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书摘 | 《论英汉的时空性差异》（一）
这个夏天，定位几本好书研读，静习之，深悟之。iResearch全新推出“学术书摘”栏目，为您呈上外语学术新著摘选，陪伴您在智慧的旅途。
本期精选《论英汉的时空性差异》一书中的部分内容，邀您共读！
作者：王文斌
ISBN：978-7-5135-7518-8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6月
定价：92.90元
图书简介
对比语言学在语言研究中具有不可轻忽的作用。本书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角度审视英汉语的表现行为，触及这两种语言的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力图揭示英汉语的本质性差异。
全书共十章。第一章通过对英汉语言表象的观察剖析英语的时间性特质和汉语的空间性特质；第二章从英汉语言基因的角度探讨两者的本质性差异；第三章聚焦英语中的be和汉语中的“是/有/在”，考察英汉语存在时空性差异的深层缘由；第四至九章分别从英汉语的词汇、句子和语篇等方面展开论述，阐释英汉语在不同层面所体现出的时空性差异及其深层缘由；第十章以英汉时空性差异为视角，论析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习得现象，借以探讨母语迁移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以期为外语教学提供启示。
本书力图兼具学术性、前沿性和引领性，适合外语学科语言学和汉语语言研究领域硕博研究生、年轻教师、研究者阅读和参考，也可供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语言文化感兴趣的学者浏览和借鉴。
内容框架
绪 论
第一章 英语重时间性与汉语重空间性
第二章 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
第三章 英语的be与汉语的“是/有/在”
第四章 英语的词构与汉语的词构
第五章 汉语词汇的空间性特质
第六章 英汉进行体标记的语法化差异及其时空特质
第七章 英语句构具有西方音乐特征与汉语句构具有中国绘画特征
第八章 汉语流水句的空间性
第九章 英汉篇章结构的时空性差异
第十章 英汉时空差异视角下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学习行为考察
后 记
绪论
从时间性和空间性角度，力图较为系统并深入地考察英汉语的本质性差异，这在学界尚属首次。在思考、探讨、质疑、深究和写作等过程中，就此话题本身而言，笔者既无成熟的文献可以参考，更无相关的学术流派可以依靠，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自然不少。好在学界有许多开明的同仁和朋友，他们鼓励对新思想、新观点、新路子的探索，始终勉励笔者迎难而上，继续前行。在几十次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中，笔者就自己的各个相关观点做过汇报，已引起不少学者的兴趣、呼应和肯定，这给予了笔者莫大的激励和信心去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学术究索。
在当今语言学界，各种不同的流派和观点彼此对立、交流，在互为批判的同时已逐渐衍生出许多新的思想和卓见。在对比语言学领域，也自然如此。笔者在思考和借鉴前人与时贤的研究成果时，愈发认识到语言与人类社会不可分割，语言历来便形成并发展于人类各自的社会文化圈内部。印欧语形成并发展于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土壤，汉语也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土壤，并有其独特的形成和发展方式，彼此之间的差异势所必然。诚然，人类繁衍生息于同一个星球，面对大同小异的客观世界，其语言表征自然有其相似性，但不能因此而漠视其差异性。纵观学界过往的研究，对语际相似性的探寻往往多于对其差异性的考究。笔者认为，语言之间具有相似性，这是人类语言的本质，而语言之间具有差异性，这也是人类语言的本质。而欲洞察各语言的鲜明个性，对语际差异性进行深度透视，其重要性远远高于对语际相似性的探究。
德里达（2005<译者序>：2）曾说过：“语言保持差别，差别保持语言。”英语属于印欧语，自然与汉语有明显的区别。本书主要探讨英汉之间的差异，并追索其根本性区别。
英汉之间差异明显，如（1）和（2）：
（1）James, while John had had "had", had had "had had"; "had had"had had a better effect on the teacher.
（1a）詹姆斯已选择了“had had”，而约翰却已选择了“had”。老师认为选择“had had”更合适。
（1b）詹姆斯已选择了过去完成时“had had”，而约翰却已选择了过去时“had”。老师认为选择过去完成时更合适。
（1c）*詹姆斯，而约翰已有“有”，已有“已有”；“已有”对老师已有了一个更好的效果。
（2）他不想学习日语。He didn’t want to learn Japanese.
