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有鹏 | 近代西方传教士视野中的中国社会风俗及其理解——以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系列著述为例 | 自由微信

摘要：传教士对于近代中国的文化交流与思想文化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一些西方传教士为了更好地向中国民众介绍基督教等教义，寻找中西文化的契合点，特别重视对中国社会风俗以及民间文学的调查和考察。其中，法国传教士禄是遒（Henri Dore）是有意识地认识中国、研究中国、记录中国社会风俗生活的一个典型代表。1884年，禄是遒来到中国，开始在中国的上海、江苏、安徽等地考察社会风俗生活和民间文学，编写成卷帙浩繁的《中国民间崇拜》系列著述。西方传教士的这一他者视角的调查和理解方式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近代中国社会民族志，其中不仅呈现出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生活和民间文学的具体记录，也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社会风俗生活和民间文学的他者理解认识，从而也就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理论。

关键词：近代社会；传教士；风俗；民间崇拜

作者简介：高有鹏,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与民族文化遗产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6BZW110)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二期

一、禄是遒对中国“婚丧习俗”的记录与理解

二、禄是遒眼中的中国符咒、占卜与风水

三、禄是遒笔下的“岁时习俗”与“中国众神”

结语

1840年之前，就已经有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可以看作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进入。1807年9月，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广州，以新教传教士为主角的西学东渐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此后，传教士蜂拥奔向中国，他们不仅走进中国的沿海，而且也走进中国的内地，走进了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详细记录了这些活动。如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 1819年出版《新教在华传教早期十年史》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记述了1819年之前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和麦都思)在广州等地的传教活动。之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 1838年出版的《中国：现状与未来》(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记述伦敦会等传教士在广州、澳门的传教活动。其中，他们无一例外地述及他们的传教活动在中国受到抵触。文化传统的差异，成为他们传教最大的障碍。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对苍天和鬼神的信仰充满荒诞和愚昧，只有他们才能够使中国人变成文明人。

1840年之后，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和汉学家越来越多，日益形成规模。其中，上海等新兴的都市成为他们重要的聚居地。在这些传教士中，许多人对中国社会风俗生活和民间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并试图以此作为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他们编写中国社会风俗生活与民间文学的书籍，记录他们的所见所闻。如法国的戴遂良(Leon Wieger)曾经编写出《中国近代民间传说》(河间府，1909年版)，保存了二百二十二则中国民间传说故事，成为中国民间文学的重要记述。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一些汉学家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民间文学，他们自觉开展关于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诸如卫礼贤(R.Wilhelm)编写的《中国神话故事集》(1914)，威达雷(B.Vitale di Pontaggio)编写的《中国民间传说》(1896)，丹尼斯(N.B.Dennys)编写的《中国民间传说及其与雅利安和闪米特人民间传说的亲和性》(1876)，儒莲(S.Julien)编写出三卷本的《中印寓言、神话、诗歌、小说合译》(1859)，都涉及中国近代社会的民间文学问题。这些著述也应该视作中国近代民间文学的一部分。

上海得开风气之先，徐家汇成为这些西方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的中心，来自法国的禄是遒(Henri Dore)是他们当中有意识地认识中国、研究中国、记录中国社会风俗生活的一个典型。1884年，禄是遒来到中国，开始在中国的上海、江苏、安徽等地考察社会风俗生活和民间文学，整个过程达30多年。他阅读了许多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和一些地方志，结合他的个人采访等田野作业，同时也参考了一些传教士的相关著作，如黄伯禄的《训真辩妄》等，编写成卷帙浩繁的《中国迷信研究》，即《中国民间崇拜》系列著述。《中国迷信研究》的前几卷分别出版于1910年代初，后来被爱尔兰传教士甘沛澍Kennelly, Martin)他们翻译成英文，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如其所言，《中国迷信研究》主要是为了方便他的同行了解中国。

禄是遒1859年生于法国，曾经在神学院读书，在苏格兰加入耶稣会，辗转来到中国，深入乡村、城镇传教，采访中国下层民众，得到许多第一手的社会风俗生活和民间文学的资料。如甘沛澍所言：“他作为传教士在江苏、安徽两省传教了二十多年，还从事左右中国人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宗教和其他无穷无尽的迷信的研究。为此，他访问了市镇、庙宇和寺观，向人们征询神公神母、地方神祇和神仙人物，为他未来的巨著收集了珍贵的材料。他告诉我们的，都是他亲眼见证的，或者是从那些他日常接触的人们的嘴边听来的。”在西方人看来，真正的中国不在通商口岸城市，而是在“遥远的地区”，“一些离奇的老镇，一些边远省份的隐蔽村庄”。

一、禄是遒对中国“婚丧习俗”的记录与理解

生老病死伴随人生礼仪而成为社会伦理秩序，既是生活，也是文化，因为其中的每一种行为都贯穿了信仰的内容。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的《婚丧习俗》分为“诞生和幼时”、“红事”、“白事”、“死者之符”和“为死者服务的种种迷信”等，常常在议论中表现出他对这些社会风俗生活事项包括民间传说的具体观念。

