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学 || 牛敬飞：​地方大族与王朝扩张:论汉隋间 陇西辛氏之发展

地方大族与王朝扩张:论汉隋间

陇西辛氏之发展

摘要：陇西辛氏作为地域性较强的地方大族，它的初次崛起得益于西汉向河西一带开疆拓土。辛氏第二次崛起是在十六国诸政权扩张时期，此时辛氏成员在北方各国中出现了自西向东的地缘性递减。至北朝末期，东迁辛氏在北魏实现了官僚化转变；与此相对，陇右和关中辛氏则凭借地方实力，成为缔造西魏北周的重要元素。陇西辛氏的发展历程表明：聚族而居的地域性是地方大族葆有政治主体性的必要条件，这种主体性往往在王朝扩张时期表现突出。

关键词：陇西辛氏；十六国；王朝扩张；地方大族；地域性

引 言

对于古代王朝乃至现代国家来说，它们都或多或少面临地方性带来的离心力；同时与作为政治大共同体的王朝或国家相对，家族小共同体也有其自利性。在古代社会，人们的政治经济活动多受地理环境限制，家族小共同体（相对于王朝大共同体）与地方政治（相对于中央王朝）往往结合在一起，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地方豪强、地方大族。一个庞大王朝的稳定必然要处理好它与地方及地方大族的关系。西周依靠王室的血缘宗族建立了封建国家，血缘宗族有亲疏之别，理想的王朝地理布局遵循着宗族亲疏关系从内向外展开，这便是《禹贡》等文献鼓吹的“五服制”。从西周封建制利用王室宗族统摄诸国，到东周四方诸侯坐大、宗主之王权式微，可以看出：将宗族与地方政治捆绑的做法是一把双刃剑，随着时间推移，地方与中央天子的关系会因宗族关系的疏远而疏离分裂。[①] 西周宗法封建制之弊端同样出现在各诸侯国中，比如春秋时代出现了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现象。有学者指出，从春秋到战国，强宗巨室已逐渐退出了统治舞台[②]，但更具制度性的转变还是发生在秦汉时代。秦始皇正是看到了周朝统治技术的弊端，才创造了皇帝于中央集权各地施行郡县的彻底排斥血缘宗族的统治策略。对于理想的秦汉式郡县制王朝来说，实现对帝国各个角落的均质性控制是其统治目标，无论远近任何地方绝不允许有地方性政治，任何地方最好也不要有能对地方统治构成威胁的大姓豪族。因此，自秦汉时代开始，打击地方豪强几乎成了历朝关乎政治正确的常见口号。[③]

学界对古代中国地方大族、豪族的研究汗牛充栋，总体来说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地方大族（豪族）的定义上都注意到了大族的地域性[④]；二是在地方大族（豪族）发展上，不少研究者认为士族是地方大族的发展方向。[⑤] 这两种思路落实到具体研究中难免有不足之处。首先就地方大族（豪族）地域性而言，历史上很多大族会因各种原因离乡离土，由于其迁徙信息的缺失或研究者过分看重史书所记家族郡望，于是依据郡望祖籍所定大族地域性往往只是一种伪地域性。[⑥] 以东汉南阳邓氏为例，其因与东汉王朝结合紧密，早已成为洛阳官僚世家，连《后汉书》也称其是“东京莫与为比”，所谓“南阳豪族”不过仅仅是一种历史记忆而已。[⑦] 其次，如果说地方大族（豪族）的异地发展容易导致研究者脱离实际地域谈地方大族，那么认为士族是豪族发展的高级阶段，这种指向性则是从根本上解构了地方大族（豪族）的主体性（agency）。[⑧] 因为就与中央集权王朝之对立程度来讲，地方大族（豪族）显然是区别于过分依赖皇权的官僚化士族的。笼统地依据一些家族发展个案，便先验地认为士族是豪族发展的高级阶段，这种简单推论有将历史经验上升为历史必然规律的嫌疑，它从根本上忽视了地方大族（豪族）在不同历史际遇拥有的政治选择能力。[⑨] 鉴于此，笔者认为从地域流变角度，客观地审视地方大族在各种历史际遇中的政治选择，或许才能发现它们作为“地方大族”的主体性。

就逻辑来说，在一个稳定的秉承秦汉制度的王朝之内，地方大族面临的要么是参与官僚体系被帝国缓慢消化，要么是被帝国以暴力手段迅速消灭，基本不具有严格的政治意义上的主体性。如果非要寻找地方大族作为政治小共同体的主体性，便只能将目光投向王朝紊乱时期，特别是新旧王朝交替之际。因为在这些历史的缝隙中，强势的王朝大共同体暂时萎靡，地方大族才逐渐有了政治上的选择权。[⑩] 众所周知，东汉至隋四百年间，虽然曾有过西晋短暂统一，但历史表象主要呈现为一统王朝的分裂，胡汉政权频繁更迭。这一时期可谓是诸小王朝的竞争期、扩张期，此时地缘政治相当活跃，这为地方大族等政治小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同时汉隋间地方州郡长官自辟僚属制度也给地方大族获得政治实力提供了制度保障。本着以上认识，笔者拟以汉隋间中国西北陇西辛氏为中心，以诸辛在历朝的发展为线索，考察诸辛氏家族的地域迁转，发现它们在王朝扩张时期的政治动向，并希望能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揭示王朝大共同体与地方大族小共同体的结构性权力关系。[11]

关于中古世家大族与政权关系，很多研究已有涉及，比如陈爽就探讨了范阳卢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三家在北朝的政治沉浮[12]，韩树峰论述了豫、雍两州豪族以及河东柳氏在南朝的发展，二人研究都注意到地域性与大族势力消长有一定联系。[13] 与中古大族研究多将地域性作为大族发展背景相对，章义和在解释南朝政治时重点突出了“地域集团”这一概念。[14] 具体到辛氏研究，由于史料所限，学界关注甚少，过去三十年内只有两三篇专论，杜斗城曾初步勾勒出汉唐间辛氏一族的发展[15]，袁延胜依据汉简对西汉辛武贤事迹做了相关考述[16]，丁宏武的《辛德源生平著述考》考察了北朝后期文士辛德源的相关事迹。[17] 近期北朝辛氏墓志多有问世[18]，这为深入研究该族在中古之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鉴于陇西辛氏初次崛起于西汉，因此笔者的研究也从西汉开始。

一、地方大族的兴衰模式：对《汉书

·辛庆忌传》的政治解析

在与中央王朝合流之前，任何一个世家大族的崛起几乎都离不开其地域性，一定的地理环境不仅为大族精英整合各种资源、建立政治共同体提供了活动空间，在以农业、畜牧业为基本生产方式的古代，一方水土更是一个族群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本。历史上广义的陇右可泛指陕甘界山六盘山以西的广大地带，包括今甘肃省大部。然而广义的陇右又以黄河或乌鞘岭即今兰州一带分为东西两部分，以东大体是秦统一后的陇西郡，以西为西汉开拓之河西四郡。本文因需要关注陇西辛氏在不同地域之发展，故采用狭义的“陇右”概念，以黄河以东地区为陇右，与河西相对。继秦在陇右设陇西郡后，西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分陇西郡置天水郡，二郡之地西北至黄河与河西相隔，东至陇山与关中相隔，南有岷山、西秦岭诸庞大山脉，北有连绵的陇中高原，其地较为封闭。幸而陇右境内有渭、洮两水系，河畔稍宽阔的谷地为人们提供了定居及耕作条件，两河沿岸也成为交通要道。从战略角度来看，陇右之地东、南两面背据雄山，内有河谷经济带，向西向北直面西羌与匈奴，虽极易受外族袭扰，但又为东方诸王朝向西开疆拓土的绝好跳板。

陇右之地本为羌戎所居，后渐次被秦人征服。如自秦武公十年（前688年）征邽、冀戎于渭水之南设邽、冀两县为始[19]，至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秦灭义渠立陇西郡[20]，这一征服耗时四百多年。《元和郡县图志》“成州”条概言：“秦逐西羌，置陇西郡。秦末，氐、羌又侵据之。”[21] 对陇右漫长的征服与迅速的失守表明中原王朝强盛时可以跨越陇山，以武力据有该地，一旦王朝衰落陇右便极易丧失。西汉前期，陇西与北地、上郡诸边郡一样为防御匈奴前线，晁错曾言“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22] 至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随着匈奴浑邪王降汉，“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23]，自此陇西获得稳定，成为汉朝经营河西、抵御匈奴西羌的后方基地。陇西辛氏的崛起就恰逢这一具有转折意义的王朝扩张期。

狄道在汉陇西郡西北洮水东岸，即今甘肃临洮县，在汉初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狄道就是汉帝国最西之边县，其地汉羌杂居。从狄道沿洮水北上可至黄河，通金城，向东又接渭水上游，地连陇西、天水，为区域内交通枢纽。辛氏定居狄道始自汉初，《元和姓纂》记：“秦有将军辛腾，家中山苦陉，曾孙蒲……辛蒲以名家，汉初徙陇西。至破羌将军武贤生庆忌，左将军、光禄大夫、常乐公。”[24]辛武贤、辛庆忌父子是西汉陇西辛氏代表人物，也是后世辛氏认祖归宗之对象，辛庆忌在《汉书》有传。作为中古大姓，辛氏既然初兴于西汉，那么分析其家族与西汉王朝之关系便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在汉隋六百多年这一长时段内也具有可供参照的结构性意义。

西汉中前期特别是汉武帝时，制定了征召六郡良家子扩充军备的方略，将相李广、赵充国、上官桀等陇西人士皆因此发迹。陇西辛氏作为地方大族也当难免卷入这场持续的从军运动中，其家族精英辛武贤至汉宣帝时已官至酒泉太守，同时辛武贤诸兄弟也因谙熟边事成为朝廷统治河西、西域的后备人才，如《赵充国传》记：

诏举可护羌校尉者，时充国病，四府举辛武贤小弟汤。充国遽起奏：“汤使酒，不可典蛮夷。不如汤兄临众。”时汤已拜受节，有诏更用临众。后临众病免，五府复举汤。[25]

辛汤兄弟所任护羌校尉，旨在控制西羌，作为狄道土著，辛氏兄弟并有武略，这成为该族与处在扩张期的西汉王朝展开权力博弈的砝码。辛武贤首次为中央王朝注意是在配合赵充国治理西羌时他提出了主动伐羌之论，这一主张得到汉宣帝的肯定，于是“即拜酒泉太守武贤为破羌将军”，“即拜”即“就其郡而拜之”。[26] 辛武贤出自边郡大族，其被朝廷任命为酒泉太守稳固新拓边疆，此是中央王朝对地方大族之利用；他不用至长安而就地拜为将军，更见致力于扩张的朝廷与边郡大族在双赢合作状态中的关系相当融洽。辛庆忌与其父亲一样，从戎起家，他早年在西域作战、驻守，至元帝初年首次赴长安为郎中令下宿卫属官，之后再出为张掖、酒泉太守，始为地方长吏。[27] 从这段仕宦经历来看，朝廷视辛氏为治理边疆人才，征其宿卫宫廷不过是欲增强其对中央王朝之向心力，同时也使其褪去地方大族色彩。汉成帝时，辛庆忌从地方再次进入长安，与早期仕宦在长安短暂“镀金”不同，这次他位至九卿、进入中朝。《汉书·辛庆忌传》载：

