一步采用方差分解法揭示两大流域中国式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分维度因素的贡献（见图2和图3）。

图2 黄河流域中国式城市现代化

水平差异的方差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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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长江经济带中国式城市现代化

水平差异的方差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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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贡献来看，长江经济带中国式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治理现代化发挥的作用最高，其方差分解均值高达28.82%，对长江流域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影响深远，样本期间整体增长了80.10%。其根本原因在于，长江经济带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更强、创新，间接导致长江流域的治理现代化的贡献更大。而黄河流域治理现代化差异的影响程度较小，其贡献份额均值仅为8.38%，且整体下降了28.91%。黄河流域城市人的现代化差异贡献份额在样本期间变动幅度较大，而长江流域城市人的现代化差异贡献份额却表现为相对平缓的波动特征。除此以外，两大流域城市现代化的分维度贡献具有较高的相似度。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城市现代化水平差异主要的结构性来源皆为城市经济现代化差异，两个流域的城市经济现代化差异贡献份额均值分别为20.51%和23.44%。同时，两个区域城市经济现代化差异的演变特征相似，于2013年达到峰值后，便逐年递减，两大流域的城市经济现代化在样本期间分别下降了40.62%和41.05%。

（一）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两大流域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

实体经济在产业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驱动实体经济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转型。黄河流域与长江经济带的上中下游发展都存在不均衡性，核心是产业发展的不均衡，下游城市产业发展无法外溢到中上游城市。以数字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技术创新激发城市产业数字化活力后，进而加速推进城市传统产业间的融合、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间的融合、新兴产业间的融合，以知识与技术外溢带动上中下游各产业协调发展[13]。另一方面，强化创新驱动，提升实体经济发展的韧性。我国正处于由城市扩张向城市更新转变的关键期，疫情、贸易战等“黑天鹅”事件以及高房价、高杠杆等“灰犀牛”事件都加大了城市发展转型的潜在风险。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需要以创新来提升实体经济韧性、增强其抗击打能力，同时推动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确保国内经济循环长期畅通[14]。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激发流域内部企业研发投入的同时，吸引更多的创新要素向两大流域集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流域经济中国式现代化水平。

（二）强化新型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为流域经济发展塑造现代化筋骨

流域是开放型的协作经济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并且系统内部及系统之间需要不断进行物质循环和要素交换，基础设施是保障流动性关键架构。加强两大流域沿线大中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形成流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以新型基础设施为轴，形成现代化的流域网络。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黄河流域与长江经济带需要强化新型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为流域经济发展塑造现代化筋骨。一是完善便捷智能绿色安全的高速铁路网，加密城市群城际交通网络，提高流域经济的互联互通水平。二是深化“东数西算”工程，推进云网协同发展，提升数据中心跨网络、跨地域数据交互能力，打造智能算力、通用算法和开发平台一体化的新型智能基础设施，推广“互联网+生态环保”综合应用，推进流域智慧城市建设。三是依托5G、移动物联网等接入技术，建设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为流域内外产业协同发展创造基础条件，充分发挥两大流域上中下游区域的比较优势。四是以数字基础设施为纽带，充分发挥两大流域数字经济的知识溢出效应，优化城市间的竞合关系[15]。

（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现代化的双富裕型流域经济

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发展具有反向梯级结构，下游城市发展领先于中上游。为此，要以推进共同富裕为抓手，建设物质与精神双富裕型流域经济，“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首先，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事业建设，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其次，依托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增强高品质文化精神产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升两大流域生活方式现代化。最后，着力解决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尤其是要助力黄河流域与长江经济带中小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一方面，完善制度性帮扶机制，强化中小城市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其对各类生产要素尤其是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要以更深层次改革补两大流域短板、强弱项、疏堵点，深入推进改革破壁垒清障碍，深入推进改革夯实市场基础[16]，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建设现代化的双富裕型流域经济提供制度支撑。与此同时，优化中小城市的营商环境，切实推进“放管服”改革、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及负面清单制度，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激发中小城市微观经济发展尤其是创新活力。

（四）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推进两大流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以国家推行双碳战略为契机，强化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加大水土资源保护力度，完善两大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第一，完善河长制。建立环境污染的跨区域协作机制，淘汰流域内落后污染产能，同时统筹推进农业面源污染、工业污染、城乡生活污染防治和矿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推进“一河一策”“一湖一策”，构建绿色生态走廊。第二，提高两大流域上中下游生态产品价值，加强生态与产业的联动互促。充分挖掘绿色生态产品，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实现绿色经济带动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反哺绿色经济[17]。第三，强化水资源的保护力度与利用效率，建立健全两大流域的干流和主要支流生态流量监测预警机制，科学配置全流域水资源，坚决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以制度激励为引导、以技术进步为载体，加大水资源利用方面的科技研发，加快节水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提升流域沿线各产业的节水潜力。

 注释：

[1]叶裕民：《中国城市化质量研究》，《中国软科学》，2001年第7期。

[2]朱铁臻：《城市现代化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当代贵州》，2003第3期。

[3]朱新玲、朱喜安：《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及综合评价方法研究》，《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4][6]洪银兴：《城市功能意义的城市化及其产业支持》，《经济学家》，2003年第2期。

[5]师博、明萌：《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及评价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7]刘守英：《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8]洪银兴：《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维度》，《管理世界》，2022年第4期。

[9]洪大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10]黄河流域9省区包括四川，但在四川省内流经区域较少，且四川也属于长江经济带，为此本文将四川省地级以上城市纳入长江经济带进行分析。此外，陕西省秦岭以南的汉中、安康和商洛3市也归入长江经济带。

[11]中文正文括号内为城市化现代化水平值。

[12]囿于篇幅，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城市现代化水平差异的空间来源及贡献率测算结果备索。

[13]任保平、李婧瑜：《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路径与政策创新》，《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

[14]白暴力、徐喆：《构建“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15]刘新志、朱思越、周韩梅：《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能否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10期。

[16]杜人淮：《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三重向度》，《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17]黄庆华、邓成玉：《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上海商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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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FJLB02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经济赋能西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2JJD790065）。

 作者简介 

师博，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铮，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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