其介绍“诞生和幼时”，将其分为“出生前”和“出生后”、“孩童时期的迷信习惯”，罗列出许多风俗事项。其记述“出生前”风俗，称：“多子多孙不说是最大的，至少也是所有中国人莫大的愿望。由此就会有许多与祈求得子有关的神灵。”然后解释“为祈求子嗣而特别受到崇拜的神”，其举例“女神观音菩萨”，描述道：“所有庙中都有观音像，同时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可看到在观音像的脚下放了一只或几只小小的鞋子。这是祈求神灵送子给她的妇女做的供物。作为一种信物，鞋子就被供放在那儿”，“与供放这信物相联系的风俗多种多样”，“一些地方，放在观音像脚下的一双鞋中的一只会被借(偷)走，当祈求的小孩出生后，这只鞋子就被归还，作为还愿，信徒加上另外一双新鞋”，“在上述活动中，往往伴随举办一场庄重的宴席，以示对得到神的恩惠感谢”，“此时还要请一位和尚诵经谢恩”。他接着介绍“有些人的住宅中供奉着天仙送子图”，称：“天仙是道教统系的女神，她是东岳大帝的女儿，名叫泰山娘娘，在山东和邻近几省尤其受到崇拜。其他神作为助手为她服务，执行她的指令”，其举例介绍“催生娘娘、送生娘娘、子孙娘娘、注生娘娘”，说：“最后一个女神在南方数省特别受到尊崇”。中国是多神教社会，民间信仰中的神灵崇拜具有不同身份、不同地域神灵选择与认同的差异性。禄是遒述说“并非只向女神祈求”道：“一些男神同样也被安排来和蔼地聆听求子者的求愿”，“官员和文人家庭常常祈求掌握文运之神魁星，祈求他送来有才气的子孙，能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有时我们看到吕洞宾和关公怀抱一个男孩。这是一种护佑，保佑新家庭多子多孙，在他们中出知名文人和显赫官员”，“坐在一头驴上的张果老，也能为新婚夫妇送子嗣。他的图像经常被挂或贴在洞房中”，“人们使用吉祥图案来求取上述目的”。

“出生后”的风俗被禄是遒描述为十几种事项，诸如“洗澡”、“七星灯”、“桃剑”、“桃符”、“狗毛符”、“钱龙”、“铃铛”、“点朱砂”、“杀鸡”等。他特别详细介绍“偷生鬼”道：“偷生鬼屡屡不请自来要夺走小孩的性命，令做父母的最惶恐不安。当面临与小孩性命攸关的问题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关的迷信活动。”在此，他举例“偷生鬼首先是以邻家的一只黄狗的样子出现，将要强夺一个正在生病的小孩的灵魂”、“一只讨厌的猫在门口叫唤”，然后描述祛除偷生鬼的巫术行为。同时，他还详细介绍了“畜名或丫头(用动物名起名或用女孩名字)”，他解释这种风俗的意义在于“可以成功蒙骗专找男孩加害的鬼”，“人们希望防止那个鬼的令人烦恼的追逐”。他把育儿风俗概括为“孩童时期的迷信习惯”，介绍了“戴锁”、“戴圈”、“戴耳坠子”、“戴钱”、“戴八卦”等佩戴习俗，以及“认干亲”，和“成功逃脱守关魔鬼的烦扰”的“过关”等风俗。

婚礼是中国民众最重要的生活礼仪，是乡村社会的狂欢节，包含着民众的喜悦，体现出不同地域的风尚和习俗。禄是遒始终具有一个外来者的眼光看待一个地区一方民众社会风俗生活中的感情，带有鄙视的目光。这里，他描述了婚姻礼俗的构成，细分为“订婚”、“婚礼”、“新娘启程”和“新娘进新郎家”，从“传庚帖”到“定日子”，到“新娘的花轿”如何辟邪，到“新娘从花轿里出来”，他非常详细地记述了每一个过程。最后，他描述“闹洞房”的风俗，明显具有西方人的偏见，其称：“现在一个名叫闹新房的恶俗开始了，可谓下流，粗俗不堪。三天三夜里，所有人都可进去看新娘，随意品头论足。在此场合允许头发花白的老人说年少风流的话。异教恐怖如此，甚至连最基本的廉耻观念都已经被摈弃了。”可见，他丝毫不理解中国民众的感情表达方式。

对于中国社会风俗生活中的婚丧习俗，禄是遒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丧俗上。他详细描述了“死前”、“死后”、“入棺”、“下葬”和“葬后”的各个环节及其礼俗，特别介绍了“葬礼上焚化的迷信纸”和“买路钱”。在记述这些社会风俗生活内容的时候，他使用一些民间传说作为自己的证据。如他在解释“买路钱”的起源时，就把孔子弟子高柴埋葬妻子时损伤农作物，遭到人索赔，作为传说根据。这里，他还将中国人的丧俗与日本人“沿路撒铜钱”作比较，他说：“无论道路通过的地区是公众的或私人的，所有人都有免费使用路的权利。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信徒们相信孤魂恶鬼在丧葬日聚在周围取得施舍，如果被拒绝，就怕他们给丧葬挡道”，“先前下葬时一路不撒纸钱，送葬队伍没有遇到任何意外。事实上从未听说送葬队伍中途受阻或被迫返回的事情”，“孔夫子的追随者，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是因为高柴的事才为送葬付买路钱。然而这一做法既欺骗了单纯的民众，也欺骗了他们自己。这习惯在整个江南地区普遍存在”。