成帝初，征为光禄大夫，迁左曹中郎将，至执金吾。……辛氏至庆忌为执金吾，坐子杀赵氏，左迁酒泉太守。……乃复征为光禄大夫、执金吾。数年，坐小法左迁云中太守，复征为光禄勋。……其后拜为右将军诸吏散骑给事中，岁余徙为左将军。[28]

受外戚大司马王凤兄弟提拔，公元前14年辛庆忌终至左将军。[29] 左将军为大司马之副，乃中朝重要成员，[30]辛庆忌升至此位进入权力中枢已达仕宦顶峰。值得注意的是，在辛庆忌中央官僚化[31]的同时，其家族也不得不“中央化”：

庆忌本狄道人，为将军，徙昌陵。昌陵罢，留长安。[32]

以皇权之下的官爵、财产为代价，换取各种政治小共同体放弃其家族或地方本位主义，这本是中央王朝设计的非常有效的博弈规则。然而即使在这种强弱对比明显的权力博弈中，仅仅通过柔性的官僚化策略并不一定能充分消解地方大族等小共同体。作为博弈的参与者，小共同体成员会用其最低限度的主体性谋求更多的利益（用社会学的话说，就是行动者具有“权变性”[33]），地方大族在官僚化的同时可能难舍其地方性，于是官僚化与地方性更容易出现相互助长态势。西汉王朝为避免这一情景，对已官僚化的地方大族还采用了刚性的徙陵政策，即高官家庭必须离乡离土，迁至皇帝周围，辛庆忌家如是，赵充国官至后将军亦举家迁至杜陵。[34]

然而即使强制将官宦之家与地方本宗分离，朝廷也无法完全斩断它们之间的联系，《辛庆忌传》记录了辛氏子弟的仕宦情况：

长子通为护羌校尉，中子遵函谷关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为郡守，皆有将帅之风。宗族支属至二千石者十余人。[35]

辛庆忌三子当然随其父徙陵并定居长安，而其余官至两千石的辛氏宗族支属则未必，他们多数应仍居于狄道。如此可以看出，辛氏确实在与皇权的政治博弈中，保持并发展了狄道本部的家族势力，而这却是集权专制王朝难以容忍的。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辛氏遭到灭门之祸，事发导火线便来自辛庆忌的老家狄道：

于是司直陈崇举奏其宗亲陇西辛兴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诛杀之。辛氏繇是废。[36]

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远在长安的辛庆忌一家对陇西本宗既形成了政治庇护也附有一定的连带责任，两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需要指出的是，辛庆忌族诛事件有着更大的政治背景：

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阴有篡国之心，乃风州郡以罪法案诛诸豪桀。[37]

王莽为谋篡汉而铲除诸世家大族，这本质上是一种强化集权的手段，辛氏一族此时的突然败亡虽表现为偶然，但也是历史之必然。

以上通过对西汉辛庆忌家族政治命运的剖析，可以概括出中央集权王朝与地方大族的诸种权力关系：其一，在王朝扩张期，朝廷会争取地方大族合作，充分发挥其地方政治功能，这具有暂时性偶然性，然而正是在此时期，地方大族才可能葆有较大主体性。其二，任何一个王朝都会力图保持并发展它与地方大族之间不平衡的强弱权力关系，它们主要以柔性的官僚化策略来消解大族的政治主体性。其三，朝廷对官僚化策略失效也十分警惕，为在与地方大族的博弈中获得单赢，它们不惜用暴力彻底消灭诸大族。《汉书》保留了王莽清洗辛氏的一点细节：

时名捕陇西辛兴，兴与宣（鲍宣）女婿许绀俱过宣，一饭去，宣不知情，坐系狱，自杀。[38]

辛兴遭到全国通缉，鲍宣未与辛兴谋面竟连带至死，此案之酷可见一斑。

二、东汉魏晋时期陇西辛氏的

复苏及政治动向

西汉末年，辛庆忌一家虽遭族诛式打击，但陇西辛氏的发展并未彻底断绝，或许辛庆忌家族的一些远房疏族未受太大影响。[39] 东汉初年，在割据河西的窦融集团中就有一位敦煌都尉辛肜[40]，后被东汉封为“扶义侯”。[41] 虽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辛肜与辛庆忌一族有血缘关系，但窦融集团由河西陇右地方精英联合而成，辛肜作为该集团五郡首领之一，为“州郡英俊”[42]，极有可能出自陇西辛氏。东汉统一后，并未像西汉一样大肆打压地方大族，史学界早已注意到东汉政权与地方大族（豪族）之间呈现的更多是双赢关系，有学者直接称“东汉王朝是建立在豪族社会基础之上的。”[43] 在东汉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地方大族自然滋生，陇西辛氏应得到喘息恢复之机。

东汉两百年间，陇右一带始终面临羌患，《后汉书》载：

中元元年（56年），武都参狼羌反，杀略吏人，太守与战不胜，陇西太守刘盱遣从事辛都、监军掾李苞，将五千人赴武都，与羌战，斩其酋豪，首虏千余人。[44]

平定边患需要地方大族支持，引文中辛都已官至凉州从事，从其听命于陇西太守来看，其出身应为陇西太守属吏[45]，辛都应来自陇西辛氏。辛都带领五千人马与羌人作战，这足见辛氏作为地方大族其政治动员能力已相当强大。

在羌人、匈奴的长期袭扰下，凉州已日渐残破，永初四年(110年)，大将军邓骘欲弃凉州保并州，此时虞诩提出反对：

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喭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诩恐其疽食侵淫而无限极。弃之非计。[46]

虞诩之言点出了凉州土著与汉朝的合作关系：即凉州人以武力见长，有较强的政治自为能力，他们臣属汉朝这个政治大共同体后，抵御羌胡就从保家变成了卫国。如果汉朝单纯放弃凉州，让凉州政治进入自然状态，这本不是多大问题。而要强制徙凉州之民，这就不仅仅是对既有政治契约的破坏，更是对凉州政治生态的根本性破坏。因此与“以三辅为塞”而招致外患相比，虞诩更加担心的是强制移民会招致凉州人反叛，祸乱关中。他提出的策略是：“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外以劝厉，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朝廷从其计，“辟西州豪桀为掾属，拜牧守长吏子弟为郎，以安慰之。”[47] 通过虞诩反对徙凉州之事，可以看出：同样是将地方大族、豪强的精英分子吸纳入中央王朝，对于强盛外向的西汉来说，下一步可能就是强势的消化或消灭；而对于衰落内向的东汉来说，其运用官僚化这一手段时显得极为被动，这当然为包括辛氏在内的凉州大族获得更多的政治主体性提供了博弈空间。

中平元年（184年），北地羌胡与边章等寇乱陇右，叛军围凉州刺史左昌于冀县（今甘谷县），左昌与汉阳长史盖勋不睦，史载：“勋初与从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阳，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48] 阿阳属东汉汉阳郡，而汉阳郡在秦、西汉属陇西郡，从活动范围来看，笔者依然怀疑这位凉州从事辛曾出自陇西辛氏。[49]从这条史料更可以看出：在不稳定的帝国边疆上，盖勋[50]、辛曾等地方大族精英多获领兵之权，面对代表中央王朝权威的上级刺史，他们可以与之变得疏离，甚至违抗其命令，陇右地方大族的政治主体性确实在逐步提升。最后，综观东汉年间活跃在河西陇右的辛肜、辛都、辛曾诸人，此三人族缘虽都可能来自狄道，但诸家也可能已散居各地。“陇西辛氏”不过是诸家族缘记忆上的归属，诸辛实际上可能并未因族缘而联合，但大族的支散疏离并不妨碍各支在不同地域形成小的政治共同体，也不妨碍我们将各支作为各地大族来考察它们与集权王朝之关系。

魏晋时辛氏名人首推曹魏侍中辛毗，辛毗祖先虽来自陇西，但其家自东汉初徙居颍川已多年，遂为“颍川阳翟人”[51]，与陇西已无实质联系。三国政权主要围绕中原展开争夺，对边缘地区疏于控制。河西陇右地区延续了东汉以来羌汉杂居、战乱频繁的局面，特别是东汉末年凉州建置一度取消[52]，这更加放任了西北形势自然发展。以河西为例，曹魏初期这里的实际统治者即地方大族，“是时，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麴演等并举郡反，自号将军。更相攻击。”[53] 后曹丕欲重立凉州，此时地方大族便举兵反抗：

文帝即王位，初置凉州，以安定太守邹岐为刺史。张掖张进执郡守举兵拒岐，黄华、麴演各逐故太守，举兵以应之。[54]

在西晋短暂统一时期，陇西辛氏的个别精英及时完成了官僚化历程，其代表为辛洪、辛勉父子。辛洪官至左卫将军，辛勉官至侍中，辛勉族弟辛宾为晋愍帝尚书郎。[55] 然而陇右与定鼎河洛的晋朝毕竟重关阻隔，洛阳对西北大族的吸引力远不及长安。如赵王伦镇长安时，其谋主孙秀交游之人有辛冉。[56] 狄道辛谧的出仕经历更直接证明了这一点：

辛谧字叔重，陇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称冠族。……召拜太子舍人、诸王文学，累征不起。永嘉末，以谧兼散骑常侍，慰抚关中。谧以洛阳将败，故应之。[57]

西晋末年，时为秦王的愍帝为天水阎鼎拥至长安，关陇大族纷纷进入朝堂[58]，其中肱股之臣有金城麴允[59]、敦煌索綝[60]以及安定梁芬[61]等人，辛氏有上文提及的辛宾和大鸿胪辛攀[62]，此时的司马氏王朝俨然成了关陇大族扶持的小朝廷。可惜好景不长，这些关陇大族伴随着长安的陷落沦为了屠各匈奴的俘虏，《晋书·列女传》有一则故事：

梁纬妻辛氏，陇西狄道人也。纬为散骑常侍，西都陷没，为刘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将妻之。辛氏据地大哭……乃自缢而死。曜以礼葬之。[63]

梁纬夫妇之死堪称晋末关陇大族与长安皇权短暂狂欢后即遭灭顶之灾的残酷写照。

三、十六国时期的王朝扩张与

陇西辛氏的再崛起

东汉以来，地方大族势力未得到有效遏制；魏晋祚短，北方各地大族还未来得及被中央王朝的集权政治所消化，就匆匆涌入了十六国长达近一个半世纪的战乱纷争之中。上文已论及晋末关陇大族对长安政权发生了浓厚兴趣，那么在小王朝林立的十六国时期，作为已拥有较多政治主体性的小共同体，他们与诸扩张政权的权力关系又如何呢？下面继续以陇西辛氏为中心，考察辛氏诸族在十六国北方诸政权的发展，鉴于各王朝国祚长短不一且多并存，考察不以时间顺序而按地域自西向东分析。

