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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丨​蒋国辉:1990年代乌克兰的货币贬值狂潮

​蒋国辉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


原题

那些年我正好在那里




作者:蒋国辉

 
关心时事的人们似乎都能看到,如今世界上,一个政权开始崩溃的时候,都有一场货币贬值的灾难,比如委内瑞拉、津巴布韦,还不如手纸的钞票被扔得满大街。

货币贬值在委内瑞拉,不值钱的纸币被扔在大街上

我不是学经济学的,当然无法深入探讨政权崩溃和货币贬值之间那些深层的联系。但是货币贬值带来的焦虑、无助甚至恐惧,确实不需要什么理论知识就会劈头盖脑的向你袭来。1990年代初期我在乌克兰,正好就经历了这样一次货币贬值的狂潮。

1990年前苏联解体,将它自己的15个加盟共和国乃至东欧所有的华约国家,都拖进了一场经济衰退、货币贬值的灾难。那时我正好在乌克兰,亲身品尝到货币贬值的个中滋味。

前苏联解体后,乌克兰逐渐开始启用自己的货币,它的正式名称是“卡尔波万涅茨”,是“卢布”的乌克兰语叫法。民间通用的说法是“库邦”,原意是“优惠券”。它源于前苏联的一种票证系统。


上图左边是乌克兰1991年第一季度的购买食品购物券(整张),上边注明了哪一张用于购买什么商品,比如盐、茶叶、酒、黄油、鸡蛋、香肠等等。右边是一些不同年份的零星购物券。下图是购买纺织品和鞋帽的购物券


 

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前苏联,民生基本商品价格几十年固定不变,这些商品短缺的现象总是周期性地发生。到了1980年代后期,包括食品在内的许多商品(尤其是进口商品)变得稀缺。为了消弭这个困境,在苏联的许多地区都引入了购物券和优惠券,用于保证生活必需品,如肥皂、糖、火柴、香烟、伏特加之类的供应。

乌克兰是前苏联的粮仓和农产品供应基地,商品供应比苏联其他地区都好,所以推行计划供应的时间比较晚。直到1990年11月,才推出了主要用于购买的非食品类商品和稀缺食品的票证,也分为购物券和优惠券两种。
 
 
乌克兰发行的优惠券,每一张都注明了可以购商品的金额
 
购物券优惠券以商品为单位,例如2公斤糖,1瓶伏特加酒,10包香烟,等等,有效期有限通常为1个月。购物券只是购买规定商品的凭证,在商店购物,商店除了收钱,还要验收相应的购物券。

 
上:在商店外边人头攒动;下:商店里边空空如也


 
购物券并没有使用很久,到1991年1月优惠券开始发行后,购物券就退出了流通。优惠券的设计观念,看似比购物券更缜密。它不指定能够购买的商品种类,而是比照货币,规定优惠券的面额,有50、75、100、150和200卢布面额的几种。

1991年12月前苏联解体之前,优惠券是用印在有水印和无水印的A4打印的,在纸页的中央,有发行它们的组织(邮局,研究所,工厂,储蓄银行)的盖章,没有盖章的优惠券是无效的。优惠券在使用时,必须保持未被剪切的完整形式,由商店在已经使用的部分盖戳或打孔注销。优惠券的有效期一般是6个月,过期就不再有效。

在这个时期,优惠券与薪水一起发放,但是它还不是货币。同购物券一样,在商店购买必须使用乌克兰优惠券的产品,仍旧使用卢布支付,同时还须以相应产品的价格提供同等面额的优惠券。1991年1月至9月开始发行优惠券时,是由乌克兰各个州独立发放该州通用的优惠券,优惠券上注明了发行地区,例如KHAR-哈尔科夫,DON-顿涅茨克,等等。

从1991年10月至1991年12月,优惠券由中央政府用以发放。苏联解体后,1992年1月12日,随着优惠券-卢布的推出,此前的优惠券停止流通。

经济危机开始,民众在储蓄所排队,要把自己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取出来,趁还没有变成废纸,买一些以后用得着的东西存放起来
 
