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与屈原

五月初五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最先联想到的食物毫无疑问是粽子。随着科举的兴起，粽子还引申出一种新的寓意。一般科举考试发榜前，举子们会在桌上摆上年糕和粽子，寓意高中，有的还摆上笔和银锭，这叫必定高中。

清代徐扬曾画了一组《端阳故事图》，基本概括了这一节日的习俗。

第一幅是《射粉团》，唐代端午节流行“射粉团”游戏，以特制的小弓箭射角黍，谁射中了谁吃。

第二幅是《赐枭羹》，枭就是猫头鹰，古人认为是恶鸟，这一天吃了它，可以去恶。

第三幅是《采药草》，据说这一天采的药特别管用。

第四幅是《养鸲鹆》，鸲鹆俗称八哥，据说八哥在这一天会变聪明，因而人们在这一天调教它，会让它很快学会说话。

第五幅是《悬艾人》，悬挂艾草是为了辟邪。

第六幅是《系采丝》，戴五彩线可以辟邪，这是五色与五行信仰的结合。

第七幅是《裹角黍》，反映的就是我们熟悉的包粽子。

第八幅是《观竞渡》，龙舟竞渡，聚众临流称为龙舟胜会。

端午节这一天据说是为了纪念屈原，屈原是儒家树立起来的忠君爱国的代表。同时，在民间，屈原又被当作鬼神看待，吃粽子、划龙舟这两个习俗的来源常被认为与祭祀屈原有关。而其他习俗的形成，实际上又和屈原之前的五月初五习俗是有关系的。

近代曾出现过一次围绕“屈原是否真实存在”而进行的大讨论。第一个提出“史无屈原论”的是清末民初的经学大师廖平。随后，胡适在《读〈楚辞〉》一文中认为：“屈原只是个传说。”在司马迁以前，并无其他史料记载屈原之事，《史记》是第一次提到。

《史记 · 屈原贾生列传》的结尾处写道：“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汉文帝去世，汉武帝即位，提拔贾谊的两个孙子任郡守，其中贾嘉最为好学，继承了贾谊的家业，曾和司马迁有过书信往来，到汉昭帝时，担任九卿之职。

胡适认为这里有两个疑点：第一，汉文帝之后应该是汉景帝，而不是汉武帝；第二，司马迁死的时候，汉武帝还活着，所以司马迁不可能知道汉武帝儿子汉昭帝的谥号。因此，胡适推测《史记 · 屈原贾生列传》很可能是汉武帝的孙子汉宣帝时期的人补入的。胡适认为，屈原的形象是一个理想的忠臣，但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会有的，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士无常君，国无定臣”，“朝秦暮楚”“楚材晋用”，很少有这样的忠臣老老实实待在一国，忠侍一君的，因而屈原只能是汉儒们树立的一个“箭垛”，是大家拼凑起来的一个榜样式的人物。

胡适的弟子何天行在《楚辞新考》中认为，屈原这个人物实际是不存在的，他只是《楚辞》编者刘向或刘歆所虚构的。卫聚贤在《〈离骚〉底作者—屈原与刘安》中尽管完全赞同何天行“屈原否定论”的观点，但也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观点，如他认为伪造屈原之名的不是刘向而是贾谊，等等。

与此相反，闻一多、郭沫若、陆侃如等人则力证屈原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们对胡适等否定者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回击。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指出：“廖、胡两位，特别是胡适，对于《屈原传》所提出的疑问，骤看都觉得很犀利，但仔细检查起来，却一项也不能成立。”此外，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离骚》残简的出土，证明《离骚》至少在西汉初期就开始流传。汤炳正先生的《〈离骚〉决不是刘安的作品——再评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对刘安作《离骚》的说法进行了有力的辨正。

双方争论的最为核心的一个焦点就是，除了《史记》，关于屈原的记载，至今都没有更为原始的材料出现。像屈原这样伟大的一个人，从他死后到西汉司马迁再次提起的百年间，历史上的记载居然是空白，这似乎不合逻辑。

司马迁写的屈原的传记究竟有没有依据呢？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中重点焚烧的正是列国的史书，但汉兴以后，“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不断有民间藏书从墙壁的夹缝中被发现。司马迁写《史记》是非常认真的，其言必有依据，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道：“百年之间，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他收集了大量的古书，有学者曾特意考证他当时可能看到的书，以及之后随着时间流逝而消亡的参考书。他能看到的史料，我们看不到，亦属正常之事。

在《史记 · 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又说：“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可见，他还亲自走访了屈原自沉之地。从民间的口口传说中听来的也罢，从搜集的书中看到的也好，太史公都有可能知悉屈原的事迹。

