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王笛《茶館1950–2000》:在茶館重新發現半個世紀的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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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是中國茶館數量最多的城市，茶館是成都獨特而且重要的公共空間，也是當地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茶館這個「微觀世界」，成都人打麻將、約會、看戲、讀書、算命、掏耳朵，討論大大小小的社會議題。

成都雙流縣觀音閣茶館，2020

微觀史名家、澳門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王笛研究成都茶館長達二十餘年，他曾說「在我的故事裏，宏大敘事躲在日常生活背後。」

繼備受讚譽的前作《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之後，王笛又推出了新書《茶館：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復興，1950–2000》。這本書通過考察成都的茶館、大眾文化以及公共生活的興衰起伏，揭示日常生活水面之下的種種博弈，「重新發現了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歷史」。

王笛 茶館

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復興，1950–2000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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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澳門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博士，專研近現代中國社會文化史、城市史及秘密會社。學術代表作有《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等。

本書將抽象的學術概念和理論，與檔案、田野考察資料相結合，從小的城市空間展示出了大的政治變遷。書中富含的生動細節，也為現代中國史、城市研究、文化人類學和休閒社會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見解。因「對中國和全球城市史的研究作出重要貢獻」，本書英文版榮獲美國城市史學會（The Urban History Association）2018–2019年度最佳著作獎。

今天的推送就和大家分享這本書〈導言〉的節選。我們可以從作者所要探討的問題和四種核心論述，了解本書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內容。

 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城市政治轉型 

我之所以選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成都茶館作為探索公共生活的對象，是因為茶館也如社會學家W．H．懷特（William H. Whyte）在討論咖啡館時指出的，是一個「小的城市空間」。我在2008年出版的《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一書中強調過：「在20世紀上半葉的成都，很少有其他公共設施像茶館一樣，對人們的日常生活那麼重要，也沒有其他的中國城市像成都一樣有那麼多的茶館。」在那本書中，我探索了晚清和民國時期發生在茶館中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轉變，提供了一幅作為公共生活最基本單位的茶館的日常文化全景圖。那本書的主題是：經久不衰的地方文化不斷地對抗著無情的西化大潮、現代化的轉型、國家在公眾生活的控制，以及文化日趨的同一性。也就是說，國家權力的上升與地方文化的衰弱這兩個趨勢，與城市改革與現代化是並存的，而這兩種趨勢都在茶館中顯示出來。

儘管本書繼續關注成都的茶館，但它要回答的問題和上一本《茶館》是不一樣的，因為本書所涉及的是新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今天成都仍然擁有超過任何其他中國城市的茶館數量。在20世紀下半葉，茶館在城市中的角色和重要性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與晚清和民國時期相比，現在中國城市裏有著更多的公共空間。今天的茶館不得不與其他公共場所爭奪顧客，室外的公共空間如街道、廣場、人行道、自由市場、購物中心、公園等，室內的公共空間如劇院、電影院、畫廊、博物館、展覽館、拱廊、餐館、咖啡館等。然而，就像前現代時期中國社會中的大多數公共空間一樣，茶館仍然是中國大眾文化的一個持久性象徵，它在深遠的政治變革、現代化以及全球化之中繼續發展。因此，茶館仍然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歷史研究課題，深入地了解茶館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的角色，能進一步幫助我們理解的不僅是成都，而且是整個中國城市社會，以及中國城市社會與社會主義政治演變之間的廣泛聯繫。此外，對茶館和社會主義下公共生活的研究，有助於我們了解這種微小的城市空間和公共生活，在整個20世紀下半葉是怎樣轉化的。

《蓋碗茶》，陳錦攝，1989，成都

社會主義國家和公共生活

本書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開始，按照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分期法：毛澤東時代的中國（1949–1976），西方有些學者稱之為社會主義早期階段；毛澤東去世後的改革開放時代（1977–2000），西方有些學者稱之為社會主義後期階段。這個研究聚焦於社會主義時期成都茶館的微觀歷史，觀察這個城市公共生活的進程，探索其中的故事以及變化的程度。從人民解放軍接管成都開始，成都經歷了1949至1976年間疾風暴雨般的政治運動，這些運動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我們將看到公共生活是如何走向衰落的。這個研究的後半部分，聚焦於毛澤東之後的改革開放時代，我們觀察到了公共生活令人振奮的復興。

茶館生活是成都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但並不是全部，與這個國家的其他組成部分一樣，它也在不斷地變化之中。在這個研究中，我們將會看到茶館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為什麼這種傳統的、最基層的文化單位，在飛速發展的現代化過程中，以及面臨其他各種公共空間挑戰的情況下，繼續煥發著活力，甚至日趨興旺發達。此外，以茶館生活作為著眼點，觀察政治和社會的變化，我們將看到改革開放給公共生活的復興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機會，創造並促進了公共領域的發展。J．加德納（John Gardner）在其對1950年代早期「五反」運動的研究中指出：「對這個政權來說，那時中國的資本家似乎並不是真正的問題，儘管沒有關於他們態度的實際分析，但資本家們似乎對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框架裏的運作頗為滿意。」但是，他們和新政權合作的願望很快就遭遇波折。他們沒有想到，包括早期研究那個時代的學者們也沒有能預測到的是，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後會轉向市場經濟。中共現在面臨著如何運用政治的力量，把市場經濟植根於社會主義體制之中的問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雖然仍然保持社會主義制度，但在經濟上實際已經容納了多種複雜的成分。我們看到私營企業的發展、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按照正統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很難解釋中國經濟體制的性質。所以西方的一些學者，不再使用「社會主義」這個詞， 而更多地用「晚期社會主義」（late socialism）或「後社會主義」（post-socialism）來描述現代的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隨著時代的發展，不再像過去那麼重要。一方面，黨和政府密切關注著一些重要的部門，如媒體、教育、出版物等；另一方面，他們放鬆了對一些領域如小商業、大眾娛樂，和商業文化的直接控制，留給茶館更多的空間以供人們公共生活與社會活動之需。

