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辑 | 2016年“培青”计划——点亮一盏艺术的明灯

文/王晓蓝

本文刊于2017年1月《舞蹈》（总第425期）

2016年是我第二年参与到“培青”计划中来。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展开与吴晓邦先生和中国舞蹈家协会的合作以来，我一直把中国舞协看作是中国舞蹈的一把伞，照向全国。所以当中国舞协2015年初联系我时，我一口答应支持这个有意义的新计划，并对“培青”抱着很大的希望。 我认为，2015年的“培青”计划是在为中国舞蹈创作的未来铺路, 2016年似乎明确了行进的方向，“艺术”成为了这把伞的顶端。这些年，在中国谈艺术的人太少了，在创作中追求艺术的人更是极少数，然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它是民族及国家修养层次和审美观的集中体现。我曾在《积极突破还是止步不前》一文中说：“艺术是一种精神产品，是精神层面文化价值的一种形态，舞蹈是人的艺术，不能够忽略人。”此外，艺术本身还要追求一种真实，面对这些年轻人，我们在对他们做出这一要求的同时，也需要付出真诚。在“培青”的帮扶中，这不是单方面的给予，他们自己也要去追寻，这种态度难能可贵。中国舞协搭建的“培青”平台，走过3年，“培青”计划把创作的空间打开来了，允许年轻人在“传统——致敬或挑战”的大主题下，自己去选择所想表达的题目，鼓励他们去尝试和发展与以往不同的编创方式，并透过“培青”去共同思考：除了中国这么多年来发展出来的舞蹈形式和创作的方式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式？这种创新与突破，就是培青的意义与价值。

就编创所需而言，编导需要拥有勇气、敏锐感、好奇心、想象力， 青年编导要敢于尝试，有胆量去创新，具备思考的素质和能力。艺术的特征体现在它所包含的审美价值中，做为一个艺术家需要通过创作去表现和传达自身的审美观，即用什么样的观点、眼光或者态度，运用何种方式对四周环境、社会、艺术、生活和人生做出美的选择和鉴赏。在我看来，编舞上能够改善和发展的可能性很多，追求完美是艺术永恒的信仰，有这个追求就需要不断地去完善。

我看舞蹈往往戴着两顶帽子，一顶是从一个观众的角度去欣赏作品；另一顶帽子下面是拿着显微镜的专业眼光去分析和评论作品，拿着多年累计的观看、教学和研究的经验去看作品。如果戴上后一顶帽子来看。我不愿意用主观的“喜欢还是不喜欢”去表达我的反应，而是更原意拿“满足还是不满足”去反应观舞的经验。

2016年11月“培青”计划成果展演中每一个作品都不一样，我就针对2016年度的作品，谈一谈我对编舞的看法。

在念云华的《大象•一念》中，我不仅看到他，也看到今天编舞上的一个问题。有些编导很会出点子，但是缺乏发展。我们看到主体中含有多个可辨识的想法，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形象和动作的动机，但是在编舞上没有展开和发挥，去发展这些动机，这需要尝试，不是一次的尝试，而是多次和多种尝试，然后去选择在尝试中所出现的材料，保留什么，扔掉什么？而后作出决定。创建和发展动机是编舞所需的技能。

也就是说，编舞，不仅是展现想法，而是要去仔细地琢磨编舞的过程；不仅仅是改变动作，而是要思考从什么角度着手，如何去挖掘和选材，怎么样去发展、组织和结构。

王家明的作品《八零冷狂欢》运用新媒体的技术，给予我们大量视觉上的冲击，一个接一个的设计转换，加上灯光的变化，让我眼前一片混乱，听觉被轰隆隆的声音打击，然而整个作品结构破碎甚至可以说被打碎，舞者在这不断变换的画面里消失了，坐在观众席上的我不免想问：“你想让我们看到什么？” 当然，如果王家明创作的本意就是“玩”各式各样的新媒体运作方式，去冲击观众的感官，那么，他达到了。看完之后我没有任何反应不说，脑中一片空白，也许，没有反应也是一种反应吧！这个作品让我想到有些年轻编舞者的问题，这就是：舍不得扔。 假如王家明消除一些设计，更注重结构上的互动关系，慢下来一点，在几个段落之间能够有连接点，我们是否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作品想表达的含义？并且这会让我们能够欣赏他运用新媒体做出来的许多非常好的设计。

2016年， 宋欣欣的新作《我和妈妈》备受关注，因为她的老师王玫和曾焕兴上台演出，并参与到创作的过程之中。这作品的创作过程是后现代舞在编创上打开来的“ 空间”：在编的过程中，编的人与表演者一起合作，大家都供给材料，然后由负责编的人选材和结构，这是西方舞蹈界不少人采用的编创方式之一。可是，在节目单上应该注明“创作者：宋欣欣与演员合作”，正如这个作品上演时，许多人的反应是“这像是王玫的作品”。在中国舞协组织的恳谈会上，当被问及这一点时，宋欣欣的回答是：“王玫比较强势……这是一个行动艺术。”这作品，说话比动作占的比例要多，表演非常真实，有些时刻甚为让人感动。戏剧与动作结合的表达形式已经存在几十年了， 如何突破旧有的形式和发展本身独特的观点是年轻艺术家的特权及创作上的追求。在这作品中，有许多地方可以再进一步地尝试，譬如结构，这作品所运用的是逻辑清晰的直线型结构，是否能够尝试圆、螺旋形、三角形、之字形等结构方式，运用语言与动作的重叠、相对、协调等的并置，搭建起作品立体的结构？也许会给予作品一份新鲜感。

