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人地时空学”的理论建构和现实思考

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在近三十年发展很快，主要表现在研究领域上大大拓宽，研究方法上新方法和新手段运用。以前历史学作为一个一级学科时，历史地理学曾是八个二级学科之一，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很重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发展现在受到极大挑战，面临不少困难。

从学科发展现状来看，以前与历史地理学同处二级学科的考古学、世界史都单列为一级学科，而历史地理学现在中国史里面临二级学科无法确定，内部学科归属争论较大，学科整体积淀还不具规模，学科发展长期方向还不够明确的困境，在学术界的整体影响远不如考古学和世界史。记得以前我从发展角度提出的历史地理学在将来发展成为 “人地时空学”的理念不仅受到的重视不够，还被有的学者将我本是对未来的期待误读为对现实的认同。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科学中只是在史学下面有一个地理学。据侯甬坚教授研究 “历史地理”一词本是舶来品，源于西洋经过东洋到中国。实际上历史地理学科名词的提出，初心仅是对复原历史时期地理环境而为历史学提供空间舞台的学科诉求而来，与今天我们学科还面临人地时空关系的诉求完全不一样了。十多年前，我提出了“人地时空学”的概念，其实与我提出的历史地理学的 “尽全时空”、 “人地互动”概念相辅相成。我们经常在讲，历史地理研究与其他断代史、专门史在研究方法有何区别，或者说你的研究历史地理味是否浓，其实核心就是两点：一是时空，即你的论著是否具备时空的尽全，是否系统考量空间差异，一是人地，即是否考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大势、历史要素的自然环境驱动因素和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所以，从长远来看，用 “人地时空”来概括我们目前研究的内容远比 “历史地理”更精准全面，也更体现学科的现实气场和独立意味。

当然，从理论和现实上来看，现在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完备和现实影响的程度都与世界史、考古学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必须在理论建构和现实发展影响上继续努力，所走的道路可能还相当慢长。

1.从理论上讲我们必须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畴、深度、手段上加大努力

（1）拓展历史地理本应该研究的范畴是做大历史地理学科体量的重要步骤

从理论上讲，任何事物都是有时空的，所以，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内容，都可以进入历史地理的研究范畴。在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方面，20世纪以来，我们在气候、植被、动物、水文、地形地貌、自然灾害等方面的研究已经较多，自然要素大多有涉及，研究范围拓宽的空间并不是太大。但是，将研究时段推移到近来，一些与现实关系密切的自然问题仍需要我们认真去研究，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城市环境变化、工业污染、人类疾疫、生物基因变化等是我们应注意研究的内容。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领域处女地还相当多，历史社会地理、历史物流地理、历史风俗地理、历史学术地理、历史金融地理等领域的研究应大大加强，如匪患地理、帮会地理、服饰地理、建筑地理、饮食地理、交通方式、货币银行、资源物流、风尚区域、娱乐地理、地域思想、地域人群等的研究空间还十分大。特别是近现代的历史地理问题，如 “大跃进”时期、“三线建设”、 “文革”帮派、 “文革”武斗、 “文革”串联、改革开放区域推进等历史地理研究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当然，可能从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来讲最当务之急的是开展国外历史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学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空间差异，当然包括中国与海外各国的差异。我曾经想过研究过中国与西方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差异，但我们国内对海外农业生产技术研究几乎是空白，翻译过来的论著也是少得可怜，完全无法进行比较研究。诚然，由于研究国外历史地理需要地域的体验为基础，研究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我们可以先以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的研究为开始，然后鼓励海外的留学生积极从事留学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回国后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同时，出于现实发展的诉求的需要，我们还应该加强古旧地图、地方志、地名学方面的研究。

(2)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深度是提高学科可进入性难度、强化学科独立性的关键

以前在历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中，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世界史是相对可进入性较难的三个学科，相比之下，考古学、世界史可进入性更难，学科独立性更明显。所以，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可进入性难度是提高我们学科独立性的关键。这里有一个悖论，即从现实需要出发，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成为历史地理学的“票友”，“客串”历史地理研究，但如果谁都能随时“票”或“串”一下历史地理，可能历史地理学科的科学性、独立性又值得怀疑。

历史地理研究要素的空间维度，可以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去研究。长期以来，我们历史地理研究主要是研究历史地理要素量上的分布变迁及原因，但我们发现真正要使我们的研究深入，得出让现实社会认为具有可操作性和结论，对历史地理要素质上的研究更为迫切。