民间信仰的观察和记录，不仅仅是一个在场者的述说，而且包含着在场者的情感表达和价值判断、价值立场。灵魂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与祖先崇拜、英雄崇拜、自然崇拜等信仰传统共同构成中国社会风俗生活主体，其中，对于亡灵的守护和祭奠成为人生礼仪的重要事项。禄是遒对中国民众所表达的对于逝者的祭奠和追思，存在着严重的隔膜。特别是中国社会风俗生活中融入的多种文化元素，其形成情感和信念的传承方式，其背后的因素非常复杂。尤其是佛教文化的渗透，形成中国社会风俗生活中的“祭荐亡人”，禄是遒并不真正懂得其中的含义。他常常从简单的事物发展道理出发，解释这些现象。如其论述“无论穷富，都要给死去的双亲提供肉食”，其称“这一习惯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准备酒、肉食、水果和蔬菜，放在一只桌子上，请死者来享用，这是一个严明的职责”。他把这一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佛教文化，称：“只有活着的具有肉体生命才会吃，死后，灵魂离开行将腐烂化为尘埃的躯体。自此以后脱离肉体的灵魂既不会饿，也不会渴，那么它怎么会需要食物？即便无知也懂得这一点。不幸，佛教学说侵入人心，藉口灵魂在阴间仍然需要吃喝，因此其后代应该提供食物，定期提供肉食，免得他们成为饿鬼。”他还注意到“在一些地方习惯准备一支鸦片烟枪和一只小小的装鸦片的容器。两者和祭品一起放在桌上，以便死者饭后可以吸鸦片，因为他生前惯于吸鸦片”，称“这是颇为时髦的创新”，他说：“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异教的中国人的内心想法，我们就会发现潜伏在他们心底的、或多或少他们也承认的一个更紧迫的动机。他们抱有这样的希望，他们的父母将会保护他们，保佑他们，经常供祭的目的就在于此。”对此，他接着说：“从历史观点上说，此习惯起源于中华民族的上古时代。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舜把丹这个地方授予尧的儿子朱做世袭领地，条件是他每年一次祭祀其父亲。”如此解释祭祀的意义，也就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禄是遒记述民间传说，不仅大量采取历史上的故事，而且注意到许多当世传说。如他对“招亡”即招魂的记述，其称：“招亡是异教地区实行的一个普遍的习俗”，“无论何时一个家里的成员死了，亲属就去请教在当地作为阴阳两界媒介的术士或巫婆，他们常常用魔法招魂，询问它在阴间的情况。”他借以批评“所有佛教教条的错误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展示出来”。他声称，“这些仪式只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骗局”，“灵媒以此来欺骗单纯的民众”，其举例地方传说曰：“几年前，一个名叫许世英的富人死于运漕。他的妻子渴望知道他在阴间的生活，便来到安徽芜湖，请教一个在乡邻很有名气的老巫婆。为了取得她所获得丰厚遗产的回报，至少是说一些好话。当她求助巫婆时，这位闷闷不乐的寡妇被明确告知她丈夫在阴间得到一个官方职位，她因此为他的幸福而高兴。”在禄是遒的眼中，招亡就是装神弄鬼，就是欺骗单纯的民众。

二、禄是遒眼中的中国符咒、占卜与风水

在《中国民间崇拜》的《咒术概观》中，禄是遒解释了他所搜集的各种“符咒”的功能和含义。在他看来，各种各样的“符”出自僧人、道士之手，它的功能在于“医治疾病，防止或控制瘟疫，抵拒魔鬼，对治各种邪恶势力，并为人间一切不祥求得诸神的佑护”。他把“符”分为“治病符”、“吉祥符”和“祈请符”，逐一展示其在社会风俗生活中的使用方式，说明其价值意义。同样的记述和阐释方式，在《中国民间崇拜》的《符咒说文》中得到更详细的表达，如甘沛澍所述：“在本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习俗的本质和内在逻辑”，“这一卷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符咒的组成、结构、形式，精巧而神秘的结构方式，如何使咒语增效，以至最终彻底解释它的原理和意义，说明符咒怎样发挥作用，使得神明和神力遏制妖邪而治愈疾病并按照中国人理解的那样增进今生和来世的幸福”。

命相和占卜也属于中国文化传统，是社会风俗生活的重要内容，其中伴随着一些民间传说。禄是遒在《中国民间崇拜》的《命相占卜》中，介绍了“算命”、“占卜”、“征兆”和“崇拜仪式”等内容。甘沛澍在本卷的“英译版序”中称，古代的埃及、巴比伦和古希腊、罗马都有一些占卜者，具有“欺骗性本质”。以此为比较对象，他描述了“古代中国的占卜”，称“占卜活动很早就在中国流传”，并借用别人的话说：“不敢说占卜于公元前5200年就已在中国出现，但是自有历史记载起，便有占卜的记录”，“运用八卦进行占卜，在周朝前就已十分盛行”。禄是遒记述了“算命”的风俗，称：“算命者大多数会运用名为《选择备要》(二卷)之书为人算命”，“这部作品几乎囊括了所有骗子在安徽惯用的算命手法。在农村地区，同样有多种算命手法，这些方法只需要查找手纹和指节即能完成。在书中提到了各种鬼神喜好的事物，陆地星相产生的影响以及吉凶预兆的内容，还有探究这些影响时需要掌握的规律”。其介绍了中国传统算命术中的“八字”，质问“算命者又是如何由这些精简的元素探究一个人的命运”，自问自答道：“他们采取以下方法：五个字代表着五行：木、火、土、金、水，这五行与代表十天干的十个字和代表十二地支的十二个字相配，之后天干与地支再循环相配。”

