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世界史与当代中国》（商务印书馆，即出）后记，

原题为“正确认知的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新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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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知识生产”既不是回归自我，也不是回归传统；既不是学术内卷，也不是与世界学术脱钩；既不是拒绝西方，也不是西方的替代方案。但今日世界肯定不是资本主义扩张文化的逻辑必然，也不是每个国家都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去解释存在，去发展未来，而是根据自己的历史与现状去创造知识新形态、学术新形态、文明新形态。英国著名学者杰克·古迪断言：“欧洲人夸大自己对世界社会甚至‘西方文明’的总体贡献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理解，但却扭曲了事实。这种自我膨胀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他人的贬低；自我陶醉是一种零和游戏。”“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发现钟摆的摆动，一个时期在一个方面前进，另一个时期则在不同的阶段前进……这是一场持续至今的悬而未决的运动，在经济领域，东方已开始主导西方。”

人类文明与地球生命、宇宙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还有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带之后有笛卡尔，笛卡尔之后有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还有尼采，还有胡塞尔、海德格尔……各个领域都有类似的伟大人物……中国同样也是如此，思想家、哲学家层出不穷，犹如皓月星辰一直闪烁在历史星空中。

如果说1500年之前的世界，中国与西方世界在思想上、学术上、知识生产上打个平手的话，那么1500之后的世界则是知识大分流的时代，中国在这些领域似乎落后了，能进行一对一进行对决的知识领袖并不多，西方逐渐成为世界知识生产的引领者。这是为什么？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难道这个世界只有一个解释模式吗？只有一个发展类型吗？只有一个文明规范吗？当然不是！

我们今天又处在一个知识大分流的时代。AI改变了一切，数据的集成、算法的模型、算力的能级都在改变知识形态与认知模式。当代学人不能只做旁观者、崇拜者、美食家，我们不仅要做欣赏者、赞美者、评论家，更要亲自下场，成为学术的躬行者、话语的倡导者、知识的建设者、学术的拼搏者，努力构建当代中国文化，为后人创造当代传统。“物有甘苦，尝之者识”，要想成为新知识大分流时代的引领者，不仅需要努力，有时更需要策略。

长时段看历史、展未来，任何行动的力量、精神的实质在于叙事，任何知识都可以归根到叙事，任何话语、任何学术都是叙事的结晶，概念与话语的高度概括亦是不断叙事的结果。叙事造就了群体身份、造就了民族、造就了国家、造就了网络，也会成就未来。“各种叙述的目的就是话语竞争，不管全球史还是地方史，都是以普遍斗特殊，或以特殊斗普遍，意图或许都是证明自我的理想/乌托邦更有实现的可能性。差别在于作者的自我理想采取什么样的人道主义或伦理原则。这一点又涉及作者对理想社会、何谓人道主义、什么样的伦理和正义更好的理解。结果所有的叙述实践都成了社会角斗场的一次表演。有机会表演，必须有机会写作和发表。”（陈新语）

人类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与物质、经验与观念，让我们在此基础上可以继续深入理解世界、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当然，我们也可以改造、完善甚至超越这些传统。然而，如果我们承认西方在物质与精神方面为人类提供了不菲遗产的话，如果我们要形成新文明的话，就必须研究西方世界的形成，研究西方知识生产的来龙去脉，汲取其中的经验、方法和教训。比如，

1 如何看待近代五百年？这是一个从多样的、魅力的世界到乏味的、单调的全球化过程。西方的发展概念也许就是一个谎言。

2 如何看待西方文化？西方的概念已非空间所能涵括，西方是单数的，又是复数的；是连续的，又是中断的；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西方模式本身就是例外。

3 如何看待美国学术？美国拥有世界顶级大学、最好出版社、最有影响力学术期刊的总量还是多的，在当代世界知识生产版图中占据很大比例。当然，美国也面临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诸如此类的重大历史问题、理论问题、现实问题，还可以列举很多，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须深入研究与思考的，并要不断完善的。

