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一丹：心理学家对汉字问题的深入研究

袁一丹，重庆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回顾20世纪围绕汉字问题的种种争议与解决方案之前，首先需要回到原点:汉字何以成为问题。文字作为一国文化之根柢，亦是国民思想情感的寄托，本不该成为问题。当近代中国遭遇从古未有之大变局时，中国文字亦面临从古未有之变数。

汉字问题发端于清末民初的汉字繁难说。汉字难学、难写、难记，亟需变革，几乎成了晚清维新派的口头禅。1 “中国字天下第一难”的断语，出自卢戆章之口，他是中国拼音文字的首创者。2 在清末第一种切音字方案《一目了然初阶》序中，卢戆章称“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3 翻检清末各类拼音化方案序可知，“文字之繁难，中国冠天下矣”， 4 这一未经验证的判断并非个别人之偏见，乃晚清新学家众口一词之公论。

清末的汉字繁难说，往往以识字率高下为凭。5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称西人每百人中识字者自八十人至九十七八人，而中国不逮三十人。识字率悬殊，缘于文字特性不同:“西人之文，以声为主，故字虽多而识字易;中国之文，以形为主，字虽少而识字难。” 6 已有研究者指出，识字率须辅以各国人口总数，方能说明问题。7 中国为当时世界各国人口之最，拥有如此众多的识字人 口，反倒说明汉字未必是“天下第一难”。并且识字率高低与“合四海为一心， 联万方为一气”的国家整合意识有关， 8 不完全取决于文字本身的难易程度。如章太炎所言，识字率之高下“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9

以汉字繁难说为由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只清末切音字、民初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这一脉。在拼音化的思路外，还有倡导简化字、混合文 字、基本字的温和派，与主张“汉字革命”的激进派。激进派将汉字问题的争议性推到极端，聚焦于汉字存废。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上打出“汉字革 命”的旗号，誓与“骸骨迷恋者”拼个你死我活，并用六书与汉字变迁史论证改用拼音文字的可能性。10 在“汉字革命”宣言书中，钱玄同将傅斯年作于1919年 的《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追认为“汉字革命军”的第一篇檄文。傅斯年此文彻底打破了“汉字神圣”观，他认为文字仅是器具，只求个方便，决不承认 文字里有不可侵犯的质素:

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崇拜他以为神圣似的，是天下第一糊涂人。11

鲁迅曾说要上下四方寻求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12 傅斯年这段话，可算是对中国文字、对汉字崇拜者最恶毒的诅咒。

20世纪上半叶，围绕汉字问题的种种争论，一般置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双重聚光灯下。汉字问题正好是这两条历史脉络的交汇处13 。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史梳理，多聚焦在汉字革命军的思路与国语运动家的方案，前者以“五四”健将钱玄同为代表，后者不出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之范围14。事实上长期关注汉字问题的，不只是文学革命、国语运动的倡导者，或语言文字学家，还有一批心理学出身的留美学者，他们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也是最早用科学方法研究汉字问题的实验者。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张耀翔、刘廷芳(Lew, T. F.)、杜佐周(Tu, H. T. C.)、艾伟(Ai Joseph Wei)、沈有乾(Eugene Shen)、胡毅、蔡乐生(Tsai Loh-Seng)、周先庚(Siegen K. Chou)、王凤喈 (Wang Fung-Chiai)等。15

这批将现代心理学引入中国的先驱，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有较强的专业意识16。他们关于汉字问题的研究，集中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主要以实验报告的形式呈现，或是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或是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上的阶段性成果。这些高度国际化的实验报告，严格遵循实验心理学的专业规范，包括先行研究回顾、问题预设、理论资源;实验对象、实验材料、仪器构造及改进;实验程序与方法、数据图表、数据分析;实验结果、理论检讨、现实意义、参考文献。17 这批留美学生归国任教后，有的转入教育学领域，有的继续研究汉字问题，但不限于实验室内，更注重与社会需要相结合，进而参与到乡村建设、平民教育与识字运动中。

