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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大戲的前排觀察者」: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親歷的中國改革

2016-10-18 港中大出版社 → 不激不随




Henry M. Paulson, Jr.

保爾森基金會主席,曾任美國財政部長、高盛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

圖爲保爾森先生昨日(10月17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出席與著名經濟學家劉遵義教授的對談的現場


2015年,前美國財長、高盛總裁亨利·保爾森(Henry M. Paulson, Jr.)的回憶錄Dealing with China: An Insider Unmasks the New Economic Superpower一經推出,即廣獲關注,榮登當年《紐約時報》暢銷書榜,被《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稱為「任何巨權在握且有需要與中國打交道的人,都絕不應該錯過」。


這本書到底講述了怎樣的精彩故事?


2016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特別推出該書中文版《與中國打交道:親歷一個新經濟大國的崛起》,以饗華語讀者。書中保爾森深度記錄其參與國企資本重組、推動中美雙邊合作的經歷,以及他與諸多中國政商界領導人的互動,並對中國的發展前景提出自己的看法。

《與中國打交道》



與中國打交道:親歷一個新經濟大國的崛起

亨利‧保爾森 (Henry M. Paulson) 著

王宇光、朱淵、朱啟文、王慧 譯 ‧ 胡祖六、朱淵 譯校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10月



除基辛格外無人可與其媲美的中國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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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間,與中國打交道並對中國有深入、細緻了解的西方人不在少數,但身為商人、政治家、環保主義者、暢銷書作者的保爾森,講述的中國故事卻與眾不同。


保爾森1999年至2006年任高盛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2006年至2009年擔任美國第74任財政部長,卸任公職之後,保爾森創辦「知行合一」的保爾森基金會,致力於推動符合中美兩國利益的、經濟和環保並重的解決方案,加強兩國關係。在於中國打交道的二十多年間,保爾森一百多次前往中國,深度交往中國的政商精英。《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稱其為「在西方,除了基辛格外無人可以與其媲美。」《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則形象的將他比喻為「是中國崛起大戲的前排觀察者。」

 

《與中國打交道》記錄了保爾森自1990年代至今與中國接觸的一手經歷,保爾森在書中獨家講述其親歷的中國與世界接軌的背後故事,為觀察中國這個新經濟大國的發展和未來前行之路提供了獨具價值的歷史素材。對於西方讀者而言,這本書也是如何與崛起中國進行互動的經典教程和權威註解。而中文版的推出,能夠讓華語讀者也能追隨這一獨特視角,更深刻地理解中國崛起的內涵和對世界的影響。

 


Wu Yi, Bush, Zhou Wenzhong, HMP (Oval Office)



推動國企資本重組與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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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爾森如何帶領高盛,獲得中國政府和國企精英的信任和支持,協助國企進行資本重組,將其引入國際資本市場,推動國企改革,是此書的一項重要內容。書中提到的國企重組項目包括中國電信、中石油、粵海企業、中銀香港、中國工商銀行等等;書中描述的保爾森與政企高官們密談的細節也不勝枚舉。

 

其中,朱鎔基對高盛在中國電信IPO項目上的支持,展現了中國政府推動國企改革、將中國與國際市場接軌的決心和成就,令人印象深刻。

 

1997年2月,保爾森與朱鎔基在中南海會談,希望能夠與建設銀行和電信監管部門合作,參與中國電信海外IPO的項目。關於這場會議,書中有這樣的描述:「這個會談最重要的方面不在於朱鎔基說了什麼,最重要的是能有這個會談……他特別來見我們——內容是一樁爭議性的交易,這筆交易將成為他未來改革計劃的關鍵一環和樣板。這個掌管中國經濟的人,也是未來所有決定裏的關鍵人物,親自來評估了我們,而我們好像通過了檢驗。他鼓勵我們同中國建設銀行及電信監管部門合作,他把自己的影響和威望公開地借用給我們。這是個強大的信號,不僅傳遞給我們,也傳遞給中國的黨政機構。」

 

當年11月,在中國電信IPO項目成功完成之後,朱鎔基再次接見保爾森。「朱說了句中國成語:『一枝獨秀』。指的是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電信是中國穩定的象徵。『高盛做得很好。』他對我說……朱說,『如果我有10個你這樣的人,我將重振所有的國有企業。如果我有100個你這樣的人,我將重振整個中國。』」

 

對此,保爾森如此評價:「中國電信的交易為朱鎔基發動了引擎。它是國企改革的第一個高規格案例,是真正的里程碑。它的成功標誌著國際市場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認可,也印證了朱的觀點:缺乏決心、技能和新鮮視野的官僚做不了的事,西方資本市場能夠為中國工業做到。」

 



遊走兩國政界,力勸人民幣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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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美國財長期間,保爾森創立「美中經濟戰略對話」機制。兩國政治家在人民幣匯率、能源、環保、人權以及金融安全等議題上展開的各種合作與角力。


以人民幣升值為例,保爾森主張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

 

「如果中國確實需要一個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它得讓它的貨幣反映其經濟現實。一個可以自由兌換的、由市場定價的人民幣很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我們的利益。」同時,他認為「在中國讓人民幣自由浮動以前,它需要培育一個現代銀行體系,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最終會傾向於中國將它的資本市場向外國競爭開放。」

 

在美中戰略經濟對話框架下,為了阻止美國國會保守主義議員通過舒默法案(懲罰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保爾森力勸中國領導人開放匯率。

 

