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 音｜胡壮麟：浅析“语音隐喻”的有关特性

^{浅析“语音隐喻”的有关特性①}

      Fonagy（1999）有关语音隐喻的理论基础是“拟音像似性”（onomatopoeic iconicity）。它基于三个原则：（1）有意识表示某种情感与特定发音方式对应。（2）发音器官运动与特定发音方式对应。（3）不同程度的紧张、延时、言语速度反映出不同程度的情感（李弘，2005；刘凤贤，2015）。不料国内许多语言学者对Fonagy的拟音像似性观点持保留态度，甚至不表赞同。这是因为Fonagy所提出的这三个原则主要适用于符号学的某些特定的“能指—所指”关系，但不完全适用于语音隐喻。尽管如此，国内外语言学界对Fonagy首先提出“语音隐喻”仍然肯定。这也意味着人们并没有全盘否定他的拟音像似性理论。因此，我们不能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看待语音隐喻的拟音像似性。

       就拟音像似性而言，学术界都会同意它的客观存在。我本人曾就汉语举过实例论证，如单音词“嘣”（bēng）、“噔”（dēng）、“嘀”（d ī）、“咚”（dōng）、“哒”（dā）、“嘎”（gā）、“咣”（guāng）、“啪”（p ā）、“嘭”（pēng）、“嗵”（tōng）等；双音词“吧嗒”（bādā）、“嚓嚓”（cācā）、“嘀答”（dīdā）、“叮咚”（dīngdōng）、“咕咚”（gūdōng）、“轰隆”（hōnglōng）、“呼呼”（hūhū）、“呼啦”（hūlā）、“咔嚓”（kāchā）、“噼啪”（pīpā）、“扑哧”（pūchī）、“扑通”（pūtōng）、“飒飒” （sàsà）、“瑟瑟”（sèsè）、“咝咝”（sīsī）、“飕飕”（sōusōu）、“簌簌”（sùsù）等（Hu，2010）。

图1  语音隐喻符号学模式

       那么，拟音像似性如何才能起到语音隐喻的作用呢？学者们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被摹拟的自然声音和拟声词可以喻指多种声音，如“轰隆”既可以用来摹拟倒塌声，也可以指雷声或炮声，“click”既可以摹拟咔嚓声，也可以摹拟当今人们使用鼠标的敲击声。第二，一部分拟声词被进一步用来喻指与出现该声音相联系的某种事物或现象，如汉语的“知了”也可被用来指发出该声音的“蝉”；“乒乓”本是打球发出的声音，可用来指代具体的“乒乓球运动”。“bubble”由冒水泡或气泡的声音转指发出该声音的“气泡”或“水泡”（李国南，2000；苗萌，2011）。第三，由指发出某声响的事物进一步喻代有关事物发出该声音的动作，如“滴答”转喻为雨水落地，“whistle”既指发出该声音的物，也指类似该物发出的声音或动作（余涛，2014）。这样，我们把上述的符号学模式示意图稍加扩展，可进一步表示拟音像似性对语音隐喻的构建过程，如图2所示：

        图2  语音隐喻（像似性模式）

      尽管我们都会同意上述演变过程的存在，并且可接纳其为语音隐喻的构建过程之一，但有一点无法改变，即这类语音隐喻在汉语或外语中为数都很少。单靠这个特性，语音隐喻的研究很难走远。

      李弘（2005）在实践中的优势在于她采用了Langacker（1987）的理论，把隐喻的本质概述为用一个概念域来表示另一个概念域，或者说，语音隐喻是一个语义单位和一个音位单位构成一个象征单位，来比喻或激发另一个象征单位的过程（沈志和，2010）。类似的理论尚有Fauconnier（1997）的投影映射（projection mappings）理论，指一个域的部分结构投射到另一个域之上，如图3所示：