（一） 河西陇右诸政权中的辛氏

十六国时期，河西陇右之地先后有五凉、西秦诸政权，它们之间相互征战，本质上都属于正在扩张中的王朝。相对于稳定的大一统王朝来说，成长中的王朝更需要地方大族的支持，更需要吸纳大族精英。先从前凉说起，其奠基人张轨虽出自陇右安定，但与河西关系甚少，其入主凉州后甚至曾遭当地大族排斥。[64] 张氏父子努力经营，对百姓施以仁政，任用地方大族之精英，故其政权得以稳定。[65] 其实张轨自求刺史凉州也并非毫无家族政治背景，如其兄弟张肃当时可能已在凉州为官，后官至西海太守(今额济纳旗附近)。[66] 此外，张轨之母为陇西辛氏[67]，安定张氏与陇西辛氏结合显系地方大族联姻。在张氏政权几十年中，辛氏活动频繁，此或是其源头。辛氏与张氏政权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张、辛联姻再次出现。张轨曾孙张祚之妻为辛氏，张祚立辛氏为后。[68] 联系张轨之母为辛氏，可以推断，陇西辛氏随着张辛联姻关系已上升为前凉政权的当朝贵戚。《十六国春秋》“辛綝”条记：“綝弟理，美姿貌。（张）骏欲夺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割鼻自誓。骏大怒，徙理炖煌。遂以忧死。”[69] 张骏乃张轨之孙，此事可从反面反映出张、辛二姓联姻确实门当户对。第二，张氏政权多重用辛氏人物。以下是前凉政权中诸辛及其职务：辛韬（带军将领）、辛岩（姑臧令、武兴太守）、辛晏（枹罕护军）、辛挹（带军将领）、辛章（广武太守）[70]、辛凭（敦煌太守）、辛攀（晋大鸿胪，入凉仕宦不详）、辛綝、辛理（后二人仕宦无考）[71]。以上诸辛都是前凉的中坚力量，这更加见证了辛氏与前凉政权之关系非同一般。当然，诸辛应多有亲缘关系，如辛攀一家，“兄鉴、旷，弟宝、迅，皆以才识知名，秦雄（雍）为之语曰：五龙一门，金友玉昆。”[72] 前凉诸辛中辛岩、辛晏事迹较详。辛岩官至姑臧令，姑臧乃前凉首都，辛岩职位之重可见一斑；之后其以武兴太守领军南略秦州，在狄道一带大败而归，但并未获罪，仍带军征战。与徙居河西的诸辛相比，陇右的辛晏与张氏关系游离，他起初占据枹罕与张氏并立，后归顺张氏以护军衔驻守枹罕。枹罕为金城（兰州）西平（西宁）以南洮、黄之间重镇，故史载：“陇西人辛晏以枹罕降之，骏遂有河南之地，至于狄道，与石勒分境。”[73] 之后前凉军队在洮河战败，“张阆、辛晏率众数万降于曜，皆拜将军，封列侯。”[74] 无论与张氏亲密之河西辛岩，还是与张氏若即若离之陇右辛晏，他们都表明当时陇西辛氏已成为西北地区炙手可热的大族势力，对于欲在当地有所作为的王朝来说，诸辛氏家族的向背非常关键。

西凉李氏与辛氏关系类似前凉。西凉建国之李暠虽托籍“陇西成纪”，实际世代居于狄道[75]，与辛氏为乡党。史载李暠一族“世为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晋并历位郡守。祖弇，仕张轨为武卫将军、安世亭侯。”[76] 李暠与陇西辛氏联姻，娶“同郡辛纳女”，同时李暠又与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77] 虽然如此，因史料所限，目前只发现一位明确参与李氏政权的辛氏，即辛渊，史载辛渊为：“私署凉王李暠骁骑将军。暠子歆亦厚遇之。歆与沮渠蒙逊战于蓼泉，军败失马，渊以所乘马援歆，而身死于难，以义烈见称西土。”[78] 辛氏既与诸凉政权颇有渊源，那么河西政治中心姑臧城自然是辛氏精英活动之地，南凉接管姑臧时所收人才即有号称“秦陇之冠冕”的辛晁。[79] 五凉时期，辛氏的发源地狄道一度为西秦管辖，辛氏在该政权中的地位堪称举足轻重。乞伏乾归时代，“西秦以金城太守辛静为右丞相。”[80] 西秦在乞伏炽盘时一度强盛，更加依靠陇右大族，如其近臣有散骑常侍辛进[81]，地方有大族首领辛澹。[82]永弘二年（429年），乞伏暮末时代，“其尚书陇西辛进曾随炽盘游于后园，进弹鸟丸，误伤暮末母面，至是杀进五族二十七人。”[83] 可以看出，辛氏作为地方大族，如在前凉时代一样，积极与新兴的西秦政权配合；辛进为暮末之父炽盘所提拔之西秦元老，暮末族诛辛氏可谓自毁长城[84]，不久西秦灭亡。

综上可以发现，陇西辛氏与河西陇右诸割据政权关系相当紧密，他们在前凉、西凉两国为国戚，其精英分子在各国也多出将入相。这表明在王朝扩张时期，在皇权——大族这一强弱权力关系之下，王朝与大族更趋向于一致对外的共赢合作，此时地方大族的主体性增强并能为国所用。这一时期疆土局促的王朝一般不会着力推行旨在使大族离乡离土的寄生型官僚化措施，大族精英分子的官衔体现更多的是双方双赢合作之内涵。前凉在西北诸政权中国祚最长，政治最稳定，这与张氏一贯与地方大族合作的国策有直接联系，相比之下未能充分吸纳大族精英的王朝往往国祚较短，比如后凉吕氏。[85] 而西秦暴君对陇西辛进的族诛又会让人联想起西汉辛庆忌家族的经历：皇权总是有种打破它与大族既有权力关系的冲动，这似乎是集权王朝们(无论是萌芽中的王朝还是大一统王朝)的集体无意识。此外，还能注意到十六国时期陇西辛氏很多分支已经逐渐从陇右扩展到河西，他们与其说是陇西辛氏，还不如说是河西辛氏。

（二） 陇西辛氏与关中、关东政权的关系

与陇右仅一山之隔的长安历来对西北大族充满了诱惑。西晋灭亡后，前赵、前秦、后秦先后定都长安，下面试勾稽出辛氏与诸长安政权的关系。

公元319年前赵刘曜定都长安，如果说东方强大的石勒集团是该政权的正面之敌，那么陇西天水一带的武装势力则是它的腹背之患。直到323年灭陇上陈安、定仇池，前赵才算勉强据有陇右之地。陇右地区数年的战争显示出该地大族与长安前赵政权的关系非常紧张，而前赵对陇右的两次强制移民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曜后复西讨杨韬于南安，韬惧，与陇西太守梁勋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乔豫率甲士五千，迁韬等及陇右万余户于长安。……杨伯支斩姜冲儿，以陇城降。宋亭斩赵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86]

刘曜在洛阳之战被石勒俘后，“关中扰乱，将军蒋英、辛恕拥众数十万，据长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阳之众以赴之。”[87] 这足见刘氏政权未得关陇人心，入长安十年后终至覆亡。

前秦苻氏本为陇右氐人，后赵灭亡前夕，苻洪在关东枋头谋据关中时已大量任用关陇僚佐，其中：

天水赵俱、陇西牛夷、北地辛牢皆为从事中郎。[88]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北地辛牢”。两汉北地郡本在今甘肃庆阳及宁夏北部，东汉后期内徙冯翊，寄治关中，后代因之。[89] 故此处“北地辛牢”实际即雍州关中之辛氏，这显示出陇西辛氏最晚至东汉末年已逐渐越过陇山向长安靠近，并且定籍关中，上文提及的前赵辛恕或与辛牢家族类似。后来辛牢曾以吏部尚书与关陇诸贵被苻健任命为顾命大臣，官至尚书令，位极人臣。[90] 除辛牢外，前秦苻坚时还有尚书郎辛劲。[91]

后秦政权内也有辛氏成员活动，史载：

敦煌索卢曜请刺苻登……曜曰：“臣死之后，深以友人陇西辛暹仰托。”苌遣之。事发，为登所杀，苌以暹为骑都尉。[92]

此时陇西天水一带为西秦乞伏氏和仇池杨氏控制[93]，这位陇西辛暹实际应活动在关中。综合钩沉出的前赵辛恕、前秦辛牢、后秦辛暹，可以发现他们尚能在长安政权中获得发展机会，他们有的家族甚至早已徙居关中。当然，对比上文提及的辛攀，他先在长安辅佐晋愍帝后又入前凉，可见对陇西辛氏来说，河西陇右政权比长安政权更有吸引力。

前秦、后秦两长安政权中少有辛氏活动，这与它们的前朝后赵有一定关系。后赵以河北为根本，视关陇、凉州为边地。329年石虎灭前赵残余势力于上邽，姚弋仲献策曰:“陇上多豪，秦风猛劲，道隆后服，道洿先叛，宜徙陇上豪强，虚其心腹，以实畿甸”[94]，于是：

季龙执其伪太子熙、南阳王刘胤并将相诸王等及其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余人，皆杀之。徙其台省文武、关东流人、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余人于洛阳。[95]

正是看到了关陇地区大族势力之强，往往能左右地方政权，自此后赵石氏开始了对关陇地区长达二十年的残酷统治，整治策略即强制迁徙大族。石勒在位时曾“徙秦州夷豪五千余户于雍州”，[96] 将陇右人徙至关中，其政并不严苛。而石虎则不然，他一直迷信姚弋仲徙陇上豪强实河北之策，每次讨伐关陇都要强制移民。如333年石虎伐苻洪，“徙秦、雍民及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97]；334年，伐郭权“徙秦州三万余户于青、并二州诸郡”。[98] 很多秦雍大族迁至河北后地位低下，不得重用，史载：

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贯，一同旧族，随才铨叙，思欲分还桑梓者听之；其非此等，不得为例。[99]

这一矫枉之举主旨在于恢复秦雍大姓之社会地位。然而远离乡土、宗族离散的著姓早已失去了组织小共同体的能力，失去了与石赵博弈的砝码，于是在石赵政权中鲜见流寓关东的关陇人士。石赵既视关陇之民为草芥，其治理关陇效果可想而知。石鉴镇守长安，“役烦赋重，失关右之和。其友李松劝鉴，文武有长发者，拔为冠缨，余以给宫人”，石虎命石苞代之，但仍“发雍、洛、秦、并州十六万人城长安未央宫。”[100] 继镇关中的石苞“性贪而无谋，雍州豪右知其无成，并遣使告晋梁州刺史司马勋。”[101] 石氏在关陇不得人心，以致当地大族只得寻求东晋庇护。