后来,为了优化流通并降低印制成本,乌克兰政府引入可重复使用的优惠券,而且取消了优惠券的使用期限。最初优惠券的功能尚未改变,只是作为一种现金以外的辅助购物凭证。但是随着苏联解体后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俄国不再向前苏联在所有加盟共和国提供此前作为通用货币的卢布,乌克兰出现了严重的货币短缺。

为了弥补流通货币的不足,乌克兰政府决定将优惠券改成与卢布同时流通的货币。这种货币从此就被称为“库邦(优惠券)”。和卢布的区别在于,库邦可以用来支付任何商品和服务,前苏联的卢布只能用于支付非食品商品和服务。在支付工资的时候,固定工资部分用库邦支付,工资中的其他部分,比如奖金、加班费、各种补贴等等,就用卢布支付。

不过,由于优惠券在印制初期并未计划用作独立的货币单位,所以它们的保护水平很低,没有序列号,也没有通用的货币保护措施,使用的也不是货币专用纸,折叠几次就坏了。所以,这种“货币”很快就退出了流通,由以货币形式印制的库邦。

不过,乌克兰货币库邦似乎从一开始就有点腻腻歪歪的,不像代表一个国家的货币。使用的纸仍旧经不得搓揉,折叠的地方很快就发毛,大小只有人民币的一角票那么大(可能为了节省纸张)。保护措施也很差,没有凸印,没有防伪标记。大概是因为太没有价值,所以不怕有人不计成本去仿制。乌克兰人都戏谑的把库邦称为“糖纸”。 
 
第一批发行的库邦,在市面上流通的面值有1、3、5、10、25、50、100七种,面值250和500的,未在市面上流通
 
从1992年春开始,库邦的票面价值跌至苏联卢布以下,于是人们不再使用卢布,而把它当成外币藏起来。卢布从此逐渐从官方发行和商品流通中消失,进入了外汇黑市交易。

1993年在俄国进行的货币改革,新卢布不再以官方渠道流向俄罗斯以外。与此相应,1993年7月17日,卢布在乌克兰停止了流通,库邦成为乌克兰唯一的专有货币。当然这只是官方,实际上,在乌克兰影子经济一直盛行,在市场上,人们一直可以私下用美元或卢布来交易。

1993年发行的库邦,面值有100、200、500、1000、2000、5000、10000、20000、50000和100000。面值100以下的纸币已经退出了流通


库邦成为乌克兰法定货币的时候,我在乌克兰国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大学任教。1991年,还没有怎么感觉到货币贬值。现在看来,可能是因为当时库邦和卢布是挂在一起的,卢布当时贬值还不那么厉害,库邦也就被提带着保持相对的稳定。但是到了1992年,当卢布开始退出流通后,库邦就开始了从快速下滑到断崖下跌的贬值。

货币贬值自然最先体现在物价,不过对于靠工资生活的上班族,影响更深的是工资的变化。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我的工资是多少,那时我的职称是教授,想来应该比平均工资高一些。那时乌克兰上班族的工资,随着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也在不断地上涨。

1991年以同卢布等值的库邦发放的平均工资,还只有480库邦,到1992年1月,就涨到了1523库邦。到这年年底,平均工资上涨了10倍,到了16987库邦。到1993年年底,暴涨了近50倍,达到836534库邦;不过与1994年相比,这个数字就不值一提了:那年年底,平均工资是3490047库邦。 
 

1994年发行的面值500000和1995年发行的面值1000000的库邦

 
工资上涨虽然是物价上涨的结果,不过,货币贬值还不算是当年乌克兰经济衰退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最恼火的是,从政府手里领工资的人,生活一下子去了保障,因为那时人们已经不能按时领到工资了。我刚进大学任职的时候,实行的是双周工资制,一个月可以按时领两次工资。

一段时间之后,改成了月工资制,倒也还能在每个月固定的那一天领到工资。后来渐渐就不那么按时,开始时延迟若干天,后来拖延一个月,而且发工资也不是一次发全工资,而是发一半或者更少。