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说明《史记 · 屈原贾生列传》为司马迁或者其他人所杜撰，因而不应轻易否定屈原的真实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聂石樵先生的《屈原论稿》以及赵逵夫先生的《屈原与他的时代》等著作对屈原的身世、生平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廓清，对“屈原否定论”进行了否定。这两部著作挖掘出了一些先秦史料中屈原存在的证据，足资参看。

司马迁《史记 · 屈原贾生列传》第一次完整记载了屈原的事迹。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等职，管理内政外交，很有才华，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遭上官大夫等贵族排挤毁谤，被疏远且流放。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下了楚国的都城郢。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司马迁亲自去了长沙，拜祭了屈原投河自杀的地方，并在那里凭吊了屈原。司马迁走访楚地，楚地民间流传着大量有关屈原的传说，这些就成为他写传记的依据。当然，他在材料选择上有所取舍，“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对于一些荒诞不经的传说，他并没有采信。司马迁的说法一出，屈原“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形象就此广泛流传开来。

到了东汉，儒家已经定为一尊。王逸的《楚辞章句》认为，人臣应以“忠正”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屈原“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儒家梦寐以求的典范人格，屈原“忠君爱国”的形象得以确立。王逸为了将屈原吸收进儒家传统当中，将屈原的作品与儒家经典进行比对，他在《楚辞章句 · 离骚经叙》中说：“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

总之，经过司马迁、王逸的阐释和再阐释，屈原被贴上了忠君爱国的符号，成为儒家文化的偶像。

除了忠君爱国的形象，屈原还有一种形象就是怀才不遇。在中国古代，那些与屈原有着相同或相似命运的人，总能在屈原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因而他们“阐释”屈原，哀吊屈原，往往也是在诉说自己，感怀自己。

第一个吊屈原的是怀才不遇、被流放到长沙的贾谊。他在《吊屈原赋》中说屈原“生不逢时”，这又何尝不是在说他本人呢？

诗圣杜甫一心报国，然一生坎坷，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他途经湘夫人祠，写下《祠南夕望》诗：“百丈牵江色，孤舟泛日斜。兴来犹杖屦，目断更云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聂石樵先生在《杜甫诗选》中评价说：“此诗系因湘夫人祠而思及《楚辞》，由《楚辞》而思及屈原，由思古之幽情而及眼前之遭遇。内涵丰富而不着痕迹。黄生云：‘此近体中，吊屈原赋也，结亦自喻。’”一生漂泊的老杜，颠沛流离，在人生的最后，他一声长叹，是在吊屈原，也应是自喻，他对屈原的理解和阐释，也是对自己一生缩影的投射。

后世如老杜一般借吊屈原而抒发心中块垒的人数不胜数，如宋代陈与义《临江仙》：“高咏楚词酬午日，天涯节序匆匆。”陆游《哀郢二首》：“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辛弃疾《贺新郎 · 赋水仙》：“灵均千古怀沙恨。”清人屈大均《吊雪庵和尚》：“一叶《离骚》酒一杯，滩声空助故城哀。”

屈原的磨难是古代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常常会面对的问题，因为他们有着和屈原相同的境遇，因而也就把屈原“阐释”成了和自己一样的凡人。

端午节以吃粽子、划龙舟的方式祭祀屈原，在民间屈原是被当作鬼神来看待的。闻一多在《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等文章中提到，赛龙舟、吃粽子的习俗实际上在祭祀屈原之前就存在了，是吴越地区祭祀图腾龙的一种习俗，后来这一习俗渐渐与祭祀屈原有关。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端午条载：“是日竞渡。”下注：“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人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至今竞渡是其遗俗。”

南朝梁人吴均《续齐谐记》记载了五月五日吃粽子的原因。屈原死了，人们感到哀伤，就在水中投竹筒饭，祭祀他。东汉建武年间，长沙有个叫区曲的人，正准备去祭祀屈原，结果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士人，自称三闾大夫屈原。士人对区曲说，很感激人们对他的祭祀，但这些年大家送来的东西，都被蛟龙偷去吃了，希望大家以后往水中投饭食，在外面包上楝树叶，再用五彩线缠上，这两样东西是蛟龙所害怕的。龙舟与蛟龙，从名字上来看，似乎仍保留着更原始的祭祀痕迹，但南北朝之后，人们用赛龙舟、吃粽子的习俗祭祀屈原已成主流。这与汉代以来屈原忠君爱国符号化，地位提高，又是密切相关的。

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屈原“忠”，但被排斥，后来投水自杀，楚国人思念他，仰慕他，把他当成水鬼进行膜拜，“楚人思慕，谓之水仙”。正因为大家崇拜屈原，也才有了对他的祭祀，并形成了一定的习俗。