如以前我们研究历史植被地理大多只是从量上研究覆盖率变迁轨迹，但从质上研究历史时期生物群落变化、植被带的空间演替变异却少之又少，但这却是提高我们植被地理深度和服务现实可操作性所需要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关系密切，24年前我撰《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一书，今天来看研究相当幼稚初级，但在当时的历史研究领域里，能有“生态环境”这个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即使用了大量驱动、应对、响应等新名词后，得出仍是简单人类活动影响自然环境和自然环境左右人类社会行为，这不过是一个正确的废话。我们撰《近500年来长江上游亚热带山地中低山植被的演替》一文虽然前后经过十多年努力，考察点众多，有的地方经过多次考察，作为一篇论文来说研究时间和经济成本较高，但其结论认为长江上游现在海拔 2000米左右高山草甸在几百年前为冷杉、云杉乔木与草甸混交的景观，在影响景观变化中，皇木采办、商业采伐并不是主要原因，高山旱地农作物的种植才是主要原因，无疑对以前我们大量无特殊地域、无明确植被类型、无具体破坏原因的人类破坏森林环境的结论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以前我们更多是关注河流湖泊规模的大小变迁，关注河流的改道、水灾频率等方面，但对于现代而言，更要深入关注历史时期自然水面向人工水面的变化规律和水文从有机污染向无机污染的演变进程，研究的难度也相应大大增大。

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深度也需要加强。如以前我们研究历史经济地理多是从量上研究经济总量的空间布局，但我们更需要从质上则分析经济特色要素的空间分异，如细化各类亚经济区（带），但这对经济区划分的基础资料尽全要求更高，更需要我们总结出更具体经济区划分的原则。研究历史文化地理时以前我们多是从量上分析人才、文献、学校、寺观数量的空间格局，但从质上分析人才类型、作品风格、学校类型、寺观宗派的地域特征工作则较少。就绘画历史地理来看，以前我们的研究更多是研究画家的地域分布，但在历史上的画风、画种、画派的地域特征的研究上做更多的工作较少。以前《汉书·地理志》和《隋书·地理志》中都有一部分地域风土特征的概括性话语，但现在新编《清史·地理志》时面对这个问题只有回避，主要是我们整个学术界对清代地域风土特征的研究薄弱且信度不高所致。

(3)鼓励利用新思维、新方法和新手段研究历史地理，是提高学科信度，增大可进入难度和强化学科独立性的关键

地理学本身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方法的多元化明显，所以，历史地理学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应该有一个更加开放的研究视角，不应该画地为牢，而应该向我们相关学科学习方法和手段，向海外学习新的研究理念。如历史自然地理研究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克服以前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采用简单利用单物候学研究方法的不足，如气候变迁研究，如果没有岩芯、冰芯、树木年轮、冰雪线、孢粉等方法的采用和相关资料的运用，其研究结论的科学信度就会大打折扣。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向地理学、地质学、考古学借鉴方法的手段。我们在研究四川汉源县皇木采办遗木时，正是我们像考古学工作者一样试挖探坑，并通过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西安加速器质谱中心同位素测年手段，才实现了研究上的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界向海外学习借鉴了大量新思维、新方法，对于我国历史研究的深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施坚雅“正六边形模型”模式到黄宗智“过密化”理论，从“地方性知识”到新清史的“内陆亚洲”对中国历史学界的影响都很大。近些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研究区域环境与社会互动上取得大量成果，其中往往是将“原因”、“影响”、“反作用”等变成海外的“驱动”、“响应”、“应对”等新名词，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在田野考察基础的具体个案研究中构建我们中国历史地理学原创的本土话语去影响海外。

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诸要素本来与社会生产力关系相当密切，但受以前整个中国史研究中重视生产关系而轻视社会生产力研究的趋向的影响，我们许多历史地理的研究受到种种瓶颈的制约，许多问题无法突破。我们看到，正是在历史农业地理中介入了农业技术层面的分析，使我国的农业历史地理的研究走出了一片新天地。这些年我们在研究历史上传统经典式砍烧火耕与结构性贫困关系时，发现这种研究对于破解中国南方亚热带山区的发展贫困原因作用甚大，不仅使我国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中融入更多技术层面的思考，也使我们的研究更加受到现实社会的关注。近来，我们在研究历史时期资源开发时，发现鱼、猪、鸡在历史上人类干涉的差异，进面提出了“干涉限度差异”的命题，不仅提高了我们资源地理研究的深度，也为现实开发提供操作性很强的准则。在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中，正是我们运用了心理学自陈量法的方法弥补历史文献中的感性描述，才提高了巴蜀地区文化三亚区的结论的科学信度。张伟然教授提出的“感觉文化区”话语，为我们研究历史文化区的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深化了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另外，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体质人类学的聚类分析、血型分布研究、DNA比对对于我们在研究历史人种地理、历史移民地理、历史民族地理中作用重要巨大。

可以肯定，当历史地理研究需要大量新手段的使用成为必需时，历史地理学的不可进入性增大，学科的门槛增高，学科的独立性就会强化。我们不希望学科之间有较大的交流隔阂，但我们需要学科之间有一定的技术“壁垒”。当然，我们不是刻意去建立这种“壁垒”，而是在增大学科研究信度基础上增大了学科独立性。

(4)更加体现历史地理学的现实关怀，使历史地理学的科学性与实用性有机结合

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现实关怀问题，以前我在《光明日报》的专文中曾有一些论述。我们知道，以前史念海先生多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有用于世”的科学。应该看到，越是深入的历史地理研究越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如这些年来，东北亚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西部开发、资源东调、环境变迁等历史地理课题受到各类国家重大项目支持，也在内外舆论宣传和外交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显然，社会对历史地理学的重视，反过来会进一步推动我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积极发展的。