心理学家介入汉字问题，一开始只是敲敲边鼓。如《新青年》上钱玄同拉北大心理学教授陈大齐助阵，从眼球运动与筋肉作用论证横读比直读更省力。18 汉字革命的急先锋亦要仰仗科学的权威，在二人唱和中，科学是为主义站台、帮腔的。陈大齐之后，介入汉字问题的心理学家已独立成军，不甘附庸于文学革命。他们从阅读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Reading)的理论预设出发，让数据说话，承认主义与科学之间不可弥合的缝隙。

汉字问题上，心理学家较文学革命者的长处，不在空洞的科学精神，而在精密的实验手段。“实验”是现代心理学的基本方法，也是心理学迈入现代科学门槛的标志。一门科学的诞生，须先有精确而客观的技术。现代心理学离不开实验室，心理实验室之创设始于德国。1879年，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在莱比锡大学设立全世界第一个心理实验室，自此“一切玄学式的心理学家，神学式的心理学家，坐在太师椅里舞文弄墨的心理学家，便一个个寿终正寝”，大家都致力于实验心理学。19

威廉·冯特把心理学实验化，意在使其成为一门纯粹科学。20 现代心理学诞生于与哲学决裂后，其性质是生理的，方法是实验的。21 从“思辨”转向“实验”的现代心理学，要研究“普通的、正常的、人类的、成人的心”而非玄学的心。实验心理学的基本立场是心理学必须和哲学分手，而与物理学等并肩为科学之一。22 心理学和哲学愈接近，自身价值愈减，要捍卫其独立地位，便应极力摆脱哲学的羁绊。23 告别哲学的现代心理学，徘徊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心理学家在自然科学面前每每低头臣服，在社会科学面前却又自鸣得意，以“科学的、实验的”为傲。24

20世纪上半叶，处于学步阶段的中国现代心理学，大部分是美国的传统。最高学府的心理学教授十之八九是留美学生，“学子若非受美国式之心理训练，几不能读心理学书”。25 中国心理学的美国血统，体现在对实验室及实验技术的高度重视上。美国的心理学派发源于德国，德国实验主义自成一种特殊的技术与趋势，冯特注重常人的心理机键与历程之精微的研究。冯特学派在美国甚为风行，成为一种学校式的心理学。26 从美国高校移植到中国的现代心理学，自然预装了冯特学派的实验装置。

心理学家将汉字问题带入实验室中，首先扩大了汉字问题的范围，不再纠缠于汉字存废，也不限于横直读之争，把汉字问题转换为读法研究(the Psychology of Reading Chinese)。27 心理学家所谓的“读法”是一种心理活动，“要从印的或写的符号上取得意义”。28 诵读心理学着眼于生理条件(眼球跳动、停顿、回视)、心理条件(知觉作用、注意力)、排印条件(字体、字号、行距等)。29 基于心理实验的中文读法研究，待解决的问题有:(一)汉字学习;(二)横直排之优劣比较;(三)白话文与文言文的阅读比较;(四)新旧标点对于阅读之影响;(五)阅读时眼动之分析;(六)一般阅读能力的调查与测验。30

心理学家不仅扩充了汉字问题的内涵与外延，还或明或暗地质疑汉字革命的基本前提。汉字比拼音文字难吗?清末民初的文字改革者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判断，然而心理学家试图把汉字存废之争拉回起点，用实验检验革命的前提，重新理解汉字的特殊性。

欧洲各国对读法问题产生兴趣，以德、法两国为前驱。1855年左右，德、法知名大学多从心理方面探究阅读问题，以眼球运动与识别过程为焦点。1879年，法国巴黎大学教授Javal发现眼球运动是有停顿的，停顿与前进互间，这一发现对此后的读法研究影响甚大。1885年以后，英、美两国开始关注阅读问题，以实验室内的研究为主。1905年左右，眼球运动的摄影仪器渐趋完备，因仪器进步，研究者对默读与朗读的区别，及阅读中的个体差异有更明确的认识。1910年以后，美国主导的读法研究不再囿于实验室内，与此互相助长的是测验方法的应用。31 中文读法研究萌蘖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实验室，在研究范式与实验技术上深受欧美读法研究影响，同时又有自身的文化诉求，更关注汉字形体的特殊性，用力于横读与直读、白话与文言、新旧标点等五四文学革命中产生的争端。

