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见“深扎”

走四方——中国舞协“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采风创作活动五周年纪念演出

2019年7月深扎广西，这也是我这两年来随中国舞协的第三次深扎。尽管每次都时间短暂，行程匆匆，但三次深扎的叠加，却因为地域、现象和人事的不同而见识了相同的特征：

此次深扎的性质相似内蒙古：不是民间的自主活动，而是专门组织的活动。但所见的情形却异于内蒙古：确实看到了“非遗”。原因在于本地原来就有相关的形式。但是，其“非遗”也需要打上引号，其“非遗”已经是遗存，就是“非遗”的遗存。

摄于广西隆林

“非遗”的遗存之意，就是其形式某种程度已经中断，并由今天复现而成。但是，由遗存而界定“非遗”是否纯正并不容易，一个指标应该是基本要义：今天的复现，是不是符合原有的形式。此次广西所见之“非遗”的形式十分丰富：有戏剧、仪式、音乐、说歌和舞蹈等。相较而言，舞蹈是其中最弱的部分，可贵之处也在于此：没有因为自己是搞舞蹈的，就把不是舞蹈的部分强行划归于舞蹈。所以——

这里，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峨镇常么小学的“非遗”进校园就是例子。同样是“非遗”进校园，广西所见就优于内蒙古。原因之一，就是“非遗”进校园的形式符合原“非遗”的形式。常么小学地处德峨苗族地区，就是德峨苗族跳坡节的传承基地，此次的“非遗”进校园共三个部分：相对原始的芦笙舞（传统绕圆的流动形式）、爬坡杆、课间操的芦笙舞。

摄于广西隆林

其中，芦笙舞和爬坡杆原本就是苗族舞蹈形式和仪式。两种形式的进校园尽管有变化，但基本保留了原形式，并以原形式的遗存而令人信服。

摄于广西隆林

内蒙古的情况相同又不同。相同，内蒙古自治区通辽的库伦旗也是安代的发生地，其小学自然也就成了安代之“非遗”进校园之处。不同，我们所见的只是课间操的安代舞，而安代舞的形式远不是安代的形式：安代舞和安代并不一样，安代的原形式并不只是舞蹈，而是萨满教治病跳神的仪式。过去的岁月中，草原人民为求得生活的安定，通过萨满教的神职人员举行沟通天地的宗教仪式，求得万物诸神的保佑。后来，人们把安代治病的最后一个集体舞的环节称作安代舞。20世纪60年代，文艺工作者才把这种形式提炼、加工成了表演舞蹈，引入艺术殿堂，并由艺术殿堂再次返回民间。

摄于内蒙通辽

是安代的原形式？还是艺术家后来编创的安代舞？显然，其选择的并不是安代的原形式，而是艺术家后来编创的安代舞。进而，视艺术家编创的安代舞为“非遗”，并以“非遗”的身份进了校园。当然，内蒙古舞蹈的发展相对特殊：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其现象和问题可能也就特殊。

广西和内蒙古两处“非遗”进校园的不同还表现于表演服装：表演时都身穿民族服装，但服装质感不同：

常么小学校长唐永杰告诉我们，苗族年节都有穿新衣的传统，家人会在年节给孩子们做新衣。可惜年节过后这些新衣就锁进箱子不再穿戴，就此他向家长提议，将新衣作为校服，每周一和周五穿戴。这样既能以服装传承文化，也节约了每个家庭的开支。常么小学的民族服装不仅不是舞蹈服装而是生活常服，还是一周两穿的校服。

摄于广西隆林

看着常么小学的孩子们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跳着自己的民族舞蹈就让人感动：真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制定了这么了不起的文化政策——以教育的方式，由关乎孩子们的未来做起，从复兴自己的民族文化的一点一滴地开始。

摄于广西隆林

可以想见，常么小学的这些孩子们，其未来一定因为每周两穿自己的民族服装，一天两跳自己民族舞蹈的课间操而不同：不仅由美育而习得情操，更是由自身文化的美育而了解自己的民族历史，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进而复兴自己的民族文化。

摄于广西隆林

此次的广西深扎由南宁出发，途经隆林县、靖西县、天等县、宁明县、凭祥市、东兴市、北海市7个地区。除了东兴市和北海市，其余地区都很贫困。隆林县、天等县和靖西县，都是国定贫困地区；宁明县和凭祥市，都是广西区定贫困地区。难道“非遗”的遗存与地区的贫困一定关系？一定得贫困，且是严重贫困，“非遗”才能完好遗存？

这个问题不止于广西，而是遍及中国，乃至世界。正因为是世界性的难题，所以世界范围内才产生了众多的努力和实践。如欧洲的建筑就在变与不变之间：保留外貌，但是改造内部功能——保留外貌，作为文化遗存；改造内部功能，以适应今天继续居住。日本的能剧则相反：形式到内容都要求亘古不变——亘古不变作为文化遗存。代价却是不顾今人的适应，并悖论地以“绿水青山”的逻辑而成就了“金山银山”的现实。