人类历史充斥着诸如亚述起源论、埃及起源论、印度起源论……希腊中心主义、罗马中心主义等等，但由于近代五百年是西欧演变为西方的五百年，方方面面影响巨大，因此危害也最大。西方中心主义不仅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模式，而且成为一种世界治理模式，这更加令人担忧。

“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标志着一种在人类历史上的质的决裂，这恰恰是由于从那时以后欧洲人已经具有用他们的文明去征服世界的思想意识。认为征服世界是一个可能实现的目标。因此，他们形成了一种绝对的优越意识，尽管其他民族实际上还没有向欧洲屈服。欧洲人第一次画出真正的全球地图。他们知晓居住在地球上的所有民族，而且只有他们具有这一优势。他们知道，即使某一个帝国仍然具有保卫自己的军事手段，他们最终也能够形成比这些帝国更强大的力量。从这时开始，而不是在这以前，形成了欧洲中心论”。[〔埃及〕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王麟进、谭荣根、李宝源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人类文明千姿百态、丰富共存的局面也是从那时开始逐步瓦解的，如何破解这一局面，是一个艰巨且漫长的任务。

面对这种思想霸权、知识霸权，虽然西方世界内部也在解构、批判，但这种根植于思想中的观念是很难突破的。比如沃勒斯坦说：“年鉴学派运动的诞生，是为了反对19世纪制度化了的社会科学背后的主导思想。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把有关社会进程和社会结构的知识，给予不同类别的学科称谓，其中最重要的有：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当中最少有三个学科在19世纪以前是没有的。在19世纪的后半部（约在1850—1914年）有三种主要方法把这些学科制度化：大学以这些学科名称设立学系（或至少设立教授职位），成立国家学者机构（后来更成立国际学者机构），图书馆亦开始以这些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的系统。”[ 沃勒斯坦《超越年鉴学派？》，刊《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三联书店，1999]可见，固化的观念、延续的时间、流动的空间都是前进中的最大敌人。

同样，我们要成为人类新知识和认知共同体的建构者，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甚至可能是数百年的努力。在此，请允许引用王希老师和我的通信：“《谁在叙述谁的全球史：不对等与历史书写的陷阱》一文（指发表《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11期的拙文——引者）也在海外学者微信群中广泛分享，深受欢迎。你对西方知识霸权（包括世界史知识的建构与传播）的演进梳理透彻，提出的问题也非常尖锐，引人深思。文章的出发点和视野都是新的，这本身就是一种觉醒。你关于中国出版和发表的评论，一定是基于现实观察之上，发人深省。与此同时，我也分享你的期待——中国人要成为新的世界知识和认知共同体的建构者，需要数代人的努力。现在我们做的许多事实际上是减少内外知识的鸿沟。这个工作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新知的过程。” 敬重对手、研究对手、学习对手，有时的目的并不是超过对手，这样的无意之为反而可以构建出一种更加平等的文明。

上述想法是最近几年间引导笔者进行思考的主线。我从史学史、知识史、城市史、区域史四个维度梳理它们作为学科研究领域的起源、嬗变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文章大多基于学术史的角度去思考，出发点是世界，落脚点是中国，故取名《世界史与当代中国》。限于知识面、阅读面，书中很多想法还很幼稚，不够成熟，一些想法难免以偏概全，有很多不周到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本书文章先期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史学理论研究》《读书》《探索与争鸣》《学术月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评价》《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海》《上海书评》《全球史评论》等报刊，并选了若干访谈、序言等，其中一些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社会科学文摘》《世界史》（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在此感谢编辑的费心，感谢所有匿名审读者，感谢转载者！感谢读者！感谢商务印书馆！

“我们所处的时代只是人类历史的开端。过去有成千上万年，未来还有未知的时间。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也有各种各样的危险。”（理查德·费曼《价值的不确定性》，1963）“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如果我们认为过去的时间很长，那么未来的时间就更长；无论如何，未来也是一天一天来的，只要坚持，未来就有希望。

论衡（2023.12.10）| 又一个知识大分流时代

陈恒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