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符号批评的范式转换

Original 张碧外国文学研究 2022-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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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符号批评有其漫长的发展历程。马克思本人业已在其政治经济学中，表达出关于符号现象的认识与探索，在此基础上，此后的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评的过程中，先后援引了不同的现代符号学方法。以列斐伏尔等为代表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将索绪尔二元论符号学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批评中，却使批评工作受到了二元论符号学形而上学缺陷的影响；然而，洛塞—郎蒂等巴里学派成员则以皮尔斯逻辑符号学传统的三元论符号学方法，对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学批评范式进行革新，由此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符号批评体现出对意义延伸性的强调，从而更具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向度。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符号学批评；范式；转换

作者简介

张碧，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文学。

Title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Semiotic Criticism i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bstract

The semiotic criticism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has gone through a long process of development. Marx himself denoted his understanding and exploration of signs and phenomena in his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then, many Marxists built on that and invoked different modern Semiotic methods in delivering their critique on political economy one after another. Some Marxists, as represented by Lefebvre, applied the Saussurean dualist semiotics to their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yet, could not avoid the effect from its metaphysical defects. However, Rossi-Landi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School of Bari reformed the paradigm of Semiotic criticism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by using the triadic model of semiosis based on the tradition of the Piercean logic as semiotics and highlighted the emphasis that the semiotic criticism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placed on the extension of meaning, so as to gain more valuable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y; Semiotic criticism;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Author

Zhang B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specializing in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Email: china_zhangbi@163.com

自20 世纪五十年代始，在近代“语言学转向”的思潮影响下，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传统成为西方人文社会学界用以进行各社会领域文本分析的重要批评方法。就欧洲马克思主义范畴而言，索绪尔符号学传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马克思主义乃至苏联马克思主义批评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关注或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现代符号学的借鉴方式，诚然主要体现为关于文学及文化文本的剖析，并透析隐含于其中的意识形态，然而客观地讲，其对符号学的借鉴方式还体现在其他诸多领域，其中即包括从符号学角度来考察、审视政治经济学领域。对此，国内外学界虽已有所考察，但总体而言，仍未能予以充分重视。

必须指出的是，现代符号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往往遵循不同的哲学或思想谱系，且会在不同发展阶段依据不同符号学传统作为其主流方法，在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符号视域的诸多考察工作中，也相应地因符号学传统的不同，而呈现出其不同批评在维度及旨趣等方面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学特征

早在古希腊时期，符号现象便引发了西方思想者的关注。此后，经由中世纪经院哲学及至近代诸多哲学思潮的发展，关于符号现象的考察、认识和探讨，愈益成为西方思想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马克思本人虽未曾就人类社会中符号现象的表意机制等问题进行详细论述，但在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尤其是对商品交换过程的论述中，却体现出关于符号问题的深入探讨。

毫不夸张地讲，马克思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将商品交换行为视为一种符号交换行为来加以探讨的。事实上，马克思这种蕴含于政治经济学中的符号学思想，尽管在相当长时间内未能获得国内外学界的充分重视，但近年来有所改观，例如，有中国学者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商品的社会符号特性，是人类社会在其“实践的辩证本质”的作用下的产物（方军 22）；美国学者考柯曼从皮尔斯的逻辑符号学角度出发，指出了马克思商品理论的“符号学本体论”特征（Kockelman 84）；文内林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学特征纳入到经济学思想史中加以观照，并指出符号学能够“抓住货币不断变化的表意，与语境对其意义的关键作用”（Winnerlind 570）。此外，哈耶（Y. Haye）等学者意识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代传媒符号学的意义，等等。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学研究视域，正逐渐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

众所周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价值范式，主要包括“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价值”等等。所谓物的使用价值，亦即其实际有用性，因其有用性的千差万别而呈现出诸多差异。当人类由于个性化的需要，而产生了以物易物的社会活动时，商品交换活动便相应地产生了。在此，马克思着力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物品之间，可以通过某种等价原则而实现交换，而随着这种交换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和体系化，逐渐成为一个能够根据这种原则而实现有效交换的庞大的商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马克思 51）。这样，商品固有的使用价值便被抽取，而它们之间的交换价值则成为一种消除了具体的差异性、并建立起等价原则基础的抽象的符号价值，同时，货币恰恰充当了这种价值得以外化的载体，从而成为交换价值符号化的基本途径。由此，在商品交换过程——亦即商品贸易过程中，货币便成为衡量异质商品交换价值的替代性等价物，并因这种替代性的符号功能，成为商品贸易过程中在不同交换价值间进行沟通的符号媒介手段，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卢曼对此总结道：“货币是一种符号性一般化的含义形成的现象〔……〕而且这个层次还可以通过一个媒介概念再一次被超越”（159），“货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媒介，并且在这一概念的功能抽象中隐藏着比较的可能性”（160）。