      图 3   投影映射理论（苗萌，2011）

     可见隐喻关注的是通过象征单位体现的语音“跨域关联”（cross-domain relevance），其适用范围远远超过单纯的“拟音像似性”。

      从李弘（ 2005 ）提供的若干举例，我们便可领悟跨域关联的存在。如从“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歇后语“缺一少十”，我们可以领会这是一个跨域的语音隐喻，喻指“缺衣少食”，前者是数字，后者是有关生活困难，分属不同意义域。又如，“The soldier had to lay down his arms.”语句中的arms的常用词义为人体的“手臂”，跨域隐喻为“武器”。这些例子表明Fonagy如不跨域，其研究难以往前再走一步。

       就上述提到的跨域性的研究，必然引起这样的问题：语音隐喻为什么能跨域？如何掌握其跨域？对此，Vuletic（2003）的观点很有启示，他认为语音隐喻是不同的意义通过各自能指的“相似性”（similarity）或“相近性”（closeness）进行的“联想”（association）（段成，2009；刘晓玲、郑红苹，2011）。

      具体到语音隐喻，那就是两个象征单位必须具有相似的或相近的语音成分（sound element），才能将分属两个概念域的思想或事物联系起来。刘晓玲和郑红苹又进一步论证：具有相似性的两个语音成分应当相互关联，其理论依据源自Sperber & Wilson（2001）的关联理论，即语音隐喻中两个相似的语音成分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交际双方的认知能力和认知过程，这样才能联系相似语音中的隐含语义。

    在20世纪80年代，Lakoff & Johnson（1980）在他们出版的合著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明确提出了“隐喻概念体系” （metaphorical concept system）的新理论，这一理论将隐喻纳入思维和认知的研究领域。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来看，隐喻不仅是语言运用中的一种极具创造性的修辞手段，也是用某一领域的认知经验去解释和感悟另一领域事物的一种认知活动。概念隐喻理论为我们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考察和诠释隐喻认知功能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目前对隐喻认知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汇（语义）和语法两个层面上。我们知道，语言是一个结构完整、逻辑严谨的符号系统，它是由语音、语法和语义三个层面组成的。既然词汇隐喻和语法隐喻都属于隐喻认知范畴，那么语音作为语言系统的最基本层面理应也有隐喻现象，也就是说，语音隐喻也必然是一种重要的隐喻认知方式。

      由此可见，在讨论语音隐喻时，我们还应注意“像似性”和“相似性”（similarity）的区别，两者并不等值。像似性适用于处理符号学中“能指”与“所指”关系，而与相似性有关的语音成分，可以涉及词汇学、句法学和语义学内某些成分的相似或关联。例如，字母“DEF”读成[def]，不仅读音与“deaf”相同，而且与“deaf”的4个字母的拼写也相近。又如，在“lay down his arms”中，“arms”虽然分属两个概念域，但其拼写和读音在两个概念域中是相同的。再进一步看，两者的修饰语“his”相同，而且都是谓语词“lay down”的宾语。这在Fonagy的体系中不可能做到。这表明以相似性为理论基础的语音隐喻概念的覆盖面远远大于单单以拟音像似性理论为基础的语音隐喻概念。

      上面对有关跨域性和相似性的讨论，又会产生一个新问题：既然国外已有这么多新的理论推动语音隐喻的研究，为何中国学者却不将这些理论应用于汉语语音隐喻的研究？为何第一个提出语音隐喻理论的Fonagy对此视若无睹，固守他有局限性的、有缺陷的拟音像似性理论呢？进一步说，国外其他语言学者为何不采用这些理论进行语音隐喻研究，从而超越Fonagy呢？我认为不是他们不能，而是困难太大。这是由于不同语言存在着语言差异性（language diversity），小到音节，大到整个语音系统，不同语言存在着巨大差别。

      令人高兴的是李弘（2005）早就观察到不同语言的词语音节构成和多寡存在很大差异。作者指出，汉语中的语音隐喻现象远比英语多，其原因在于汉语是音节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因而同音字、同义字特别多。为此，李弘将语音隐喻细分为6类，即：（1）音同义异类隐喻。（2）歇后语和诗文对联。（3）完全音同、形同、义异。（4）语音仿拟。（5）押韵。（6）民族文化中的语音隐喻。对比之下，英语词语的音节构成复杂得多。如“may”（五月）是单音节词，“matter”（事情）是双音节词，“musical”（音乐的）是三音节词，“manifestation”（显示）是多音节词。在这种情况下，要构建以语音相似性为基础、跨域的多音节语音隐喻难度太大。