“拆字”是占卜的一种形式，禄是遒举例历史上的民间传说道：“宋高宗(公元1127年—1163年)年间，有个人叫张九万，也以拆字著名。秦桧将其带到大殿，随意地握着扇子的把手，在沙上写下一字，然后让张九万为他预言运势。张九万答道：您将晋升更高的官职。我已经是一国之相了，享受着整个国家的最高荣誉，我还能期待得到什么哪？张九万回答说：在土字上加一笔，就是王。其后果封王”。“另外一个是有关明末有名的祸国者魏忠贤的事例。他写了个囚字将其交与测字先生，占卜师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吉兆吉兆，国中唯一之人，没有别人只有皇帝了。果如测字所言的话，将来某日他将登上皇位。魏忠贤走了以后，测字先生向围观的群众说：此为极凶之兆。是为一人，脚吊挂空中，将来会被绞死”。“有一个人某日选了个字，询问占卜师他的父亲能否恢复健康。他写下了一字。这是个凶兆，占卜师说，一是生字的最后一笔，是死字的第一笔。你父亲即将死去，如今已奄奄一息。占卜者接着向他索取了他父亲的生辰年份。此人回答：我父亲属牛。如果你父亲属牛，那就将改变他的命运。将一字添加到牛字上就是生字，那他就能活下来。姓宋的书生进京赶考，希望能预知前程，就写下了自己的姓宋字。不吉，测字先生说，你的名字不在案(考试合格者的名单)字之中”。他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欺骗”，其称：“现代社会中沿袭下来的测字方法是选取一个字，或者在纸上写下一个字，测字者可以根据喜好任选其一。接下来便是拆字先生的事了，他们将字拆解开来，删掉或添加几笔，从而组成几个从拆解的部分中扩展出来的新字，从中得出有利或不利的预言。”

吉凶之兆也是占卜的一种形式。禄是遒记述道：“让我们以鸟鸣为例。必须注意，鸟鸣不可能来自于远东。东方朔(此方面的专家)认为，如果鸟鸣声超过了一百步远，那就根本听不到了。”他接着说：“乌鸦是厄运的象征，它的叫声通常被视为不幸。由此大家可以确信，村民们讨厌看到一群乌鸦在他们住宅的附近做窝；同样，如果看不到乌鸦大家将感到十分愉快。但如果有喜鹊将家安在村子里的树上，并在那里做窝，这将被认为是吉兆，预示着这里的居民会变得富有，因此不允许人们轻易地去打扰、伤害它们。”吉凶之兆还包括“打喷嚏”，其记述道：“打喷嚏根据其发生的时间同样也能预测好运或坏运。如果它发生在下午十一点至早上一点，那将有一场盛宴举行；如果是在早上一点至三点，那就预示着家中的女人们将发生一场争吵。”

占卜的内容有很多，对于生日与命运的联系，是中国传统算命术常说的话题。禄是遒举例历史传说故事记述道：“鲁庄公生当乙亥年的七月，依《禄命书》推论，此命面目丑陋，一生默默无闻，身体虚弱多病，惟有得以长寿。今按《诗经》所载，庄公面容俊美，体格强壮，身材高大，死时只有四十五岁，禄命不验一也。秦始皇(公元前246年—前210年)，秦朝的开国皇帝，生于壬寅。根据《禄命书》，他命中望官不到，生当绝下，老而弥吉，唯建命生，法合长寿。但从史实看，秦始皇初吉终凶，老年时饱受不幸，死时才五十岁。禄命不验二。汉武帝(公元前157年—前87年)，他是前汉的皇帝，他生于一年中第七个月第七天的早晨，对应着乙酉。如果我们认可《禄命书》所言，那么在武帝早年，他将不可能享有任何尊贵与荣誉，而在晚年他将获得极大的权力。但现在《汉书》中记载，他在六岁时就登上了皇位，但在晚年他损失了一半财富。这第三次证明了《禄命书》中记载的理论完全错误。魏文帝(公元472年—500年)，出生于一年中的第八个月，属于丁未。根据《禄命书》的理解，他不会尊奉其父，也没机会统治国家。相反，根据《魏书》记载，他承袭了他父亲显祖的皇位，并在皇朝中尊奉他。这第四次证明了《禄命书》中的记载完全错误。南宋高祖(公元1127年—1163年)生于一年中的第三个月，属于癸亥。根据《禄命书》的理解，他一生中不可能拥有权力和富贵。他的长子将登上皇位，次子早死，孙子成为叛乱者的牺牲品。但是在《宋书》中记载的完全相反：他的长子成为叛乱者的牺牲品，次子登上了皇位并且统治多年；而他的孙子，由于不堪叛乱者之扰，甚至企图逃离，舍弃皇位。这第五次证明了《禄命书》可悲的错误。”