关于劳动时间与作为货币的商品的关系问题，学界似未能予以关注。马克思提出，商品价值的确立原则，主要体现为生产过程中凝结于产品中的劳动时间，具体而言，“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马克思 53）。由此，马克思在异质的商品及其不同使用价值间，找到了使之构成交换价值——亦即等价符号的基本原则，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货币充当了等价物符号，因此，“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114），可见，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劳动时间成为作为交换价值符号的货币得以形成其商品交换价值的最基本因素。

同时，正是通过对货币在人类交际方面所发挥的符号作用的深刻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效应提出批判。在他看来，“私有财产是整个系统层面上的吸血鬼〔……〕媒介作为一种中介，它不仅催生了异化和认知的迷雾（此乃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式批评），而且使得人们（与自然、与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与他人、与自我之间）的面对面交流遭受扭曲和中断”（彼得斯 184）。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使得工人将自身、自身的劳动等主体性因素客体化为货币符号形式，致使货币在由资本家和工人所构成的交际关系中，呈现出不平等、不道德的符号媒介关系，而这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弊病所在。

严格地讲，马克思对商品交换过程中诸多价值形态的符号特征及属性的描述和探讨，尽管并未使用现代意义上的符号学理论与术语，却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通过政治经济学这一特殊论域，体现出对符号现象的探索意识。这种意识，与此后的现代符号学方法存在某些共通之处，从而形成了后世马克思主义学者从不同符号学传统对政治经济学进行阐释的方法基础。

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符号二元论阐释

保加利亚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安·班科夫（K. Bankov）指出，当代学术界对经济学的符号学分析，基本呈现出“二元论”和“三元论”两种范式。前者主要指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 de Saussure）所开创的结构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符号学传统，而后者主要指以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 Peirce）为代表的逻辑符号学传统。

班科夫所列举的两种分析范式，亦被不少非马克思主义者所运用。在他看来，二元论符号学的开创者、结构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本人便曾受到经济学思想影响，并由此间接地形成其结构语言学思想，换言之，其结构语言学思想中含有潜在的经济学思想因素。索绪尔认为，“就一项单一的科学而言，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史（economic history），组成了两个被清晰界定的领域”，“此两门科学中，无不关联到不同秩序之间的某种对等事物系统（system for equating things）——一方面，体现为劳动与薪资；另一方面，体现为所指与能指”（Saussure 79）。有学者由此提出：“语言社群颇为类似于一个关于词汇、表达和信息的巨大市场，它们像商品一样得到流通”（Rossi-Landi, Language as Work & Trade 49）；也有学者认为，在语言现象中，表意实践、亦即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方式，与商品之间的交换行为是异质同构的（Petrilli and Ponzio 75）。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索绪尔的参考对象主要是瑞士经济学的洛桑学派（School of Lausanne），而非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尽管如此，亦有马克思主义学者却发掘出索绪尔结构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符号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间的关系。

从哲学本体论层面讲，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形而上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存在本质差异。由于索绪尔在结构语言学中，主张以二元对立方式来考察一系列语言因素，因此这种二元论符号学的形而上学思维，自20 世纪五十年代初以来，即备受各国学界批判，其中即包括马克思主义领域。例如，英国马克思主义者S. 霍尔便认为，结构主义符号学“几乎只关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却不大注意或完全不注意能指与所指间的关系，怎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此前所说的指称的目标——亦即存在于‘实在’世界之内、语言之外的事物、人和事件”（Hall 34）。尽管如此，自20 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评时，仍借鉴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某些方法，且集中体现为对其表意实践中的差异性原则的援引。