本書通過考察20世紀下半葉的成都茶館，試圖去回答如下問題：國家權力怎樣介入小商業的經營之中？社會主義娛樂是怎樣在地方社會中建立起來？傳統行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最後怎樣走向死亡？政治運動怎樣改變了茶館和公共生活？在改革開放時期，茶館是如何走向復興的？公共生活是怎樣影響城市形象，國家和人民又是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的？等等。通過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加深對國家機器下的成都公共生活和政治文化的理解，並從對成都的歷史考察，折射出其他中國城市的一些共同經歷。

《茶館》內封

四個核心論點貫穿本書。第一，在社會主義初期，國家對社會進行了嚴密的控制，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其他政權能像社會主義國家那樣，掌握了幾乎所有的資源，控制了城市公共生活的場所以及休閒活動的各種形式與內容。當共產黨進入成都後，雖然百廢待興，但新政權立即採取行動，開始對日常生活與大眾娛樂進行改造。在晚清至民國期間，大眾文化一直抵制精英和國家的控制。在1949年以後，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種抵制，但是當與最強大的國家機器進行對抗時，這種抵制的結果是十分有限的，許多娛樂與大眾文化的傳統形式逐漸消失了，因為它們不為「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宣傳所認同。不過，我們應該認識到，雖然毛澤東時代在政策上對茶館以及其他公共空間實行嚴格限制，但是公共空間、日常生活和大眾文化卻有著頑強的張力，它們不斷地與國家機器較量，並利用國家不可能控制一切的空隙，仍然喘息生存，一旦有了機會，便會復蘇發展。雖然國家權力和社會之間的衝突日益加劇，但是現實要複雜得多，它們並不總是對立的兩端，到處都存在灰色的地帶。另外，國家的政策也不總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政治運動的起落，國家對公共空間和日常生活的控制也時鬆時緊。

第二，改革開放是公共生活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國家把重心放到了發展經濟，弱化了對人們的控制，減少了對日常生活的介入。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同時，公共生活也逐漸復蘇並變得越來越自由。雖然仍然在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下，但日常生活更多的是被開放的市場和經濟改革所支配。很大程度上來說，公共生活逐漸脫離了我們過去熟知的社會主義的軌道。復蘇後的公共生活與之前有了很大的區別，新興的商業文化對茶館和茶館生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為本土文化的代表，茶館在面臨全球化的進程中，也需要去尋找一條適應自身發展的道路。

成都茶館，周薪亮攝，2022

第三，毛澤東時代和改革開放時代也並不是截然分離的，而是作為一個政治體系的兩個階段，這兩個時代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政策的延續性，並影響到現今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1950年代和改革開放時代是朝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的。前者是從很少國家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轉向國家控制加強的計劃經濟的一個時期。儘管1950年代農民還能進城務工，但國家已經開始強制把一些城市居民送到農村（詳見第二章與第三章），後來又設立了戶口登記制度，來防止農民遷入城市。改革開放時代的發展方向與1950年代是相反的，即從國家緊密控制的計劃經濟，逐漸轉向減少了國家干預的市場經濟。

第四，改革開放後的時代，社會主義國家也從未完全置身於社會和文化生活之外，它仍然力圖施加影響。所以張鸝（Li Zhang）在研究「後社會主義」轉型中的城市外來工時，提出人們認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國家的退出」和「市場與資本主義的勝利」，是一種錯誤的設想。王瑾（Jing Wang）也持有相似的概念，指出在1989年之後，國家也積極參與到消費和經濟文化之中。她試圖去解釋，「在20世紀90年代，文化作為一種政治和經濟資本的積累形式，是怎樣被重新建構的」。她發現「後社會主義」（post-socialism）運用了不同的策略去維持它的影響力，「國家不僅參與到了文化建設之中，還通過市場提高了其影響大眾文化的能力，特別是在話語層面」。因此，「國家重新發現，它能夠像運用新興的科技到經濟之中一樣，也同時可以把其作為治國策略之一，這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創立以來最富創造性的手段之一」。

但是我認為，國家在毛澤東時代以後不過是找到了一種新的更微妙的方式去影響文化與娛樂。儘管新的消費文化無疑比之前更加多樣化，但地方文化的特質越來越弱，更多的是呈現出千篇一律的同一性，而非充滿生氣的豐富多彩，這反映了統一的國家文化的勝利。這種國家文化可能被現代化、商業化以及政府行為所驅動。國家的現代化發展政策有利於統一文化的形成，但同時地方文化的生存面臨挑戰，並不斷地被削弱。雖然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相較而言國家的參與已經減少很多，但這不過是管理國家的策略與方式的改變，政權的影響力仍然是十分巨大的。雖然人們有更多的自由前往公共空間並享受公共生活，但是國家其實也積極參與到大眾文化的創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