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您从1997年就开始学习中文，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学习中文？

我没想到从最开始学习中文到现在已经过了20多年了。记得从小我就对广大世界的不同的文化和语言很感兴趣。那时我就意识到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语言，无法代表全人类。

对我来说，每一种语言、每一种文化，都可以当作眼睛。人类用两只眼睛才能有三维视觉，一只眼睛不行。人文界是一样的。如果只了解自己的文化，你的视觉就会有毛病。研究过更多文化，学过更多语言，就仿佛多了一双眼睛，这样才看得到既复杂又美丽的多维世界。

很遗憾，我们注意到在欧美存在一个不太正常的态度，即以为只有西方文化才是全世界规范的文化，只有西方文明才是全世界规范的文明，英文才是全世界规范的语言。很早以前，俄罗斯语言学家尼科拉·特鲁贝特斯科伊（1890-1938） 就对这种观点批判过。1920年，他的论文《欧洲与人类》中提到，在“普遍化文化”和“现代化”的伪装下，提倡的是特定文化模式的转变，非西方文化自愿将历史主体的地位归于西欧文明核心，而其自身自我价值的历史感取决于成功获取西方文化模式。

中国在世界文化领域作为最重要元素之一，目前可能是唯一一个有着几千年不间断悠久历史的文明。中文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是承载这一文明的容器。所以难怪我自小就很想学习中文。不过那时因为没找到中文老师，无法实现这个愿望。当然，没有机会专门学习中文并不意味着我不能看中国文学。

中学时，我已经看过了很多中国古今文学的英文或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译本，包括《老子》《论语》《庄子》，古典诗歌，鲁迅的小说，老舍的戏剧等。后来，我终于遇到了学中文的机会，我认识了秦锡英老师。秦老师原来是上海外语大学的俄文教师，80年代来到南斯拉夫马其顿做斯拉夫语系的研究。她是马其顿唯一位能教中文的人。那时有几位热爱中文的学生跟她一起学习中文，其中一个便是我。

2、

            您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外国人，特别是来自欧洲语言背景的人，刚开始学中文时可能最大的困难是发音，就是中文的音调。因为印欧语系的语言没有 “音调”这个概念，学中文首先需要学会“听到”音调才行。

中文语法我认为是表面简单，而实际复杂。中文语法缺乏像印欧语系语言那么严格的语法规则，更加靠句法方式和词义方式来表达意义。要习惯这样语法模式需要花一段时间。

很多将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以为学中文最大的困难是汉字。不过，我很喜欢学汉字，如果能理解每个字的结构和用法，就不会觉得汉字难。

3、

            您大学时期专业为古典语言文字学，学习这一专业对您日后从事汉学研究与翻译工作有怎样的影响？您对中国古典语言文学的理解是什么？

我在圣基里尔·圣麦托迪大学读本科时学过古典语言文字学（简称古典学）专业。这个学术领域包括古典语言：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它们的历史发展和用法；古典历史：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过程，地中海文化圈的国家社会和政治制度发展和变化等；古典文学：从荷马史诗开始，研究古希腊语抒情诗歌、希腊的古典戏剧、希腊罗马史学文选，文学理论等；古典哲学：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开始，然后详细学普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家。

有人会问：这个有什么用？当然没有“用”。古典语言文字学就是像庄子所说的一棵“无用之木”。它所有的“用”在于它的貌似无用性。应该理解知识最大的价值不是在表面的用法。此外，西汉的杨雄在他的《法言》也说过：“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

全人类的过去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学过去的知识一定会有价值。哥伦比亚作家Nicolas Gomez Davila（1913-1994）关于历史的价值有这样的说法：“当然，任何来自历史的事不一定是对的，但是真理不得不自历史来。” 20世纪的英国作家C·S·路易斯（1898-1963）写过一篇重要的论文《读古书的价值》。他试图跟读者解释每一个时代有自己的盲点和偏见。生活在某个时代的人无法意识到自己时代的盲点和偏见。我们这个时代也不例外。关键是不同的时代有不一样的盲点和偏见。所以，读跟我们不一样时代的书才能够慢慢理解自己的偏见。这样才能最终超越自己时代的思维局限性，让视角更开阔。

表面上，有人会怀疑欧洲的古典语言文字学如何能影响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之一是能在目标语言和文化中找到跟源语言和文化有相似的概念和美术原则。例如，我们能回答司马迁和普鲁塔克写历史方法有没有共同性或者朱熹的“理”和“气”概念跟亚里士多德所用的 “μορφή” 和“ ὕλη” 概念不同在哪里。此时古典学知识是无价的。

4、

            您于2006年来到中国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学习语言学，这次经历让您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印象？

2006年，我到华中师范大学读语言学专业研究生，那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亲身体验当代中国。我已经读过很多东西，所以当时中国社会的事我已经足够了解。反之，书本上得到的知识也有不如个人经验的。在武汉那段时间，我注意到一个当代中国人的特点，那就是对新事物的渴望。到处能感觉到朝气蓬勃，人们想要学习新东西，对未来充满乐观、自信等。而目前世界很少有地方有这样的态度。

我很快习惯了武汉菜，从热干面到红烧武昌鱼，都非常喜欢。不过也有习惯不了的东西，那就是武汉的气候，特别是空气湿度。但现在，我心里满是跟武汉各地有关的回忆。从武昌的小书店、宝通寺和长春观，湖北省博物馆、东湖森林公园，通过武汉长江大桥一直到汉口江汉路和中山公园，我都留下过足迹。我在武汉也认识了很多朋友，既有当地人也有外地来的，不过他们都把武汉当作自己的家。