再后来,我记得最长的时候是三个月没有发工资。大学还属于国家优先保障的单位,别的事业和企业单位,我知道的最长被拖欠了半年的工资。

被拖欠工资的当然不只是公职人员,私人企业同样陷入了困境。当时的国家,连自己手中的公立单位也顾不过来,根本没有能力为这些私人企业纾困。私人企业的员工能不能拿到工资,就全看遇到什么老板了。老板手里如果有一点钱,而且是一个关心员工生活的人,就可能发一点钱临时为员工纾困。那些年,有私人企业招聘,一个最吸引人的条件就是能按时发放工资。

那些年的乌克兰,虽然经济一蹶不振,但是前苏联的社会福利却不走样地被继承下来。住房是免费的,只是房管局象征性地收一点管理费。其他费用如电费、水费、电话费之类,便宜到是让人几乎觉察不到的开销。再加上全民医疗免费,所以人们日常的生活开支基本上就是购买食物。被拖欠工资、或长时间领不到工资,似乎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剧变似的影响,也没有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出现在委内瑞拉或者津巴布韦那些悲惨的情景。

可能是因为地广人稀,乌克兰和前苏联的其他国家一样,所有的城市居民只要自己提出申请,都可以在市郊免费得到一块土地。于是人们在那里盖一栋小房子、种几棵果树、开辟出菜园子,种上番茄、土豆、黄瓜之类。如果经营得好,收成不错的话,整个夏天就基本上可以不去商店或市场买水果和蔬菜。
 
 比较典型的所谓“别墅”,实际上就是在郊区的家庭菜园子
 
除此以外,可能是由于前苏联一直实行的是短缺经济,物资匮乏;或许还加上老一辈人三十年代和战争时期大饥饿的记忆;当然也是因为气候所致,寒冷的冬天几乎见不到任何水果和蔬菜,所以人们都在夏天水果和蔬菜大量上市且价格便宜的时候,大量购买,然后熬制果酱、腌制黄瓜和番茄,说这是冬天维生素的来源。为此,每年夏天,储存果酱、腌菜的三升广口瓶的一次性铁皮瓶盖,就成了抢手货。
 
民众家庭自制的蔬菜罐头
 
这样,在通货膨胀又领不到工资的时候,一般的城市居民生活困难,但是总是能够应付的。最困难的时候,可以用仅有的一点钱买面包,其他的食品家里的储存可以解决。别小看这样的储存,我的一些乌克兰朋友家里,储存的这类食物年复一年堆在地窖里,即使什么都不买,维持一年半载也没有问题。

就我所见,那些年最苦的有两类人,一是孤独的退休老人,一是多数大学生。

大学生在这个时期,过的相当艰难。除了极少数家境殷实的人,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是靠助学金生活。助学金随着通货膨胀增加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在职人员的工资。我不知道大学生的助学金具体是多少,只是我的学生告诉过我,凭他们的助学金,每天只在学校的食堂里吃一顿午饭,也维持不到一个月。

学生们的窘迫,我能够看见最直接看到的就是学生们的午饭:好一点的是两片凃一点黄油的面包,差一点的就是几块干硬的劣质饼干,或者几个加到咖啡或茶中那种白糖块。还有好些学生中午根本不吃午饭。

令人赞叹的是,生活那么艰难,大学生们表现出来的仍旧是年轻人的乐观向上。特别是女学生,即使没有钱买漂亮时髦的衣服,旧衣服也穿得很有品味,一点也没有给人在经济萧条中的沮丧感觉。 
 
我曾经任教的大学,左图是当年的外观,现在已经装修成玻璃幕墙了
 
退休老人就没有大学生那么洒脱了,他们是被拖欠工资受害最深的人群。公职人员大概是对国家还有用,所以拖欠工资还不会太久。退休老人似乎完全淡出了国家的考虑范围。退休金本来就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一被拖欠,退休老人就几乎陷入了绝境,更何况拖延发放退休金的时间,远远长于拖欠在职人员的工资。很多孤独的退休老人,那些年每天就只能靠面包和水过日子。 
 


