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祝晓宏：近十余年来的华语研究：回顾与前瞻

“语言学心得”新版块掉落~好文荐读（第十二期）近十余年来的华语研究：回顾与前瞻~

近十余年来的华语研究：回顾与前瞻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祝晓宏.近十余年来的华语研究:回顾与前瞻[J].语言文字应用,2021,{4}(02):137-144.

摘要：本文梳理近十余年来的华语研究，概括了华语研究概括的八大主题：华语学科、华语事实、华语规划、华语传承、华语传播、华语接触、华语社区、华语生活；两大理念：面向应用和倡导全球华语视角。在学科和事业发展的坐标下，文章论述了华语研究的双重使命：强化学科认同和建构华语认同，并对未来愿景作出展望。

基金资助：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境外华语资源数据库建设及应用研究”( 19ZDA311)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外华语资源抢救性搜集整理与研究”( 19AYY003)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东南亚华语传承口述史数据库建设研究”( 19YJC740125) 

进入 21 世纪以来，伴随中文国际传播和全球华语崛起的大势，华语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国内外学术力量逐渐汇聚，在平台搭建、成果质数、课题立项、队伍建设等方面陆续取得重要进展，其研究价值和意义愈发凸显，建立全球华语学的呼声越来越高(刁晏斌，2017;刘善涛、党怀兴，2020) ，华语研究已成为语言学科内一个不容忽视的学术方向。但是，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华语研究在整体实力、学术影响、学科地位等方面仍然比较薄弱。

2020年10月，新时代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会议召开，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和语言学科站在了新的历史方位。立足新方位，华语研究需要回首过去、谋划未来。我们曾略述华语研究进入新世纪后格局为之一变，积极响应国家语言战略，“汇入中国语言生活派的洪流”(祝晓宏、周同燕，2017) 。本文从研究主题、研究理念两方面回顾十余年来的华语研究，在学科和事业两大坐标下，思考华语研究的使命，并对未来愿景作出展望。

（二）华语事实

学者们在词汇、语法、语用等多个平面对华语事实开展了挖掘，对华语本身广泛细致地探察、研究，强化了学科的根基。

在词汇平面，出现了一批描写国别、区域华语特有词的成果。从差异、变异角度来描写华语词语的成果最多，覆盖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助词、语气词等各种词类；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华语的接触，也出现了研究华语词语互动的案例(李昱、施春宏，2011; 施春宏，2015; 盛玉麒，2012; 刁晏斌，2015) 。从特征词到词语变异、互动研究，反映了人们试图捕捉华语词汇系统动态变化的努力。在语法方面，邢福义领衔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全球华语语法”是一个标志性成果，这是第一次系统调查全球华语语法面貌，进一步带动了学界对于境外华语语法的关注。《中国语文》“‘一带一路’的语言调查与分析”专栏也刊发了一些境外华语语法研究成果。

境外华语中的人名、称谓语、招牌语等功能语言研究增多(刁晏斌、邹贞，2014; 王晓梅，2010; 林凯祺、洪丽芬，2014) ，这些讨论推动了华语研究融入语言生活研究范畴。在方法论上，出现了“华语视角、多样性下的倾向性、两个三角、直接对比、参数分析”(祝晓宏，2011; 李计伟，2012; 储泽祥、刘琪，2013; 刁晏斌，2015; 邓思颖，2018) 等多种研究思路，口语材料、语料库方法和区域研究受到重视，这些都有利于更深入地发掘华语事实。总的来看，华语事实研究“明差异、析成因”，描写和解释走向全面、立体。

华语规划是在大华语的视角下对华语和华语生活进行的语言规划。在本体规划层面，规范标准引起许多争议。争议焦点是，各地华语应遵照普通话标准，还是依从自身的发展逻辑。从促进沟通角度考虑，不少人主张趋同(周清海，2016; 尚国文、赵守辉，2013) ，而从中文国际传播角度考量，也有人倾向保持个性(侍建国，2015; 李泉，2016) 。这些争论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华语规划的目标是什么，是维护标准的一致性，还是更好地有利于华人语言生活。

