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平 | 20世纪城市之“否思”及其启示 | 自由微信

胡大平 | 20世纪城市之“否思”及其启示

Original 胡大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1-22

▼

本期精彩

摘要：20世纪城市思想的发展在整体上呈现出沃勒斯坦所称的"否思"特征，即不断地对既有基本假设提出质疑并通过辩论打开新的视角。这种"否思"呈现三个不同的阶段：20世纪初霍华德、格迪斯等人对工业城市的批评并推动了城市规划的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雅各布斯和列斐伏尔等人对既有规划科学或正统理论质疑推动了颠覆性城市政治学视角的形成；20世纪70年代之后，受1968年的5月革命影响的激进主义思潮对现代城市、地理和空间观念解构，促成了反本质主义的、异质的和多元的城市话语的蔓延。以别样生活方式为目标的城市否思，既阐明了规划是创造人性化城市之道，又强调这一目标乃是不能仅凭规划就能实现的复杂有序性，揭示了城市世界乃是一道吸引着创造性实践的地平线。

关键词：城市哲学；城市思想史；城市规划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胡大平,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5期

一、城市之“否思”及其当代境况

二、追求别样生活方式的否思之道

三、带着什么样的哲学行走城市

“除了一会儿听到缪斯的歌声，一会儿听到复仇女神的尖叫以外，我们还能听到其他什么！”这是百余年前格迪斯对他那个时代流行城市态度的描述。出于人的进化之使命，格迪斯提出了城市复兴的优托邦(eutopian)思路和服务于这种理想的城市学构想。格迪斯的思想显然受到了这一势态的激发，石油燃料、电力工业推动着新的工业和技术时代的来临，需要建设适应新时代的城市。在今天，技术—产业—文明的转型再度燃起我们的激情，把城市推到焦点位置。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信息技术、互联网经济和全球网络社会构想新城市的方案层出不穷，信息化的城市、伊托邦(e-topias)、网络城市等等已经成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和想象的概念工具。新的概念工具固然激动人心，但历史似乎又形成了一个螺旋，把我们投入到格迪斯相似的情境之中：“红”与“黑”两个极端的立场掩盖了旨在推动文明进步的城市哲学缺乏。

如果说历史把格迪斯留在了身后，那么，我们自己将如何穿过缪斯的歌声与复仇女神的尖叫而吹响奔向新时代的号角？哲学又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本文借助沃勒斯坦的“否思”(Unthinking)立场回答一个问题：在城市发展上，如果不断加速的历史一再要求我们摒弃既有的城市观念并打开自己的窗户，那么格迪斯以来对城市的“否思”提供了哪些我们自己“否思”城市必须遵循的教益。

一、城市之“否思”及其当代境况

“否思”一词来自沃勒斯坦。在他看来，反思乃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活动，不过，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不是对仍然支配着我们思维的19世纪的假设修修补补，而是另起炉灶，所以，反思就不够了，而是需要不再理会它们(即否思)。在我看来，严格意义的“否思”是经由1968年法国“红五月”代表的欧美持续的文化革命后的批判性知识立场，与之并行的类似立场便是德里达式的“解构”，它们共同的目标便是对主宰着我们思维和知识的全部现代性假设进行质疑，并且强调了永恒的开放态度。不同的是，“解构”强调破坏性(实际上，“解构”这个词只是deconstruction的一种翻译方式，“破坏”乃是其实质)，而“否思”则追求通过辩论而打开服从于改造世界目标的新理论视角。因此，可以说，“否思”乃是进行理论范式革命的战略性姿态，就如列斐伏尔试图把都市社会作为对传统工业城市的“视野的颠覆”。在这一意义上，“否思”恰恰是20世纪城市意识的基本底蕴，它表达了人们试图立足城市治疗工业社会负面后果的持续决心，也记录了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曲折与成就。今天，不断加快的历史变迁对城市发展提出了越来越复杂和越来越高的要求，对那些关于城市的现代性基本假说进行“否思”已经直接构成了社会理论以及建筑、规划等领域的重大主题。在此语境中，回顾20世纪城市之否思并理解它们的教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城市理解史看，严格意义的否思可以说是现代性批判的产物，它在迪格斯的城市学主张中得到了率先表达。从19世纪80年代起，由于媒体和开明人士的大力推动，以贫困、住宅、卫生等为中心的城市社会问题逐步成为英国城市治理的中心问题之一。从詹姆斯·汤姆逊的《梦魇之城》(1880年)和米尔斯的《伦敦郊外的凄泣》(1883年)开始，文学和媒体对伦敦的贫穷、卫生等的社会关注形成高潮，这直接推动了“工人阶级住房”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成立及其第一个重要报告(GBRC，Housing，1885年)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工人阶级住房法。此后，查尔斯·布斯推动的相关调查更是把城市问题推到社会前沿，加之韦伯夫妇领导的英国费边社的卓越工作，工人阶级的住宅以及其他社会福利问题逐步成为英国社会关注的重点，并构成其福利国家改革的基本背景。这也正是城市规划作为社会改革方案起步的背景，无论是19世纪90年代霍华德的《明日的田园城市》提出的“社会城市”思路，还是格迪斯1914年出版的《进化中的城市》阐明的规划原理，都是回应上述问题的思路。