（2a）日语他不想学习。* Japanese he didn’t want to learn.
（2b）他日语不想学习。* He Japanese didn’t want to learn.
（2c）日语不想学习。* Japanese didn’t want to learn.
在英语中，只要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就必须有谓语动词，而谓语动词必须有时体标记，如过去完成时体由“助动词had+动词过去分词”构成。在（1）中，had had就是过去完成时体的用法，其中前一个had是助动词，后一个had是动词have的过去分词，表示在过去某一时间之前 “已经有”或“已经做过”什么事，即表示“过去的过去已做过的事”。但是，英语的过去完成时体有时难以直接译成汉语。对于（1），英美人也许能一目了然，但中国人不仅在理解上难免存在困难，而且在汉译时也难以将这一时体准确地表达出来。（1a）是一种较为直接的译法，但对于不了解英语过去完成时体的中国人来说，读了之后可能不明就里。（1b）是一种带有解释性的汉译，对稍有英语时体知识的中国人来说，兴许较易于理解。而（1c）则完全是字对字的硬译，估计对大多数人来说都难以理解。
在（2）中，“他不想学习日语”在特定情况下可表述为（2a）和（2b），且在特殊情况下，可不顾“学习”的主体“他”而仅顾受事“日语”，表述为（2c）。而若译成英语，只有“He didn’t want to learn Japanese.”可以接受，（2a）、（2b）和（2c）均无法直译为英语。
从（1）和（2）可见，英汉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语言对比研究，就是侧重于对语言之间差异性的探索。本书聚焦于英汉之间的差异，如上所言，重在探寻其根本性区别。
季羡林（2002：2-4）曾强调，西方印欧语系与汉语是不同的，而之所以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思维模式的不同，因此，需要从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来把握汉语的特点。尽管季羡林不专事于语言学研究，但即便作为一位旁观者，他的这一番话对从事英汉对比研究的学者也无疑是一味很好的清醒剂。尽管此话是针对汉语研究的，但对英汉对比研究来说同样是一个很好的指引，告诫学者需要从思维的不同模式这一高度去检视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
吕叔湘（转引自王菊泉、郑立信 2004<序2>：1）在论及语言对比时曾指出，指明事物的异同并不难，可追究其何以有此异同却并非易事，而这恰恰是语言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吕叔湘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语言对比研究的根本目的。语言对比研究不能仅停滞于简单的现象罗列，而需要追问隐藏于诸种表象性差异背后的深层缘由，让人不仅知晓其然，而且把握其所以然。
笔者深受季羡林和吕叔湘以上观点的启迪，以英汉民族的不同思维模式为视野，力图透视英汉两种语言之间诸种差异的表象，揭示彼此之间的本质性差异，提出“英语具有时间性特质，而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这一假说。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说的“时间性特质”和“空间性特质” 并非纯抽象的概念，而是对英汉语言诸种不同表征现象的一种总结，是以英汉民族不同思维模式为视角的一种归纳。所谓“英语具有时间性特质”，是指英语的表征现实具体表现出“勾连性”和“延续性”，展现为线性结构，显示出具有一维性的时间特质（Comrie 1985：15）。所谓“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是指汉语的表征现实具体表现出“块状性”和“离散性”，表现为立体结构，展示出具有三维性的空间特质。英汉的这种差异可归纳为：
英语的时间性特质：具有线序结构，具体表现为勾连性和延续性；
汉语的空间性特质：具有立体结构，具体表现为块状性和离散性。
需强调的是，本书所说的英语具有时间性特质，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并不意味着英语绝对没有空间性，汉语绝对没有时间性。这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并不具有排他性。在此所强调的仅仅是英汉语的一种主导性倾向，即英语偏爱时间性思维，而汉语则偏爱空间性思维。这种语言思维偏爱行为的明显标志之一就是英语句子中的谓语动词时体标记，如（1），这是英语句法的强制性（obligatory）要求，而时体的本质就是时间性；在汉语中，尽管动词后也有“着”“了”“过”等类似于时体的动词标记，但严格来说，这三个字所标记的是汉语动词的“体”（aspect），而非“时”（tense）。更何况，这种体标记在汉语句法中并非具有强制性，而是可有可无的，如：
（3）奶奶上街买菜，碰到一个老朋友，聊得很开心，回到家还笑个不停。
