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1目录北方民族史研究姚大力汉文史籍中一些音译专名的读音问题陈晓伟契丹“二税户”问题发覆马晓林仪式创造与族群构建：元朝“国俗旧礼”射草狗考于磊元朝“六事”外交模式再探城市史研究曹牧环境史视角下的近代城市排污研究——从民国天津公厕谈起王刚另类的市政化：近代杭州城市粪溺处置变迁中国与世界陈红民

雍从同乡到群众：上海浦东同乡会的自我改造与内部因应（1949—1954）史学史和史学理论胡成关于“中国视角的全球史”之思考——以若干概念工具为中心王应宪“化经为史”：吕思勉经学观新论

从《春秋》学角度看刘贺的即位昌邑王刘贺也极其特殊，这里有必要针对刘贺被废事件中关于天子、皇帝名号的表达进行澄清，以区分其与文帝即位的不同。《汉书·霍光传》：

来源：《史林》2021年第1期，注释从略。作者: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1920年代与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李里峰弱化以重大政治事件为标志的历史分期，转而以自然年代为单元去探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是中国近现代史领域近年来较为盛行的做法。其中，1920年代似乎尤其引人关注，仅笔者所见，至少已有三部以《一九二〇的中国》为题的论文集问世，编者也在前言中分别讨论了这一年代的特征和意义所在。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1920年代的中国既相对安定又充满战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喷涌而出，军阀混战与国民革命相互交织，国民国家的构建取得实质性进展却远未完成，新时代萌发出诸多新可能，又在1930年代的总体性战争中夭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同名论文集，将1920年代描述为国民革命与政权更迭、国共由合作走向内战、经济有起有落、新文化运动持续发展、社会动荡转型的历史时期。台湾学者吕芳上认为1920年代是文化思想和政治社会发生剧变的“转折年代”，在民族主义的大纛下，五四个人主义的思想特色被集体主义取代，“以俄为师”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和国共两党的共同目标，俄式政治体制战胜英美体制，影响中国至为深远。笔者长期研究中共党史和革命史，近年来又涉足与中国革命相关的概念史研究，深感1920年代对于中国现代基本政治概念的定型和展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概念史（Begriffsgechichte/Conceptual

来源：《史林》2021年第1期，注释从略。作者:江沛，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转型与塑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启示江沛20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华诞。对20—21世纪的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及执政，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巨变的核心要素，也是一件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事。纵观中国共产党的辉煌百年史，艰辛探索，由弱到强，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十分关键的。本文侧重研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失败前后的艰难转型及重新塑型，并视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长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对于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及定型，中国政局演变的历史走向，都具有不遑多让的深刻意义和重要价值。一