地位规划方面有一些共识。郭熙(2012) 论述了华语规划的内容和意义，认为现阶段声望规划是华语规划的核心；赵守辉、刘永兵(2008) 也认为新加坡华语规划的重点在于声望规划；李宇明、王春辉(2017) 则在全球视域下论述扩展汉语的功能，其中也指出要提高华语声望。可见，华语声望、地位和功能规划有所重合；而在获得规划层面，华人家庭语言规划备受关注。

在大华语视角下，华语规划不仅是华语视角下的中国语言规划，也是面向全球华人的语言规划。其规划要考虑各地华语的实际使用和认同情况，更要做好华语协调。《全球华语词典》 《全球华语大词典》等辞书的出版，为华语规划和规范使用起到了示范作用，也产生了积极效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辞书本身蕴含的规范功能，对各地华语有一种认同强化作用。例如，2019 年新加坡推广华语理事会推出“新加坡华语资料库”，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人们对新加坡华族语言文化和身份的认同。

海外华社一直缺乏强有力的语言规划机构，华人的语言生活多由华文教育和传媒来引导，这就形成了如今华语多样化的复杂局面。要缓和华语生活中的矛盾，促进华语趋同，还应加强华语声望提升、华语标准传播、华语产品开发等研究，华语规划需要更加关注做好协调和服务工作。

（四）华语传承

华语是华人的祖语，有很多因素会造成祖语传承中断，导致祖语资源的流失(郭熙，2017)。从语言生活角度而言，打破祖语“传不过三代”的模式，需要在“语言教育、语言使用、语言意识”三个维度发力；从研究角度而言，祖语保持和发展研究有微观、中观、宏观三层面，分别是家庭、社会和国家(Schalley&Eisenchlas，2020) 。将这三个层面和上述三个维度组合，可以得到华语传承研究的 9 个方面，如表 1 所示。

在语言教育层面，华语传承主要由华文教育来担当。随着华文教育事业的推进，人们愈加认识到海外情况的复杂性。华文教育研究有向华语传承研究转变之趋势，例如，研究华文教学的继承语性质、认同目标、学习者身份与华语语码匹配等问题( 曹贤文，2014，韩晓明，2018; 郭熙，2015; 周明朗，2014) ，关注海外主流学校的继承语分班、课程、项目、教师信念等课题。

在语言使用和语言意识层面，语言保持的一些常识得到证实。例如，家庭环境是关键指标；父母作用重大；语言态度和语言认同非常重要。实证研究还深化了对华语传承机制的认识，例如，从一代到三代、从家庭到社区华语使用率直线降低，当地语则升高，存在显著的“剪刀差”现象(王建勤，2018) ；父母的语言意识存在不同的类型(王玲、支筱诗，2020)。

可见，现有的华语传承研究集中在微观和中观的使用、教育层面，媒体、移民社会结构、社团组织、国家语言政策、历史经验都是华语传承的生态环境，这些宏观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五）华语传播

过去的华语传播主要是自然传播，华语的传播情况多跟移民模式相关。21 世纪以来，华语传播和中文国际传播形成了合流，更多地具有了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色彩。传播研究涉及“传播者、内容、渠道、受众、效果”等要素，华语传播领域对这些要素均有探索。

华语接触分为内外两层：内层是大华语圈内变体之间的接触，外层是华语及其变体和其他语言的接触，接触的过程和结果发生在语言结构的各级平面。

内层的华语接触研究成果较多。例如闽粤方言对于东南亚华语语法的影响(邢福义， 2005; 潘秋平，2009; 王晓梅、何元建，2016; 孙莉萍，2017) ，普通话与境外华语在语法项目上的相互融合(刁晏斌，2015) ; 陈保亚(2013) 把语言在自然接触过程中的传承势力称为语势，并据此认为马来西亚华语和方言的接触，导致了方言的萎缩。

