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思维如何塑造语法体系？——兼评王文斌教授新著《论英汉的时空性差异》（文/高航）
摘要：王文斌教授的新著《论英汉的时空性差异》一书提出，英语偏重时间性思维，汉语偏重空间性思维，因此英语是时间显著性语言，而汉语则是空间显著性语言。作者从词汇结构、句子结构、时和体的标记、篇章结构、学习者行为、语言与音乐和绘画之间的类比等多个方面对这一假设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从时间性和空间性角度全面系统地考察英汉语的本质性差异，这在学界尚属首次。在理论层面，该书的探讨有助于扭转主流研究重视语言共性轻视语言个性的潮流，推动更多学者在汉语研究中摆脱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束缚，建立真正符合汉语个性的语法体系。在应用层面，该书的观点对于帮助英语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避免负迁移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英语；汉语；时间性；空间性；对比语言学
引言
2019年6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王文斌教授的专著《论英汉的时空性差异》（下文简称《差异》）。该书系外研社“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中的一部著作，属其中的对比语言学系列。关于该书的写作背景，作者在后记中提到，早在2007年就注意到英汉语的时空性差异，在思考中逐渐认识到这一差异涉及英汉语的本质性差异，随后于2011年获得国家社科立项课题“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研究”（王文斌，2019：339）。本书既是该课题的结项成果，同时又是作者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子课题“汉外语言对比及外语学习者语言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王文斌，2019：xvi）。
《差异》一书的出版在多个方面有重要意义。在语言本体研究方面，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到英汉语的本质差异，从而反思《马氏文通》以来汉语语法研究的主流思路，在语言分析中尊重汉语的个性，建立能真正反映汉语自身特点的语法体系。在跨学科研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重要价值的研究问题，可以把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在应用方面，能为英汉语教学、翻译实践和语言信息处理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思路。
本文在简要介绍该书内容的基础上，从理论背景与研究传统、理论根据与方法论、研究价值等方面进行评价，并提出几点讨论意见。
主要内容
《差异》一书共10章，正文375页，加上序言、前言和绪论，近400页。书中有部分内容曾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过，在收录时做了相当大的修改和更新。下文拟简要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
作者引述洪堡特（Humboldt，1999）和徐通锵（2005）的观点，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折射出操该语言的民族观察、感知和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即体现了该民族的世界观。语言世界观具有主观性和片面性，取决于操这一语言的群体对现实进行编码时的观察视角：印欧语的世界观体现在观察事物时重视时间性，汉语的世界观则表现为观察事物时重视空间性。由此，作者提出一个假说：英语具有时间性特质，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英语表征现实时表现出勾连性、延续性和不可逆性，显示出一维的时间特质。所谓勾连性，是指借助关联词，使句中语言成分保持前后呼应的衔接关系；延续性是指以主谓结构为核心，通过词的形态变化确保句内的一致关系；不可逆性是指通过丰富的形态变化和词汇手段，使句子延续扩展，紧密勾连，展现出一维线性不可逆的特点。汉语表征现实时表现出块状性、离散性和可逆性，展示出具有三维性的空间特质。块状性是指独立的表意单位相互堆叠，短语和小句交叉出现，允许句内某些成分隐去，呈现板块状的特点；离散性是指句式松散，各语言单位虽语义关联，却鲜有显性连接词衔接；可逆性是指在语义统摄下，各大小语块堆砌拼接，彼此可断可连，位置可前可后，展现出可逆的空间聚合关系。