与一般社会改良不同的是，城市规划运动借由城市环境在整体上否定既有人类生存的社会经济模式，并且基于新技术的可能性和新的人性需求描述了人类生存形式的前景。例如，在霍华德看来，拥挤的城市(即工业化背景下的人类生境)，“是一个主要以自私和掠夺为基础的社会所能建造的最好形式”，在本质上不适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格迪斯则说，“概括地总结经济和工业的历史，就是普遍的萧条、城镇的丑陋、富人的庸俗艺术和穷人的拙劣口味的记录。贫民窟、半贫民窟、超级贫民窟——这就是城市的演变状况” 。他直接将工业城市视为滋长军国主义和战争的贫民窟。他们不仅对城市提出了颠覆性见解，而且基于这种见解提出更新城市及其文明理解的要求，尽管并没有真正完成它。这一点在格迪斯那里表达得更直接和充分。可以说，正是他最早试图将城市学理论化。他强调：

阐明建设城市和维护城市的理念是城市学作为历史学和科学的首要问题。对它们进行解释，是城市学作为哲学的任务，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地赋予这些理念以新的活力，是城市学的追求、任务和刚刚显露的艺术，由此我们的“政治”将恢复其古老和生机勃勃的城市意义。

在现代规划思想的起点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深层的思想。就如尼采在哲学上提出对一切价值重估的要求，作为城市规划的城市学，其基本冲动便是以传统城市之外的视野来看待城市。在这一意义上，城市规划的原始意义，正如其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复杂关系，不是权力的工具而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工具。霍华德的社会城市、格迪斯的生态城市，都显著地体现了这一点。

正如格迪斯所言的那样，城市的兴衰像花开花落一样会不断地继续下去，人们关于城市的理解随之潮起潮落。否思城市的第二次浪潮是由简·雅各布斯掀起的，它针对的恰恰是逐步成为权力工具的城市规划。1961年，她发表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将那些统治现代城市规划和重建改造正统理论的原则和目的推上审判台，从霍华德、格迪斯、芒福德到柯布西耶，从伯纳姆主持的城市美化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城市改革法案，无一例外。在她看来，“当下城市改造的经济法则是一个骗局”，其结果乃是灾难性的。例如，快车道乃是“对城市的洗劫”；“每一个按照价值被分离出来的人群生活在对周边城市日益增长的怀疑和对峙中”。如果说，霍华德、格迪斯的否思针对的并不是既成的城市话语，而是文明话语，那么在简·雅各布斯这里，对城市话语的否思与城市社会改革牢牢地绑定在一起。在这一意义上，雅各布斯成为城市规划史中的另类，甚至成为反规划的先锋。

稍晚于雅各布斯，伴随着城市造反运动的兴盛，由马克思主义文化孕育的城市否思话语正式登场。列斐伏尔是这一动向的旗手。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发生了从空间中的商品生产向空间生产的转移，空间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维持和扩大的工具，城市成为资产阶级权力工具并因此成为其基本矛盾所在和解放斗争的焦点。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他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城市或空间的著作，不仅从宏观上阐明了城市斗争的意义，而且直接提出了终结建筑、规划等学科代表的空间科学并创造新型的空间政治学这个问题。今天，列斐伏尔已经被广泛接受，成为城市、地理和空间话语中引用最多的思想家之一。但这也使得其对城市否思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被压抑了。在我们看来，在城市理解过程中，他提出了最为尖锐的否思立场，即“如果没有彻底的颠倒，我们所谈论的一切均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话语而已” 。