回到本文关注的辛氏，在后赵政权中目前能找的有两位辛氏。一位是长安的辛钦，一位是河北平原郡的辛谧。辛钦本活动于陇右，后赵时为“吏部尚书、雍州刺史，子孙因家焉”[102]，其子孙较为兴旺。吏部尚书为国之要职，后赵权臣张豺曾以此官为顾命大臣[103]，因后赵一般不重用汉臣[104]，故笔者对辛钦实任此职表示怀疑；辛钦既有后赵高级官衔，则其从陇右迁徙至关中可能出于自愿，因为当时一旦被强制徙民便可能沦为社会底层。总之，在汉人入仕颇为坎坷的后赵，辛钦一支因仕宦在长安定居，此实属幸运，也可见长安对陇右辛氏的吸引力。至于辛谧，其在西晋末年从陇右入长安欲有所作为，但很快陷于刘聪，之后又沦入后赵，历石勒、石虎、冉闵，辗转至河北，终其一生未任胡族政权官职。[105]直到石虎欲缓和与东迁关陇士人关系时，才“赐征士辛谧几杖衣服，谷五百斛，敕平原为起甲第。”[106] 辛谧的结局是在冉闵时期“因不食而卒”。[107] 辛谧的经历虽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失去乡里、宗族庇护的关陇大族在河北政权难以得志，这似乎又是大势所趋。

综上所述，陇西辛氏自西汉受打击后，并未销声匿迹，而是在东汉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及西北抗羌运动中恢复起来。进入十六国时期，北方诸小王朝多汲汲于扩张征战，这为地方大族提供了更多的政治选择，陇西辛氏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比较有趣的是，辛氏在各政权中的活跃度自西向东有一种地缘性递减。作为西北地区大族，辛氏成员最热衷参与河西陇右诸政权，典型的案例便是辛氏以外戚或重臣身份与前凉张氏联合，这种选择本质上是一种地方精英联盟“化家为国”的建国策略。其次，辛氏也愿意以更宽泛的关陇大族身份参与陇山之东的长安政权，毕竟在长安这个西部政治中心，他们还能够瞻前而顾后。如晋末辛谧就曾伺机而出仕长安的愍帝朝，辛攀仕愍帝后又入前凉。而在遥远的河北政权，失去地缘、族缘优势的东迁关陇大族，面临着王朝的高压控制，其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征士”辛谧老死于平原便是明证。不难看出，在此期间陇西辛氏自身也在扩散发展，随着诸辛向河西、关中政权靠近，他们也逐渐以河西凉州大族、关中大族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当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陇右土著辛氏与河西辛氏、关中辛氏还有任何实质性联系，他们早已不是关系紧密的血缘家族，甚至可能难以叙谱认宗。毕竟，所谓“地方大族”，一旦人地分离，旧的家族共同体便难以维持，新的家族共同体便因新地而生。总之，在十六国诸小王朝的扩张战争中，陇西辛氏们又再次崛起了。

四、北朝凉州辛氏东迁与关陇辛氏

的第三次崛起

（一） 北魏凉州辛氏东迁及其官僚化

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黄河流域进入近百年的统一时期，如诸多活跃的地方大族一样，分布在中国西北的陇西辛氏开始面临一个日渐成熟强大的王朝。魏太武帝平凉后，曾大肆徙河西之人至平城周围，即俗称“平凉户”，其中就有辛绍先一支。[108]

除《魏书·辛绍先传》外，北朝隋代正史中有《魏书·辛雄传》、《北齐书·辛术传》(后据《北史·辛雄传》补)、《隋书·辛德源传》。[109]《北史·辛雄传》更是将辛雄、辛琛（术父）、辛术、辛德源、辛珍之等汇总于一卷，诸辛联系是：辛琛为辛雄“族祖”，辛德源为辛术“族子”，德源又有“族叔”辛珍之[110]，辛珍之又是辛琛“族子”[111]。同时辛德源又是辛绍先曾孙[112]，如此则北朝诸辛便皆有同族之关系。辛珍之一系只有父子二人有传，故可以简单地说：北魏诸辛主要分为辛绍先、辛雄、辛琛三大支。得益于史传及近出墓志，现以这三支辛氏为中心，对北魏东部诸辛世系、仕宦情况列表如下：

表1 北魏东部诸辛世系、仕宦表

以上诸辛，只有辛绍先一支东迁有明确记载：“世祖之平凉州，绍先内徙，家于晋阳。”[129] 既然辛绍先家族与其它两个家族都有同族关系，那么其它两支辛氏是否也是平凉户？是否也居于恒代之地呢？笔者认为所谓“族叔”“族子”并不意味着诸族一定聚居，它只表明家族世系发展多年后诸家仍能叙谱认宗。

下面结合《元和姓纂》，先分析一下诸家辛氏的族缘。首先是辛琛为辛雄之“族祖”。据《魏书·辛雄传》，辛纂为辛雄从父兄[130]；据《姓纂》，辛纂、辛术两支始同祖为辛子焉，子焉为辛纂十一代祖，为辛术（辛琛子）十代祖[131]，如此辛纂、辛雄兄弟确实为辛琛孙辈。这里需要指出，关于辛琛祖先，《魏书·辛雄传》与《北史·辛雄传》有别，《魏书》言辛琛“父敬宗，延兴中代郡太守”[132]，《北史》言辛琛“祖敬宗，父树宝，并代郡太守”[133]，《北史》较详；同时《姓纂》记“敬宗曾孙术”，与《北史》敬宗为辛琛（辛术父）祖相合，两者互证，似《北史》记载较为可靠。其次，检验辛德源为辛术“族子”。据《姓纂》，二人始同祖为辛孟兴，辛孟兴为辛术十二代祖，也为辛德源十二代祖，辛术、辛德源应为平辈，《姓纂》与《北史》抵牾。最后，检验辛珍之为辛德源“族叔”、辛琛“族子”。辛珍之子辛悫见于《姓纂》[134]，据此可推知辛珍之与辛德源始同祖为辛孟兴，辛孟兴为珍之十二代祖，辛珍之应与辛德源平辈；辛珍之与辛琛始同祖为辛子焉，子焉为珍之十代祖，为辛琛九代祖，辛珍之确为辛琛“族子”。至此可以发现，在辛子焉一系中，正史所记辛雄、辛琛、辛珍之辈分与《姓纂》切合，一涉及辛德源（辛绍先）家族，则《姓纂》比正史所本谱系皆高出一辈。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计算皆不连本身。若皆连本身，因辛纂、辛术、辛德源世系皆有笼统言几代孙者，故三支辈分关系与计连本身结果一致；而辛珍之一系代际明确，如其它三支按连本身计，则珍之便为辛琛族孙，珍之竟为辛德源子辈。如此错漏更多，故计算皆未连本身。[135] 对于北朝繁盛的辛绍先一族，《姓纂》仅言“殷十代孙子馥，生德源”聊聊数字，《姓纂》疏漏，因此对于辛绍先（辛德源）一系与他族族属辈分应以正史记载为准。

在通过《元和姓纂》检验辛雄、辛琛、辛绍先之族属关系时，可以发现诸辛在相隔十代以上历时几百年仍能叙谱论辈，这在战乱纷仍的中古实为难得。联系三国辛毗家族迁徙后既以颍川为籍，则北朝诸辛确实极有可能作为平凉户共处同一地域。结合《姓纂》与《北史·辛雄传》，可知辛琛之祖为辛敬宗，曾祖为“辛晁”[136]，辛晁即前文提到的五凉时代活动在姑臧城的“秦陇之冠冕”；据上表可知辛晁的子孙辛敬宗、辛树宝已相继为魏“代郡太守”，由此已可判定辛敬宗（辛琛）一族应为平凉徙民。据《辛衡卿墓志》，辛琛也如其父祖一样获“代郡太守”之衔，而《北史》明言辛琛卒于征南府长史[137]，“代郡太守”应为赠官，平城即代郡、恒州治所，由辛琛及其父祖之“代郡太守”衔或可推测辛琛一族就定居在平城一带。虽然《姓纂》及诸史对辛雄家族谱系的记载较为简略，但笔者仍能钩沉出其为平凉户的间接证据。如辛雄从兄辛纂与秘书丞李伯尚为“同郡”旧友；[138] 据《李伯钦墓志》，伯钦（伯尚堂兄）之母为“同郡辛氏”。[139] 李伯尚、李伯钦兄弟为西凉李宝之孙，李宝于北魏平北凉后不久，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因入朝，遂留京师”[140]，举家徙居平城，属于广义的平凉户。史文所言“同郡”固然是指李、辛二姓郡望“陇西”，辛纂能与从小长在平城的李伯尚有旧，这表明辛纂（辛雄）一族也活跃在平城周边。此外，从辛雄从祖辛昙护有“并州州都”衔来看，辛雄祖父辈（与李伯尚祖父李宝类似）确实已徙居并州[141]，极有可能是徙居到晋阳一带的平凉户。[142] 正是在北魏平凉的大背景下从河西迁徙到山西，诸辛在时间与地理上才有可能保持联络叙谱认宗，这时便更能体会《北史》将辛雄、辛琛、辛德源三支合为一编的良苦用心。

 由上表来看，除辛雄等三支外，活跃在北魏帝国东部的还有数位辛氏，其中略有世系可查的是辛达、辛瑾两家，其余家世均难考证。由辛达辟恒州主薄、行桑干郡事，可判断该辛氏也极有可能为平凉户，而其他几位辛氏或多出自辛雄等三大家族，亦为平凉户后裔。

 通观上表诸辛所任官职可以看出，他们迁到北魏核心区域后就开启了官僚化历程，积极融入到了北魏政权。他们多为中层文治之臣，或是郡守、军府僚佐，或在朝廷任郎丞等职。辛雄位至台鼎，辛术执掌选曹，在诸辛之中实为凤毛麟角。只是到了魏末东西分立之际，才有辛纂等个别精英担任专制一方的刺史之职。不难发现，东迁辛氏后代绝大多数从北魏过渡到了东魏北齐，继续供职于新的王朝。更为有趣的是，北魏迁洛后官僚体系南北分化问题也体现在了诸辛仕宦履历上。以辛达一支为例，辛达之子辛胥伦开始供职于怀荒镇。胥伦之子辛苌大概已沦为镇民，他“恂于乡党，自家御国”，至二十八岁才“解褐奉朝请”，他的从戎经历与魏末大多数军事将领无异：因元灏之乱加入尔朱荣集团，后入关陇平乱为贺拔岳幕府，最后以迎立孝武帝西迁为西魏元勋，封“真定县开国公”。[143] 辛苌父子盘踞于代北，他们的仕宦经历迥异于南入洛阳进而官僚化文臣化的辛雄诸家，正因如此，拥有部曲的北镇将领辛苌才如高欢、宇文泰一样，成为缔造新王朝的权力精英而不是逢迎新朝的职业官僚。