这些年，中国训练出了非常优秀的舞者，舞蹈演员的技巧没话说，跟世界任何国家的演员相比都绝不逊色。

对我而言，2016年最特殊的作品是以动作为主的舞作。李超的《你好陌生》是一个新尝试，这个作品由5个不同的意念和段落结成，表达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舞蹈利用太极的动作原理，发展出当代的舞蹈语汇，让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形式，一种可发展的动作语汇。

他们接触过不少现当代舞技巧的训练，具有较丰富的演出经验， 肢体能力极强， 对动作进行思考，对创作有份追寻，不用文字语言，不用外露的戏剧化表演和面部表情，而是以肢体去舞动。我想中国舞蹈走到今天，我们不该忽略世界在纯舞蹈领域已经达到的相当高度，然而在中国能舞并动，又能够让人感受到艺术魅力的舞蹈太少了。

提到舞蹈与世界接轨，我相信欧美的观众期待看到的是中国艺术家能够发展出对肢体有独特感知的舞蹈语汇，以及对编创有思考的艺术作品，而非运用西方已经发展出来的动作技巧编舞，或者是借用已经发展出来的技术和形式。我记得几年前读到一位西方评论家关于中国舞团美国演出的评论文章，其中有一句：“我想看到的并不是对历史的表述，而是立足于今天但是能够看到未来的作品。”作为非文字的肢体语言，舞蹈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最好方式。

在2016年的“培青”计划作品中，我们看到由传统元素发展的当代作品，比如杨畅做了一个新尝试，以四川彝族生活层面的素材为出发点，编了《遇见日子》。结构清晰， 想法上有一些亮点，但是，就舞蹈本身来说，可以更进一步地发挥。我听到从事民间舞的人的反映：“这个舞值得看，好像跟我们当代民间舞路径有相同的参考价值，具有现代感。”该作品从中国传统发展出当代的表达方式，延伸到民间舞，是2016年的亮点之一。当然， 我们仍需面对这个新尝试所呈现出来的一些问题。演出后，杨畅向我吐露了他心中的难受：“我看到有一些观众半场离开了。”我对他说：“我们望向历史，玛莎• 格雷姆、莫斯•堪宁汉和其他一些艺术家，在开辟新的舞蹈之路的伊始，许多人不能接受，甚至拒绝。因此，开辟新路的人，需要有勇气。”有些观众不能够接受新的尝试，尤其当这些新的尝试所针对的是已经习惯了的传统。但是，有尝试才有创新，有创新才能够打开前面发展的道路。

甚至在国际芭蕾舞比赛上，我们也看到中国选手音乐感觉不足。是因为教学上不注重舞蹈与音乐的关系吗？还是有些编舞的人忽略了舞蹈与音乐之间的关联？对于戏剧与舞蹈结合的作品来说，节奏也非常重要。如果编舞的人要用音乐，那么就需要仔细地听音乐，精心地处理音乐与舞蹈的关系。说实话，在观看这次“培青”作品的过程中，有许多时刻，我分神了，甚至看不下去， 有的是因为编舞上的问题，有的是音乐的问题，一旦处置不当就会影响观众看舞蹈。每一位编舞人处置音乐的方式都不相同，但是编导需要懂得如何听音乐，对音乐有敏锐感，在创作的时候需要对音乐持有态度。将舞蹈与音乐和谐串联在一起，这是编舞最常见的处理音乐的方式，但是编舞上还有许多种音乐处理方式，如动作和音乐反着走、动作与音乐对话、动作走在音乐前面、音乐走在动作前面等等。我非常希望并期待舞蹈编导能够在这方面花点时间，在各种音乐运用的可能性中发展舞蹈与音乐的关系。

“培青”为中国舞蹈的创作开辟出一条展望未来的道路，但是我们需要给予年轻人成长的时间和空间。同时，年轻人也需要承担起责任，花时间去摸索，精心地去创作，才能创作出不一样的作品。这让我想到罗斌说的一句话：“给他们失败的机会。”林怀民在“云门”40周年时也说过：“失败，不要紧，从这里我们认识这个事情，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脆弱的点，认识自己可能坚强的点。”

3年前撒下的种子，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嫩苗。我希望这星星之火能够点燃全国舞蹈创作的火焰，培养出艺术家。我衷心地希望“培青”计划越走越远。当然，好事难成，一切都需要时间与耐心——

（采访整理/高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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