     从语音系统讨论隐喻来说，广义的“语音隐喻”（phonetic metaphor）把“语调隐喻”（intonation metaphor）和“音系隐喻”（phonological metaphor）也包括在内。例如，就第2节引述的“缺一少十”（缺衣少食）这个例子，我们分析的不仅仅是一个单词，而是一个词组；也就是说，不是一个音节，而是多个音节构成的音节组合。此外，英语是多音节文字，重音很难掌握，如“discus”（铁饼） 的重音在前，“discuss”（讨论）的重音在后，“disestablish”（废除）中的第一个音节“dis-”为次重音，第三个音节“-ta”为主重音。这进一步表明英语中音系隐喻出现的困难性。

      英汉语在语调隐喻上有相似点，问句都采用升调，如汉语“他是一个学生？”和英语“He is a student？”，两种语言都采用肯定句的句法形式，人们可从末尾的升调上理解说话人喻指提问，说明说话人对自己观察到的现象还不太有把握，需要对方肯定。为此，国内学者有专文讨论英语语调隐喻（金娜娜，2008），深入研究小句和语篇的情态意义和小句结构，这类研究为数不多。

      讨论至此，我们会发现由于英语是国内比较普及的外语，在讨论语音隐喻时，外语举例一般取自英语。我们也会发现汉语中源自英语的词汇大部分只能看作通过译音，直接引入该词，不宜看作语音隐喻，如汉语“沙发”的发音直接来自英语的“sofa”，因为中国原来只有椅子、凳子，只能采用“sofa”的原语音，说成“沙发”。类似的例子有“比萨”（pizza）、“开司米”（cashmere）、“巧克力”（chocolate）、“咖啡”（coffee），“歇斯底里”（hysteria）、“模特”（model）、“扑克”（poker）、“布丁”（pudding）、“沙龙”（salon）等。这些都是直接采用音译的方法引进的外来词，不是语音隐喻。

       那么，汉语中有没有通过语音的相似性，让汉语概念域中的词汇比喻英语概念域中的词汇呢？有，如国内近年来较多使用的“粉丝”一词，在汉语中它是一种食品，但人们用来喻指英语社会群体中崇拜某人的“fans”，两个概念域完全依赖语音相似性建立关联。我个人还认为“粉”与“丝”都有整体事物中一小部分的意义，切合个体形成的“歌迷” “戏迷”。又如，汉语的“秀”在网络用语中的意义为“展示”，喻指英语单词“show”（展示；演出；节目），从而有“时装秀” “网络秀” “真人秀” “金星秀”等表述。类似的例子有“费”（fee）、“俱乐部”（club）、“蹦极”（bungee）、“黑客”（hacker）、“休克”（shock）、“台风”（typhoon）、“时髦”（smart）等。需要指出的是，语音隐喻的意义在使用过程中会被淘汰或被接纳成常规词；有的意义会被延伸或变化，如上述的“秀”后来与“晒”行为同时发展，渐渐地也有了表达“炫耀”的意思，再后来逐渐演变为“卖弄”的意思，既可以称赞某人某物很厉害、很棒，有时候也含有贬义，如“作秀” “政治秀”等。总之，这些例子既满足了语义跨域性的要求，也体现了两种语言之间通过语音相近互相借鉴的积极意义。

      对比之下，我们在英语中可以找到“bukjoy”（白菜）、“chop suey”（炒杂碎）、“dim sum”（点心）、“judo”（柔道）、“kow tow”（叩头）、“kumquat”（金橘）、“Yin Yang”（阴阳）等音译汉语，但能称为“语音隐喻”类的英语音译汉语有待进一步研究（张勇先，2014）。

     在关联理论中有一个观点值得商榷。Sperber & Wilson（2001）认为，任何涉及语言使用的活动不是交际的，而是认知的。这个观点把交际和认知的意义对立绝对化了。实际上，交际就是互相交流思想和探求合作。同样，认知初看起来是个人对世界的认识，本质上是“社会人”（social man）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群体中的成长过程和认知过程。这里，本文采用“功能性”（functionality）或“语用性”进行讨论。