列斐伏尔强调的是，因循守旧的观察事物的方式限制了新的战略可能性，而后者则与对前者的颠覆密切相关。必须强调的是，这是一个老生常谈。当然，亦是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之中的革命诗学。因此，列斐伏尔基于这一前提展开既有都市实践批判并试图藉此打开新的都市战略时，必须为“颠覆”的必要性做出论证。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其“都市”叙事的特征，其中以工业革命为中轴，以政治城市、商业城市、工业城市、关键领域(临界地带)四分法来描述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并将完全都市化作为当前趋势。在这种叙事中，当前(即他所称的临界地带)仍然是一个晦暗不明的实践时刻，完全都市化作为一个前景直接出现了，但却受制于当前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城市实践，这意味着新的可能性被阻滞了。

在列斐伏尔的论证中，从工业社会到都市社会的转变，乃是一场全局性和根本性变化。按照他的话来说，即是“这种转变规定着总问题式，即真实的总问题式特征” 。“问题式”这个在阿尔都塞那里是用以描述认识论框架的术语，实际上与库恩描述科学的“范式”一词是同义的。在列斐伏尔这里，首先表现为认识论的视野。所以，他说：

只有当我们把工业化视为迈向都市化的一个步骤、一个时机、一个中介和一种工具的时候，视野的颠覆才会发生。正是在工业化—都市化的双重进程方式中，一个术语(工业化)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之后，第二个术语(都市化)才变成主宰。只有如此，我们的“城市”概念才不再被局限于工业化的“最大化”及其后果，我们才不再仅仅抱怨工业社会中的异化(无论是通过异化形成的个人主义还是过度组织化)，或渴望向古代(无论是古希腊的还是中世纪的)都市共同体复归。这些所谓的模式仅仅是都市规划意识形态的变种而已。

在《都市革命》中，他说：

都市总问题式(problematique urbaine)摆在了世界的面前。都市现实能否把自己看作是位于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之上的一种“上层建筑”看作是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简单结果？与生产相比只是不足道的、边缘的现实？不！都市现实改变了生产关系，但并不足以改造整个生产关系。它像科学一样成为生产力。空间和空间政治“表现”了社会关系，但也反过来影响了它们。显然，如果都市现实能够自我显现和自我证明它的支配地位，那么它只能通过都市总问题式。怎么做？如何建立一些城市或“事物”取代往昔的城市？如何思考都市现象？如何表达、归类、分级来解决这些数不清的问题，从而更容易地把它们提上我们的议程？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哪些决定性进展，能够让意识达到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现实的、可能的高度？

简言之，列斐伏尔的“都市社会”只是一种向现实提问的新的提问方式。在他看来，在新的提问方式支持下，我们对既有城市规划(这本身是工业化的产物)的批判便具有政治性。他说：

空间政治意味着一种把各个层次与维度结成一体的战略。秩序把自己隐藏在道德性与科学性的外衣之下。直角的专制与都市化和新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制交融在一起。当格罗皮乌斯构思一种“可以解决建筑学问题的逻辑与系统的协调”时，当他在鲍豪斯学派创立时期预见一种通过“连贯性的、操作上的与体系化的”训练便能传播的“总体性”建筑学时，他遵循着一种相似的方向。

在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否思中，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即认识论政治。正如列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这句名言，在20世纪城市领域，在重新发明革命过程中，理论的革命成为首要。并且，在缺乏主体和革命实践背景下，它越来越成为革命本身。这一点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新激进主义理论家们的城市批评，并将“否思”推及至自身需要被反思的一波新高潮。