作为已斩断乡土资源的平凉户，东迁诸辛这些已经充分官僚化的大族其实也会有构建家族共同体的诉求，上述诸辛努力叙谱之事便是见证。辛术为尚书时曾举荐族子辛德源[144]，足见认宗叙谱有时也会促进家族共同体之成长。除此之外，还可以找到另一些蛛丝马迹。如辛绍先家族墓地就在绍先始迁之地晋阳，《辛祥墓志》载辛祥卒于洛阳，“迁葬并州太原郡看山之阳”[145]，辛祥父辈辛凤麟也葬在“晋阳之北山”。[146] 然而无论叙谱还是归葬故地，东迁的辛氏家族再也无法如他们的祖先在陇右那样依托地方形成有势力的大族，他们越来越随着东方政权的变化而漂泊起伏。如辛绍先之子辛穆就葬在了洛阳[147]，这是第二代平凉户被官僚化的标志。至今，在隋唐墓志中仍能发现定居在洛阳、邺城的辛氏，它们要么说祖上“后魏因宦内迁”定居洛阳[148]，要么说“远祖仕魏，遂为邺城人焉”。[149]

（二）魏末关陇辛氏的崛起

与在北魏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辛雄、辛术等人相比，关陇地区特别是陇右大本营的辛氏几乎没在《魏书》中留下任何痕迹。然而，因未充分融入东方的中央政权而不见诸史传，并不意味着关陇辛氏在地方已销声匿迹。随着北魏分裂，他们终于在西魏北周政权中展露头脚甚至成为这些新生王朝的中流砥柱。

作为一个以中国东部为根据地的帝国，北魏对历来诸族杂居、战乱纷扰的关陇地区仍难以展开有效控制。[150] 以秦州为例，直到孝文帝时：

 秦人恃险，率多粗暴，或拒课输，或害长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遥领，不入郡县。（刘）藻开示恩信，诛戮豪横，羌氐惮之，守宰于是始得居其旧所。遇车驾南伐，以藻为东道都督。秦人纷扰，诏藻还州，人情乃定。[151]

在进入北魏版图后五十年中，秦州仍长期处于地方豪强控制之下。刘藻的努力更似昙花一现，之后秦州叛乱不断，直至莫折大提趁北镇之乱自立为王。[152] 在魏末关陇大乱的形势下，孝昌三年（527年），“南秦州城民辛琛（显）自行州事”[153]，唐长孺先生虽指出北魏城民名隶军籍，但也认为各地城民身份也不尽相同，此处辛琛显应是以西北大族身份驻守州城，故能有夺权之号召力。[154] 这似乎是诸正史对北魏陇右本土辛氏的最早记录。不久，诸多关陇大族很快加入到宇文泰组建的新王朝中，其中辛氏代表人物有辛威、辛彦之、辛庆之，三人正史有传。[155] 现据正史、近出墓志将西魏北周政权中辛氏主要仕宦人员之信息列表如下：

表2 西魏北周辛氏主要仕宦人员表

 这里要指出，表2未像表1那样将关陇辛氏所有仕宦人员列入表中，而是仅列入诸家辛氏最有代表性者。从纵向发展来看，关陇土著辛氏从北魏的“默默无闻”至西魏北周出现井喷，人才济济。从横向比较来看，以中央台省长贰、将军开府、地方刺史为标准，东迁诸辛只有辛雄、辛术、辛纂、辛珍之（行刺史）四人，其中除辛雄供职于北魏，其余三人达仕宦顶峰皆在东魏北齐之时，这足见东迁辛氏仕宦发展之缓慢。[175] 而在西魏北周短短四十年内辛氏出将入相的有辛威、辛彦之、辛庆之、辛韶、辛昂、辛仲景、辛瑾、辛弁、辛宝、辛苌、辛韶（遵弟）、辛遵十二位，其中辛威为北周仅次于宗王之重臣，辛彦之、辛遵辛韶兄弟更是历仕周隋，为两朝显宦。

 与《魏书》的忽视相对，入魏以后不少辛氏家族可能一直以地方大族身份，在中央控制薄弱的关陇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下面对表2中诸辛出仕前家族居住地及其家族成员仕宦信息再略作补充说明，以发现关陇诸辛浓厚之地方性。辛威、辛彦之可确定为陇右土著。辛威“祖大汗，魏渭州刺史。父生，河州四面大都督”[176]，威死后归葬“河州金城郡之苑川乡”[177]，由其父祖之官可判断辛威出自金城豪族，魏末他们在洮渭地方握有实权。辛彦之“祖世叙，魏凉州刺史。父灵辅，周渭州刺史。……与天水牛弘同志好学。后入关，遂家京兆”[178]，彦之亦出自陇右土著大族，所谓“入关”盖指越陇山之关；据《元和姓纂》，辛彦之乃辛晏七代孙，辛晏即前凉降前赵之枹罕护军，此见辛晏虽投靠长安政权，但仍世代族居于陇右。与辛晏一支固守陇右相对，陇右之辛氏在十六国时期已陆续有东迁至关中者，至魏末分裂之际，他们又以关中大族的身份参加到西魏北周政权中。如后赵辛钦一支定居长安后，其曾孙辛欢为“魏陇州刺史、宋阳公”[179]，此“魏”应为西魏；其玄孙辛仲景则官至北周内史下大夫。

长安一带除辛钦后裔较为显赫，辛巨明一支亦是关中世家大族。《元和姓纂》记辛巨明为“后魏侍中”[180]，《辛术墓志》记巨明为“司州大中正、宁远将军、陇西太守”[181]，“侍中”应为赠官。辛巨明有二子，一为辛显崇，一为辛虬。据《周书·辛庆之传》，显崇官至冯翊郡守，赠雍州刺史；据《辛术墓志》，辛虬官至相州刺史。从此父子三人宦迹仅能发现该家族与关陇地区有某些联系，确定他们族居长安还是得益于西安近出辛璞、辛术、辛韶、辛侃等辛虬子孙墓志。据四人墓志，其家族墓地在长安东南乐游原附近。《辛璞墓志》有“归葬于乐游之南，石赵郡府君之旧域中”[182]，志文“石赵郡府君”表明此支辛氏在石赵时已徙居长安[183]；《辛术墓志》载辛术为雍州刺史元苌“辟为中正”[184]，此更是辛术为长安土著之明证；至辛璞、辛术子侄辛侃，其墓志不再言陇西狄道郡望，直言“京兆大兴人也”。[185]据《元和姓纂》，辛显崇二子是辛元忠和辛庆之，元忠官至“青州刺史、平阳伯；生迪，隋陇州刺史”[186]，元忠长于庆之，其官爵或属北魏或为赠官。辛庆之“少以文学征诣洛阳，对策第一，除秘书郎”，可惜辛庆之时逢魏末丧乱，未能融入洛阳集团就随贺拔岳返回关中，终以宇文泰僚佐至西魏秘书监。[187] 与辛显崇相比，辛虬子孙枝繁叶茂。辛虬八子，其中长子辛璞为北魏末年西讨大行台长史、冯翊太守获赠华州刺史、次子辛术死后获赠西魏东雍州刺史、三子辛瑜为散骑侍郎、四子辛涣任本州主簿、六子辛瑞为银青光禄大夫、七子辛邕为金紫光禄大夫、八子辛韶官至硖州刺史；辛术二子一为“治洋州刺史”，一为“秦州刺史”。[188] 长安辛巨明家族为西魏北周所重，可谓家无余“才”。另据《周书·辛庆之传》，北周官至一方总管的辛昂为辛庆之“族子”，此似可推论辛昂家族也居于长安。但正如笔者上文所说，所谓“族子”、“族叔”并不意味着二族共居。据《元和姓纂》，辛昂与辛悫乃同一高祖辛宗[189]，据表1可知辛悫家在关东，其父辛珍之与辛德源叙谱，而辛昂与辛庆之则共祖辛颜（昂之六代祖、庆之五代祖），论亲缘关系辛昂与关东辛悫更为紧密。史载辛昂起家侯景行台郎中，“景后来附，昂遂入朝”[190]，此表明辛昂家族确实应在关东，辛昂是后来入关降于西魏。辛昂家族迁转的复杂性可能还不止于此。辛昂既与关东的辛珍之（昂之族父辈）家族最具血缘关系，又能与长安辛庆之（昂之族父）叙谱，考虑到表1中辛珍之、辛悫父子与其它关东辛氏家族联系不紧，“珍之”与“庆之”似叙谱而名，且辛庆之一家自后赵便定居长安，则辛珍之父子与辛昂或皆出自长安辛巨明家族，只是因仕宦迁才迁居关东，而辛昂终因魏末纷乱又回到关中祖籍之地，因此能与长安辛庆之叙谱认宗。

此外，若以归葬地定家族居住地，则关中辛氏还有辛瑾、辛弁、辛宝三家。据《辛瑾墓志》，其家族墓地在“长安县合交乡高阳原”，辛瑾祖辛灵安获赠“秦州刺史”，瑾父辛景亮则官至仪同三司（疑为西魏官），爵为“云阳县开国子”，“威震边夷，誉勋簪绒”，辛瑾起家为周孝闵帝直寝，继而为冯翊郡功曹。[191] 从祖孙三代官爵，亦可判断辛瑾家族居于关中。据《辛谦墓志》，辛谦家在高陵县（北周冯翊郡高陆县），其父辛弁先为西魏大将军府长史，后被赐姓宇文，一度为东部边境勋、绛、建三州刺史，显系宇文泰笼络之关中大族。据《辛澄墓志》，辛澄葬于在京兆“洪源乡之旧茔”，澄曾祖辛宝为周凤州刺史、祖辛兴曾任鄠县令[192]，结合家族墓地与曾祖、祖父职官，亦可大致判定辛澄一族世居长安。与以上较为显达的三家辛氏相比，辛对一家多为雍州属吏，辛对为雍州主簿，其孙辛荣为雍州治中，其地方大族色彩依然鲜明。[193] 此外，曾为周隋立下汗马功劳的辛遵、辛韶两兄弟，以及辛道宪、辛粲、辛超等人也极有可能为关陇土著辛氏，甚至可能与辛威等人有一定族缘。

总的来看，以上诸辛无论有无谱系可叙，有无籍贯可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无论来自何处，他们都在西魏北周政治中发挥了实际作用并获得高官厚禄，比如从北镇辗转到达长安的辛苌。这里应注意的是，关陇诸辛大都不是被成熟强大的王朝卷入官僚化，而是以地方精英身份与北镇势力及西迁魏帝势力等共同缔造新的王朝。[194] 西魏北周建国的政治联盟特点极为鲜明，宇文泰作为联盟领袖，为了最快最有效地组建新王朝，对关陇及其周边的地方大族，他给予了极为宽厚的政治条件，比如刺史、郡守本土化[195]，赐免死铁券等。[196] 以令狐整、休兄弟为例：

时诸功臣多为本州刺史，晋公护谓整曰：“以公勋望，应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无容远出。然公门之内，须有衣锦之荣。”乃以休为燉煌郡守。[197]