至于为何这样的习俗会被用来祭祀屈原，除了上面根据汉以后屈原形象形成的文献记载，我们不妨从文化渊源上做一个推测。屈原是楚国人，楚国人的性格特征有两个：第一，报复心极强，嫉恶如仇，有仇必报；第二，极为迷信鬼神。

《左传》中提到“楚材晋用”，在楚国被排挤走的大臣到了晋国，没有不回头报复楚国的。申公巫臣出走晋国后，自己在楚国的家人全部被楚国的权贵杀死，于是他将儿子派到楚国的死敌吴国那里，教吴国人如何攻打楚国人，如何叛楚，吴国就此强大了起来，数次侵犯楚国，使得楚军疲于奔命。还有著名的伍子胥，父亲、哥哥被楚平王杀死，他自己跑到吴国，后来率领吴国军队打到楚国的国都，其时楚平王已死，他竟挖出其尸体进行鞭尸。战国末期，楚国为秦国所灭，楚国当地流传起“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后来，推翻暴秦的终究是报仇心切的楚国人。楚国人“有仇必报”的性格特征可见一斑。而受了冤屈的贵族屈原，就那么轻易选择了死亡？

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屈原是有怨愤的，班固也看到他的愤怒是不加隐藏的。闻一多在谈到《离骚》的时候也说屈原像是在“骂街”，别人骂骂也就罢了，但屈原不同，因为屈原的职位是“左徒”和“三闾大夫”，有学者提出其实际是宗教职务的长官，负责沟通鬼神、祖先等国家祭祀活动。《离骚》《天问》等作品中充满了各种神灵传说，可见屈原对巫史文献了如指掌。屈原被冤枉，被流放，他向神痛陈自己在尘世的遭遇，表达哀怨和愤怒。这些怨恨如果闻于鬼神、祖先、神灵，楚国人能不害怕？

楚国人是非常相信鬼神的，而且到了迷狂的状态。《新论 · 言体论》说楚灵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亲自主持巫术活动。《汉书 · 郊祀志》中提到楚怀王信鬼神，向鬼神求福退秦兵。

屈原被人陷害，虽没有像申公巫臣、伍子胥那样从武力上进行报复，但作为一个能沟通鬼神的官员，把自己的委屈和愤怒告诉鬼神、祖先、神灵，从文化精神上进行报复是极有可能的，而其带着诅咒直接投水而死，对于迷信鬼神的楚地之人来说，怎能不害怕？这实际上是更为强烈的报复。

《左传》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像屈原这样死去，显然是带着怨恨而无所归的“厉鬼”。人们历来对这种无主之鬼的祭祀都是软硬兼施：一是模拟战争予以恐吓，南方多水战，古越族的龙舟竞渡的风俗就被引用了进来；一是对“亡者”进行安抚，类似于粽子的食物就被投入了水中。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缕，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又曰，亦因屈原。”

在屈原之前，民间就一直流传着五月初五这一天是凶日的说法。《史记》中说孟尝君五月初五日出生，父亲认为不吉利，让妻子将其抛弃。直到汉代，还流传着“不举五月子”，五月出生的孩子，不能将其养大等说法。屈原死后，五月初五，除了以前的避讳，似乎又多了对兵、鬼的忌惮。

清代郎世宁绘《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之《五月竞渡》（局部），故宫博物馆藏。雍正帝非常重视端午，曾与大臣们在龙舟上欢宴。

随着屈原忠君爱国等形象的不断阐释，人们对屈原的认识又随之发生了改变，逐渐由“畏”变成“敬”。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龙舟与粽子也就被说成是对他的祭祀与纪念了。

从后世一些遗留的习俗中，我们仍可见早期龙舟竞渡的意义。明代杨嗣昌《武陵竞渡略》记载：“桃符、兵罐二物，船人临赛掷之以祈胜，非也，桃符能杀百鬼，乃禳灾之具。”龙舟竞渡还要带着桃符，桃符可以避鬼，可以禳灾。有的地方还请巫史来船上作法压胜。明清时期，尤其是楚地，认为竞渡有驱疫的功能。明代谢肇淛《五杂组》记载：“至于竞渡，楚蜀为甚，吾闽亦喜为之，云以驱疫，有司禁之不能也。”四川、两湖、福建都有这种仪式，连政府都不能禁止。这也许正与最初楚地对屈原的信仰有关。

总之，在历史流变中，屈原不断被加入新的阐释，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屈原形象，并且互动，互相影响。五月初五端午节，以祭祀屈原为核心形成的吃粽子、划龙舟等符号，其根本内涵还是屈原的人格力量。在古代，屈原有着忠君、护民等象征意义，如今，他又是维系民众爱国、团结等精神之纽带，仍具有重要的符号象征意义。

（摘自赵运涛著《符号里的中国》，中华书局2021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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