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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德国浪漫派与尼采
浪漫派与卢卡奇提到卢卡奇，这位西方马克思古典作家就不得不提到德国浪漫派。众所周知，卢卡奇非常的反对德国浪漫派--从他对尼采的批判就能看出，卢卡奇对尼采的批判在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在其著作《理性的毁灭》中，卢卡奇认为非理性主义是对人类思维辩证发展的一种纯粹反动形式，他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德国浪漫派然。但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用一种浪漫派的表现手法强调了马克思辩证法的生命力来自于“主体性”，这似乎与卢卡奇对尼采与德国浪漫派的批判截然相反。在这部著作中，卢卡奇尼采一样从“主体”出发，对辩证法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卢卡奇把施莱格尔的“反讽”理解为辩证法，这点在《悲剧的形而上学》就能品鉴出。在施莱格尔眼中“辩证法”就是反讽的，这其实根植于古希腊哲学的传统。卢卡奇强调，虽然反讽是一种辩证法，单不是所有辩证法都能形成反讽，而自然辩证法就是不能形成反讽的辩证法。而不能形成反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辩证法的主体问题。反讽与这种自然辩证法没有任何关系，将反讽引进辩证的客观世界是完全荒谬的，我们不能说行星之间的引力和斥力的辩证关系是反讽的，也不能说鸡和蛋之间形成了反讽的关系，因为实际上我们想要获得这些东西，实际上要有一个主体，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主体，他们都是死的，所以没有办法有反讽，这也是卢卡奇认为自然辩证法是怨恨的关键。但是反讽是唯心主义的专利吗？并不是，“凡坚持内在论而反对经验个人的哲学家都会使用反讽”，马克思此言将反讽与意识内在性联系在一起，那些坚持意识内在性的哲学家会反讽。无疑，会利用主体性进行反讽的哲学家群体扩大了，苏格拉底的主体性反讽后继有人。最显赫的后继者非德国浪漫派莫属了。正如克尔凯郭尔的评价：“如果反讽的确是一种主观性的规定，那么显而易见这个概念必然有两种表现形式，事实上它们也与不同的名字联在一起。第一个表现形式当然是出现于主观性首次在世界历史中出头露面之时。这里我们有苏格拉底，反讽的新的表现形式要能够出现，很显然主观性就需要以一种更高的形式产生效果。这必须是主观性的第二个因次，一种相应于反思之反思的主观性之主观性。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反讽。不过，由于这个立场是个强化了、高层次的主观意识，自然而然地它就清晰而确切地意识到了反讽，它把反讽公开称作自己的立场。施莱格尔，蒂克和佐尔格的情形就是如此。”克尔凯郭尔清楚地说明了从苏格拉底的反讽到浪漫派反讽的历史转变。在这个转变中，反讽中的主观性不是受到约束和抑制，而是相反主观性以乘方的形式获得了无以复加的提升，施莱格尔从来都不会离开主体性或作为主体的人谈反讽。施莱格尔三种典型的反讽都离不开主体的参与。在日常语言的修辞反讽中，施莱格尔反讽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庸俗浅薄；在文学反讽中，施莱格尔认为作品外的作者、读者、观众与作品内的人物构成了反讽关系；在哲学反讽中，苏格拉底反讽了自高自大的对话人。施莱格尔诠释的各种反讽无不与主体性或作为主体的人相关，人欲图通过反讽获得超越和主体的自由：“它（反讽）是所有许可证里最自由的一张，因为借助于它，人们便超越自己。我们都知道反讽是主体悖论的表达，它是一个没有办法用形式理性解决的二律背反，二律背反意味着形式理性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缺口，这个缺口给非理性的留下了生存的可乘之机。浪漫派是康德二律背反的继承人，同康德一样，对纯粹理性也有很多批判，由此浪漫主体被后人称作是非理性的典型形象，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把这种非理性理解为无理性，而是要理解为谢林意义上的感性的实践。浪漫派恰恰是因为发现纯粹概念意义上的理性独木难支，才用一种非理性的感性的实践来补足理性的缺口。诺瓦利斯曾经是一位理工科知识分子，他在研究法学和地质学的时候，对于哲学有着更深层次的钻研。他对于社会理性和自然理性的思考让他发现了理性的问题，从而走向了一条跟谢林一样的道路。浪漫派不是盲目的反理性主义者，而恰恰在非理性中是含有“理性”的反思，这也就是为什么卢卡奇虽然是个浪漫派，但是最后结果仍然是导向一种理性主义的辩证法的，德国浪漫派实际上也是有着传统的理性主义传统和柏拉图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