全书10个章节从各个角度对英汉语时空性差异的假说进行论证。
第一章用三个方面的证据支撑假说。首先，两种语言在时和体方面存在根本差异。英语句构一般需要谓语动词，并且该动词必须表现出特定的时和体。汉语中，无论是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往往缺少时体标记，时间概念通过时间副词或由上下文来表达。即便出现“着”、“了”、“过”等标记，也不是句构的强制要求。第二，汉语有丰富的个体量词，而英语鲜有个体量词。个体量词不仅对具有离散性的事物进行计量，而且其重要功能是表达事物的形状。第三，英语句构以谓语动词为中心，名词无法充当谓语，而汉语句构中的动词本身不携带时间信息，并且名词谓语句是常见现象。
第二章重点对比英语和汉语的词汇扩展机制。作者论证，在英语和梵文等印欧语中，动词词根是原始成分，大多数名词派生于动词或动性词根。作者引述金克木等哲学家的观点认为，古印度人关于名生于动、行为在先、唯有动词的根才是根本等观念在印欧语关于词的形态研究中根深蒂固，至今未曾发生变化。这种思想反映的哲学观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根本在于行为、动作，动是事物的根本特性，静是其外在表现。与英语不同，汉语注重名词，关注事物。作为汉语最早的一部词典，《尔雅》的基本释义手段倚重于空间，着眼于名物，对事物进行细致的分类和确切的解释。
第三章考察两种语言的存在动词，包括英语中的be和汉语中的“是/有/在”。作者认为前者具有时间性特质，后者具有空间性特质，两者差别的深层缘由是西方哲学思想和中国哲学思想对存在和时间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异。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西方哲学的存在论强调存在物的自我呈现过程，因此关注事物存在的时间性。而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体观。根据整体观，个体事物与其所处之整体的空间关系是其众多属性中的首要属性。表达“占有”的“有”代表形而下的具体万物，不包含从“无”到“有”的转化过程。“有”经老子、庄子、王弼等人阐发后，逐渐成为中国哲学中表示存在的范畴，与“道”和“无”一起构成中国哲学存在论的核心概念。
第四章检视英汉两种语言文字系统的差别。作者提出，英语是以表音素的字母文字为书写系统，这是以行为动作为中心的语言优选结果；汉语是以形表意的象形文字为书写系统，这是以名物为中心的语言优选结果。以行为动词为中心意味着对时间性的偏重，以名物为中心意味着对空间性的偏重（王文斌，2019：107）。在构词上，英语中每个字母本身具有音值，但没有义值，单词内部成分之间按从左向右的单维线性顺序排列，这与英民族的心理时间运行方向一致（王文斌，2019：122）。汉语的构词相反，明显具有空间结构，构字部件本身具有空间象形特征，部件之间允许多样化的空间方位关系。其笔画和部件有义值，但没有音值，在构词时既有左右替代，也有上下替代或相互交叉。
第五章探究离合词和像“大/小+V”这样的“形容词+动词”结构。首先，作者认为离合词的广泛存在说明汉语中字、语素、词、词组界限具有模糊性，名词和动词界限具有跨界性，句法结构具有块状性、离散性和可逆性。其次，作者认为，像“大吵”“小战”这类表达式的本质与“大河”“小路”等典型的定中结构相同，也属名词性表达式，但把行为动作看作物体，其中的动词是名词的一个次范畴（参见沈家煊，2016）。作者在前面论证基础上考察了更广泛的“形容词+动词”（如“粗读/细读”“深耕/浅耕”等）结构，以此证明汉语中空间形容词能修饰动词，进一步说明汉语的语言表征中行为动作的空间化特征。
第六章探究英汉进行体标记语法化差异。作者发现，英汉进行体标记的一个共性是有相似的空间概念来源，但最终演变为不同的句法结构。现代英语的进行体结构源于中古英语中位于现在分词前的处所介词on、a等，这些介词后来在语法化过程中逐渐脱落，由此从He is on hunting /He was a-coming home演变为现代英语中的He is hunting /He was coming home。汉语进行体标记“在”和“着”最初为处所动词，后来演变为进行体标记。两者对比，英语进行体的语法化程度较高，其空间来源的痕迹已难以觉察。而汉语进行体标记的语法化程度较低，自主性尚未彻底消失，其空间源头不但在普通话中能够看出，而且在汉语方言中随处可见。