西魏北周建国之时国力弱小，为尽可能扩大王朝版图，积极吸纳地方资源以与东魏北齐抗争，它充分保障地方大族的政治利益，以便实现对地方的管控。北周留令狐整于长安可视作是中央王朝使地方大族精英实现(中央)官僚化，朝廷便因此剥夺了令狐整对家乡瓜州的控制权，为此中央付出的代价是将一郡之权再交给令狐家族。一部分家人留京侍奉天子，另一部分家人掌控家乡政治，这极似周代诸侯既为天子卿士又为一国之君的政治模式，足以称得上是一种类封建制的权力组织形式。

 令狐家族握有的州权降为郡权，这表明新兴的宇文氏早已着手削弱西北地区大族的根基。随着北周中后期皇室不断加强中央集权[198]，至隋代统一关陇大族地位也相对下降[199]，西北辛氏也迅速淹没在了宦海沉浮中。如兴盛一时的长安辛巨明家族，辛韶之子辛侃在隋代仅官至宗正寺丞[200]；据《元和姓纂》，辛彦之、辛庆之等后代在唐代多为中层官僚，辛氏（包括关东辛氏）后代为相者仅一人即辛昂从孙辛茂将。[201] 而对堪称北周辛氏第一精英的辛威，《姓纂》仅载“孙弘亮，右武卫大将军。堂弟有道，秘书郎”[202]，其后代仕宦仅两人[203]，辛威一支甚至已不见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最后，结合正史、《元和姓纂》与墓志，还可以发现北魏东迁诸辛与关陇诸辛的谱系详略不一。充分官僚化且失去地域性的东迁诸辛，其族属关系非常明确，谱系也较为详细。从某种程度上说，《元和姓纂》所载辛氏谱系主要就是作为平凉户的河西辛氏诸家的族谱。而作为坚实的地方大族，拥有政治实力的关陇诸辛似乎并不注重家族之间的叙谱认宗。这或许暗示，对于“地方大族”这一概念而言，聚族而居并在地方具有政治影响力才是关键因素，纸帛上的叙谱认宗并不那么重要，有时它可能只是一种滞后的文化回忆而已。

结 语

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在向现代社会过渡时需要让社会关系从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即脱域）[204]，正是鉴于传统社会对地理环境之依赖，社会学才将“脱域”视为现代性之重要议题。相比之下，虽然不少关于古代大族的史学研究都注意到了地域对家族发展的影响，但地域何以如此重要，这仍值得去论证。通过对陇西辛氏长达七百年的个案分析，可以深刻了解到：地方大族作为政治小共同体，其核心是家族与地方政治之结合，相对于作为变量的具有文才或武略的家族成员，地域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是地方大族天然的更具长久意义的政治资本。随着历史的发展，大族诸家散布各地也会形成新的地方大族。比如辛氏就从陇右地区逐渐向河西、关中发展，北魏平凉户辛氏其实是以河西大族身份徙往东方，北魏末年关中辛氏更是与陇右土著辛氏同时以地方大族身份进入西魏北周政权。

周秦之变后，作为周代政治组织内涵的血缘宗族虽远离了庙堂，但却浸入了民间社会。自此，大姓大族与地方政治自然融合这种具有原初意义的权力元素，便成为秦汉式中央集权制度的治理对象。然而，逻辑上的对立并不意味着两千年以来地方大族与各色王朝的政治关系总是此消彼长。在历史现实中，地方大族的兴衰对内依赖于自身成员的素质，有着诸多的或然性；同时每个王朝也有其萌芽、发展、成熟的曲折历程。正是这些具体历史情景的复杂性让地方大族与王朝政治有了博弈与合作的空间，于是地方大族这一本处于弱势的政治小共同体得以不断地涌现并留名史册。就本文关注的陇西辛氏来说，自汉代至隋，它大致崛起了三次。第一次是在西汉前期，在长安政权着力西拓疆土的大背景下，陇西辛氏因擅长武力初次登上历史舞台。第二次是在十六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北方长期分裂，诸地方王朝因扩张本性而激烈竞争，此时辛氏在河西陇右及关中政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在河西凉州，辛氏几乎是地方王朝不可或缺的盟友。第三次是西魏北周时期，北魏的东西分裂再次给地方大族加盟地方政权提供了机会，此时关陇诸辛成为构建西魏北周的权力精英。可以发现，辛氏的这三次崛起无一不是在新王朝的扩张时期。在这种时期，新王朝的版图还未定型，它们对外扩张的兴趣往往超过对内控制的兴趣，它们与权力范围内（或权力边缘）的地方大族的矛盾暂时位居次要；同时由于旧王朝的衰落或者其它历史原因，这时的地方大族往往已获得了较强的政治主体性，这就要求新生王朝应对之采取权宜之策甚至要与之结为权力联盟。此外，从十六国政权中辛氏因素自西向东递减现象以及北朝辛氏的东西分化，可以看出：地域性既是地方大族的灵魂，更是地方大族与扩张王朝博弈的砝码。

从国家——社会对立视角研究中古大族是近年来的常见思路。笔者以为，社会与政治对立的现象主要是伴随着西方近代国家的产生而出现，因此国家——社会对立视角更适合观察近代或向近代转型的国家与社会。[205]当然，以此视角审视中国古代社会本无可厚非，但它极易让人忽视古代中国强有力的皇权专制体制而过分强调所谓的与皇权对立的社会元素。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便是学界对“士族”概念过于宽泛的理解与应用，如余英时说“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206]，可照此逻辑，古代士人几乎无不与宗族有紧密联系，难道可以说明清也有“士族”乎？宽泛的“士族”概念还带来另一种认识倾向，即研究者多注意到“士族”“世家大族”“豪强”的类同却难以辨析其异。于是“士族”这个本属于中古史研究的概念工具，往往不仅没有发挥辨明历史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让历史变得更加含混。问题的症结就是研究者未用“主体性”去限定“士族”而先验地将其视作能与皇权角力的元素，于是在士族与皇权关系中，无论进退得失，似乎都无损与其“士族”身份。笔者以为无论是“士族”，还是“地方大族”、“豪族”，它们之所以作为一种历史角色而存在，乃是因为它们在与专制皇权的权力关系中都葆有一定的能动性即主体性，它们有所区别乃是因为它们与皇权的权力关系有所不同。作为已充分官僚化的士族，他们对以皇权为核心的王朝大共同体的依赖，要远远大于那些毫无官职或世仕州郡的地方大族（豪族），虽然从经验角度讲官僚大族（士族）与地方大族（豪族）往往会发展出很多交集。正是这一差别让地方大族拥有更强的政治主体性，他们的政治选择更多，作为一种政治博弈角色，其对政治的影响也往往不亚于那些囿于中央的士族官僚。

在汉隋数百年间，西北各地辛氏家族正是因为时常葆有地方大族的政治主体性，他们才能在王朝扩张时期特别是十六国北朝时期积极主动地参与新王朝建设，他们的政治实力与所获官爵也绝不亚于当时东方任何一个世家大族。同时，反观北魏后期东迁辛氏家族的官僚化，特别是其家族成员建树远不及关陇同姓，这告诫研究者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官僚化、士族化就是地方大族或者豪族的发展方向。既便在历史经验中地方大族往往或被动或主动地实现官僚化、士族化，我们也应当在他们与集权王朝的权力关系中去理解这些现象，而不是笼统地将其视为地方大族的内在属性。

随着大一统王朝的恢复与稳定，以皇权为中心的王朝大共同体不能再容忍其它小共同体，地方大族也凸显为皇帝对内专制的主要对象，陇西辛氏在西汉的官僚化、徙陵与族诛便说明了这一点。徙居河西、关中的辛氏，他们崛起后的命运与西汉陇西辛氏类似，要么是被东方政权强制移民，要么是消解在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之中。可以说，陇西辛氏在汉隋七百年间如昙花一现般的三起三落，验证了王朝大共同体与家族小共同体这一结构性矛盾，也验证了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循环性，其中既有中央集权的残酷性，也有古代宗族的韧性与妥协性。

The local partriarchal clan and the expansion of empires: A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Xins of Longxi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Sui Dynasty

Niu Jingfei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The Xins（辛,a surname） of  Longxi（陇西,a prefecture）, as a local partriarchal clan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of ancient China, migrated from Longyou（陇右,the west of the Long Mountain）to Hexi （河西,the west of the Yellow River）or to the central Shaanxi plain, and respectively its branches became new local partriarchal clans. In seven hundred years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Sui Dynasty, the Xins had risen abruptly for three times. Joining in the expanding empires, a few members of those large local partriarchal clans turned into powerful elites of new dynast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Xins of Longxi demonstrates that the regionality of a clan living together is the prerequisite of the local clan to maintain its political subjectivity and as a counterweight for local partriarchal clan to play game with expanding empires. In the same time, the local partriarchal clans can find their feet more easily in the expanding era of new dynasties, and great bureaucratic houses（士族,shi zu）are not their predetermined orientation.

Key words: the Xins of Longxi; the Sixteen Kingdoms; the expansion of empires; the local partriarchal clan; regionality

注释:

[①] 参见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45-164页。

[②] 参见许倬云《求古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49页。

[③] 徐复观先生多次指出专制与宗族的对立，参见氏著《两汉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第85页，第197-203页。

[④] 近期崔向东的《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几乎将两汉豪族搜罗殆尽。日本学者对汉代豪族有长达百余年的关注，尤重视豪族的地域性，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国内外豪族研究之学术史回顾详见崔向东《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第12-20页）、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03年，第2-13页）、马彪《秦汉豪族社会研究》（北京：中国书店，2002年，第3-4页。）韩树峰指出南北朝缓冲地带的边境豪族有其独特性，参见氏著《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93-214页。中村圭尔也关注到了南朝大族的地缘情况，参见氏著《关于南朝贵族地缘性的考察》，《回望如梦的六朝——六朝史论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11-39页。当然，这里所说的大族、豪族，在组织构成上依然采用杨联陞先生的定义，即指以同姓家族为中心而不局限于同姓同宗的共同体。（参见杨联陞《东汉的豪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页。）在历史作用上，唐长孺先生已指出“从东汉以至魏晋最基本的统治势力是地方大族。”参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出版社，1955年，第168页。

[⑤] 参见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第176-177页；崔向东《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第179-180页。

[⑥] 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在研究汉唐间博陵崔氏时已非常注意大族的地方基础及家族居住地之变化。参见氏著，范兆飞译《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5-98页，第153页。

[⑦] 参见崔向东《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第215-218页。

[⑧] 主体性一词多用于哲学领域，一般认为人的主体性是随着近代人类改造自然能力增强而被发现的。参见李楠明《价值主体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页。