最后，其论及风水。禄是遒称：“根据《朱子语录》所言：水能控制气候变化，但是需要风的助力。这种风水占卜理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勘察地势，研究天地间的规律。也有人说正是土地的天赋智慧，安排了地球表面不同房屋及场所的位置。古代人总是选取有利的地形来建造都城或者皇朝中的主要城市；或者那里建造自己居住的私房。但是历史中从未提及在古代有人选择特定的地点来举行丧葬仪式，安葬死者。”在传统的风水信仰理论中，晋朝的郭璞是一位著名的风水理论家，禄是遒介绍了郭璞的风水理论，其记述道：“以后的风水学信仰者们多数沿袭着郭璞的理论，而郭璞也被誉为风水术的创始人。郭璞是山西闻喜人。他师从于精于卜筮之术的郭公。郭公以《青囊中书》九卷相赠，于是郭璞开始精通卜筮和择墓迁墓之术。郭璞的弟子赵载曾偷取《青囊中书》，未及读，而为火所焚。郭璞嗜酒好色，挥霍无度，非但不听劝告，反而百般辩解，因此当时的高级官员都鄙视他。最后他涉入一起案件。他看上了朋友家的婢女而又无法由正当途径得到，于是使用法术将其强行占有。为此被判处死刑，死时四十九岁。郭璞的弟子和他的学派后分为两派，一在福建，一在江西。前一派称为宗庙之法，传于闽中，其说纯取八卦五星以定生克之理。此派后在浙中流传，但现在已经消寂。第二派称为江西之法。始於江西赣州府。其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其在此称：“当人们需要修筑坟墓，建造房屋时，他们会立刻请来风水先生。在仔细勘查地基后，风水先生将得出结论，指出用这一地点来建坟或房屋是否有利。这些风水先生的话，就如同神谕一般，不容置疑，同样他作出的指示也必须立即实施。” 其举例黄巢、蔡京和明王朝的历史传说，述说风水信仰的荒谬，对中国民间信仰中的风水理论进行批判道：“世人都在不断重述黄巢和李自成的例子。他们一个处于唐僖宗(公元874年—888年)年间，一个处于明朝崇祯(公元1628年—1644年)末年，他们俩都被打败的原因，是他们的祖坟被掘了。这一理论是毫无依据的。在唐高祖李渊(公元618年—627年)起兵攻打隋朝时，其祖坟亦被长安留守挖掘出来，但是他依然无恙”，“蔡京，北宋徽宗(北宋最后一位皇帝，公元1101年—1126年)时的大臣，他酷嗜风水。他将他的父亲葬于浙江杭州东北面二十英里处。在那里，以钱塘江为水，以秦望山(杭州南面三英里处)为案，似乎大吉，而全家毁灭”, “有谁没有见过位于南京东北面那壮丽的明皇陵，然而明朝的先祖们又可曾预见到其末代君主悲惨的亡国命运呢！明朝末代的君主如同遭到捕猎之兽，四处寻找避难之所，最后悲惨地死去”。风水理论中强调“镇宅”，即通过某种巫术手段，影响风水。对此，在论述“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时，禄是遒寻找传说的根据，探究其起源，称：“根据现在流行的习俗，人们会将一张写有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红纸条贴在门上。另一段类似的表达将在此章节的最后出现。这种习俗起源于姜子牙的一些轶事：如果我们相信一些历史学家的话，那么姜子牙在领军打仗上并无才华，但却善于为将领们出谋划策。而且，他发明了一种著名的调味料，酱油，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风味调料。因此在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百味之将，还有帅领百味而行。因为他善于集结，调配将领(古称将将)，他同样也需要证明，自己在制作酱油这类饮食材料上也是能手”，“那些将同样的题字贴在门上的人，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姜子牙在领导军队和将领上很有天赋，他同样被认为是阴间统治魔鬼军队的统帅。还有人描述说，在姜子牙帮助崛起的周王朝攻打衰败的殷商时，四面八方的灵魂涌入他的营帐，向他祈求，希望可以在阴间获得重要的职位。姜子牙亲切地接待了他们，并且答应了他们的恳求”。这些民间信仰的背后，既是社会风俗生活，又是民间传说。

三、禄是遒笔下的“岁时习俗”与“中国众神”

《中国民间崇拜》的各个章节相互关联，形成中国社会风俗生活的民族志整体。岁时风俗是其中的一部分，表现出中国民众对待自然和社会的态度，在日常生活中流露出的感情、信念和意志。自然，各种信仰崇拜，成为其主体内容。《中国民间崇拜》的《岁时习俗》其实就是民间节日，其分为“崇拜仪式”、“中国的节庆习俗”、“被赋予神奇力量的动物、树木和植物”等部分。这是中国民众以节庆为主体的最重要的时间安排方式。