来源：《史林》2021年第1期，注释从略。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关于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兼谈中共“一大”纲领为何没能联系中国实际杨奎松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何谓“相结合”？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很显然，中共一大会议讨论中形成的，目前被公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这个会议文件，与其后历次代表大会所形成的纲领性文件相比，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因为，这个用来规定和说明“中国共产党”目标、任务、方法，及其组织条例的“纲领”性文件，只简单说明并规定了作为“共产党”应该怎么做，却没有一处具体谈到，作为中国的“共产党”，在中国应该怎么做。它甚至严重脱离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做出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必须“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等规定。从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认识论出发，毛泽东时代的党史著述对中共一大这方面的表现，是很难给出高度肯定评价的。从1951年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第一部官修党史著述，即胡乔木撰《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相关表述中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相信，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两年间列宁等人就对东方落后民族和国家革命问题“作了多次最深刻的指示”，并且通过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规定了各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基本轨道，规定了共产主义者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但是，这方面的内容完全没有反映到中共一大的讨论和文件中来。结果，中共一大仅仅完成了建立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的任务，具体到中国的国情、实际的阶级状况和中国革命的阶段性目标及其政策策略等重要决策，都只能由中共二大来解决了。为什么中共一大解决不了，一年后中共二大就基本解决了联系中国实际这个问题呢？原因确如胡乔木书中所言，是得益于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只不过，改革开放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的研究证明，共产国际开始在远东具体着手实施列宁主导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决议”提出的政策主张，已经是在它发起反对华盛顿太平洋会议运动之后的事了。通过举办“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亲自出面接见国共两党赴会代表、通过酝酿制定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直至下达指令并派代表召集中共领导人加以说服等办法，共产国际一步步克服了中共党内反对的力量，将原本幻想一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早期共产党人，推上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群众性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在中共建党史研究中，长期通行着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个叫“早期共产党人”。前者用来指中共一大前参加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织的人们；后者用来指一大后党的组织还不十分稳固时期的党的成员。这两个概念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都在强调早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织和早期参加共产党的许多人，虽然同情俄国革命，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但自身马克思列宁主义尚未入门，对未来道路及其理想的选择，多半也还处在一种比较朦胧的状态。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两个概念，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共历史研究需要正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即中共一大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织的成员多半都没有加入共产党，中共一大代表以及他们所代表的50多名党员中，因信仰而死或坚持主义到底者，只有大约20人。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清楚地反映出，早期共产党人为什么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毛泽东多次谈到中国党的这段历史。他明确讲，整个党的幼年时期，直至长征之前，一方面因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对最重要的革命法宝，如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无经验；一方面因为我们当年“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或“懂得不多”，因此只能“一切照搬苏联”，甚至于很长一段时间“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不懂得也不知道要把马列理论和苏联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种情况什么时候才开始有所改变呢？到1935年长征途中。毛泽东说，我们“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那是“吃了苦头，才明白了”。至于懂得理论要联系实际，“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就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探索与实践。他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由上所述不难看出早期共产党人在引进、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它应用于中国实际的时候，曾经存在着怎样的困难和障碍。这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难问题，更多的恐怕也是早期共产党人自身马克思主义化的困难问题。仅以参加一大的代表为例，他们中确有阅读马克思著作略多，也比较熟悉马克思某一方面论述者，但很明显，与会者中很少人读过列宁的代表性著作，更不用说熟悉列宁主义的俄国特色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应用策略了。李汉俊等少数人在一大会议期间固执己见，会后甚至萌生退意，不是他们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张，恰恰是他们对与会者相当多数依据共产国际二大文件坚持列宁主义的立场和策略，既不理解，也难以接受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这一情况，就理当注意到在中国革命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这一区别的影响问题。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谈到过列宁主义的意义。他认为俄国革命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列宁创造了一个适合20世纪初帝国主义时代和俄国自身实际的“布尔什维主义”。比如，他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这里说的“布尔什维主义”，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列宁主义”。换言之，没有这个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基础上，与时俱进创造出的新理论和新策略，也就不可能有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胜利。这是因为，简单地拿形成于19世纪中叶西欧资本主义大发展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应用到20世纪初帝国主义时代背景下的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的俄国社会来，最多也只能成就一个二月革命，成就不了十月革命。由此不难看出，就中共早期历史而言，最关键的其实还不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中共“列宁主义化”的问题。这是因为，如果生搬硬套《共产党宣言》——哪怕是宣言后来的各个序言的观点——作为经济发展程度基本还停留在以小农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又是半殖民地，又是军阀割据的落后中国，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很快建立起一个代表产业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的。但是，由于有了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同样基本属于农业国的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列宁主义，有了用列宁主义观点建立起来且能够将俄国革命的策略经验推广到东方落后民族中去的“世界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特别是由于列宁能够突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理论，及时做出了联合并援助落后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通过建立共产党”来“组织农民和工人，带领他们进行革命”的重大决定，

——财政管理技术传播之一例贺晏然赐潭之争：明清时期南京灵应观公产的变迁任雅萱大户与宗族：明清山东“门”型系谱流变与实践近现代史研究戴海斌清流、洋务“各有门面”？

——王路曼《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1720—1910年间的银行、国家与家庭》述评

来源：《史林》2020年第4期，注释从略。作者:封磊，延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从海关时到北京时：近代中国的“时区政治”及其嬗替封磊摘要近代中国选择、规划标准时区的权力与实施境况，不仅与近代中国的政治状况密切关联，并映射政治进程的重大变化，还与时间的全球化密不可分。从清末由西人在攫取了中国部分主权后代劳的海关时，到民国自觉建构但因受强权政治、日本侵略与地方军政势力顽抗而有限实施的五时区制，再到新中国在实现完全的民族独立与国家自主后自动、自愿、自发实施的北京时间，近代中国标准时区的嬗替历程，既是时间全球化的体现，也是国家化的结果，还是近代中国时间的社会文化剧变的体现。关键词时区政治；海关时；五时区制；北京时间；全球化近年来，历史学中的时间议题已成学界考察的重要介质，对时间的研究逐渐摆脱既往在哲学、物理学意义上的科学限定与玄奥表达，多置于历史时间、日常生活时间以及人们对时间的现代性体验等密切关联的生活实践领域，呈现出跨学科、跨理论与交叉立体的研究态势。如在当代德国概念史研究专家科塞勒克(Reinh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