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相传的郎加木刻

去江达，是要去一个村庄，是为了波罗乡古泽村的郎加木刻。

吞米·桑布扎创制的藏文，成为西藏的通用语言。最初的文献只是刻在木简、石碑、贝叶之上，后来为了便于传播，采用了木制刻板印刷，所以有了木刻板这种技艺。

以木制刻板印制出来的经书、医学、天文历算等重要典籍，具备良好的复制性，且相对便捷，这一方式得以传承至今应该是这个道理。郎加雕刻技术世代传承，艺人的技艺在长年累月的刻制过程中逐渐丰富和发展，成就了今天的盛誉。

朗加雕刻形式较为多样，应用也较广泛，除文字雕刻，还有图文并存的雕刻。那些在西藏山口上高高悬挂的五色经幡，大部分都是用这种雕版印制而成。

郎加木刻板制作工序极为复杂，据雕刻师讲述，经文木刻板制作前后需要9~10道工序，佛像则需要更复杂的16~18道工序或者更多。因此雕刻师的工具非常繁杂，我仔细数过，他们一个牛皮包里插着的刀有20多种。每一位雕刻师都有自己专用的刻刀，一块最普通的作品也需要半个月才可能完成。

雕刻所用的木料有讲究，一定要用青冈木，这种木头质地坚硬，本地人也常用此木来制作木炭，制成的木炭非常耐烧。雕刻师把运来的木料先剖成几厘米厚度的木板，视雕刻的作品而定，然后将其置入温水中浸泡——这一流程较为特别，未经温水浸制的木板比较易裂。接下来要将木板阴干，不能在强烈阳光下暴晒，木板干燥后对其进行打磨抛光，然后备用。

雕刻时，雕刻师首先将需要雕刻的内容写于纸上，然后反过来（正面朝下）粘上木板。黏合剂是本地特制，用一种叫“冰”的特殊材料加入水和面粉熬制，有点像糨糊，涂抹黏合剂时雕刻师会很仔细、均匀，目的就是不起皱。待其干燥后，在这张纸上洒水，用湿毛巾用力擦拭，纸慢慢会磨掉，字迹此时就转印在木板上。

开始雕刻时，用一种叫“切贵”的工具，这是一把手柄较长，末尾处嵌了方形刀片的刻刀，很锋利，用它将大片需要去掉的空白切掉。完成之后，在木板上涂一层油，把刻板用湿毛巾盖住，放置一夜。次日，开始雕刻文字（或图案）的细部，这时用到的工具藏语叫“每贵”，这种刻刀有大小粗细，雕刻师会根据文字的大小图案的细度选择不同的“每贵”。

为了保持木板的湿度，来不及雕刻的部分会使用湿毛巾包起来。这些雕刻完成之后，再分别用“切萨”和“结松”这两种刻刀对刻板进行修整。“切萨”用于修整刻板外侧边角，使其光滑、美观；“结松”用于修整内部。如果发现雕刻中刻有错别字，雕刻师会用专用的工具“作松”进行修改。“作松”外形有点像大铁钉，一端有钉帽，另一端扁平，雕刻师将需要改错的部分直接敲下去，或者是砸进去，这样会形成空间，然后手削一根青冈木，依照要修改文字的笔画再敲进这个空间，再使用别的刻刀去掉多余部分。这样，就可以在出现错误的地方重新进行修改。这是我一直没解开的一个问题，我就在想，刻错了怎么办。这个方法好。

一个好的雕刻师，从少年时期就已经开始学习，此种雕刻技艺多以父带子传的方式传承，一个成熟的雕刻师要历时数十年方能出师，这就是工匠精神中最为执着的一种。雕刻师们静静坐于地上，手中雕刻的，正是自己的时光。我在相邻的德格印经院看到的经文印制拓板就有相当一部分出自此地，同样的雕刻技艺在拉萨附近的尼木县也曾见到过。

夜里，我住进了江达附近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子叫夏乌村。这个季节地里的青稞已经抽出了尖尖的穗，江达的民居与这些青稞田在色彩上相得益彰，我在这个村里尝试着去拍摄月光下的青稞田。

近年，村子下边的空地上已经开始兴建各种洒列营地，提供给过往游客玩耍。洒列就是耍坝子，康巴人这么叫，拉萨那边叫过林卡。我去过昌都地区一个大大的洒列营地，那是山顶处的一大片草场，草场中间有一个寺庙，叫珠古寺，那里草坪开阔，四周长着高大的冷杉。昌都的民众经常在这里过林卡，我去的时节，草坪扎满了洒列的帐篷，很热闹。

在西藏的夏天，人们都会抽出时间，带着家人，携带帐篷、炊具、各种吃食、饮料和酒到郊外去露营，踏青。我小的时候，经常和父母以及他们的同事，或者我的同学们，几家人合带一顶大帐篷用于日常集体活动，再携带小一些的帐篷用于夜里休息。大家在康定的传统节日四月初八那一天的早上会爬到跑马山顶，在那里搭上帐篷，吃着康定凉粉、锅盔，喝着酥油茶、酸奶，一起跳弦子，一起挤着看藏戏表演，就这样任性地住上好几天。其实在整个藏区，这样的休闲方式都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热爱这样的欢聚。

摘选自卡布《西藏，西藏！》，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