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汉字问题，遂诞生了“汉字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Chinese Characters)。心理学家认为汉字之难易，须从实验中探讨，非由主观判决而定。32 心理学家用实验方法观测初学者之心理，控制其情境，以探知其学习历程。艾伟《汉字问题》一书将汉字心理学拆分为:字形研究、字量问题、识字测量、词汇研究、音义分析、简化研究、排列问题、书法研究。33 在心理实验室中，汉字问题的焦点不再是文学革命者或国语运动家面对文言与白话、繁体与简体、汉字与拼音文字时所秉持的思想立场与主义之争。实验心理学者所关心的是如何以更有效的方式——如何发明更精密的实验仪器，设计更合理的实验流程，来记录、测量实验对象在面对不同信息呈现方式时的生理反应。

20世纪关于汉字的种种争论，如汉字存废、拼音化、简化字、横直读，都视文字为工具，以效率论高下。一切汉字问题，皆以效率(efficiency)为出发点与 归结点。心理学家蔡乐生指出汉字论争中有一些未经检验的成见，如主张罗马拼音者觉得汉字是视觉文字，个个不同，学起来费时费力，不如听觉文字便利，可用二十几个字母拼出一切声音;主张简体字者以为笔画多的字难学;主张汉字横排者相信眼睛的构造适于横读，手腕的动作适于横写。但在心理学家看来，听觉文字是否比视觉文字便利，笔画多寡是否与学习难易成正比，横读是否顺眼，横写是否顺手，都不可想当然耳，要解决这些问题，非从实验着手不可。汉字改革派若缺乏心理学的实验根据，他们的主张不一定是天经地义的。34

自称有“历史癖”的胡适深信语言是极守旧的，文字变革决非一朝一夕之事。在语言文字的沿革史上，胡适发现一条通则:“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却是顽固党。”由此可推出一条附则:“促进语言文字的革新，须要学者文人明白他们的职务是观察小百姓语言的趋势，选择他们的改革案，给他们正式的承认。”35 胡适这两条原则与钱玄同的策略不同，汉字革命军以学者文人为先导，学者文人是革命方案的制定者与推行者;而胡适认为应尊重语言文字自身的演变规律，听从小百姓的发明创造，学者文人不该以革新家自居，反要甘做落伍者，其主要职责是审查与追认。心理学家在汉字问题上的态度，更接近胡适的保守立场，而非钱玄同的革命主张。

对于汉字将来的命运，心理学家仍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如沈有乾所说，汉字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未被淘汰之物似乎没有必要突然废弃。汉字革命的呼声，源于现代中国的文化突变。改革汉字的迫切要求，一是因为与异文化的接触，二是出于普及教育的愿望。但沈有乾建议重新审视汉字革命的基本预设:汉字是否确实不如拼音文字?是否有碍教育普及?各种文字改革方案能否免除汉字的缺点，会不会引起别种困难?36 对汉字革命前提的质疑，是留美背景的心理学者从事相关实验研究隐含的文化动机。

清末民初的汉字繁难说，以拼音文字的优越性为不证自明的前提。西方人谈文字演化总以拼音文字为最高阶段，称汉字还未脱离“写图”(picture-writing)时期。卢梭《语言起源论》谓，描写物体适合于野蛮民族，使用字句式的符号适合于原始民族，使用字母适合于文明民族。黑格尔宣称:“拼音文字自在自为地最具智慧。”(Alphabetic script is in itself and for itself the most intelligent.)37 拼音文字优越论，骨子里是文明等级论与人种中心主义。

中国人是否必须接受拼音文字优越论及其背后的西方中心观，现代心理学家先于语言文字学者提出异议。沈有乾主张根据社会情形、文化历史、阅读心理， 比较拼音文字与汉字的优劣，考虑拼音文字能否在中国推行，有无流弊，是否易学。心理学家通过实验发现拼音文字未必比汉字便于阅读，既破坏历史延续性，又不易在社会推行，短时间内无法取代汉字的地位。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