第七章讨论英语句构与西方音乐的相似性和汉语句构与中国绘画的相似性。作者认为，西方音乐以一个主调旋律为核心，其他声部对其进行烘托，旋律在本质上是高低不等的音符在时间进程中进行连续延展的线性运动。英语句构类似于西方音乐，呈现出明显的时间性特质，具体表现为勾连性、延续性和不可逆性。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绘画通过块状和离散的物象排列组合，借助虚实搭配、计白当黑等手法，营造出共存并发的空间张力。其中物象距离可远可近，位置灵活可逆。汉语句构类似于中国绘画，呈现出鲜明的空间性特质，具体表现为块状性、离散性和可逆性。
第八章审视汉语流水句的空间性。作者认为，流水句的典型特征有三：第一，流水句的逻辑关系不用或少用有形的关联词语，其逻辑关系具有模糊性，超出一般复句；第二，其主语指认具有复杂性，主语既具一定的隐含性，又常跨句段乃至跨句子指认，句内衔接与连贯并不依赖有形的关联词语，而是受主语管辖；第三，流水句句段间的结构形式具有空间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块状性、离散性和可逆性。这三个特征中，空间性特征是根本，衍生出前两个特征（王文斌，2019：230）。
第九章探讨英语表征的时间性和汉语表征的空间性在语篇层面的反映。第一部分审视英语时制（即时态）中的时间关系及其语篇功能。作者认为，在篇章层面，英语时制不仅编码每一个小句内部的三种时间关系，而且在不同类型语篇中发挥不同的语篇功能。时制在叙述文中具有传递连贯性功能，在描写文中具有照应性功能，在报道类语篇中具有指称性功能（王文斌，2019：258）。第二部分对比分析英汉两种语言在语篇中的小句（句子）结构、篇章回指、关联词的使用、话题推进方式、诗词韵文等方面的明显差别，发现英语篇章结构具有连续性和勾连性，汉语篇章结构具有块状性和离散性。
第十章内容偏向于应用方面。第一部分聚焦于中国英语学习者所产出的英语“流水句”现象。作者基于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CLEC）考察学习者的英语书面语产出情况，发现不同阶段的学习者都会产生“流水句”，即在英语书面表达中往往过度使用逗号，忽视英语连接词和语篇衔接手段。第二部分采用主位推进理论，对比分析中国高中英语学习者和同龄英国本族语者议论文的语篇连贯特征，发现两者的主位推进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以跳跃型和平行型为主，后者以延续型为主。作者认为，这些差异是汉语空间性思维所致的语言结构块状性和离散性特征的迁移。
理论背景与研究传统
《差异》一书提出英汉民族的时空思维差异是导致两种语言表征差异的根本缘由。综观全书的核心思想及其各方面的论证，可以看出作者的研究重心放在英汉语的个性上。这对于主流研究长期过分重视语言共性的潮流是一个有益的反拨。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上语言研究的重心一直在语言共性上。无论是生成语法代表的形式主义语言学还是类型学代表的功能主义语言学，研究重点都是寻求语言的普遍性。前者关注绝对共性（absolute universals），即所有语言中都存在的原则，后者关注蕴含共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s）。但是，随着欧洲之外越来越多的语言得到描写，许多以往所谓的共性最终证明并不靠谱。Evans和Levinson（2009）总结了类型学家和描写语言学家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各种语言在语音、意义和语法组织方面存在重大差别。人类语言如同生物体，存在广泛的多样性。
在国内，语言研究的主流思路同样如此。无论是生成语法背景还是功能主义背景下的汉语研究，都试图在西方语言理论的框架中发现或论证汉语与英语等印欧语的语法所谓表面差异下的深层共性。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很多情况下难以尊重汉语的个性，把一些汉语中没有的语法范畴或模式强加于汉语。沈家煊自2007年开始反思汉语词类范畴问题，提出“名动包含说”，认为英语等印欧语中名词与动词属分立关系，而汉语中名词与动词是包含关系，动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经近十年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思想，最终体现于其专著《名词和动词》（沈家煊，2016）。其思想对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语法学界的汉语词类问题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虽在细节方面有可商榷之处，但其整体思路具有极大的启发价值。目前在该假说的指导下，已发现汉语许多方面的个性。王文斌教授关于英汉的时空性差异的探索也始于2007年，并已陆续发表不少论文，最终形成2019年出版的这部专著，其中的许多思想与沈先生契合，在强调名词在汉语语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方面，尤其如此。