2002年，阿敏和思里夫特出版的《城市：重新想象的都市》极为突出地表明了那种思想动态。在这本书中，他们试图从一系列不同性质的哲学家那里汲取理论资源，来发展适合于今天城市理解的新工具。这些哲学家包括本雅明、德勒兹与加塔利、布鲁诺·拉图尔、凯瑟琳·海尔斯、J.F.多斯、约翰·劳、堂娜·哈拉维、莎拉·沃特莫尔、阿甘本等等。通过这些资源，他们试图打开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城市理论实践，“这种城市理论的前提不是人类而是超人类(transhuman)、不是邻近而是距离、不是地方而是不断流动，这种前提不是反身性的而是不及物的”。我们看到，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表达方式，新的话语与传统城市研究都大相径庭。这也给我们带来新的疑惑：新的话语多来自当今的激进哲学家，它们虽然处于今日社会理论争论的中心，但它们大多远离城市生活的实际，不必说难以付诸实践，甚至存在着理解上的困难，这样的“否思”意义如何？

这需要我们注意后“68时代”西方激进主义思潮的一个重大特征，即德达式的“解构”所代表的在思想上的“造反有理”。这与1968年五月革命的性质和特点联系在一起。关于五月革命，存在着广泛的争论。当然，有一点也是不争的。借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论克罗齐埃的评论来说，五月危机不是为了结束资本主义的造反，而是对法国令人难受的人际关系系统、行动作用和管理方式的责难。因此，它的政治目的不是革命，真正革命的是其表达方式，即“对被封锁的社会进行本能的反抗”。根据这种判断，我们便不难理解后68激进知识分子们的普遍理论风格：在立场上造反有余，而在社会生活介入方面不足。也正是这一原因，在激进理论内部存在着显著的分歧和争吵。例如，上述阿敏和里夫斯特的研究便遭到公开打出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哈维及其弟子史密斯的质疑。在后者看来，前者试图融合多方面的价值争取再分配的斗争思路，实质上乃是回避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多元主义观念，这种左派理论，乃是受RAE(即科研评估机制)影响的平庸作品。

因此，在总体上，阿敏与里夫斯特代表着的城市否思第三波的共同特点是：在现代性反叛大旗下，采取后现代立场的诸多激进理论以反本质主义的和多元主义的视角以及颠覆性思维主张城市研究范式的革命，尽管它带来了城市理论的急剧增殖，也似乎融入了各种政治诉求，但实质上却取消了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变成了自指的哼哼叽叽的卖唱活动。可以说，对城市否思的否思构成了今日城市探讨的前提之一。

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城市之思尤为重要。如果说，在建筑领域，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外国建筑师折腾奇奇怪怪作品的试验场，在城市发展上，像绅士化、CBD甚至TOD等模式成为商业开发的噱头，这些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那么，在理论界，各种脱离语境挪用西方的新范式和新话语并没有多少人警惕，而它们又往往成为商业利益和地方权力扩张的工具。从西方的经验看，关于城市的疑惑并非今天才有。每当历史发生重大变迁，代表着思想解放的否思都会成为显著的时代意识。否思虽然是对我们既有理念的自我更新，但它始终是面向实际问题的。这是从霍华德、格迪斯到雅各布斯、列斐伏尔等一直清晰地呈现出来的积极意义。然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许多来自社会学、地理学和规划领域的专家借由来自哲学的多样性、差异和异质性话语刷新理解城市的前提时，否思似乎变成了与百姓生活经验无关的专业话语。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如果说否思代表着对我们自己理论合法性的反思，那么，在今天主张否思必须触及这一深层的问题：过去，我们对于好的城市有着确定的信仰，而在今天，急剧的多元化和飞速的变化，使我们失去了坚持自己关于好的理想的信心。为使否思继续发挥其思想解放的意义，必须使其始终保持与实际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放弃理论的自我证明和自我满足。因为，正是在城市之否思的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历史真正的趣处并不在于令人困惑的自我证明，而是在于人类针对现实反应的复杂性”。

二、追求别样生活方式的否思之道

在持续的“否思”中，一扇扇新的窗户打开了，一种种激情归于理性。城市演化着，而我们关于城市的否思也将不断地持续下去。当今天历史给我们提供新的机遇，我们如何否思？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我们审视20世纪城市否思的成果，正是它们界划了我们想象的边线或者指明了反思的方向。单篇论文不足承担这个任务，我们只是以规划作为中心来阐明三个重要的命题。规划乃是城市理论与城市现实之间的中介活动，而在20世纪城市思想发展中，否思推动着规划的发展(霍华德、格迪斯)，而对规划的反思则推动着城市否思(雅各布斯、列斐伏尔)。当否思脱离了规划成为纯粹的理论，需要我们重新找回它与规划的联系，才能重新焕出其意义。