退休老人排队买面包(上)和牛奶(下)


 
说到面包,我在乌克兰看到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不论货币如何贬值、物价如何飞涨,但是工资和面包价格的比例,一直是一个固定值 。我的一个有心的朋友做过一个比较:直到通过膨胀最严重的1994年,普通人中位工资的购买力,也能购买200个左右重量500克的面包。比起通货膨胀之前的1000个,货币的购买力已经下降到20%。

或许是因为乌克兰的粮食产量本来是供应大半个苏联,现在只供自己,所以绰绰有余;也或许政府中确实有关心民生的人把这个问题考虑得很周到,这才使得在这个经济基本崩溃的时期,没有发生百姓死于饥饿的惨剧,或者在委内瑞拉那样,人们在垃圾桶里翻找可以吃的东西。

不过,面包的价格显然没有代表性,因为人们并不需要那么多面包,而且对事物的需求也不仅仅就是面包。比如一个人一个月大概就需要30个面包,但是剩下的钱能买到什么,政府也就无力顾及了。即使不计肉类和鸡蛋,牛奶、蔬菜、食用油这些基本需求,买面包的剩下钱,也就能够维持10来天。

食品价格表,不用看食品的种类,看年代和价格的对比(后三栏),体会一下通胀的水平。1992年的水平和前苏联相比,已经上涨了少则几十倍,多则上百倍

 

可能这是所有国家通货膨胀一个基本相同的特点:通货膨胀再厉害,商品价格相对于美元(当然也包括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是不变的。那些年,农贸市场和小商品市场上的物价,好像是约好了,尽管每天都在涨,苦了本地靠工资吃饭的民众,但是如果用美元来计价,价格其实没有变,就像所有卖菜卖水果、卖肉卖香肠卖鸡蛋的商家,都每天在看着汇率、来确定自己货品的价格。比如,1992年,当美元对库邦的汇率是1:270时,市场上的牛肉价格大约是140库邦一公斤。到1994年底,汇率1:250000时,牛肉价格就涨到1300000库邦一公斤了。

与此相应的,就是一座城市里遍布大街小巷的外币兑换铺。说是遍布,一点也不夸张:你在城市的任何一个地方,有兑换外币的需求,不出100米就至少有一个外币兑换点。


排队兑换美元的民众。本地的民众一般都是将手里的本地货币换成美元,这是对付货币贬值的可靠方法。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兑换点都能换到,很多兑换点都是等着有人来卖美元,自己并不打算卖、或者没有美元出售


当年,还没有那些四处炫富的中国人在西方世界买买买的“豪爽”,手上有些美元或其他外币的人,差不多都要算计着买符合规定的几大件、或者把外币带回国内存起来,所以遇到前苏联这样的货币贬值,要把外币兑换成日常需要的本地货币,都要仔细地算计。至少我就是属于这个阶层的人。

那时,要把美元兑换成库邦,可真是一个需要耐心和体力的活儿。耐心,是因为库邦每天都在贬值,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汇率。有需要的人,当然不会一次兑换几天需要的钱,很可能今天用10美元归还的库邦,到明天用5美元就能换到。

我在那时养成的习惯,直到现在也改不掉:到非欧元区的国家兑换当地货币,一定要仔细计算,一次性地只兑换够酒店费和车费的钱,每天的花销,都是算计着少量地兑换。天天计算、天天跑兑换点,没有耐心自然不行。

每个兑换点都挂着这样的汇率标示牌。一般的兑换点只兑换美元和卢布,2000年以后增加了欧元。银行开的兑换点,可以兑换的货币种类多一些
 
需要体力,是因为从一天街的这头走到那头,各个铺子的汇率相差几乎可以到10个库邦甚至更多。10个库邦其实也买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只不过心理上不平衡:要兑换10美元,就会损失100库邦,再多呢?所以每每兑换,总是耐着性子,在几条主要大街上挨个看过去。要是走到最后,发现最先看到的是最高的,又耐着性子往回跑。