首先，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柄谷行人（K. Karatani）考察了商品之间、商品和货币之间根据其彼此关系所形成的符号表意机制。柄谷行人对结构主义符号学中差异性原则在表意实践机制中的基本逻辑进行了论述。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和推理，柄谷行人认为，马克思关于商品交换价值的论述，在本质上遵循结构主义符号学所强调的差异性原则，因此，应当通过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来审视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考察和观念，“在此借用索绪尔言说的话，相对价值形态便是‘所指’（signifié），而等价形态则是‘能指’（signifiant）；而作为两者的结合体之‘价值形态’乃是符号（signe）”（柄谷行人 27），“换句话说，根本不存在什么‘价值’，有的是互不相同的使用价值的关系，更贴切地说，只存在着‘差异’的游戏”（30）。柄谷行人由此指出，马克思关于商品交换价值的认识方式，同样是从类似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角度，发掘出其内在地含有差异性原则的事实；换言之，正是由于诸多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共同构成了某种差异关系，才能在这种关系中，使得商品呈现出某种符号价值。这样，柄谷行人便通过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对潜藏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符号学意识及方法进行了深入发掘，同时，也体现出他本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某种程度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倾向。

其次，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曾通过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列维- 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方法的批判（Lefebvre, L’idéologie structuraliste 66-110），表达了对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的形而上学特征的质疑。然而，在其社会文化批判的过程中，列斐伏尔却悖论性地援引了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在其《马克思的社会学》中，列斐伏尔体现出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商品理论的认可与熟稔。同时，他以索绪尔、巴尔特等人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为基本方法，结合与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 Bourdieu）所提出的“场域”（field）相类似的概念，将社会世界细化为诸多不同生产领域，并认为在各生产领域内部，作为整体性社会生产的一部分，其产品共同彼此构成了相对独立的“亚体系”（sub-systems）。在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列斐伏尔意识到，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商品消费业已呈现出结构语言学所界定的语言或符号的基本特征，亦即在由商品所构成的体系内部，依据彼此间的差异关系而体现出某种符号价值，“亚体系是某种表意（significances）的内核的结果，这种表意从属于社会空间的某个领域，使之获得吸引和排斥的能力”（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100）。根据对商品符号价值的分析，列斐伏尔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在交换过程中，较之其使用价值而言，其符号属性及符号价值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将资本主义社会中渗透于商品消费活动中的意识形态，称为“科层社会中消费受控”（the 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的意识形态，由此发起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在列斐伏尔对亚体系的界定中，对商品符号价值的考察远超出一般物质性商品范畴，且尤其将文化类商品也包括在内。在商品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中，物质性商品往往会失去其使用价值，而形成结构主义符号学意义上的符号价值；同时，在消费社会中，即便是作为商品的旅游胜地、艺术品这些非物质性的文化性符号产品，也会在彼此形成亚体系的同时，依据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被再度符号化，并获得标志其商品等次的新的符号表意（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100）。例如，电影、文学本身是以文化符号的形式出现的，但当其被作为消费商品时，诸多电影或文学组成的亚体系，便使其彼此之间体现出差异性关系，并在这一亚体系内形成了标示其商品价值的新符号。

再次，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J. Baudrillard）对后工业社会语境中商品的生产、消费及其结构主义符号学特征的论述，在其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阶段的《物体系》《消费社会》等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延伸。波德里亚同样从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出发，认为现代消费体系业已形成为一个依据结构内部差异性而呈现商品价值的符号体系，而商品的使用价值则受到了极大削弱，“在作为消费对象前，对象不得不首先成为一个符号”（Baudrillard, The System of Objects 200），只有在符号—物与其他符号—物组成的系统之中，“它才能获得消费，然而得到消费的是其差异性（difference），绝非物质层面”（200）。在此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之镜》等作中，波德里亚尽管逐渐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产生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波德里亚对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学考察方式，仍旧无法摆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视域及方法。例如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波德里亚便指出，原始社会中的礼物馈赠活动呈现出“象征”的特征，亦即礼物自身体现出某种特定的、对社会关系有着潜在影响的语义价值；而对于商品交换而言，由于交易双方并非像礼物赠送者和接受者那样，彼此之间含有某种潜在的功利性、伦理性价值，因此商品自身的语义形式便有别于“象征”，而是呈现出根据商品彼此之间的差异对比关系而确定的符号价值。这些，都体现出波德里亚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探讨时，对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的借鉴。关于波德里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符号学路径，学界已有充分探讨，此处不再赘述。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列斐伏尔、波德里亚，都忽视了结构主义符号学中“结构”对差异性表意过程所具有的基本作用。结构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符号学认为，恰是在语言“系统”——亦即结构的统摄作用下，能指与所指方能依据其内部彼此间的差异，完成表意过程。此后，学界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时，大多十分重视结构的这种基本统摄作用。然而如上所述，尽管列斐伏尔对“结构”有所质疑，但他和波德里亚并未明确指出，商品之间所构成的“体系”，是在怎样潜在的结构的作用下，使商品根据差异性原则而体现出符号性价值的。由此可见，他们是在较为含混的意义上使用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的，而这也体现出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自身的某种形而上学性与局限性。