从国外研究来看，《差异》一书呼应了语言、文化和思维方面的探索，属于民族句法（ethnosyntax）研究。狭义的民族句法的概念是由Wierzbicka（1979）提出，是指文化观念在形态句法的语义中直接编码，而广义的民族句法概念指语法与文化之间存在各种可能的联系，包括语义结构的典型性（typicality）对语法的影响、语法选择的社会指示性（social indexicality）、文化所决定的某些语法特征的使用模式、文化与语法描写之间的相互作用（Enfield，2002：4）。这些研究的前身是以Boas（1911）、Sapir（1921）和Whorf（1956）为代表的学者所进行的探索。前两位学者关注的是文化对于语言的影响，主要是对词汇的影响。后者更关注的是文化、思维与形态句法的关系，尤其是语言结构对思维模式的影响。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民族句法的探索在主流语言范式强调语言共性的潮流下长期未曾得到重视，尤其是像沃尔夫假说这样强调语言决定或影响思维的观点被许多学者回避。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以英语等印欧语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语法体系被作为参照标准，广泛应用于其他非印欧语言的描写。即使有个别学者试图摆脱印欧语语法体系的窠臼，在语法描写中尊重所描写的语言个性，这种努力却也往往受到忽视甚至蔑视。如程雨民（2003）在其专著中提出了字基语法的概念，认为汉语中没有西方语言学意义的词，而是以语素为基础造句，反复运用七种语法结构，逐层构成了字组、短语及句子。该书构拟了一套全新的汉语语法系统，证明汉语是一个结构规则十分简单、易于掌握和应用而又表达力强大的系统（宗世海 王妍丹，2007：68）。但是，这一重要探索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长期受到忽视。随着沈家煊（2016）和王文斌教授各自专著的出版，这种局面有望得到根本的改变。
理论根据与方法论
《差异》一书提出英民族思维偏重时间性和汉民族思维偏重空间性，从而导致两种语言的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从理论层面看，这一假设与认知语言学的核心思想相通。毋庸置疑，目前考察的各种语言的事实已表明，不同语言的语法结构所编码的一些根本性的语义存在共性。如在时间维度上保持稳定的实体一般被编码为名词，在名词的编码中，像特指性（specificity）、界性（boundedness）、生命度（animacy）、性（gender）这类语义特征的编码都能在语法结构中得到反映。另外，像情态和否定这两类重要的语义范畴也在结构上得到普遍编码。然而，不同语言的结构编码显然存在个性。如文献中常讨论的日语和朝鲜语中的敬语（honorifics）在英语中就不存在。因此，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同，对现实世界的关注面也不同，这种不同完全有可能在语言结构的编码中得到反映。
据认知语言学的一个核心假设，语法就是概念化（Langacker，1987；1991）。概念结构不能被看作真值条件，其所有方面都受制于识解（construal），即人们能以多种方式、从多个角度理解同一内容，从而产生不同意义（Langacker，2008：44）。这是从一种语言内部而言。从跨语言角度观察，这是否意味着不同语言的语法结构不同，其概念化也不同，进而能推导出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也存在差别？Langacker（1987）和Lakoff（1987）都曾强调，不同语言体现不同的概念系统（即思维方式），但人们同样能理解或学会其他概念系统。尽管如此，因语言结构的固化，一种语言所体现的概念系统必然在以该语言为母语的人们心智中占主导地位。此外，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无论词还是语法构式都是象征单位（symbolic unit），即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不同语言中的词有很大差别，体现文化差异，包括思维方式的差异。同理，不同语言中的语法构式有很大差别，同样体现文化（包括思维方式）的差异。