(一) 规划是改变贫民窟、创造人性化的社会城市之道

霍华德和迪格斯都认为，工业城市实为贫民窟，是与新的技术可能性和人性要求不合的旧有的自私自利的社会形式。受技术变迁激发，也受包括社会主义运动在内的各种社会改良运动影响，他们认为，不应该“个别地、过于专门化地处理”各社会问题，“它们在逻辑上是相互联系的，彼此不可分离，就像疾病的征兆一样；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它将在生活的棋盘上被解决”。这是他们主张通过规划实现社会的理由。当然，这也决定了规划本身不只是像奥斯曼那样的城市形态改造，而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改革方案，在其中需要新的城市学的理论支持。

也因此，规划乃是适应技术变迁的乌托邦呼唤的实现道路。无论是格迪斯还是霍华德，其规划思想都是建立在新技术潜能上的。格迪斯非常明确地将工业时代区分出新旧两个技术时代或阶段，提出“新技术时代的城市”问题。他认为新技术时代带来了更好的知识使用方式，从而“带来了超越过去的乌托邦梦想之外的财富及安逸的可能性”，而新技术时代的秩序，“由于更好地统筹人类和环境的关系，更合理使用资源和人口因而意味着一个实业的命题——城市和区域逐一地创造优托邦的理想，各地都富于健康和福利，每处都壮丽而美好，历史上的最好成就得到复兴和挑战”。霍华德表达得抽象一点，但也足够清晰，他强调，“在过去，发明和发现曾经使社会突然跃进到一个新的较高的现实水平。蒸汽的利用这是一种认识已久但有点难以驾驭的力量——造成巨大的变化；而发现一种能激发出远比蒸汽更大力量的方法——使长期受抑制的、在现实土地上实现美好而高尚的社会生活的愿望得以实现将会造成更令人注目的变化” 。基于这一前提，他们希望通过良好生活形态的创造解决那些工业发展带来的迫近的社会任务。“为贫民窟城市建设家园城镇；为拥挤的宅院设置花园；在被淹的洼地建筑美丽的水道；建立一个科学的分配体制以代替混乱；建立一个公正的土地租赁体制以代替我们希望废弃的自私的体制；为现在监禁在贫民习艺所中的贫苦老人建立享有自由的抚恤金；在堕落的人的心田中消除绝望，唤起希望；平息愤怒的叫嚣，唤醒兄弟情谊和友好的轻柔音符；让强壮的手拿起和平和建设的工具，从而减少无用的战争和破坏的工具。这些任务可使许多劳动者挽起手臂，利用起那种由于现在没有充分利用而造成半数贫困、疾病和痛苦的力量” 。

我们看到，无论是霍华德还是格迪斯，他们持久的影响并不在于诸如“田园城市”、“生态城市”方案产生了多少具体的实例，而在于他们以城市规划为落点思考繁荣、公正、平等与可持续发展等经久主题的方式。如彼得·霍尔等人所阐明的那样，他们与今天时代的相关性正在于此。

(二) 人性化的城市是一种复杂的有序性，不是通过规划就能实现的

霍华德、格迪斯之后，规划思想获得了胜利，但是城市并没有变得让我们满意。就规划来说，可能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如彼得·霍尔强调的那样，像英国那样的极权式规划错失了实现田园城市理想的机会；一如今天我们更直接地感受到的那样，规划被扭曲为商业蔓延和权力扩张的工具。由于这两点，规划实际上成为无思想的和不尊重城市生活的部门“科学”。这正是雅各布斯和列斐伏尔把规划科学推上审判台的原因。在对规划科学的批判中，一种新的思想确立了，这便是复杂性秩序。这种新的思想把对城市问题的理解推到了更高水平。

雅各布斯将城市视为像生命一样的有序复杂性，并且认为，“城市复杂而有序的秩序——其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的表现，无数个人拥有制定规划和实现规划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就此而言，她实际上提出了规划的界限问题，甚至我们理解的界限问题。所以，她正确地批评了既往理解城市问题的思路以及规划的问题所在，但却没能提出一种确定的答案。列斐伏尔那里同样如此，他直接强调，都市现象的复杂性“远非我们的理解工具和实践活动手段所能胜任”。