华语和其他语言接触研究也有一些。例如，英语对港式中文的影响(邵敬敏，2008; 赵春利、石定栩，2014) ； 印尼语对华语词语的借用(唐根基，2016) 、华语磨蚀、转移等问题(潘秋平、何佩芩，2010) 。华语接触是观察现代汉语演变很好的窗口。例如，现代汉语很多新成分也是通过华语中转站输入进来的。

（七）华语社区

华语社区研究是在言语社区理论和世界英语圈层模式基础上发展出的一个研究方向。目前，大家的兴趣点主要在于华语社区的结构、地位和互动等方面。

华语社区结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参照世界英语经典圈层模式，以母语人口和地域为标准，将华语社区划分为内圈、中圈和外圈；徐大明、王晓梅( 2009) 则提出“全球华语社区”，按语言认同和使用双重标准将其划分为核心圈、次核心圈和外圈，核心圈包括使用并认同华语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这种划分法淡化地域、强调认同，扩大了全球华语社区的核心范围，可以起到促进华语大同的作用，一些调查也确证了语言认同在华语社区建构中的作用(杨荣华，2011; 陈颖，2017; 王晓梅、朱菀莹，2019) 。继续讨论华语分圈是有益的，多元的华语分层模式可以与当前世界英语的多圈层模式形成呼应。

全球华语社区的提出，突显了各圈层华语的主体性地位，拓展了华语研究的空间。例如，相对成熟的马来西亚华语社区研究自主意识萌发(王晓梅，2018; 邱克威，2018) ；印尼先达国语、爪哇华语等变体受到关注(甘于恩，2015; 王文豪，2020) 。

华语社区互动越来越引起重视。这从华语辞典编纂理念的变化可以看出，《全球华语词典》收词“视点在异”，《全球华语大词典》还收录了华人社会的共用词; 李宇明(2017) 指出，要关注华语社区的相互影响，一些具体的语法项目研究已经对此作出回应(王晓梅、张新怡，2019) 。华语社区多方面的讨论，也将会进一步启发华语规划、传播和认同研究。

（八）华语生活

以上论述的华语传承、华语传播、华语规划、华语接触、华语社区都属于华语生活的某个局部，整体上的华语生活研究成果更为突出。国别华语生活调查研究成果较多，除了传统的东南亚华语区外，非洲、美国、英国等成长型的华语区报告增多(Li Wei，2015; 陶红印，2019; 孙德平，2020 等)；单点的调查报告集聚，使得区域概括研究变得可能(李春风、郭熙，2012) 。

在调查专题方面，包括华语使用及语言态度、华语景观、域外汉字、华语交际、语码转换与转用研究(王晓梅，2011; 徐新伟，2018; 祝晓宏，2019 等) ，调查场所范围不断扩大；在方法上，问卷调查、观察法和民族志方法的结合渐成趋势。

语言资源理念的普及，使得华语资源研究受到重视。郭熙主持的“境外华语资源库建设及应用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全面阐发了华语资源的构成、性质和意义等(郭熙等，2020) 。该课题将华语事实、华语文献、华语传承口述史、华语言语作品等系统地勾连起来，看作是中华语言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了华语研究的学术层次。

总之，从研究趋势来看，华语研究内涵不断丰富，议题走向拓展、深化，其语言战略价值愈发突出。

（一）华语研究的两大理念

十多年来，华语研究在方法论和理论上积极探索，聚焦应用和全球华语两个实践场域，展现出两大研究理念。

1. 面向应用

从诞生之初，华语研究主要服务于华文教学。面向应用的理念在新时期继续得到发扬，形成了从华文教学到“华语传承、华语传播、华语规划、华语生活、华语资源”等一系列现实意义鲜明的学术课题。从服务教学到对接国家语言战略，再到事实调查和挖掘，华语研究的应用面向具有“层次性”和“循环性”。华语研究需要跟华文教育衔接起来(郭熙、王文豪，2018) ，华文教育也在国家语言能力提升中发挥独特的作用(郭熙，2020) 。