[⑨] 需要指出，很多持地方大族（豪族）士族化论者往往过于宽泛地将历代豪族儒学化、文吏化、官僚化等同于士族化，此种作法不足取。这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士族”定义，笔者以为唐长孺先生等前辈限定士族形成的前提是魏晋之九品中正制，实为灼见。（参见唐长孺先生《士族的形成和升降》，《唐长孺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关于“士族”之内涵，史学界未有共识，大体有两类理解。一是持宽泛“士族”概念者，代表有余英时、毛汉光等人。如余英时强调东汉开国诸臣的士族性，甚至说“创造东汉政权的主要分子多为士人”（参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4页）。毛汉光认为中古士族可作为社会势力与政权政治力相对（参见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9页）。日本京都学派在强调中古士族（贵族）主体性（相对于皇权）上走得更远，甚至认为六朝就是贵族政治。这些看法偏重从社会层面理解“士族”，可视为“士族”本位主义或泛士族主义。第二类是对“士族”一词作谨慎理解者。这以田余庆及日本东京学派为代表，他们偏重从政治权力层面理解“士族”。如田余庆指出士族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时期，士族与皇帝共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参见氏著《东晋门阀政治》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日本学者越智重明、矢野主税等针对魏晋贵族、豪族的演变提出了“寄生官僚化”、“寄生官僚论”，（参见（日）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华书局，2002年，第142页、第146页；以上学术史主要参考范兆飞《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第2-18页。此外，陈爽与仇鹿鸣对士族与士族研究的反思也非常深入，参见陈爽《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日）《中国史学》第11卷；仇鹿鸣《士族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以<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4期。）这两类认识士族的路径各有优劣，受其启发，笔者认为：“士族”内涵在历史上可能有一个从偏政治层面到偏社会层面的转变，即士族在魏晋南朝因与九品中正等选官制度结合紧密，其政治色彩突出；而至北朝隋唐，士族因与选官制度逐渐疏离，皇权对其认可也逐渐局限在社会文化层面。本文研究重心在于探讨大族与王朝的政治关系，故对“士族”倾向于第二种理解，即士族权力依赖于官僚体系，“士族”天生就有对皇权的依附性。

[⑩] 秦晖提出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性认识：即秦代以来中国社会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大共同体本位”社会，大共同体施展一元化统治，而宗族等小共同体遭受压抑。参见氏著《“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上、中、下），《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1999年第3期、1999年第4期。

[11] 人类学家萨林斯（Sahlins）主张打破历史与结构的对立，在历史中考察文化结构之变迁，这对本文有一定启示。参见氏著《历史之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8页，第325-332页。

[12] 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1-151页。

[13] 参见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相关章节。

[14] 参见氏著《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关于中古世家大族研究甚多，此不赘述。

[15] 杜斗城：《汉唐世族陇西辛氏试探》，《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16] 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辛武贤事迹考略》，《秦汉研究》，2010年第4辑。

[17] 丁宏武：《辛德源生平著述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此外涉及陇西辛氏的论文有周伟明《论北魏平凉户》，硕士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5年。

[18] 近出北朝辛氏及相关墓志主要有十三方：《辛谦墓志》（碑林博物馆藏，2004年）、《辛苌墓志》（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线装书局，2007年）、《隋寇夫人辛怜墓志并盖》（齐运通编纂：《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华书局，2012年）、《辛穆墓志并盖》、《辛术墓志并盖》、《辛瑾墓志》、《辛澄墓志并盖》（四志俱见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组：《1996-2012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藏金石拓本菁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辛琛墓志》、《辛匡墓志》、《辛韶墓志》（三志俱见王连龙《新见北朝墓志集释》，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隋辛辉兰墓志》（王其祎藏拓）、《辛璞墓志》、《辛侃墓志》（两志俱陕西师范大学藏拓）。搜集辛氏墓志得陕西师范大学周晓薇老师襄助，谨此致谢。

[19] 《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182页。

[20] 《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4页。

[21] 《元和郡县图志》卷22《山南道三》，中华书局，1983年，第571页。

[22] 《汉书》卷49《晁错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278页。

[23]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09页。

[24] （唐）林宝：《元和姓纂》卷3《辛》，中华书局，1994年，第355页。

[25] 《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93页。

[26] 《汉书》卷69《赵充国传》及颜师古注，第2977-2979页。

[27] 《汉书》卷69《辛庆忌传》，第2996页。

[28] 《汉书》卷69《辛庆忌传》，第2996-2997页。

[29] 参见《汉书》卷69《辛庆忌传》，第2996页；《汉书》卷19下《百官公卿表下》，第836页。

[30] 参见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243-244页。

[31] 此概念受越智重明等人的“寄生官僚化”影响（见前引文），称“中央官僚化”意在从地域角度彰显地方大族与中央王朝的融合。

[32] 《汉书》卷69《辛庆忌传》，第2998页。

[33] 参见（法）埃哈尔·费埃德伯格（Erhard Friedberg）著，张月等译：《权力与规则》，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2-258页。

[34] 参见《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95页。

[35] 《汉书》卷69《辛庆忌传》，第2997页。

[36] 《汉书》卷69《辛庆忌传》，第2998页。

[37] 《汉书》卷72《鲍宣传》，第3094页。

[38] 《汉书》卷72《鲍宣传》，第3094页。

[39] 《元和姓纂》记“（辛庆忌）五代孙孟兴，二子：恩、殷”，而《新唐书》（卷73上《宰相世系表三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2879-2880页）更详细地记录了辛武贤一族世系“秦有将军辛腾……曾孙蒲……曾孙柔……四子：临、众、武贤、登翁。武贤，破羌将军。生庆忌，左将军、光禄大夫、常乐公。生子产，豫章太守。曾孙茂，后汉成义将军、酒泉太守、侍中。三子：缄、述、孟孙。孟孙生长水校尉伯真。伯真二子：孟兴、叔兴。孟兴二子：恩、殷。”《新唐书》补录了辛庆忌之父辛柔、辛庆忌诸兄弟、庆忌之子辛产以及辛产一支世系，但岑仲勉已指出：据《新唐书》，辛孟兴应为辛庆忌七世孙，此与《姓纂》矛盾。（参见（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卷3《辛》，中华书局，第355页。）又据上引《赵充国传》，辛庆忌两兄弟名为辛临众、辛汤，此与《新唐书》有出入；《辛庆忌传》记庆忌三子而无官至豫章太守的辛产，此又是《新唐书》辛氏世系表之疑点；特别是辛氏族诛一案异常严酷，辛庆忌直系子孙应被杀尽。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新唐书》辛氏世系表东汉以后之诸辛应存在附会辛庆忌之嫌。

[40] （东晋）袁宏撰：《两汉纪·后汉纪》卷3《光武皇帝纪》，第46页。《后汉纪》作“辛彤”，今从《后汉书·窦融传》，作“辛肜”。

[41]《两汉纪·后汉记》卷6《光武皇帝纪》，第103页。

[42]《两汉纪·后汉记》卷6《光武皇帝纪》，第46页。

[43] 陈苏镇：《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页。

[44]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9页。

[45] 严耕望先生指出州从事“其职本以郡国卒史曹掾从事者”，参见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06页。

[46] 《后汉书》卷58《虞诩传》，第1866页。

[47] 《后汉书》卷58《虞诩传》，第1866页。

[48] 《后汉书》卷58《盖勋传》，第1880页。　

[49] 据《元和姓纂》，汉至北周辛氏郡望尽出陇西，其间西北诸辛，史料虽未指明地望，盖不出陇西。

[50] 盖勋出自凉州官宦世家，参见《盖勋传》，第1879页。

[51] 《三国志校笺》卷25《辛毗传》，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918页。

[52] 《后汉书》卷9《孝献帝纪》，第387页。

[53] 《三国志校笺》卷15《张既传》，第604页。参见齐陈骏：《陇上学人文存·齐陈骏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9-301页。

[54] 《三国志校笺》卷15《张既传》，第604-605页。黄华所逐太守名为辛机（《三国志校笺》卷16《苏则传》，第631页），辛机可能出自陇西狄道。

[55] 《晋书》卷89《辛勉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311页。《晋书》乃唐人所作，有将诸辛氏笼统归为“狄道”之嫌；又，三国辛毗一族从魏入晋，如此易使人怀疑辛勉一族或与辛毗有所关联。但考虑到辛毗之子辛敞“咸熙（264-265年）中为河内太守”（《三国志校笺》卷25《辛毗传》，第922页），与辛洪、辛勉几乎同时，而史传不言其关系，故笔者仍依《晋书》，以辛洪一支为魏晋时新徙至洛阳为官者，其或未在关东定居落籍。

[56] 《晋书》卷36《张华传》，第1073页。        

[57] 《晋书》卷94《隐逸传》，第2447页。

[58] 《晋书》卷5《孝愍帝纪》，第125-126页。

[59] 《晋书》卷89《忠义传》，第2307页。

[60] 《晋书》卷60《索靖传》，第1648页。

[61] （清）汤球辑，严茜子点校：《九家旧晋书辑本》，《二十五别史》第10册，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38页。

[62]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6页。

[63] 《晋书》卷96《列女传》，第2512-2513页。

[64]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3页。

[65] 参见齐陈骏：《陇上学人文存•齐陈骏卷》，第321-322页。

[66]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8页。

[67] （清）汤球辑，王鲁一等点校：《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7《前凉录一》，《二十五别史》第11册，第481页。

[68]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46页。

[69]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4《前凉录八》，第529页。

[70] 参见《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9页，第2231页、第2234页，第2238页，2242页，2251页。

[71]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广雅丛书本）于《前凉录》目录有“辛攀、辛凭、辛綝、弟理”条目，而仅辑录辛綝事迹，其余未辑补。据宋本《太平御览》（卷418《人事部五十九》，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8页），辛凭作“幸凭”，辛字当是。

[72] 《太平御览》卷495《人事部一百三十六》，第2265页。

[73] 《魏书》卷99《张寔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194页。按，此处石勒有误，应为前赵刘曜。

[74] 《晋书》卷103《刘曜传》，第2700页。

[75]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7页。

[76]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7页。

[77]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7-2268页。

[78] 《魏书》卷45《辛绍先传》，第1025页。

[79]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传》，第3149页。

[80] 《资治通鉴》卷111《晋纪三十三》，安帝隆安三年，第3499页。

[81] （清）汤球辑：《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7《西秦录三》，第603页。

[82] 《资治通鉴》卷120《宋纪二》，文帝元嘉三年，第3790页。

[83] 《魏书》卷99《乞伏国仁传》，第2199页。

[84] 参见周伟洲《南凉与西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0页、第129页、第154页。

[85] 参见齐陈骏：《陇上学人文存•齐陈骏卷》，第336-339页。

[86]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第2691、2694页。

[87]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第2701页。

[88] 《资治通鉴》卷98《晋纪二十》，穆帝永和六年，第3102页。

[89] 钱林书编著：《续汉书郡国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51页。

[90] 《资治通鉴》卷100《晋纪二十二》，穆帝永和十一年，第3147、3150页。

[91] 《资治通鉴》卷102《晋纪二十四》，海西公太和四年，第3219页。

[92] 《晋书》卷116《姚苌载记》，第2968页。

[93] 参见周伟洲《南凉与西秦》，第118-119页。

[94] 《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第2960页。

[95]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第2701-2702页。

[96]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第2747页。

[97] 《资治通鉴》卷95《晋纪十七》，第2989页。

[98]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第2755页。

[99]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70页。

[100]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76-2777页。

[101] 《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第2789页。

[102] 《周书》卷39《辛庆之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700页。

[103] 《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第2786页。

[104] 参见潘云勇《后赵民族政策研究》，硕士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09年。