同时，列斐伏尔等人，更多的是从“系统”或结构的视角来考察商品的符号特性的，这便使得商品的符号表意机制决定于商品符号共同构成的系统差异性原则，而非商品自身与外在环境等因素的价值。可见，这些阐释方式，无不遵循长久以来通行学界的符号学二元模式，亦即一味地将商品系统内部逻辑作为考察商品符号价值的基础，从而未能摆脱符号表意机制的二元论传统。对此，柄谷行人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马克思分析商品交换活动时的方法与结构主义方法的不同。关于不同商品的交换过程，马克思曾描述道：“商品的相对价值表现是未完成的，因为它的表现系列永无止境。〔……〕如果每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都表现在这个扩大的形式中，那么，每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都是一个不同于任何别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的无穷无尽的价值表现系列”（80）。柄谷行人据此意识到，这种差异性原则，是在悬置了系统差异性原则中最基本的封闭性的前提下而被使用的，因此，马克思所探讨的商品系统便是一个“没有中心的关系的系统”（28），以索绪尔传统的二元论符号学对之加以衡量，其方法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

总之，柄谷行人、列斐伏尔与波德里亚等人，在不同程度上，是以类似于结构主义符号学中诸多二元结构角度，来审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理论的。他们无不认识到，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其彼此间的等价交换关系或对比关系，体现出某种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差异性原则，从而从这一符号学传统的方法角度，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做出了某种有益阐释。当然，在援引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时，他们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这种方法的封闭性特征及其方法缺陷，从而在悬置了“结构”的逻辑方法的意义上，有限地使用了这种差异性方法，但也往往未能正视这种二元论符号学方法的内在悖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元论式符号学阐释

以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结构主义符号学为代表的二元论符号学方法，尽管曾给予人文社会科学界极大影响，但由于其方法的封闭性，业已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诸多批评。如前所述，在这种情况下，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对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符号学批评的同时，同样意识到了二元论式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的缺陷。

同时，在符号学界，以皮尔斯为代表的、具有三元结构认识方式的逻辑符号学则因其对符号表意过程的开放性认识途径，日渐取代了二元论式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意识到皮尔斯逻辑符号学传统的重要性，并将其征用为分析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法。尽管波兰马克思主义学者沙夫（A. Schaff）指认，马克思主义对皮尔斯逻辑符号学的重要方法意义尚未加以真正重视（Schaff 168），但事实上，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仍旧从皮尔斯三元论符号学传统中，看到了政治经济学批评的全新符号学方法价值。在柄谷行人等人发表上述论断后，以费鲁奇奥·洛塞―郎蒂（F. Rossi-Landi）为代表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巴里学派”（School of Bari），打破了结构主义所标榜的建立于二元对立结构基础上的符号学分析方法，并以与皮尔斯相类似的三元论符号学模式来审视商品交换活动。这种关于政治经济学中商品交换的分析，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元论符号学批评的代表。

巴里学派成员奥古斯特·庞齐奥（A. Ponzio）认为，以洛塞―郎蒂为代表的该学派所使用的符号学批评方法，与皮尔斯逻辑符号学有共同特征，因此都属于三元论符号学传统，庞齐奥也由此看到符号学中更有利于阐述商品符号的理论及方法维度。众所周知，在皮尔斯关于“符号―对象―解释项”的三元模式的理解中，“解释项”（interpretant）发挥着至为重要的作用，它界定并强调了所有关于符号的阐释都必须经由其他符号的阐释这一事实，并由此保证了符号表意过程的无限延伸，也使得符号的三元论传统体现出其有别于索绪尔二元论传统的独特价值。庞齐奥由此指出，与皮尔斯相比，洛塞―郎蒂关于商品符号的符号学论述，同样认识到关于符号表意过程的开放性和变动不居的特征：“意义绝非滞留于单个符号里，它存在于符号间的关系中；同时，这些符号，不拘囿于某种封闭而被明确界定的体系、符码（语言[langue]）中”（Ponzio 189）；在变动的社会生产活动中，符号表意过程也相应发生变化，“在社会再生产里，所有正在发生的东西，同样是符号的过程”（190）。这样，庞齐奥与前述的班科夫都认为，由于洛塞―郎蒂认识到了商品交换及社会生产中符号表意机制的无限性特征，因此应当明确将其符号学思想界定为属于皮尔斯的三元论符号学传统。