面向应用，就是面向全球华人的语言生活。从本文第二部分可以看出，语言生活研究的理念在华语研究的内容和目标中贯彻得比较充分，无论是华语事实的观察还是华语生活的调查，都有比较明确的应用指向，它拓展了华语研究的对象、范围，提升了华语研究的价值和格局。

2. 倡导全球华语视角

祝晓宏、周同燕(2017) 将华语研究的特点概括为：“在大华语的视野下，以比较、发展的眼光来看汉语跨疆域的事实”，大华语视野就是全球华语视角。如上所述，华语研究的许多课题和学术行动就是在全球华语视角下开展的。全球华语理念的发扬，扩大了汉语研究的视角和范围，也对汉语研究的内容和观念有所补充、更新。例如，在社区词鉴定、比较、测量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其流通，社区词研究由普通话视角过渡到大华语视角的新阶段(田静、苏新春，2019) ；不只是从普通话来看华语特征，还在全球华语视角下注意区域华语的共性(Lin，Shi&Huang，2019)；再如，以全球视角来看一些华语变异，可能既非特征也非偏误，而是对早期现代汉语的继承(李计伟，2018; 郭熙，2019)。

（二）华语研究的双重使命

驱动学术发展有学科内在和社会外在双重动力，华语学科自身发展和国家语言战略赋予了华语研究双重使命。

1. 学科使命

在语言学科里，华语研究是从汉语研究衍生出来的方向，将华语研究置于语言学的学科坐标中，观察它和汉语研究的关系，更容易看清其定位和使命。图 1 是华语研究的学科坐标：

在此学术坐标中，本体到应用、微观到宏观的两轴交叉，可得到四个象限，对应语言学的四个方面：语言本体研究、语言应用研究、语言理论研究和语言应用理论研究。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学术最繁荣的时期”，汉语言文字研究堪为代表(刘丹青，2019) 。将华语研究与之对比，可以粗略观察到几个情况：

其一，作为汉语研究的补充和拓展，华语研究扩大了汉语研究的学术半径，也就有了向更多未知探索的可能。例如华语资源现状、华语保护与转移问题、华语演变问题，等等。第二，华语本体与应用研究还有很多空白。例如语音、修辞、文字、本体界面、历时研究等，传承模式、习得机制、政策生态、产业开发等，都需要华语研究迎头赶上。第 三，华语学科意识在增强，但学科规划较弱，学科影响力有限。

从根本上说，探索未知、弥补空白、提升学科影响力，还是要靠华语学科自身，学科规划关键是要强化学科认同。这既需要有关方面携起手来筹划行动，也需要聚焦学科本真方向，瞄准“华语传习规律、华语生活实态、华语资源保护与开发”等重大问题协同攻关，用扎实的研究成果夯实学科基础。

2. 事业使命

陈平(2020) 指出：“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进程显示，将学术活动与社会需求相结合，侧重应用的导向，是几代语言学家的共同特点”。不同的时期，国家和社会有着不同的应用需求。可以说，作为一项事业，语言学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图 2 是华语研究的事业坐标。其中，古代到现代、中国到国际两轴交叉，构成语言学事业发展的四个象限：立足中国，古代“为往圣续绝学”的小学发展到现代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立足国际，古代中国语言传播主要是为了睦邻友好，现代华语传播则是服务国家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有了更多的担当。相比汉语研究，华语研究的使命在于：

其一，在现代化语境中传承华语。现代华语传承应有发展的眼光，培养兼具中华语言文化素养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世界公民 (任弘，2019 ) 。梁培炽(2014) 认为，“美国的华文教育是要培养具有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教养的美国人，而不只是会讲华语写华文的美国人”，也就是说，不能将华语传承简单化地理解只是传习中文，全球华语传承需要有更大的胸怀。