其实，历史地理学的现实关怀，不仅是我们发现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有的认为历史地理研究中选题越是时间古老、题目越是远离现实、文字越是生僻难懂、语言越是晦涩枯燥，越彰显其学问的高深。其实，辨证来看，学术越是关怀现实，受了现实社会的检验越多越广泛，可能对于研究的科学性、精准度要求会更高，因为这种学术受到监督更广泛；反之，对于缺乏前期验证的人文科学而言，如果学术越为孤僻深奥，受到学界和社会的互查对证越少，极可能成为极个别人之间的自娱自乐，对学术研究的科学信度要求反而会更加削弱，对研究者的诚信程度更会是一种极大的考验。其实，不是我们历史地理学不能对现实产生影响，也不是社会对我们历史地理学的科学属性认知不够，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的深度还不够，特别是精准度不够，对现实社会中参考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就如我们的历史环境变迁的研究如果得出的仅是古代的环境更好，人类活动破坏环境的结论，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个正确的废话，现实社会自然会置之不理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究出历史上燃料换代与城市植被的关系、不同地理背景下植被变化的轨迹和原因的区别、研究出历史上结构性贫困与生态性贫困的区别、研究出历史上不同生产力背景下的环境互动关系差异，可能就会对现实产生更为直接、明显的影响，而现实社会对我们学科就会有更多的关注。

其实，“人地时空学”名称本身就是体现了历史地理学与现实的关系密切性，或者可以说与现实关系更密切是“人地时空学”与传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较大区别之处。

2.从现实上讲我们扩大研究队伍，细化学科体系，扩大历史地理在社会中影响

当我们从学科理论上从范围、深度、方法手段提高了历史地理学科的独立性后，可能更重要的是要在现实运作和研究中与之结合进来。我们在理论上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可进入性难度，建立学科“壁垒”容易造成一个悖论感觉。所以，我们理论上建立“壁垒”不是在现实中将以前的地方志、地名学的“票友”们隔在外面，现实中应是逐渐将这些“票友”实现一个“提高”再拉入我们“壁垒”内，纳入我们正规的历史地理研究的队伍中，让社会认识到历史地理学是当下许多部分工作不二的对应学科，历史地理学是这些学科的亲生母亲。

之前有的学者曾提议在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下设立环境史分专业委员会，我认为很有必要，受此影响，我认为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下应该设立以下10个专业分委员会。如果受专业委员会设置机构制度的制约，可以考虑成立单独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下设10个分会，成为一个团体两块牌子，显现站稳历史学、回归地理学的学科状态。

1）历史自然地理，主要从事中国历史自然环境复原及变迁成因研究工作。

2）历史人文地理，主要从事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复原及变迁成因研究工作。

3）世界历史地理，主要从事世界自然和人文地理的复原及变迁成因研究工作。

4）历史地理理论与文献，主要从事传统历史地理文献整理和研究，非传世文献的收集与研究，历史地理学相关理论和历史地理学研究史研究。

5）环境史与环境保护，主要在复原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基础上研究人、人类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为现实环境保护提供历史环境的背景支撑。

6）地名学与政区设置，研究历史地名分布与地名产生、命名的自然和社会机理，为现实政区调整、地名命名提供借鉴。

7）古旧地图与历史地图，研究古旧地图特征、源流，研究历史地图编绘的技术和编绘思维，为编绘历史地图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8）地方志与地情，研究历代地方志编纂的时代特征，特别是编纂体例演变，现代地方志的创新，地方志与地情服务社会的路径等。

9）GIS与现代技术，研究历史地理成果的GIS展现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现代技术支撑，特别是研究加强人文历史地理的现代方手段渗入路径。

10）天地生人综合研究，长时段大尺度地研究历史时期天文物理、地球下垫面、生物圈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为宏观掌握历史发展大势提供自然科学的基础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地理学是“有用于世”的科学，所以，不论是具体研究或是专业设置应该尽可能与现实结合起来，显现其学科的现实性，也才更能体现其学科的独立性。

当下，特别是要加强地名学、地方志的研究与人才培养，让每个县的民政局地名办、政府方志办找到学科母亲，这不仅扩大了我们的研究队伍，壮大了我们学科规模，也为我们毕业生拓宽就业渠道，让地方地名办、方志办树立我们历史地理专业毕业生天生就是他们人才选备的不二人选。当然，相应我们的博士硕士研究方向上也应该大量设立地名学、方志学两个方向的招生方向。这样，我们的毕业生也会像考古学毕业生面对地方文管会、文管所、博物馆一样，不仅能有更多的就业空间，更重要的构建出像考古学一样的社会基础力量，扩大学科的体量规模和社会影响力，为成为独立的学科奠定社会基础。

相信随着我们研究在范围、深度、方法上的发展，现实中10个专业委员会（分会）的深入到社会各个层次，不久的将来，历史地理学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或者在未来发展成为“人地时空学”就是有可能的了。

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