（3a）奶奶上了街买了菜，碰到了一个老朋友，聊得了很开心，回到了家还笑了个不停。
（3b）奶奶上过街买过菜，碰到过一个老朋友，聊得过很开心，回到过家还笑过个不停。
尽管（3）所表述的行为动作发生在过去，但并非必须要使用“了” 或“过”，而且不用“了”或“过”，语言会更地道。若在句中使用“了” 或“过”，反而会使表述变得别扭，如（3a）和（3b）。这说明汉语句法对体标记并不无强制性要求。况且，汉语中常常会出现“名词谓语句”，即谓语是由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充当的句子，如（4）和（5）：
（4） 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嫔九人，世妇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周礼》）
（5） 我一碗肉丝面，他一碗扬州炒饭。
汉语中的“名词谓语句”，不论在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中都比较普遍，其使用虽受制于一定条件，但汉语若缺少内在的特定机制，就不可能出现如此较为普遍的“名词谓语句”。
龚鹏程（2009a：45）曾强调，印欧语以动词为主，汉语则以名词为主。而印欧语无疑包括英语。郭绍虞（1978：331-332）也曾提出，西洋语法重动词，而汉语语法则重名词。如是，英语偏重动词、时体，其本质就是睽重时间，而汉语偏重名词、物象，其本质就是注重空间，这是因为语言中的动词主要用来表达行为或动作，而任何行为或动作都无疑具有过程的一维时间性；名词主要用来表达事物，而任何事物都无疑具有长、高、宽三维特征的空间性。对此，古人和时贤已有论断：动词具有时间性，而名词具有空间性（Langacker 2008：104；Taylor 2013：168；陈平 1988；范晓 2003<序>：2；龚千炎 1995：1；万德勒 2003：165-167；王文斌 2013a，2013b；亚里士多德 1986：55-56；张伯江 1994）。其实，除了英语重动词和时体而汉语重名词和物象这一差异之外，两者的各种差异还体现于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首先来看看英汉在词构（字构）层面的差异， 见（6）和（7）：
（6）pneumonoultramicroscopicsilicovolcanoconiosis
（7） 燚（yì）
如（6）所示的英语单词共有45个字母，其意为“硅肺病”，全称应是 “超显微镜能看到的硅粉尘、火山灰尘进入肺部所引发的病”。该词由八个语素构成，即由pneumono- + ultra- + micro- + scop(e) + -ic + silico- + volcanoconi- + -osis组成，表示“肺+超+微+镜+形容词性后缀+硅+火山灰尘+病”，呈线性排列，表现出具有时间性特质的一维结构。其实，英语中的长词比比皆是，如honorificabilitudinitatibus一词共有27个字母，出现于莎士比亚所创作的剧本《空爱一场》（Love’s Labour’s Lost），其意是“不胜光荣”；floccinaucinihilipipification一词共有29个字母，其意是“把某事的价值加以抹杀的行为或习惯”；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docious一词由32个字母组成，首次见用于一部名为《欢乐满人间》（Mary Poppins）的电影里，其意很简单，就是表示 “好”。据说英语中最长的一个单词由1,913个字母组成，表示“色氨酸合成酶A蛋白质”，因篇幅受限，在此无法写出这一长词，有兴趣者可查阅医学专用词典。不论怎样，英语单词结构的一维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7）中的“燚”是个四叠字，由四个汉字“火”组成，表示“火貌”之意，呈叠床架屋式的立体构架，表现出具有空间性特质的三维结构。其实，在汉语中还有五叠字、六叠字和八叠字等，均体现出空间性结构。写在此，对“词”和“字”暂不做区分。由此可见，借用空间是汉字构造的主要手段。
关于词（字）与语言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目前学界看法不一，可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英语是表音文字，其单词的构造是线性序列，表现出具有时间特质的一维性，而汉语是象形文字，也是表意文字，其单词（字）的构造是立体构形，表现出具有空间特质的三维性。本书认为，一种语言的结构特征应该与记录这一语言的文字形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尽管文字一般后于语言而产生，但其形成和使用必然需要适应并有利于这一语言的存在和发展。换言之，一种文字与被其所记录的语言必然在语音、词汇和句法上存在有机关联，否则，这种文字迟早会消亡，退出使用的历史舞台。诚然，文字与语言两者之间何者更为重要，这有赖于特定的文字和语言。如上所言，英语是表音文字，适应于表音语言，有利于其具有时间性特质的线性结构，而汉语是象形文字，适应于表意语言，有利于其具有空间性特质的立体结构。