一般而言，商品生产的最终目的集中于对其使用价值的消费，而很少顾及商品交换过程中符号信息的交换过程。尽管列斐伏尔等人论述了商品交换活动的符号价值及特征，但却基本是在悬置使用价值的交换的基础上谈及符号价值的交换过程的。对此，洛塞―郎蒂则进行了更具辩证性的符号学分析。在他看来，对于大部分商品而言，其得到消费的部分首先体现为其物质性的使用价值。然而，商品交换者在接受和消费这种使用价值时，相应地会产生对这种使用价值携带的符号信息的认知，甚至对某种符号价值的消费，换言之，商品在得到交换的过程中，某种附加于商品之上的符号价值同样得到彰显和交易者的认知。因此，在不同商品进行等价交换的过程中，随着具体的使用价值的互相让渡，其交换过程也相应引发了某种符号信息的交换。这样，洛塞―郎蒂认为商品交换活动中体现出了鲜明的符号性：“当货品（goods）以商品（commodities）的形式得以流通的时候，它们都是‘信息’”（Rossi-Landi, Linguistics and Economics 1）。商品自身所携带的交换价值，作为一种符号信息，是使其能够与具有相同信息——亦即由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进行交换的保障。

洛塞―郎蒂认为，在商品交换的进行过程中，商品间的价值对等性同时也在交易双方的精神世界得到考察和认知，“某些真实的、特有的信息得到生产、传递和接受（消费）。与此同时，外部的物质性交换成为一种信息的交换，一种对符码的诉求”（Rossi-Landi, Linguistics and Economics 57）。附着于商品的这些符号信息，依托商品的物质属性，在商品交换者之间所构建起的意义交际体系中完成整个表意过程，商品的物质性在得到交换的过程中，所具有的符号信息同样在交易者之间得到观察、认知与接受。尤其是在货币的使用取代了以物易物的过程后，货币作为符号，进一步强化了交换者关于拟交换或购买商品的符号信息的认识。必须指出的是，一旦这种符号信息层面的活动缺失，那么商品交换则只能以无意识的“传递”（transferring）方式而进行，而无法作为诉诸于意识、理性和符号化的人类活动而得以展开。诚如有学者对此所做的解释所言：“一旦缺乏此类知识，亦即关于消费与商品需求力方面的信息，则其劳动或许会被耗费而不能产生任何价值”（Kim 81）。因此，在洛塞―郎蒂看来，商品交换活动中的符号活动与物质交换一样，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商品交换过程中符号信息的交换，是伴随着商品的物质部分的交换而产生的，但却同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意过程，或曰，两种交换过程都经历了生产―交换―消费的模式。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商品交换过程中，伴随着物质性使用价值的交换，符号信息的交换同样随之发生，使这种模式恰体现出皮尔斯的符号三元论模式的理解方式。正是由于作为符号的商品，在交换过程中，使得商品交换者得以从自己商品的角度，对被交换商品的符号意义进行把握，并由此依据自己的商品而产生解释项；而其他商品交换者在与之进行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同样以其作为解释项的商品符号，来度量和阐释其他商品。尤其是当货币作为某种等价交换的符号而被使用时，商品交换者便能够以货币的解释项，来阐释所购买的商品的一系列符号信息意义，使得这种经由货币作为中介而进行的阐释活动，在不同的语境中得到不断延续。这样，市场中的商品交换活动，便可能在不同交换者通过自己的商品或货币来解释、衡量其他商品的符号价值与意义的过程中，得以一直进行下去。

此外，洛塞―郎蒂还在论及社会生产活动的著作中，以十分繁复的篇幅论述了生产活动中符号意义无限延伸的特征。洛塞―郎蒂认为，在关于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不同环节之间的影响关系上，同样体现出了三元论符号学观念，原因在于，任何产品的生产过程，都既是物质性的生产，也是对符号意义的生产。由于生产活动都会经历若干环节，而其中的每个生产环节，都能够从此前的生产环节中延伸出新的符号意义价值，因而生产本身也是一个使语义链不断生成的符号行为（Rossi-Landi, Between Signs and Non-Signs 220-232）。班科夫与庞齐奥不约而同地指出，在洛塞―郎蒂此处的论述中，每个生产环节都在理论上能够延伸出下一个生产环节，并延伸出相应的符号意义，因此这一过程本身也是符号意识的延伸过程。显然，洛塞―郎蒂关于社会生产的这种认识，与皮尔斯符号学观念异曲同工，同样体现出了三元论符号学的方法特征。