以上的两个例子涵盖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两种类型：活态传承和博物传承。不同的传承，视其背后的生活是不是持续。如内蒙古的三少民族，原本狩猎的生活已经中断，其文化只能博物传承而无法活态传承；天等壮族的《打榔舞》也一样，由于稻作文化已经翻天覆地，其传承一样也只能博物传承。

摄于广西天等

原本天等《打榔舞》的行程安排十分了得：先是观看天等县稻乡村“非遗”《打榔舞》的发源地，会见其传承人，观看其《打榔舞》；再是观看另一个《打榔舞》——县里为申请国家“非遗”项目正在编排的舞蹈作品。其中，前边的《打榔舞》是“非遗”；后边的《打榔舞》是“非遗”的编创。于无声处就清晰划界了“非遗”和“非遗”编创的不同以及前后逻辑。正要惊叹地方同仁的厉害，不想问题马上就来了。

摄于广西天等

首先，编创的作品和单位的名称发生了冲突。后边观看的《打榔舞》明显是不久前编创的作品，但其承演单位的名称却是“天等县‘非遗’传承中心”。“非遗”传承中心的作用当然是保护“非遗”，但是怎么就编创起了“非遗”的作品？名不副实就是问题。当然，现今的单位名称已不单纯，在北海就了解到，为了应对剧团改制的大潮，原本必须改制的歌舞团，后来更名为“非遗”传承中心，其就可以继续留任体制而获得经费。所以，单位名称是不是“非遗”已经和“非遗”无关，确实如此也就算了，但与他们交谈却发现事实并不止于名称的无奈，他们真的认定其编创的作品就是“非遗”。

视“非遗”的编创为“非遗”，问题还是编创的事实不清。“什么是编创？编创由两句话界定：一个是个人的编创，一个就是表现着个人的认识。前者好理解，因为可见某人在编创的物理事实；后者误会颇多，因为难见个人的认识。个人认识是精神内容，辅以物质素材才能现身，当个人认识隐身于素材，尤其是隐身于共识性的素材：如族群舞的素材、舞种舞时的素材之时，其素材往往就被误解为作品的内容了。其误解就导致了中国舞蹈编创的多年顽疾：“舞蹈作品的真正内容，即编者的个人认识被素材偷梁换柱，也就是素材‘被内容’了。”（ 王玫 素材“被内容”已是舞蹈编创的基本格局《舞蹈》 2012年）

“非遗”就是“非遗”；“非遗”的编创就是编创；编创出的“非遗”风格也是编创，就是编创出的一种“非遗”风格的作品。随后，即就是“非遗”风格的编创，也因为不见其“非遗”的风格而问题——原因就在他们的舞蹈服装。舞蹈的事件就是打榔，打榔的事件发生于过去，人物也一定是过去的人物，且是过去的壮族农民。但是，女演员的服装却裸露着一边的肩膀。其裸露的肩膀完全相悖“非遗”打榔的人物和事件，就是今天典型的晚会风和夜总会风。至此，原本寄望于编创出的“非遗”风格也因为服装的设置而全不“非遗”了。服装的异常引起了大家的提问，当地有人也直说：“这样好看嘛！显得身材漂亮……”瞬间，鄙夷的想法就涌现：“妈呀……”但仔细想来，如此的观念和认识，还不是自上而下由所谓的学术顶层、专业机构等这些最高的平台，一点点浸染到了地方吗？上行必然下效，只是今天，当“上面”率先自省自觉后，往往就遗忘了原先自己的“历史”。

摄于广西天等

舞蹈服装一直是舞蹈编创的重灾区：编创的种种优势和问题全部由服装显现。在隆林县新州镇新兴社区文艺队，也感觉他们的服装不像是传统服装，深问才知道，原来，本地男性的传统服装基本是没有装饰的纯黑色，且为不发亮的材质，发亮的材质解放后才出现。现在的服装除了材质发亮，更是诸多的花边和绣品。介绍中，他们称所有这些变化为“提升”……

摄于广西隆林

面对种种“提升”，瞬间自己就陷入了回忆：20出头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美籍华裔舞蹈家江青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有一个活动，活动中她说：“中国的文化应该保持其传统尽量不变……”突然自己就爆燃起立，由剧场的后排，当着数百人的面诘问江青：“不能因为你们想看传统我们就不发展了……”转眼几十年飞驰而过，物是人非，同样的问题和诘问今天竟依然无解。这里面的情况复杂：既有地区差异、时代差异，也有对不同文化的认知差异。

以上“非遗”的问题，初看原因在基层：基层不清楚“非遗”和“非遗”编创的边界；

如果视其为“非遗”，那就全是问题：因为“非遗”的音乐形式尽管一直在民间流传，形式之一就是歌词随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其变化应该限于“非遗”所认定的时空范围；当歌词随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到了“非遗”的时空范围之外，“非遗”的事实便由此而异化。如果视其为“非遗”的编创，那就全不是问题：其就放射着基层文化的光辉——活生生之生命力所推动的与时俱进。江西深扎的时候就已经觉察：