在“崇拜仪式”中，其介绍了“招魂”、“抢童子”、“拜弟兄”、“赌咒”和“与建造房屋有关的迷信仪式”等内容，还特别提到“玉皇大帝”和“佛珠”等民间宗教的崇拜对象，罗列出“中国的神佛圣诞及宗教节日历表”。在甘沛澍看来，《中国民间崇拜》的《岁时习俗》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与魔法、巫术和妖术有关的各种民间习俗”，一部分是“一份完整的中国人信仰崇拜的神佛及人文英雄的历表”。在前一部分中，人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有着怎样的妖魔鬼怪”，“这些妖魔鬼怪会给人们及其家庭带来疾病、灾祸、骚扰折磨人们，并给人们带来各种不幸”，“这个鬼怪的世界跟凡人的世界很像，在其中可以捉到各种各样的小鬼，折磨它们，把它们监禁起来，关在坛子里，甚至可以烧死它们，这样便可以让它们结束作恶了”，对此，甘沛澍称“这几乎成了中国人唯一的宗教”。对于后一部分，甘沛澍依照“基督教会每年都会整个一年内的宗教节日及圣徒瞻礼日”，充满偏见地称“异教组织奇妙的模仿了基督教会的这种惯例，向广大信众提供了对虚假的神仙鬼怪、被神化的圣人和勇士以及民族英雄的崇拜”。

《中国民间崇拜》中，许多地方都提到“招魂”。《岁时习俗》中记述“招魂”，更多是作为“整个仪式体现了子女们的孝心”，“在祈求神明并供奉祭品的时候，家人们急切地盼望着逝者的亡魂能够回来”。然后，禄是遒举例历史传说故事中的汉代刘邦安葬母亲、刘彻安葬他的姐姐，和东晋司马睿为司马越招魂等，以及黄帝升仙神话传说，说明中国历史上的招魂传统。其记述了安徽一些地方的招魂巫术，阐明招魂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其称：“在现代所有的迷信活动中，招魂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如今，这一荒谬的活动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我们在古老的习俗中也发现，当人们陷入极度恐慌而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们为了唤回灵魂而借助一些巫咒；这仅仅是一种表象，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极度的痛苦的爆发，但是这种对上苍的咒语，表达了人们对自己深爱的人在去世时的一种感情，并不一定说明人们普遍相信死前灵魂真的会动荡于体外”。其援引八仙神话传说，称“铁拐李的例子证明这一点” 。

民间传说属于社会风俗生活，其相互之间具有阐释性意义。禄是遒为了述说某种社会风俗生活现象的来源，或者为了阐明某种现象的危害，常常用一些民间传说故事作为自己的证据。如其阐释“木人”即巫术中的人偶，就以历史上的汉武帝“巫蛊案”为例。在“与建造房屋有关的迷信习俗”中，他记述了“在建造房子的栋梁(上梁)时，要举行祭拜土木工匠的祖师鲁班的仪式”，提及鲁班发明创造的传说故事，又提及“泰山石敢当”的民间传说。在“拜弟兄”中，他特别提到三国时期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传说故事。在“天信”中，禄是遒讲述了宋真宗降临天书和泰山封禅的历史传说，与当世流行的普陀山天降经文传说故事做对比，称之为“骗局”；他还记述了“昌平县陈家庄村民李秀英”敬谢玉皇的传说故事。其他如“打水摏”、“做蜇子”等风俗活动，描述人们为了保丰收而进行的民间崇拜，也涉及民间传说。在“太阳经和太阴经”中，他详细讲述了“一些据说是因为诵经供奉太阳神而特别得到恩惠的例子”，其注意到这些民间传说的虚幻性特征，称：“所有的例子都是非常稀奇的事实，没有任何线索，但却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通常说的是某某人，家住某地，但并未提及精确的地方、村庄等。可以确定的只是他得到了某种恩惠，别无其他。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没有可能在数以百万计的乡民中找到此人。” 这种见解成为禄是遒的民间文学思想理论。

在社会风俗生活的描写中，许多风俗事项本身就是民间传说，或者包含了民间传说的内容。《中国民间崇拜》的《岁时习俗》详细记录了江南地区的节庆习俗，他分别选取了“除夕”、“大年初一”和“正月十五”，以及“端午节”、“腊八”等节庆日，介绍其中的风俗和传说故事。除了对除夕拜谢灶君传说、正月初七日女娲造人传说、端午节祭祀屈原传说、冬至日红豆粥和共工氏神话传说等传说故事之外，他还详细记录了民间社会乞丐们贺新年，唱“莲花落”的风俗，保存了这些“莲花落”的段子。诸如其记述：“乞丐们会捧上一把尘土，在有钱人家的门上撒上十次，表达以下十个祝愿：一撒金，二撒银，三撒莲花聚宝盆，四撒四季发财，五撒五谷丰登，六撒六合同春，七撒妻子团圆，八撒八匹大马，九撒九九长寿，十撒十期来财。走进大门步步宽，双脚立在落地砖，落地砖上七个字，子子孙孙做大官。”这成为近代民间文化难得见到的文本。