5、

            您曾参加“新汉学计划”博士生项目，您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是什么？您从这个项目中收获了什么？

2014年至2018年，我报名参加了“新汉学计划”博士生项目，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我的研究方向是文字学，主要目标是从研究汉字的构型和历史的比较角度建立一个普遍文字分类理论。

读博士时我有幸在北师大的王宁教授指导下做研究。从王宁教授那里，我看到她和小学、训诂学间丰富的中国传统。这种传统的方法论和研究成果对我是新的知识源泉，也教会我学着接受科学方法的多样性，克服自身的文化局限性。

文字学领域里，古典中国小学和训诂学传统对西方而言，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实际上，从文化历史角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题目：为什么有些人文学科在中国早期发达而在欧洲完全没有，比如文字学和词汇学，而另外一些学科在印度和欧洲早期发达，例如语法学和语言学？

6、

            您是如何成为一名翻译家的？这与您之前的经历有关吗？

我第一次出版的中国经典作品译本是2012年的《老子道德经》，然后又出版了《论语·大学·中庸》的马其顿语译版。2014年出版了《古代中国诗歌选》，2016年出版《尚书》的马其顿语译本，2017年出版我的汉学学术论文集《中国之锁》。

2019年有三本书出版，分别是《李清照词全集》，《诗经》塞尔维亚语译本和《孟子》马其顿语译版。我最新的书是《三字经》马其顿语译本。

我的大部分翻译作品属于中国古代文选，此外还翻译过一些当代中国诗人的作品。我之所以走上翻译家的道路是因为最开始对哲学作品感兴趣，但后来慢慢发现，我更热爱翻译诗歌和研究诗艺。我考虑过很长时间为什么会如此。也可以说我终于发觉诗歌是艺术的发源地。

每种艺术中我们都能够识别两个元素——艺术家的心和艺术的艺术材料。那什么是诗歌的材料？是语言。语言是人的构成元素。其它的、艺术的材料都在人以外，只有诗歌的材料在人以内。我会做一首诗，我不需要把它发声说出来，那首诗还会存在我心里。

诗歌是初始艺术。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它的艺术算是诗歌的延展。画画是什么呢？是用颜料的诗歌。建筑是什么？是使用砖、混凝土、钢铁的诗歌。现在我能理解为什么古希腊的学者斯特拉波（公元前64-23）写过：“诗歌是源哲学”。

目前我正在写三本书。第一本是用英文写的《文化中的文字价值》，还有一本塞尔维亚语的《汉字：其构型与历史》和马其顿语的《中国古典诗意：其理论与实践》。未来我可能打算翻译《文心雕龙》，也想翻译一些钱钟书和沈从文的作品。

7、

            您的第一部翻译著作《老子道德经》获得了2012年“Grigor Prlicev”马其顿文学翻译最佳奖，其出版的意义是什么？您为什么选择翻译这部作品？

《老子道德经》是我第一本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也是马其顿文化史中第一次直接从古汉语翻译成马其顿语的书。老子大概是我在中国哲学界最喜欢的思想家，很早就读过他的《道德经》。我那时享受的不只是他的思想深度，还有形象的语言。可以说，在《道德经》中，哲学和诗歌还没有分开。对我来说，中国哲学史中老子的形而上学很有独创性。

8、

            您认为文学作品的互通，对两国文化交流有什么帮助？

文学作品的翻译主要功能就是提倡文化交流。这种交流不是单向的。2014年至2016年间，我曾参与把六本马其顿语文学选翻译成中文，让中国读者也有机会读到马其顿语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

不过，有另外一件事让我担心。现在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失去了看长篇书籍的能力。看他们不停地玩手机上网真让我心里有点儿不安。网络上到处都是短小的、零碎的信息。有些心理学家开始谈关于现代人的零碎思维方式。零碎思维方式的人已经不会读严肃文学的作品，他们没有能力追踪故事的逻辑链。

20世纪南斯拉夫哲学家和心理学家Vladimir Dvornikovich（1888-1956）写过：“诗歌是人类的祖国。”不过，我感觉对不少年轻人来说，网络是他们的祖国。我们会写书、翻译书，但是以网络为祖国的人能读懂这些书吗？

9、

            北马其顿的中文教学情况如何？在您看来，中文教育在北马其顿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我学习中文时只能去秦老师家学。2000年后，在圣基里尔·圣麦托迪大学，开始有从中国大学来的中文教师给本地大学生提供中文培训课程。

在我看来，北马其顿的中文教育及汉学面对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相关机构来组织学术性的学科。目前，全国连一个大学、高校、学院、学会等在学术层都没有跟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今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当代中国社会有关的课程。换句话说，在北马其顿，汉学、中国学的学术领域不存在。

简介

IgorRadev（冯海城），北马其顿人，自1997年起学习中文。2003年毕业于圣基里尔·圣麦托迪大学古典语言文字学专业。2006年进入中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习语言学获硕士学位。2018年通过“新汉学计划”博士项目，师从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获汉语语言文字学博士学位。自1998年起出版中文翻译作品20多部，长期致力于汉学研究与中文作品的翻译及推广。

为了让大家从不同角度了解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和现状，8月起，我们开设了《人物访谈》栏目，邀请知名汉学家、专家学者、中文教师、中文学员探讨当地中文教学情况，讲述他们与中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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