但是，有一个事实需要警觉：此次基层所见，大多是“非遗”的编创，基本不见“非遗”。这正是“非遗”传承的难点：“非遗”的生活已经中断，传承的性质多为“博物传承”，但是“博物传承”的工具却是活生生的人，其所面对的是鲜活的社会，社会的所有“活化”都将影响“博物传承”，而当下诸多“非遗”之“博物”传承的趋名、趋利正是其体现。

摄于广西靖西

见此情景真是着急，情急之下就出了昏招：抓着一个契机，拉着崇左市的一个孩子就掏心掏肺：“你知道我们这些来采风的人最希望看到什么吗？我们最希望看到你们传统的东西，就是老东西、不变的东西。当然，你们也可以变化，但是变化的东西不要和老东西混在一起……”既而，不出其料的是对方满脸的疑惑和不解，或许我的这一突然的“质询”太多远远超出了他的认知，毕竟，前面有太多的“语境”需要沟通与了解，而我的“着急”或许有点太操之过急。

其实，日韩两国的“非遗”保护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保护便是保护，编创便是编创，两者清晰分家。保护：就由形式到内容，统统选择尽可能遥远的原始形式一动不动，并以其形式的“绿水青山”成就未来的“金山银山”；编创：就放开手脚去编创，尽管编创的对象是“非遗”，依旧可以天马行空，自由飞翔，并以其飞翔的天马而关联着传统和现代、关联着历史和今天。

摄于广西凭祥

好了，放下论证，开始感动吧！感动就发生在天等，并从此难忘天等这个此前从没有来过的地方。那天离开天等，天等的领导执意要送行。晨起一通忙乱，匆匆下楼却见他们早已经大厅坐等我们早餐。瞬间就不落忍，忙不迭说：“这大周末的，不好意思让你们等我们早餐……”接下来的对话却让我震惊。

“今天是周六，周六也是我们的工作日……”

“周六你们也工作？”

“我们是国定贫困县，政府人员要求一周一休……”

早对精准扶贫有所耳闻，但如此身临其境地感受国家组织力和行动力之强大、精准地落实于某地某人，自己依然还是被震撼到了，同时也不禁遐想：如果自己能够置身其中，那才是令人向往和有意义的生活！然而，立马再次感觉缥缈的舞蹈实在是不着边际，一下子就又不想搞舞蹈了。类似的情绪多次在生命中出现：小时候看一个叫《渡江侦察记》的电影，看完死活就不想搞舞蹈了，但也绝不是想拍电影，而是想去找那些渡江的英雄们一起生活；由文献资料了解了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震撼，当时就觉得自己出生太晚，伟大的事情都让前辈们干完了。宋欣欣对自己这种“激动”有一段鞭辟入里的评价：“你总是觉得舞蹈无聊，政治和历史震撼，可你能够介入政治和历史的唯一途径又只能是舞蹈。”

摄于广西北海

就在自己一心准备投身于精准扶贫之时，突然想起了此行广西的爆热：38．9度的高温，近100%的高湿，天天在大太阳下汗如雨下，天天在大阴天里黏黏糊糊……终于到了饭点儿，进了房间以为有空调可以稍作喘息，只见诺大的房间却只有一个空调，顿时那空调便成了“望梅止渴”的摆设而继续暴热，尤其还要围着一个大火炉吃火锅……这时，得知广西舞协的罗秀娟老师刚回南宁就又转身下乡精准扶贫了，由她负责的两户贫困户已经成功脱贫。罗老师也去精准扶贫是又一刺激：罗老师是搞舞蹈，她去了精准扶贫的一线，自己也是搞舞蹈的，现在却身在北京……心生崇拜的同时下意识就问：“罗老师，你们房间有空调吗？”罗老师笑答：“没有空调。”突然就觉得自己真是无用：幻想无边却无力实现，内心尽管还是那个“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血青年，身体却因为祖国进步所致的享受而丧失了热血的能力。有时候真希望回到从前，不是因为青春，而是因为无感苦难，更能享受生活。记得当年潘老师带我们四人一行去青海玉树采风，北京到西宁是硬板火车、西宁到玉树是三天的长途汽车；玉树到成都是七天的乱七八糟汽车，一行十分艰苦，但却一路欢歌，美好满满。

摄于广西隆林

“深扎”的一路上常想，作为艺术家、来自所谓最高专业艺术院校研究者的用武之处究竟何在？“非遗”最拿手的肯定不是我们，但是，得益于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所身处的平台，或许我们看的世界更大、受的教育更多、接受的资讯更广、具有更完备的知识体系，可能先行感受到种种观念，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应该就是贡献观念。杨志晓说得好：深扎的目的就是两个——“艺术家向基层学习，同时反哺基层。”这里，急需反哺基层的观念就是区隔“非遗”和“非遗”的编创。

但是，正是反哺基层的这件事情，舞蹈多年来一直在做，但却困于舞蹈的形式本身，少见以启蒙教育的文化属性而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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