我们看到，虽然霍华德使用了“田园城市”来描述自己的方案，但方案本身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仅仅限于城市的规划，而是一项巨大的社会改革计划。这一计划，在聚落形态上便是城—乡一体化。这一计划的实施，涉及土地政策、经济体制(即新的财富形式)、社会管理体制等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正是这一原因，霍华德本人都将之理解为一种剧烈的社会变革，即“全面重建社会外部结构”的改革。在霍华德看来，通过这种改革可以救治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社会后果。也因此，他也将自己的计划称为“社会城市”。格迪斯虽然使用了诸如“组合城市”等术语，后人亦提炼出“生态城市”的理念，但他本人的重点不是提供一种既成的城市形态改造方案，而是“通向新技术城市之路”所需要的城市学研究。如前述，这种城市学既是历史学、科学，也是哲学和艺术，同时也是政治学。在格迪斯看来，新的城市学，乃是区域和城市的统一、是既往部门科学的融合、是对城市和居民生活的彻底调查、是对城市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对城市个性和精神的探索。

这是否意味我们束手无策地将社会历史变迁理解为一种人类只能旁观和承受其后果的“自组织”过程？显然不是，这两者都有自己强烈的关切，即充满生机的现实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从不同的维度提出了这个问题，现代规划科学遗忘了生活世界本身。这正是现代性的一般难题。为阻止这个难题的恶化，他们要求把理解和改造城市的目光投向大街，把城市本身当成一个巨大的充满张力的过程，把规划视为全民参与实现他们权利的解决冲突的政治实践。他们的这些思想，在今天已经充分地融入了城市思考和实践。新世纪初，泰勒总结了1945年以来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变迁，而变迁的显著特征都体现了他们的新思想：

第一，本质上，将城镇作为物质或者空间形态结构的观点，被城镇作为不断变化且相互联系的功能系统所取代。其次，鉴于规划师一直用物质的和美学的术语来观察和评价城镇，但现在却从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方面来考察它们……空间的社会学概念取代了空间地理学或者形态学概念。第三，由于将城市当作“活”的功能性实体，这意味着城镇规划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终极状态”或者“蓝图式”目标。第四，所有这些变化都暗示城镇规划的技术手段将发生变化，如果规划师试图规划和控制复杂且充满活力的城镇系统，这看起来需要特别严谨的“科学”分析方法。

(三) 城市世界是一道地平线

作为过程的城市思想再度将城市规划与乌托邦联系起来。乌托邦乃是人类历史创造的基本动力，从来就不曾泯灭过。贯穿在20世纪城市否思过程中的乃是一种强烈的乌托邦关切，无论是格迪斯用“优托邦”表达，还是列斐伏尔强调的“异托邦”的价值，甚至基于电子技术想象的“伊托邦”，无不如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乌托邦想象，而是我们怎样运用乌托邦想象。抱守一种绝对的教条，还是坚守人类能够自我完善的信念，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城市规划之所以不断地被诟病，不是因为某种既定的形式被推至教条位置，就是因为实验室里的完美逻辑替代了鲜活生动的城市生活。这两种情况下，理论都背离了服从于人类实际需要的目标而成为自指的封闭意识。而一旦理论失去了这样的目标，必然会沦为商业利益或权力的工具。

在这一语境中，列斐伏尔的作为地平线的“都市社会”观点值得我们回味。列斐伏尔所称的都市社会并非已经凝固的现实。相反，他提出这个概念，就是要打破既有城市实践的固化方式。他自己强调，不能将都市社会定义为“完成的、在时间上落后于当下的现实”，相反，它是“一条地平线，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潜在性。它是一种可能性，它被确定在一个方向之上，直到最终实现” 。列斐伏尔无疑已经成为20世纪城市思想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但是，必须记住的是，他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可以拿来就用的都市理论(在他所有的文本中，都不存在这样的东西)。他告诉我们的只是：必须以都市世界来思考我们的环境，否则无从实现改造世界的目标。实际上，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其理论生涯一直都秉承的通过改变认识来改造世界的理念在都市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今天“眼界决定境界”这样的心灵鸡汤所表达的内涵。只是，作为一名严肃的理论家，列斐伏尔不会止于熬鸡汤，而是通过某些关键概念来捕捉那些能够呈现为现实的可能性。列斐伏尔强调：