書中記錄了他勸說胡錦濤和吳儀的細節。「『主席先生,』我說道,『在我們12月第一次SED會議結束前,如果你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3%,結果會對中國很有好處,而且也能幫助我讓國會相信SED是奏效的。』……胡仔細地聽了我的建議,然後說道:「我理解。」他仍然很謹慎,也沒有做出承諾。但是他清楚地聽到了我的信息。接下來,我把吳儀叫到一邊,對她強調我們需要很快看到人民幣有升值舉動的重要性,雖然對於美中來說,有更為重要的問題需要關注。『如果匯率問題不重要的話,那你為什麼老是說它?』她問道。『這在美國是一個很大的象徵,』我解釋道,『如果我不說它,我回去後就沒有信用了。』離開中國的時候,我對中國人會讓匯率升值很有信心。回去後,我向布殊總統做了簡要報告,還給舒默和格拉咸參議員打了電話。他們於9月28日撤回了法案。」

 

保爾森的努力產生了效果。「他們聽進去了,還讓人民幣以更快的速度升值。從2006年9月到12月第一次SED會議結束,人民幣升值了1.3%,此後到2007年5月第二次SED結束又升值了2.2%。此後的模式就很熟悉了,每當新一輪SED臨近的時候升值也會加速,而且在會議期間速度更快。當我從財政部離職的時候,同我2006年9月和胡主席在北京的那次見面時相比,人民幣已經升值了13.8%。」

 

人所未見的中国领导人和精英人物速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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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保爾森以嫻熟的社交技巧融通中國各層級和行業精英,官員們的形象和觀點躍然紙上,豐富且生動。如《金融時報》所言,在宏大背景和嚴肅主題下,「這些饒有趣味的題外細節展現了中國領導人作爲普通人的一面,而這往往是他們在塑造對外形象中刻意抹去的。」保爾森以獨特的經歷、敏銳的視角和細膩的筆觸將這些充分折射人物性格的細節重現於讀者眼前,成為本書的亮點之一。


關於2006年與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在西湖邊的會面,保爾森這樣描述,「新聞攝影記者爭先恐後地想搶鏡頭,於是我們像當年尼克遜和周恩來那樣,在橋邊短暫停留,並肩站好讓他們拍照。習興致勃勃,而且非常友好。有朋友後來告訴我,他很感激我作為美國財長來中國的第一次訪問能首先和他見面。」

 


當時習近平對中國經濟現狀和前景的深刻理解和準確判斷也記錄於書中,「持續的繁榮抬高了勞動力價格,在低成本優勢消失之前中國應該在其他地方複製浙江繁榮的私有經濟。他的關注點在幫助浙江和其他沿海地區走向產品價值鏈的更高端……我們要為創新培育一個更好的環境,中小民營企業可以做領頭羊。」在此問題上,時任商務部長的薄熙來有著不同的見解,「他認為中國廉價的勞動力會一直帶給中國競爭優勢。」而保爾森對薄熙來和習近平「迥然不同的態度感到吃驚。」

 

保爾森與李克強2011年在人民大會堂見面的場景也生動有趣。「我就那樣向李克強描述了我們的基金會,他當時是主管經濟的常務副總理。當聽到我說我們是『思想和行動之庫』的時候,他哈哈大笑起來。他說他最喜歡的中國成語是『知行合一』。他解釋說,就是『把知識和行動結合起來』的意思。於是,他親自把這四個漢字的成語寫了下來,我們把它用在了保爾森基金會中文的網頁和在中國使用的信紙的抬頭上。」

 



書中這樣描述王岐山:「是個堅定的改革者,精明而前途無量,擁有完美的關係網。那次[1995年]我們在北京一家餐館見面,我的妻子溫蒂(Wendy)和一位高盛同事也在場。雖然要靠翻譯,溫蒂和王岐山仍聊得很投機。王學識淵博,和溫蒂交流教育理論,剖析中國、歐洲和美國的歷史和文化。角落的電視不停放著中國流行歌曲。最後王對溫蒂說,『不好意思,保爾森夫人,我能和您丈夫聊一會嗎?』然後我們討論了中國經濟的狀況和改革的前景。」

 



書中其他人物都各具特色,江澤民的爽朗、朱鎔基的務實、吳儀的堅定、李嘉誠的精明等也都一一呈現。

 

中國國內問題和美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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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書的最後一部分,保爾森分析了在經濟放緩的情況下中國深化改革所遇到的困難,並對習近平主席的治國政策進行了評述。

 

保爾森認為,「習近平和李克強對此非常清楚:他們是在全球金融危機暴露出中國增長模式缺陷五年之後掌權的。沒有國家能夠永遠違背經濟規律,而中國不可避免地將與某種形式的經濟危機作鬥爭。與此同時,中國驚人的成就已使人民的期望隨之高漲,並將變得越來越難以滿足。習近平的改革計劃就是想為中國提供實現更好治理的工具……」

 

保爾森相信,「中國領導人是務實的,他們在努力維穩的同時密切關注公眾的情緒。改革政治體制使之更開放和包容是維穩的最佳方式。進行政治改革會有風險,但太久地拖延變革必對中國和世界造成更大的風險。長期而言,要想中國的偉大成就變得可持續,經濟自由和繁榮必須帶來更大的個人自由和政治權利。」

 

關於加強美中關係,保爾森提出一個務實的理論框架以及一套指導原則,為未來經營美中關係、促進切實合作提供參考。其根本是「彌合分歧,將共利益轉化成實實在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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