其二，在全球化语境中传播华语。全球化拉近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世界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学习和运用中文；同时，华语传播依然面临国际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不确定因素的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华语传播研究需要因应形势，迎难而上。

其三，在流动和虚拟社会中服务华语应用。移动社会和网络社会的全面来临，出现了许多新的应用情景，例如旅游、医疗、司法等，线上的华语交际出现了“超语”等一些新现象，对华语规划提出了更多的需求，华语研究应该通过具体的调查呼应这些需求。

华语是个彻头彻尾的现代概念(徐大明，2006) 。在现代社会，华语及华语研究已经为促进华人认同作出了贡献。当今世界后现代思潮弥漫，在转向后现代的过程中，华裔身份认同趋于多元复杂。前文所述华语研究八大主题都跟认同问题有所关联，今后如何继续以华语为中介，构建民族、国家和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华语研究的核心任务。

十多年来，华语研究在议题拓展、实证调查方面取得显著的进步，在理论上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一些颇具理论色彩的新观念和新认识。例如，大华语观带来了看问题的新视角，引发了一系列学术研究新课题，甚至促成了语言活动的新实践(李宇明，2017) ；华语资源观丰富了语言资源的理念，彰显了华语研究的应用品格，也有力推动了汉语应用研究与国际应用语言学主流接轨(Li Wei，2011) ；华语生活观促进了华语研究汇入语言生活研究，与之产生良性的互动，扩大了中国语言生活研究的内涵。

学术使命就是学科发展的方向，需要华语研究者主动回应。陆俭明(2015) 、周清海(2016) 、李宇明(2017) 、赵世举(2017) 罗列了华语研究的不少重要课题，开展这些课题尚需一些基础工程托底，未来的华语研究应该强化以下几个方面：

(1) 扩大华语研究学术共同体。目前投入华语研究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应逐步建设学术组织(如成立华语研究学会) 、开展学术行动(如编纂“全球华语研究译丛”“全球华语研究书系”) 、设置学术议程(如举办会议、开设专栏) ，引导有关话题扩散和深入。学术界可通过对“华语名称、规范标准、华语分层”等重要而未决的问题展开学术讨论来扩大“朋友圈”。目前来看，华语研究的潜在力量遍布世界：海外分布着大量的华语学者和相关组织，几十万华文教师，他们既是华语生活的实践者，也是构建中华语言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2) 全面调查海外华社语言生活。华语研究还处在“观念萌生、材料收集”的初始阶段(李宇明，2017) ，应勤于扎根田野，用材料说话，靠调查事实来认识华语实态。应深入而全面调查境外华语各种可能和实际应用的场景，包括虚拟社区和新兴社区的华语应用。也可组织海内外同仁编写《全球华语生活状况报告》，以此来跟踪、展示、引导全球华语生活，促进全球华语生活的和谐共振，凝聚华语认同，推动华语传播。 

(3) 建设开发各类华语资源平台。华语资源非常丰富，从应用的角度来说，至少包括面向保护类的(如华语事实、历史文献、语言景观、口述史料、媒体语言) 和面向教学类的(如祖语生言语作品、教材教案等) ，这两类资源都有待开发。我们可以在逐步摸查华语资源的基础上，分类建设“全球华语口语语料库”“全球华裔传承语者语料库”等平台，编纂《全球华语地图集》《全球华语资源状况报告》《海外华语传承语者案例集》等，推进华语资源和华语传承等研究。

对于一个领域的研究而言，十多年的历程并不算长。而当我们把这个时间段放在建构全球华语研究学术共同体这个更大的时空跨度里，它就有了特殊的意义，这一段的华语研究，承载了几代人对华语研究的关切和探索。我们相信，在更多研究者的努力下，未来华语研究的空间将会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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