从二元论到三元论：政治经济符号学批评范式的转换

通过上述论述不难发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基础上，此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符号学阐释途径，业已由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二元论批评传统，过渡到与皮尔斯逻辑符号学具有方法一致性的三元论批评传统。

庞齐奥与巴里学派的另一位成员苏珊·佩特里莉（S. Petrilli），在探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学特征时，对索绪尔的二元论符号学模式进行了深入剖析与批评。两位学者注意到，索绪尔未能意识到符号在具有“差异性”的同时，也具有在一个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被等价交换的特征。也就是说，作为“商品”的语言，其能指（语音）能够被自由地被交换给其他所指意义，换言之，说话者往往能够将其作为交换价值的所指意义，交换到其他被使用的位置（Petrilli and Ponzio 76）。尽管承认索绪尔这种来自经济学的方法，为符号学赋予了一定的方法论价值，但他们也认定，这种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符号学方法在被运用于政治经济学领域时，会使对商品的符号信息及交流意义的阐释受到限制，恰如庞齐奥所言，“建立于对等交换范式的符号概念使得信息（message）被确定地构建为给定的事物，以及能够被从发送者传送至接收者而毫无变化的事物”，“接收者不会主动卷入符号过程（semiotic process），它的角色只体现为：参照既定符码来解码信息”（Ponzio 188）。这种认识，显然响应了学术界关于索绪尔二元论符号学缺陷的普遍认识。

因此，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急需一种打破二元论传统的符号学方法，才可能真正有效地阐述商品活动中符号信息的意义。于是，洛塞—郎蒂等人的符号学方法，在事实上通过与皮尔斯一脉相承的三元论符号学途径，对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符号交换活动进行了详尽阐述。这种方法，使得对商品符号意义的认识，由商品彼此之间的差异性所建立的符号意义与价值，转向了对商品自身及其所处语境对符号意义的塑型之上，使商品符号交换活动的符号意义与价值摆脱了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僵化理解，而体现出其应有的动态性、开放性意义机制，从而回归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旨趣。

更为重要的是，上述不同马克思主义者的符号学批评，也体现出其关于政治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的形成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方式。在列斐伏尔和波德里亚的论述中，作为消费观念的意识形态，往往是在商品之间的差异性对比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消费者正是通过对消费品之间的比照、并对符合自己社会身份及习性的商品进行消费的途径，从而获得某种群体性身份认同和相应的群体的意识形态。符号体系由其符号价值所彰显出的意识形态，对消费者的社会地位实现了固化，并以此间接地完成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恰如波德里亚所言：“消费者的头上被迫压上了抉择自由”（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72）。同时，其论述也暗含着这种涵义：正是基于二元对立基础的消费符号的符号价值效应，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群体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在经由对特定商品的消费中形成的。这样，列斐伏尔和波德里亚在无意中将消费意识形态的形成限定于特定的范畴之中，使对消费意识形态的建构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带上了二元论符号学的形而上学色彩。同时，巴里学派的三元论式符号学批评，则认为消费意识形态是在消费者的商品交换过程中形成的：正是通过货币这一等价交换的符号工具，使得商品交换者能够通过货币交易等方式，来不断阐释商品所应有的价值内涵，并由此随着交易过程的不断展开，使关于商品价值的意识形态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当中。这样的认识，将消费意识形态视为一个由开放的、不断生成的符号体系所构成的观念集合，从而对其表意机制和形成过程做出了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阐释，也使之更有利于彰显政治经济符号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价值立场（Jessop 166）。

总而言之，从其经典著作开始，马克思主义便在其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对符号现象的关注，以及某种符号学研究意识。在这一基础上，随着现代符号学方法的演进，此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学批评也相应地经历了一系列方法转换。其中，以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为代表的二元论符号学，在被列斐伏尔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采纳后，其方法的形而上学特质也使批评的合理性受到一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洛塞—郎蒂等人以类似于皮尔斯符号学的三元论符号学方法，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学批评认识并强调了商品交换活动中意义动态机制的重要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批评回归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学批评，依循符号学方法内在的发展逻辑所进行的相应范式转换，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历久弥新的鲜活生机。

责任编辑：黄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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