都市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它是形和光(一种启发式的潜在)，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实践，是另一个自然或不同于原初自然的那个自然的发源地和基础。都市凭借被混合起来的再现而生成，这种混合物在这种简要的分析面前会迅速分崩离析：神话和乌托邦，意识形态和科学。都市总问题式出现了。在这个大熔炉里，在这种创造力和暴力异常强烈的地方，这个到处充斥着金钱、矫情和奋不顾身的狡诈的地方，到底会发生什么呢？城市显示了自身并且向外迸发。都市维护自身，不是作为某种形而上的实体，而是作为基于实践的一种单位。

在列斐伏尔看来，都市生活是一种整体，其整体性“无法被直接理解”。不过，他并不否定科学，他实际上强调的是科学或理论的界限，即通过分析—综合不能完整准确地再现生活本身。或许，正是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永远不能弥合的裂隙，理论本身才具有了高于现实的品质，并因此能够成为现实的灯塔。真正的理论便是这样的灯塔。

作为地平线的都市社会，这一理论并不着意于单个城市，它将城市理解为世界。这正是格迪斯—芒福德生态主义路线的基调。不同的是，列斐伏尔强调了三个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相关的重要问题。一是“都市是纯形式的存在：一个遭遇、对抗、集会、同时发生之所” 。二是“都市空间乃是具体矛盾。都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充满张力的领域，一种潜在，一种可能—不可能性” 。由于将都市理解成无特定内容的形式，就将其具体内容——无论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还是同一时代的不同城市——都交给了实践。因此，第三个论点同样不可或缺：都市乃是不可能被某种单一力量固化的生动的实践。基于这种认识，列斐伏尔拒斥倾向于制造阶级不平等和冲突的既有都市观点，为打开新的可能性的实践进行辩护。

当新技术革命敞开了新历史图景，别样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代向往，作为对教条主义和权力实践批评的“作为地平线的都市社会”理念就具有特殊意义。这种批评性理解，乃是解放想象力的必要一步，与其相伴的乃是这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人民满意的城市最终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理解和行动。

三、带着什么样的哲学行走城市

本文乃是著者城市哲学研究的一个片断，旨在为今天的城市想象清理思想史地坪。在结束本文之际，我将以怀特之例简要地阐述一个看起来与本文无关但实际却构成整个研究前提的哲学理解：哲学不是外在于生活的宏大思想，哲学也不是提供直接的实用原则，它乃是对世界以及我们自身理解世界方式的探索，并因此乃是自我调适的艺术。

在城市实践领域，威廉·怀特数十年行走在大街上，留下了《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1980年)、《城市：重新发现中心》(1988年)等探讨城市的重要著作，从1975年开始以“公共项目”(PPS)推动着城市空间的发展，为城市规划做出卓越的贡献。在这些著作中，他表达的只是一种哲学：交流乃是城市的本质，日用乃是空间安排的目标。不会有人反对这一观点。因为，它们实属常识之见。然而，需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乃是因为“城市到处让人心烦意乱：台阶太陡；门过涩而不好开；窗台不是太高就是过低没法坐。设计出人们不能使用的城市空间是费劲的，但这样的空间恰恰很多”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问题过于日常和普通，然而它们又如此普遍难以克服，怀特坦言自己大部分研究都是基础性的，他不认为“这些研究有什么特定的适用范围”，自己的实用兴趣不大。或许，在许多怀特的读者看来，这是反常的，他讨论的事情和原则是如此接地气，但他却并不强调自己研究的实用性。然而，这种谦卑恰恰道出了哲学的意义。

▼上期精彩回顾▼

新刊速递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4期目录

对话大师

对话大师 | 王元化与后五四反思(笔谈)——主持人语

胡晓明 | 王元化先生留下的思想课题

周兴陆 | “纯文学”观的意义与局限

刘锋杰 | 从“以新汰旧”到“新旧融合”——关于中国现代文论史研究的三点看法

李庆 | 谈王元化先生《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手稿

吴承学 | 中国文体学研究的百年之路

特稿

王德威：危机时刻的文学批评——以钱锺书、奥尔巴赫、巴赫金为对照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