在民族句法的研究中，一个不可避免的方法论问题是该如何避免循环论证。我们若从语言结构入手，发现英汉两种语言在语言结构方面的差异，进而推断这种差异反映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然后又论证后者是因，前者是果。这就容易落入循环论证的陷阱。《差异》一书也基于英汉语言结构差异提出英语的时间性和汉语的空间性假说，并论证英汉民族思维的时空性差异导致两者语言结构的差异，但其论证过程令人信服。原因有三。首先，全书的分析把英汉两种语言在语言结构各个层面的差异都考虑在内，包括词（字）构、句构、篇构。这些不同层面的分析都能说明英汉思维的时空性差异，由此相互支持，增强了这一假说的可信度。再者，作者在论证中遵循了科学研究中普遍强调的相互佐证的证据原则（converging evidence），即来自相互独立的不同来源的证据都指向同样的结论时，其结论很可能就是合理的，即使这些证据来源中任何一个本身都不是特别强有力。全书所使用的证据来源多样，包括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神经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等。如作者引用了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发现，即在表音字母文字文本阅读过程中，大脑对文字的处理必须严格按照线性排列音素的先后顺序进行，是一种严格的序列处理活动，与时间的基本特征相符。与字母文字文本阅读的神经机制不同，象形文字文本阅读含有明显的图像处理过程，可由字形直接进入语义解读（王文斌，2019：112）。其次，与以上讨论密切相关的是，作者在论证中十分重视历时证据的支持。以往语言研究都已证明，如果两个共时分析的结论在逻辑上都是合理的，但其中一个结论有历时证据的支持，而另一个缺乏历时证据的支持，那么前者的合理性大于后者。在《差异》一书中，除了语言的共时分析以外，历时证据比比皆是。如作者十分重视词源学的证据，旁征博引各种历时研究，以证明英语等印欧语的词汇扩展方式是由动词词根衍生出名词，而汉语的词汇扩展方式是由名词衍生出动词。又如，作者在分析汉语句构的块状性、离散性和可逆性时，除使用现代汉语语料以外，还广泛使用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的语料。这些历时证据对英汉的时空性差异假说能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研究价值
《差异》一书在多个方面都有重大价值，对语言本体研究、跨学科研究及应用研究均具意义。
首先，该书提出的英汉时空性差异假说有重要理论价值。任何新思想都不是产生于理论真空。应该说，之前已有不少英汉语言的差异和两个民族思维方式差异的论述。郭绍虞（1979）、申小龙（1990）、徐通锵（2008）等学者都提到，汉语表征注重名词，强调空间性，英语表征注重动词，强调时间性，而像汉语属于意合语言、语用取向的语言，英语属于形合语言、句法取向的语言之类的表述更是常见。但是，《差异》一书在以往研究发现的这些差异背后进一步挖掘，把其都归结为民族思维中偏重时间性和偏重空间性的差别，并对这种差别进行系统的考察，这在国内外学界尚属首次。英汉的时空性差异假说触及两种语言的本质差异，并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思想。这实属难能可贵。
其次，该书中有许多原创性观点。读者阅读时会感觉似乎置身于一片森林，向前探索常会看到新的风景。如以往汉语词类研究中通常都认为双音节动词具有名词性，而单音节动词则不具名词性。但是，第五章中关于“大/小+V”格式以及更广泛的“形容词+单音节动词”的分析表明，单音节动词如同双音节动词能接受形容词的修饰，由此更能说明动词具有名词性，是属于名词的一个次范畴。又如，第九章中分析汉语回指及其英译时，重点考察了话题链（topic chain），即针对同一话题展开描述的一组小句。作者发现，无论是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汉语篇章不仅在话题链内部采用零形回指，而且跨话题的远距离零形回指也是常态，但其英译则使用各种显性回指形式（王文斌，2019：279－299）。这一发现在零形回指研究中（陈平，1987；Huang，2000）和目前提出的各种回指解析（anaphoric resolution）模型中罕有提及。