除了有许可证的挂牌兑换点,兑换点附近还游荡着一些从事黑市兑换的人。他们给出的汇率,一般要比他们附近那些挂牌的汇率高不少,但是从他们那里换汇风险很大,随时可能被警察撞上。一旦撞上,身上带的所有的钱全部被没收还算轻的,最可能的是还要被刑事拘留。所以,这些搞黑市换汇的人,一般很难有像样的斩获。

农贸市场的摊主们每天要花点时间跟踪汇率、确定自己的卖价。不过那些年在乌克兰,也有不需要费这心思的卖家,那就是形形色色的地摊。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规律:当国家主体的经济陷入困境时,摆地摊就成了百姓们的一条求生之路。

那些年,前苏联所有的国家里,没有一个城市看不到地摊。地摊经济的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以前国家主导的商业网点。我生活的城市里,一个最大的体育场被辟为服装和家庭日用品市场,被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称叫“人挤人”。

每到周末开放的时候,那里真是挤得水泄不通,从体育场的大门口开始,摊位一个挨着一个,占满了所有的看台,足球场和跑道,被一些比较大的摊主占据,搭起大小不一的雨棚,大一点的俨然就是一个小小商店。居家用品和服装鞋帽,在这里几乎没有找不到的。不过与欧美国家的跳蚤市场不同,在这个地摊市场里,不卖用过的旧东西。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人挤人”商品市场(左) 和在大街上的地摊(右)
 
这种地摊市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直接用美元交易。摊主们甚至更喜欢收美元,商品都是用美元标价。遇到没有美元的买主,卖家会用当天银行最高的卖出价来把他的商品价格换算成库邦,因为他在收摊后,会立马到银行把当天的收入换成美元:这里买的日用品和服装,大部分是倒爷从中国贩过来的,摊主们都是用美元从倒爷那里接货,货卖出后,美元装在口袋里,心里才踏实。

和前苏联所有的国家一样,乌克兰政府对这种半公开的外币流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市场上除了一些收摊位税的税务局官员,没有对卖什么东西、收什么钱的的任何管理形式,就连维持秩序的警察也基本上看不到。这样的地摊市场,实际上是在政府默许下、由黑社会在管理。那些固定摊位的摊主,都交够了保护费,再不会有任何人包括警察来找他们的麻烦。在临时摊位小打小闹的人们,就全靠运气。没有碰到收保护费的,就算捡了便宜;碰上了,也只好自认倒霉。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中央农贸市场;下图是现在的鸟瞰图,中间的拱顶建筑是最早的规模,现在周围已经建起了大片商铺,地摊经济蓬勃发展


 

那些年,由于政府的倡导 (或者放手),这样的地摊经济说是蓬勃发展,一点也不夸张。地摊几乎遍布了全城。除了那个最大的体育场,政府还在另外两个较小的体育场开放了一个家用电器和零件市场,一个旧货和宠物市场。另外还建起了一个各种工具和装修材料的市场,中央农贸市场周围搭起了许多国定商品摊位,扩建为一个多种商品市场。

除开这些大型、集中的市场,各个居民小区,都有出售农副产品和各种小商品的集中摊位。市中心大街的林荫道上,则是艺术家们出售自己作品的地摊,除了卖画的画家,还有各种小型的艺术品,有斯拉夫民族传统的圣象画、套娃、木器、漆器、编织品等等。

1996年9月2日,乌克兰正式发行并启用新货币格里弗纳。这是面值一格里弗纳的纸币,与此前的100000库邦等值
 
十来年前再次回到乌克兰时,除了中央农贸市场,以前那些大型的地摊市场已经被兴建的大型超市取代,但是很多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地摊区,地摊经济依旧蓬蓬勃勃,成了大家休闲和猎奇的场所。没有人诟病地摊破坏了城市的外观,政府对此几乎没有任何作为,地摊经济却按照经济规律自己发展、自己消亡了。


我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这里拍摄的是同一个地方,上图是1991年我在那里的时候,下图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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