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许小年将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划分为两个，一个是1978年到1990年代中晚期，他认为这是坚持了亚当斯密模式的增长阶段，然后从1990年代中晚期以来，转而进入实行凯恩斯模式的增长阶段。他重点分析了现阶段的三大风险以及不可持续的增长趋势，但乐观地说也可能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机会。
从1978年到1990年代晚期的经济增长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主要原因就是改革开放启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资源重新配置，从低效的农业流入高效的工商业，以及新的激励机制下土地、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说中国的工业化和历史上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民营化。废除计划体制，不仅使资源从低效的农业流向高效的工商业，而且从低效的国有部门流向高效的民营部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在德、日等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民营化的作用不那么显著，因为在工业化之前，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是私营为主体。或许有人会说，国有企业的效率不一定低，国企还是赚钱的啊，那是因为享受了国家的财政补贴和低息贷款，还有几乎是无偿使用的土地和矿产，以及行政保护下的市场和垄断性的定价。如果扣除这些优惠政策的影响，我们看到过实证研究，国企的资产收益率是负的。为什么民营企业的效率比国企高呢？道理还是和农村的包产到户一样，激励机制上有差别，经营自己的资产比别人的更用心，民营企业家想方设法要使自己的资产增值。民营化带来的另一层效率改进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协调从政府指令变成了市场的价格信号指导，从“有形之手”变到了“无形之手”。“无形之手”比“有形之手”效率高的道理又是斯密讲的，如果某种产品价格上涨，说明供不应求，企业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主动生产这种产品，满足市场需求，供需的衔接用不着政府指挥。在计划体制下，没有价格信号，政府想指挥也指挥不了，因为它不知道供需缺口在哪里，也不知道缺口有多大，更不知道由那家企业来生产什么是最合适的。市场经济中的价格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实现企业赚钱的私利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公利的统一，利己和利他的统一，就像斯密说的：我今天能吃一顿可口的早饭，并不是因为我的厨子爱我，而是因为他爱自己，他认为这份工作不错，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他才讨好我，用心给我准备早饭。在改革开放前半段长约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靠的不是政策性的投资拉动，而是市场机制和民间的活力，不靠资源投入数量的增加，而靠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的提高。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不是取代市场，主导经济活动，而是破除陈旧体制对经济的束缚，调整政策，修改法律，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减少管制，让民间创造力和市场机制得以自由发挥。大约在1990年代中晚期，经济增长模式悄然发生变化，一个标志性的趋势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降转升。因为中央财政的紧张，政府于1993年和1994年进行了财政税收的改革，改变了中央小、地方大的格局，各级政府总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获得了足以影响全国经济的财力。财政收入对GDP的比率在斯密模式的1978-1993年间是下降的，可以说是国退民进的阶段；这个比率从1990年代中、晚期开始逐渐上升，转向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模式”。我印象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流行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财政花钱，央行印钱，短期见效快，这种经济理论和政策特别适合政府的需要。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第一次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式开启凯恩斯主义的时代，从此之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范围越来越广，力度越来越大。面对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为了弥补外部需求的下降，政府出台“四万亿”刺激计划，财政和货币政策双管齐下，投入的资金有十几万亿之巨。凭借这史无前例的政策拉动，遏制了经济的下滑趋势，实现了强劲的V-型反弹。可惜好景不长，政策性繁荣持续了仅仅两、三个季度，经济重新进入下行通道。于是在2012年下半年又搞了“四万亿2.0”，这一次政策制造的景气持续时间更短，经济增长在2013年再次呈现下滑的颓势。如同鸦片，凯恩斯主义政策刺激了短期的需求，但在长期无法实现可持续的增长，不仅如此，救急性的措施多次采用，逐渐常规化，养成了对鸦片的依赖。政策性投入推动经济增长之所以不可持续，因为政府再强大它的资源投入能力也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无止境地借债，也不可能无限度地发钞票。第二，即便政府能够继续投入资源，迟早也会碰到一堵无形之墙，即经济学上所说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资本投入越多，收益率越底，当投资回报降到零时，再投资也拉不动经济了。数据表明，自“四万亿”刺激计划以来，每一元人民币投资所能产生的新增GDP的确在逐年下降，从2009年的两毛多降到2014年的几分钱。过度投资的结果是各个行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供给能力超过社会购买力，供大于求迫使企业不断降低价格；但另一方面成本呈现出刚性，特别是人工成本。企业受到价格和成本的两头挤压，经营利润率减少以至于发生亏损，亏损时间长了，最终只能选择减产甚至停产。凯恩斯主义的另一政策后遗症是政府高负债，十几万亿的资金投入，钱从哪里来？答案就在于2008年前后兴起的“土地财政”。土地财政筹集资金又分两种方法，一是征地、卖地，政府用很低的价格从农民那里将土地买来，再在市场上高价卖出，差价就是政府的收入。第二种方法是用土地作为抵押物，由各类的政府开发公司向银行借贷。在土地财政占地方政府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上要求降低房价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上却畏首畏尾，偶尔打压一下，更多的是提拉，原因就在于一旦房地产市场由热变冷，地方财政就有断流的现实危险。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三个主要风险，多年执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所积累的风险。第一，土地是有限的，可用的土地资源越卖越少，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而过去借的钱又到了偿还高峰期，所以说地方政府债务是中国经济的一大风险点。第二，如果政府欠债还不了，银行坏账就要上升，而银行资产质量恶化，正常的信贷功能受到影响，对经济的冲击将会是全局性的。第三，大量的土地和资本投入房地产市场，过度开发，现在除了北上广深等地之外，普遍出现了房地产的供过于求。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一旦破灭，不仅地方财政要发生问题，开发商销售、回款困难，拖欠银行贷款，进一步增加银行的不良资产。上述的三个风险彼此关连，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源头都是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式，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这三个风险都难以化解。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期，在思考解决方案之前，我们需要对中国经济的严峻现实有个清醒的认识。但是我们也不必悲观，不要低估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危机不可怕，如果能变危局为改革机会的话。形势好的时候，歌舞升平，没人想改革，日子过不下去了，改革的共识和动力才逐步凝聚，离危机的出口和新的经济增长入口也就更近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经济衰退未必是件坏事。要想经济复苏，必须先化解凯恩斯模式所积累的种种风险，这个过程在时间上可能不会太短。在清理了债务、过剩产能和银行坏账后，需要回归改革开放前半段的中国模式，也就是亚当•斯密模式。国际上一些人以为中国模式就是大政府、强干预，这是误解，他们不清楚中国经济改革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一路上又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他们也没有搞懂斯密模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生搬主流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硬套在中国的经济现实上。《文琳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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