      我国古代大儒注经的方式之一是声训（又称音训），即通过借用字词的语音来探求词语的来源，解释原有字词的意义，说明其命名的根由。如《易经》中有“乾，健也；坤，顺也”、《孟子·滕文公上》中有“因声求义，音近义通”的记载（王慧娟，2016）。以上例子说明语音隐喻具有语言教学的功能。

      从语用学的视角来看，隐喻出现的具体语境范围包括语言、情境、文化、认知等。具体到语音隐喻，一般出现在广告语、新闻标题、幽默对话和诗歌中。这是因为当代语音隐喻更多地被用来达到网络时代所要求的灵活性、诙谐性、委婉性和得体性的交际目标，同时在方法上具有快捷性和丰富性的效应（段成，2009；陈叶贝、沈梅英，2017）。举例如下：

    （1）歇后语：“飞机上挂暖壶——高水瓶（高水平）” “梁山上的军师——吴用（无用）”。（王慧娟，2016）

    （2）广告语：“给电脑一颗奔腾的芯（心）”（李兴忠，2015）；“The BERD is in hand.”（刘凤贤，2015）。后例中“BERD” 是“The Bank of European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欧洲建设发展银行）”的缩写，但它与“bird”读音相同，因而在句中喻指将这家银行像“bird”（鸟）一样掌握在手心之中。这源自英语中原有的一个成语：“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3）网络语：“CU（see you）” “IC（I see）” “B4 （before）” “88（Bye！Bye！）”。（李丽敏，2009）

   （4）政治语：“Why are parliamentary papers called ‘blue books’？—Because they are never red（read）.”（赵勇，2017）这例有关议会政治的一问一答中，应答者根据议会文件为何一般都是蓝色封面，一方面肯定了不是红色，一方面通过“red”喻指被动式中的“read”，意为这类文件人们从来不看。

   （5）文学作品：“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王慧娟，2016）。再者，《红楼梦》中的人名、物名、地名有不少含有语音隐喻成分，如人名有“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可标记为“元迎探惜”，音喻为“原应叹息”。贾宝玉在睡梦中喝警幻仙姑给他准备的“千红一窟”茶，喻指“千红一哭”。林黛玉住的“潇湘馆”成了“消香馆”。（程怡阁等，2016）

      最近我看到这么一则微信，有位朋友报道不要把地名“Shanghai”（上海）和“I was shanghaied”（我被欺骗了）中的“shanghai”相混淆。其实两者是有隐喻联系的。在很久前欧洲水手不愿自己的船只在海上航行太远。船主采取隐瞒手段，待到了岸边才宣布到达的港口是“Shanghai”（上海），这时水手们感到自己“受骗”了。这是“语音”隐喻，也是“词汇”隐喻（有了“欺骗”的意义），也是“语法”隐喻，专门名字成了动词。这意味着“语音”隐喻不仅与“词汇隐喻”有关联，而且也与“语法隐喻”相融合。最近汉语界在讨论“甩锅于中国”和“甩锅中国”哪个表述正确。其实，两个都正确。据说，“甩锅”一词出现于在行军时，部队为了减轻辎重便于作战，不得不把较重的锅甩掉。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美国某些政客“甩锅”中国的奇谈怪论层出不穷^②。在当代汉语中，“甩锅”抽象地表示美国某些政客把美国发生疫情的责任“推脱”给中国，虽然“甩锅”仍是谓宾结构，但已经体现了“词汇”隐喻的形式。在“甩锅中国”的表述中，整个“甩锅”成了谓词，而“中国”成了宾语。这是“语法”隐喻。再进一步说，在“甩锅的美国某些政客”和“甩锅行为”中的“甩锅”成了修饰语，“美国某些政客的甩锅”中的“甩锅”成了名词。这些，都是语音隐喻与词汇隐喻和语法隐喻的结合，体现了不同类隐喻的融合性。这是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法隐喻”理论的巧妙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