中国神话传说是西方人关注的文化热点，成为西方文化人类学的重要内容。《中国民间崇拜》中的《岁时习俗》记述了一些神话传说，表现出禄是遒作为传教士对中国神话传说的理解，也体现出西方人的神话学理论观念。在“被赋予神奇力量的动物、树木和植物”的章节中，禄是遒记述“在中国的各种动物中，有四种动物被认为是赋予了不可思议的力量”，即“麟、凤、龟、龙”，他说：“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吉祥的象征，其在传说中的出现也预示着贤明君王执政以及圣人的降生” 。其记述“龟壳占卜”道：“龟壳占卜出现在公元前2300年或公元前2600年的中国。在这些远古时代，相传黄河中有一只背上有奇特的赤绿文字的乌龟出现在黄帝面前，这些背上的文字就是龙图”，“大禹也看到一只乌龟从洛河水中负文而出，背上有数至于九，大禹由此创立洪范九畴，后来圣人行事都以此为准则，形成了人们后来的生活习惯”，“在那些远古时代，统治者用龟壳占卜来求得天意是一项传统习惯”，“这种所谓的占卜科学从远古流传至今，在中国依旧盛行，人们还是盲目的相信这种毫无根据的预言” 。其记述“人们认为乌龟也代表着女性的形象”道：“很多中国的民间传说中都能看到这样的故事：乌龟往往以女性的模样出现在河中，引诱那些好色之徒。中国的墓穴和陵墓边竖立着背驮铭文或亡人传记的石头乌龟，也会变成女性的形象引诱男性。这也是为什么乌龟在中国也被认为是淫贱的象征。在别人家门上或墙上画乌龟是对这家人的一种侮辱，相当于在辱骂他们的不检点和无德”，包括“乌龟保护河堤”。在“凤凰的外形”中，其记述道：“这种奇特的鸟相传出现在太平盛世，它的出现是贤明君王执政的象征”，“这种鸟的出现是在黄帝时期”，“当黄帝的儿子及继承人少昊承袭王位时，就有凤凰出现的吉祥征兆”，“凤凰在尧舜时期也相继出现过多次”。其记述民间传说中的凤凰形状，又曰：“凤凰是一种神秘的鸟，它只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出现，国局不稳社会动荡的时候它就消失不见。在三百六十种羽毛类物种中，凤凰是百鸟之王”，“凤凰有着像鱼一样的尾巴，尾巴上有十二根羽毛，每当闰月时就有十三根羽毛”，“这种神鸟是由太阳创造的，因此它总是以望着太阳或是一个火球的形象出现，太阳在天地万物中为阳，凤凰对生命的延续有着重要的影响”，“凤凰来自东方这个圣人的国度，它在最清澈纯净的池水中沐浴，在昆仑之巅翱翔，夜晚栖息于丹穴山。如果飞翔着的凤凰落到地面，所有的鸟儿都会立即停落到它的四周向它致敬。一些中国画中对这一传说都有着充满想象力的描绘”，“凤凰一开始只栖息在梧桐树上，只饮甘美如甜酒一样的泉水，吃竹子结的果实。它身高六英尺，雄鸟曰凤，雌鸟曰凰，两者合称凤凰”。在关于麒麟的介绍中，禄是遒记述了孔子的出生与麒麟口吐美玉的传说故事，同时，他描述了民间社会关于“麒麟送子”的风俗和传说。在介绍“龙”的时候，禄是遒称：“在中国，龙常常被视为传说中的动物，有的认为它是真正的神，因此关于龙的描述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以及许多作家著作中都有着数不清的混淆。”其描述“传说中龙的出现”，分别述及“伏羲时期”、“黄帝时期”、“尧帝时期”、“舜帝时期”和“禹帝时期”等神话传说时代，其称“相传孔子出生那天，有两条苍龙从天上盘旋而下，落附在孔子出生的房屋顶上”，其论述道：“龙的出现对中国历朝历代而言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每当统治者和大臣们想要提出一项计划或是想要稳固皇权，就会用天、龙、凤凰、麒麟、龟卜和蓍草这几种事物来帮助他们。这些能够使他们完满地行使其能力，并彻底的调和当时的需求。”同时，他还记述了民间社会对龙王和蛇神的崇拜，以及求雨的风俗和传说故事。

动植物的拟人化，是民间文学的重要表现方式。普普通通的动物或植物被赋予神奇的力量，成为像人一样具有灵魂的文学表现方式，这是欧洲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禄是遒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记述。“被赋予神奇力量的动物、树木和植物”包含着一些地方传说，大多是禄是遒在民间社会采集到的。诸如其记述的“狐狸精”，既是社会风俗生活中的民间信仰，又有关于“狐狸精”的传说故事。他举出地方社会有人对狐狸的敬奉，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保佑，有人借口狐狸精的灵魂附体，表现出疯癫，这些事例都是民间传说。又如其举例民间社会关于桃树的信仰，讲述了西王母赠送仙桃给汉武帝的传说故事；其讲述“在中国流传着大量有关虎精和食人虎的传说故事”等，都属于禄是遒对近代中国社会民间文化的记录。