第三，《差异》一书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问题思考，开拓了新的巨大研究空间。爱因斯坦曾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该书的后记与一般专著的后记有明显不同，值得深入研读和考量。作者在后记不仅回顾了自己关于英汉时空性差异的思想形成历程，而且提出17个有待今后思考的问题（王文斌，2019：341－342）。如中国语言学研究自《马氏文通》以来已有120年的历史，在此期间既受益于印欧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受困于其研究范式，因此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在借鉴印欧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同时究竟该怎样顾重汉语的本色以揭露汉语的规律和本质？汉语的个性究竟能否悉数借用印欧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得到有效的解释？我们至今尚未建立一套成熟的汉语语法体系，问题究竟何在（王文斌，2019：341）？还有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可直接作为研究课题，如英汉的文字特征与各自整体的语言结构是否具有天然的相关性（王文斌，2019：342）？
第四，该书的思想不仅有重要理论价值，而且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其中的许多发现可应用于英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尤其是在翻译和写作教学中。如第十章考察了中国英语学习者书面语产出中的“流水句”，以及中国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议论文的主位推进模式。作者提出两个方面的建议：一是英语教学大纲应帮助教师和学生充分认识母语与英语的根源性差异，积极关注负迁移作用，在教材方面不必过分强调全英文教科书，而应通过英汉两种语言的系统对比，帮助学习者预防和减少负迁移；二是应正确认识母语迁移与语言能力发展的关系，开展显性的语篇连贯教学，并从英汉思维差异视角进行习作分析。事实上，作者在应用研究方面的探索已有很大进展，2018年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汉时空性特质差异与英汉二语习得的关系研究”的立项，目前已有多篇相关论文发表。
三点讨论意见
拜读全书后，我们认为有三方面有待商榷，在此求教于作者和方家。
首先，书中多次提到印欧语的世界观是俯瞰于时间对事物进行语言编码，但并未充分讨论英语之外的其他印欧语。如俄语中不需要每个句子都有动词，名词谓语句和形容词谓语句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当然，这些都仅限于现在时。另外，俄语中也有独语句现象。这些固然不会影响英汉时空性差异假设的合理性，但也显示出印欧语系内部的诸语言之间存在不少差异。若能对这些差异进行一些说明，整个论证会更令人信服。
其次，作者在引用词源学证据时多处提到，印欧语中绝大多数名词从动词或动词性词根演化而来，而汉语中词汇扩展的基本路径是动源于名。这是历史事实。但在现代英语，名词却能广泛用作动词（Clark ＆ Clark，1979），而在现代汉语，动词能广泛用作名词，但名词转化为动词的频率很低。历史上存在的词汇扩展机制为何在现代语言中不起作用？若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将使论证更具深度。
最后，该书中的个别术语似乎不太准确。如在第九章提到美国哲学家Daniel Dennett关于意向状态（intentional state）论述时，使用的术语为“零顺序意向”、“第一顺序意向”、“第二顺序意向”（王文斌，2019：260－261）。从Dennett的原著判断，order指的是意向性的层面或层级，因此其相应的汉语术语似乎应为“零阶意向”、“一阶意向”和“二阶意向”。
结语
综上所述，《差异》是一部有很高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对比语言学著作。正如作者所言，语言与语言之间具有相似性，这是人类语言的本质；语言与语言之间具有差异性，这也是人类语言的本质（王文斌，2019：xvii）。以往主流语言研究在西方语法理论框架下进行汉语研究，研究目的是为了根据汉语的事实对所谓的普遍语法理论进行修正，而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尊重汉语自身特点的语法体系。我们相信，这部专著的出版将推动更多的研究者反思目前汉语语法研究遇到的困境，另辟蹊径，真正建立起符合汉语个性的语法体系。同时，书中的许多思想对于汉语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都具重要的应用价值。
注：本文选自《外语与外语教学》2020年第1期101-108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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