[105] 《晋书》卷94《隐逸传》，第2447页。

[106]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71页。

[107] 《晋书》卷94《隐逸传》，第2447页。

[108] 《魏书》卷45《辛绍先传》，第1025-1029页。参见周伟明：《论北魏平凉户》，硕士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5年。

[109] 《魏书》卷77《辛雄传》，第1691-1702页；《北齐书》卷38《辛术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501-503页；《隋书》卷58《辛德源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422-1423页。

[110] 《北史》卷50《辛雄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817-1825页。

[111] 《魏书》卷77《辛雄传》，第1702页。

[112] 据《隋书·辛德源传》，德源父为子馥，又据《魏书·辛绍先传》，子馥为辛绍先孙。

[113] 何俊芳：《北魏辛穆墓志铭考释》，《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114] 王天庥：《北魏辛祥家族三墓志》，《文物季刊》，1992年第3期。

[115] 《新见北朝墓志集释》，第84-85页。

[116]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69页。

[117] 王天庥：《北魏辛祥家族三墓志》，《文物季刊》，1992年第3期。

[118] 近有《辛琛墓志》问世，然志文字体、内容颇多疑点，故不取。如该志称志主“都督南秦胶鄯三徐岐雍八州诸军事”，胶鄯二州一在极东，一在极西，南秦岐雍又与三徐各分东西，都督区过大且不相连，此为疑点一；又径称志主为“八州刺史”，此又与南北朝都督一般只兼任一州刺史之习惯不符，此为疑点二；言志主籍贯“陇西都乡狄道里”，似县乡颠倒，此为疑点三。参见《新见北朝墓志集释》，第81-83页。

[119] 《唐代墓志汇编》，第108页。

[120] 《隋书》卷73《辛公义传》，第1681页。

[121] 《元和姓纂》卷3《辛》，第357页。

[122]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22页。

[123] 《唐代墓志汇编》，第3页。

[124] 《魏书》卷107上《律历志上》，第2659页。

[125] 《魏书》卷11《后废帝纪》，第281页。

[126] 《北齐书》卷20《宋显传》，第270页。

[127] 《北齐书》卷20《慕容俨传》，第280页。

[128] 《北齐书》卷14《阳州公永乐传》，第182页。

[129] 《魏书》卷45《辛绍先传》，第1025页。

[130] 《魏书》卷77《辛雄传》，第1698页。

[131] 参见《元和姓纂》，第355-357页；第361页。

[132] 《魏书》卷77《辛雄传》，第1701页。

[133] 《北史》卷50《辛雄传》，第1821页。

[134] 参见《元和姓纂》，第356页。

[135] 参见尹波涛《北魏时期杨播家族建构祖先谱系过程初探——以墓志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

4期。

[136] 《元和姓纂》，第357页。

[137] 《北史》卷50《辛雄传》，第1821页。

[138] 《魏书》卷77《辛雄传》，第1698页。

[139] 罗新、叶炜著：《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第58页。

[140] 《魏书》卷39《李宝传》，第885页。

[141] 参见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640页。

[142] 前文已述及石虎时代曾徙秦州之民至并州，但考虑到这与北魏平凉相隔百年，而辛雄家族能与辛琛等叙   

谱认宗，故推断辛雄一支亦为平凉户。

[143]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22页。

[144] 《隋书》卷58《辛德源传》，第1422页。

[145] 王天庥：《北魏辛祥家族三墓志》，第82页。

[146] 王天庥：《北魏辛祥家族三墓志》，第82页。

[147] 何俊芳：《北魏辛穆墓志铭考释》，第79页。

[148]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62、373页。

[149] 《唐代墓志汇编》，第1736页。

[150] 如侯旭东指出，北魏针对关中胡族采取了编户化和镇戍制两种策略，这种刚柔相济的做法持续了很长时             

间。参见氏著《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中国社会科学》，  

2008年第5期。

[151] 《魏书》卷70《刘藻传》，第1550页。

[152] 《魏书》卷8《世宗纪》，第201页、第209页；卷9《肃宗纪》，第236页。

[153] 《魏书》卷9《肃宗纪》，第247页。据《魏书》（卷75《尔朱天光传》，第1676页）记：“南秦滑城人谋害刺史辛琛显，琛显走赴天光。”二辛氏同时代，应为一人。

[154] 参见唐长孺《山居存稿》，中华书局，2011年，第100-101页。

[155] 《周书》卷27《辛威传》，第447-448页；《隋书》卷75《辛彦之传》，第1708-1709页；《周书》卷39《辛庆之传》，第697-700页。

[156] （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第879-894页。

[157] 《元和姓纂》，第357页。

[158] 参见王仲荦：《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第174页。

[159] 《元和姓纂》，第356页。

[160] 西安近出《辛术墓志》记其祖名“明”，整理者以为“臣明”。（参见《新见北朝墓志集释》，第110页。）按，一般墓志“臣”字不省框内上竖笔，又墓志此字字型紧凑，不似“臣”字型。另，北朝墓志中有“巨”字多竖笔者，如《豆卢实墓志》“言归巨室”，“巨”字作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0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4页），鉴于此，笔者定辛术之祖乃“巨明”。

[161] 《新见北朝墓志集释》，第110页。

[162] 西魏北周政权有二辛韶。据《周书》（卷6《武帝纪下》，第95页），建德五年伐齐时，“凉城公辛韶步骑五千守蒲津关”；又据《周书》（卷35《薛慎传》，第625页），宇文泰选诸生侍读时，“慎与李璨及陇西李伯良、辛韶……并应其选。”两处辛韶一武一文，不似一人。《隋书》（卷54《田仁恭传》，第1365页）记隋文帝建国功臣有“大义公辛遵及其弟韶，并官至柱国”，此辛韶似为伐齐之凉城公。据近出《辛韶墓志》，志主辛韶文质性较浓，曾“侍魏恭帝及八王讲读”，卒于建德四年，故志主辛韶应与《薛慎传》“辛韶”为一人；又据《辛术墓志》称志主弟辛韶字“僧伽”，不称其名，此或避当朝将军辛韶之讳，文臣辛韶仅以字行。（参见《新见北朝墓志集释》，第110页、第186页。）此外，结合正史墓志，诸辛氏颇多重名者，如据《辛月相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第3页），辛月相祖辈有辛韶、辛瑾，如此似北魏也有一“辛韶”，加北周两“辛韶”则“辛韶”有三；据《辛瑾墓志》，辛瑾仕于周隋，而辛月相之祖辛瑾仕于北魏，则辛瑾有二；据《辛术墓志》，可知志主仕于西魏，与北齐辛术非一人，如此则“辛术”也有两人。此种现象殊为有趣，待考。

[163] 《新见北朝墓志集释》，第186页。

[164] 《辛侃墓志》，陕西师范大学藏拓。“侃”即《辛韶墓志》之“侃诚”。

[165] 据《元和姓纂》（第356页），辛昂之父为辛豁，《周书》“仲略”或其字。

[166] 李宗俊：《隋大将军辛瑾墓志考释》，《唐史论丛》第18辑，第206页；辛瑾（字明瑾）见《隋书》卷60《于仲文传》，第1454页。

[167] 柳秀芳：《唐<辛谦墓志>考略》，《碑林集刊》第12辑，第27页。

[168] 杜海斌：《唐<辛澄墓志铭>考释》，《唐史论丛》第18辑，第308页。

[169] 《元和姓纂》，第358页。据《辛澄墓志》，辛澄“曾祖宝”“祖兴”，不言辛澄之父；而据《姓纂》，“阐元孙宝刚，生兴、暠。兴生澄、良。” 按，《辛澄墓志》之“曾祖宝”应即《姓纂》之“宝刚”，墓志较《姓纂》应更为准确，故此处从《辛澄墓志》。

[170] 据《隋辛辉兰墓志》，志主卒于开皇二年，故判断其曾祖及父应活跃于西魏北周时代。

[171] 《周书》卷31《韦孝宽传》，第539页。

[172] 《周书》卷45《乐逊传》，第814页。

[173] 陕西师范大学新藏墓志拓片。

[174]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22页。

[175] 甚至有人指出东迁辛氏在官僚化过程中政治地位在逐渐下降，参见周伟明《论北魏平凉户》，第26页。

[176] 《周书》卷27《辛威传》，第447页。

[177] 《庾子山集注》，第889页。

[178] 《隋书》卷75《辛彦之传》，第1708页。

[179] 《周书》卷39《辛庆之传》，第700页。

[180] 《元和姓纂》，第356页。

[181] 《新见北朝墓志集释》，第110页。

[182] 陕西师范大学藏拓。

[183] 此支辛氏与上文提及的石赵时因官宦定居雍州的辛钦一族经历类似，不知有无族属关系。

[184] 《新见北朝墓志集释》，第110页。

[185] 参见《辛侃墓志》。

[186] 《元和姓纂》，第356页。

[187] 《周书》卷39《辛庆之传》，第697-698页。

[188] 参见《新见北朝墓志集释》，第110-111页；《辛璞墓志》。

[189] 《元和姓纂》，第356页。

[190] 《周书》卷39《辛庆之传》，第698页。

[191] 李宗俊：《隋大将军辛瑾墓志考释》，《唐史论丛》第18辑，第206-207页。

[192] 杜海斌：《唐<辛澄墓志铭>志考释》，第308-309页。

[193] “辛对”还见于北周《辛洪略造像记》，或与《隋辛辉兰墓志》“辛对”为一人，该记为关中辛氏家族造像，所造为释迦像，可聊补地方辛氏之信仰情况。参见韩理洲《全北齐北周文补遗》北周部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95页。

[194] 参见吕春盛《关陇集团的权力结构演变》，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年，第29-42页。

[195] 比如关中王罴、韦孝宽、陇上李贤兄弟、陇西辛威等皆为本州刺史，参见钟盛：《西魏北周“作牧本州”考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5辑，第85-104页。

[196] 《周书》卷30《李穆传》，第527页；卷44《杨乾运传》，第794页；卷44《任果传》，第799页。参见王雪玲：《铁券制度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1期。

[197] 《周书》卷36《令狐整传》，第644页。

[198] 参见吕春盛《关陇集团的权力结构演变——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第220-222页，第259页。

[199] 参见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66页；史睿：《北周、隋、     

唐初的士族政策与政治秩序的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45页。

[200] 参见《辛侃墓志》。

[201] 《新唐书》卷73上《宰相世系表三上》，第2883页。

[202] 《元和姓纂》，第361页。

[203] 辛威赐姓普屯，北周天和年间有新丰令辛（普屯）康，其或辛威一族。参见韩理洲《全北齐北周文补遗》北周部分，第88页。

[204] 参见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205] 参见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变动》，《许倬云自选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81-112页。

[206]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