《中国民间崇拜》的《中国众神》介绍了民间社会对各种神灵的信奉。其分列“主要的三尊神”、“文人崇拜的神”和“佛、菩萨、圣僧和佛教众神崇拜”，记述了作者作为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社会风俗生活和民间文学的理解。在“主要的三尊神”中，其勾勒出民间信仰中的“神谱”，如其述说“三圣”，论述儒释道三者之间的联系，又分别述说道教的“三清”、“三官”和佛教的“三宝”，阐释中国民间社会对佛教神、道教神和世俗神等多种神灵体系相混杂的原因和意义。他把道教的“三官”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天、地、水三官”、“上元、中元、下元三元”、“三个神化的凡人”和“三个传说中的帝王”。在“三个传说中的帝王”中，其称“尧、舜、禹也被称为三官”，其分别记述了与他们相关的神话传说故事，以及民间社会对他们的敬奉。在“文人崇拜的神”中，禄是遒主要介绍了“文昌神”、“魁星”和“关帝”。他把“文昌神”这位星君分为十七代，从第一代“在周朝开国皇帝武王之时，星神文昌下凡，化名张善勋”，到后来的张九龄、司马光，都在历史上具有显赫的声名。其中，第五代文昌神化身一条金蛇，揉进了复仇故事和洪水故事，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包括他对魁星和关公传说的记述，这些民间传说故事及其在社会风俗生活中的流传，体现出中国近代社会民间文学传承和演变的时代风格。在“佛、菩萨、圣僧和佛教众神崇拜”中，禄是遒勾勒出一副完整的佛教文化结构图，其介绍了“燃灯佛”“出身”为“女乞丐”、“释迦佛前世的老师”、“金蝉子”的种种传说，又介绍了“千佛寺的来历”、“弥勒佛”、“阿弥陀佛”，以及“药师佛”、“大势至”和“十二大天师”等神佛。其中，他用大量的笔墨记述了“仁慈女神观世音”中的“妙善”传说故事。在他的记述中，妙善公主是妙庄王的女儿，妙庄王得到玉皇所赐的妙清、妙音、妙善三个公主，分别为她们寻找到如意郎君，而妙善立下救天下受苦受难的百姓到西方极乐世界，皈化地狱里所有邪恶的灵魂，要独自在山洞修行的壮志，拒绝了婚姻。她的行为惹怒了妙庄王，从而在“白雀寺”受尽折磨和各种苦难。后来，妙善被处死，她的灵魂游历了阴曹地域，得到阎王的帮助，重新回到人间，隐居修行，功德圆满。最后，妙善用自己的双手和双眼救了她的父亲，成为受人膜拜的“女神”，成为“南海的女王” 。在关于妙善的民间传说中，中间出现妙庄王献祭等情节，出现“千里眼”、“顺风耳”和“土地神”、“玉皇”和“王灵官”等道教信仰中的传说人物。这则传说故事本来属于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原型，化用了地府传说、玉皇传说、求子传说、战争传说、婚姻传说等传说模式，借以述说佛教向善等教义。这是中国近代社会民间传说的典型，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世俗生活和民间信仰等多种文化元素共处共生，形成完整的叙事结构。

结语

禄是遒的《中国民间崇拜》以中国近代乡村社会为主要观察对象，记录其流行的各种社会风俗生活现象，把民间信仰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具体记录社会风俗生活的各个事项，并进行详细的解说、阐释。这在事实上形成上海、江苏和安徽等地的民族志考察，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田野作业。在其解说和阐释中，处处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局外人对中国社会风俗生活的判断，处处显示出“异教徒”的定位，表现出一种毫不掩饰的鄙视和嘲讽。他认为中国人的信仰与生活习惯充满荒谬、怪异，与所谓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是愚昧的。一切都因为禄是遒是一个来自中国之外的基督教传教士，自认为是上帝的代言人，他不是中国人的朋友，也不是中国人的敌人。

民间信仰是社会风俗生活与民间文学的主体，它具体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各种仪式和符号的运用与表达上。禄是遒眼中的中国，是一个西方基督教徒视野中的他者，也是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他者。其寻求的不是先生，而是学生，需要用基督教文明提高和改变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受教育者，自然就有了居高临下的傲慢与偏见。这是时代赋予他的列强思维。中国的幅员辽阔和五千年历史的悠久文明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民众的“愚昧”，信奉命运和鬼神，作为落后、保守、迷信的体现，成为社会风俗生活的思想观念基础。所以，在他的著述中形成一个逻辑：中国民众就是民间信仰的载体，一切生活都具有信仰的内容，民间信仰贯穿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禄是遒看来，一切非基督教的文明，都是落后的；所以，中国社会风俗生活与民间文学充满荒诞、怪异。这也正体现出整个欧洲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判断。其无意中为西方人类学、比较宗教学等人文学科提供了现实的证明。

中国传统的地方志总是以统治者的需要为写作目的与规范。西方传教士的视角从另一个方面记录了社会历史的发展。禄是遒笔下的社会风俗生活，包含着丰富的民间信仰和传说故事，既是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真实记录，也是他作为传教士对中国民众思想和情感的观察。他在具体的论说中，表明了他自己鲜明的立场，其有意识地把不同文化类型进行对照和比较研究，形成其独具特色的文化理论。尽管他有许多偏见，完全从西方文化的视野出发，但他毕竟是从实地考察得来材料，属于田野作业，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近代社会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俗生活和民间文学的存在情形，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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