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在其《通志 · 六书略》中提到：“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别字，在字不在音。”其意是梵人尚音，华人尚文，即梵人尚口传，而华人则尚目传。需提及的是，此处的“梵人”指古印度人。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无疑属于尚音者。德里达 （2005）在其《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一书中，主张以文字作为符号学最一般的概念，明确提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这足以说明文字符号在语言中的重要性。况且，龚鹏程（2009b：10）曾强调：“在我国，文字可能比语言更值得注意。”
首先，我们来看看英汉句构层面的差异，见（8）和（9）：
（8）①In Africa I met a boy, ②who was crying as if his heart would break and said, ③when I spoke to him, ④that he was hungry, ⑤because he had no food for two days. （引自蒋坚松 2000：261）（在非洲，我遇到一个小孩，他哭得很伤心。我问他为什么哭，他说肚子饿，已有两天没吃东西了。）
（9）接着，①他继续设想，②鸡又生鸡，③用鸡卖钱，④钱买母牛，⑤母牛繁殖，⑥卖牛得钱，⑦用钱放债，⑧这么一连串的发财计划，当然也不能算是生产的计划。（马南邨《燕山夜话 · 一个鸡蛋的家当》）
（8）是一个英语长句，由五个小句组成，主句是I met a boy，who was crying as if his heart would break and said是一个定语从句，修饰主句中的宾语boy，when I spoke to him是一个时间状语从句，修饰前一个定语从句中的动词said，that he was hungry是said的宾语从句，because he had had no food for two days是一个原因状语从句，用来表达宾语从句he was hungry的原因。此句看起来复杂，但经各从句引导词（who、when、that、because）的引导，小句与小句之间彼此勾连，形成一条清晰的线性延续性句子链，其一维的时间性特征十分明显。
（9）是一个汉语长句，由八个小句组成，主句应该是第①小句“他继续设想”，第②至⑦这六个小句是主句的并列宾语从句，第⑧小句是一个评论句，是作者对“他”这些想法的评论。对于（9），以汉语为母语的读者一看就能明白，不需要费神解读，因为他们对汉语的这类句式已习以为常，而且也惯于这种句式的思维。但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若看了此句，理解起来可能就没那么容易。这是因为各小句的主语指认比较困难，第②小句的主语是“鸡”，第④小句的主语是“钱”，第⑤小句的主语是“母牛”，而第③、⑥、⑦这三个小句的主语却是主句中的主语“他”，到了第⑧小句，其真正的主语隐而不显。从表面上看“发财计划”是主语，但经过分析便可发现这个长句的各小句彼此交叉，关系疏松，呈现出块状性和离散性，清晰地表现出立体式的三维空间特征。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英汉篇构层面的差异，见（10）和（11）：
（10）①Most people like to take a camera with them when they travel abroad. ②But all airports nowadays have X-ray security screening and X rays can damage film. ③On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is to purchase a specially designed lead-line pouch. ④These are cheap and can protect film from all but strongest X rays. （引自刘辰诞、赵秀凤 2011：154）
（11）①一个黄而瘦弱，目眶下陷，蓬着头发的小孩子，②每天他只是赤着脚，③在苇塘边游逛。④忍着饥饿，⑤去听鸟朋友与水边的蛙朋友的言语。⑥时而去听出苇中的风声，所响出的自然的音乐。⑦但是父亲是个伺候偷吸鸦片的小伙役。⑧母亲呢，⑨且是后母；⑩是为了生活，⑪去作最苦不过的出卖肉体的事。⑫待到夜静人稀的时候，⑬惟有星光送他回到家中去。（王统照《湖畔儿语》）
（10）这一英语语篇由四个小句组成，尽管仅出现一个连接词but，但借助词汇将前后语义连接得十分紧密。第②小句中的film一词与第①小句中的camera形成一个语义场，容易使人产生联想。第③小句中的this problem回指第②小句中的X rays can damage film这一问题，第④小句以these作主语，回指lead-line pouch，同时此句表明这些相机包很便宜，可以保护胶卷免受X光的损坏。由此可见，这一语篇借助连接词but以及前后关联性词汇的语义勾连，使得整个语篇中句句具有延续性，呈现出一维的线性结构。
（11）这一汉语语篇由13个小句构成，除了第⑦小句中出现“但是”和第⑨小句中出现“且”这两个连接词之外，其他小句之间没有使用任何连接词，纯凭内在的语义逻辑关系将语篇内的各小句连接在一起。再者，这一语篇中不但连接词很少，而且词汇连接也不丰富。虽然第①小句至第⑥小句说的都是“小孩子”的面貌及其每天的行为表现，但第③小句至第⑥小句均采用零形回指，未曾出现“他”这一回指词。其次，第⑦小句讲的是“父亲”，而第⑧至⑪这四个小句讲的都是“母亲”，也均采用零形回指。第⑫和⑬两个小句所讲述的内容回到了第①小句中的主话题“小孩子”，但却没有使用回指手段。由此不难看出这一语篇的块状性和离散性，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性结构。
应该说，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写作风格，英汉语的写作风格也可能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此仅借用一两个孤例难以说明问题。但是，语言写作的不同风格能在本质上反映出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思维方式能在总体上反映出不同的写作风格。美国学者Kaplan（1966）在《跨文化教育中的文化思维模式》（Cultural thought patterns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一文中，对不同母语的留学生的写作风格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发现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对书面话语模式具有深刻影响。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呈直线型（linear thought pattern），而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则呈螺旋型（circular thought pattern）。西方人的行文喜欢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紧扣话题往前推进，逐项分列，后文的话语一般由前文的话语自然引出。而在汉语中，通常讲究“断续”和“离合”。所谓“断续”，就是指行文至某处，暂时停止，将所叙之事搁置一边而转叙其他内容，然后再叙前文；所谓“离合”，就是指在行文中不必时时处处叙述与主题直接相联系的内容，而是采用若即若离的方式将某些内容进行适当的灵活处理（徐振宗 1995：77）。关世杰（1995：132-134）发现，荀子所著的《劝学篇》所反映的是曲折含蓄的写作风格和螺旋型的思维方式，而培根所著的《论读书》（Of studies）所表现出的是直线型的思维方式。王寅（1999）强调，英语篇章偏向于上下文前后接应，层层套接；而汉语语篇则喜用散连、骈列推展的语言表达形式。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所言的直线型思维方式或行文的前后接应方式，实际上就是本书所说的时间性一维思维，而螺旋型思维方式或行文的散连式骈列推进方式，实际上就是本书所说的空间性多维思维，这是因为时间是一维的，而空间是多维的。对此，本书将在正文部分展开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本书是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英汉语的时空性差异对二语习得的影响”和“汉外语言对比及外语学习者语言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并发展而成的。在此所呈现的成果，多半已以论文形式作为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发表于多部学术期刊。本书在此裒辑这些论文并加以贯连和推进，力图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如上所言，本书所探讨的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前人和时贤基本未曾对此做过专题研究，只是在某些方面或在论及其他话题时有所涉及，或者曾从某一侧面零星提及，但均未做出系统和深入的探究，而且从英汉对比的角度审视英汉语的时空性本质差异，更未曾有人详细述及。但是，学术贵在探索，贵在创新，即便失败，但愿本书也能成为后人的一个借鉴或教训。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深感自己视野狭窄，学识肤浅，力有不逮，纰漏或错误肯定不少，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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