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胡志德教授：化圆成方：严复对中西文化的竭力调和

翻译研究中心翻译史研究 2022-04-24

2021年9月26日上午9时，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为庆祝成立五十周年而举办的“翻译史讲座”第九讲在腾讯会议开讲，主题为“化圆成方：严复对中西文化的竭力调和”，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文文化系退休终身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译丛》杂志总编辑胡志德教授主讲，并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志教授主持。讲座吸引了海内外数百位听众参加，既有翻译史、思想史领域的专家，也有来自各大高校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现将此次讲座内容辑录如下，以飨读者。

△胡志德教授

意本同也：严复对中西文化及其差异的看法

讲座开始，胡志德教授首先强调，严复不同于许多五四时期的学人，他十分珍视中国传统文化内核，因此在翻译活动中致力于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胡教授引用皮后锋所著《严复大传》中的一段话：

严复在致力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过程中，既不是简单译介西学，也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分析重建，而是在兼容古今，会通中西的基础上重新构建。

以此为开端，胡教授结合文本细读，展开讨论了严复对中西文化及其差异的看法。胡教授指出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严复创作了四篇很有分量的长文：《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当时严复已四十多岁，此前并未如此大量地发表过文章和翻译。可能严复曾思考过文章中提及的问题，但并未成文，是战争的失败使他爆发式地创作，以期对中国的现状提出改革良方。

胡教授认为，四篇文章都非常重要，象征着甲午以后中国知识界的变迁，是对当时中国现状和危机最早、最深刻的反思。在1895年的《救亡决论》中，严复有这样的论述：

公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多非。即吾圣人之精义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夫中国以学为明善复初，而西人以学为修身事帝，意本同也。

胡教授指出，这里，严复首先说中国社会现状严峻，需要学习西方，但又说中西学问“意本同也”，看似矛盾，实则不然。严复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多发生于秦朝以后，如果追溯到古代，便可以发现中西文化的“同”所在。接着，严复抨击了所谓的“西学中源”论：

晚近更有一种自居名流，仅得诸耳剽之虞，于其实际，从未讨论。意欲扬己抑人，夸张博雅，则于古书中猎取近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羌无新奇……

“西学中源”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标语，意思是西方科学本来是中国发明的，后来才传入西方。比如“代数”的英文“algebra”源自阿拉伯语，其意即“东边来的”，所以持“西学中源”看法的人就会说西方代数来源于中国。胡教授提出，这种理论之所以在当时流行是因为它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部分官员意识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但朝廷有很多迂腐的老先生对此坚决反对，所以“西学中源”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服保守派。有意思的是，从同治到甲午之前，许多知识分子，例如王韬等人，都宣扬过“西学中源”论。但甲午之后，“西学中源”论只在小说中零星可见，被主流学者抛弃，足见严复辛辣批评之影响。严复认为这种从中国传统里寻找蛛丝马迹证明“西学中源”的行为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毫无意义，重要的是寻找到两者的共同关照。

然而严复也认为，寻找共同点有风险，很可能会固化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满情绪：

哆哆硕言，殆难缕述。此其所指之有合有不合，姑勿深论。第即使其说诚然，而举划木以傲龙骧，指椎轮以訾大辂，亦何足以助人张目，所谓诟弥甚耳！

胡教授解释道，当时，英国使团带来的科学器具，在朝廷官员眼里都是玩具，严复深知这种情绪的危害，所以提出，寻找中西共同点的前提是悉知自满的危险。因而严复才会严厉批评洋务运动“扬己抑人”的态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学与西学毫无关联。在《天演论》序中，严复承认自己曾小看过《易》和《春秋》，后来发现两书中的逻辑方法与西方演绎推理有诸多共同之处，这证明起码在这一方面古人所得早于西方。严复认为，需要阐明类似的发现，而非毫无根据地附会“扬己抑人”的说法：

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两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

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已之言也。

胡教授总结道，与洋务运动不同，严复所要找寻的共同之处不在科学，而在思想。严复承认西方科技领先于中国，但认为中西思想有共同之处。胡教授认为，找到“本同”的“意”，对了解严复的翻译很有帮助。

严复翻译活动的影响与讨论

接着，胡教授具体讨论了严复翻译活动的影响。胡教授讲道，时年不满三十的王国维曾撰文，评价严复翻译的影响之大堪比佛经翻译：

至明末，而数学与历学与基督教俱入中国，遂为国家所采用。然此等学术皆形下之学，与我国思想上无丝毫之关系也。咸同以来，上海、天津所译书，大率此类。唯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复）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赫氏原书名《进化论与伦理学》，译义不全）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比之佛典，其殆摄摩腾之《四十二章经》乎？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

胡教授指出，这里王国维强调，以前的翻译都是技术方面的“形而下”，缺少思想层面的“形而上”，严复的翻译是有力的补足。然而，虽然王国维表面同意引入西方思想，但其实他对此也有怀疑。王国维批评严复翻译西方专有名词的方法，认为日本早就有了汉字翻译，并无大错，可以直接袭用。他认为，严复的翻译有时太追求细节，有时太过笼统，也不准确。事实也是如此，严复当时的创词很少流传下来，而日本的译词却逐渐流行开来。例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之后被译成《进化论》。但现在也有观点认为，其实“天演”比“进化”更能准确地翻译“evolution”，因为“天演”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一价值判断，而“进化”就有强烈的进步含义。“evolve”一词在英文强调的是改变，不一定指积极的方向，所以严复的创造也有他的价值。胡教授认为，严复的翻译被日本翻译大量取代很可惜，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在这个过程中被削弱了。胡教授继续讲道，严复和王国维也在许多方面达成共识，比如，两人都认为当时中国年轻人中文不行，外文也不好，批评同辈知识分子不了解中外文化，比如康有为，拿西方过时的理念来骗中国人。

胡教授指出，五四之后，学界对严复贬多褒少。许多学者认为严复译文不够忠实，批评严复是为了取悦传统知识分子才用文言文翻译。钱钟书就曾评价道:“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所译之书，理不胜词，斯乃识趣所囿也。”说的就是严复讨好读者，不了解自己介绍的内容，文笔强于内容。梁启超也有类似的观点，他曾给严复写信：

但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可以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并以流畅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

梁启超虽然赞美严复“文笔流畅”，但质疑他的作品是否能使年轻人受益。严复回信写道：

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然必先为之律令名义，然后可以喻人。设今之译人，未有律令名义，闯然循西人之法而为之，读其书者乃悉解乎？殆不然矣。

严复在回信中指明自己的目标读者就是受过教育的人，自己并非要创作教科书。同时提出，不应该按照西方人的语法做翻译，因为这样译文更无法让国人理解。

读者群与“信、达、雅”

胡教授由此引出对翻译读者群体的讨论。胡教授指出，甲午以前没有关于读者群体的讨论，因为以前的创作和阅读圈层十分封闭，进行阅读和写作的都是少数受教育的文化人，所以并不需要特别关注创作对象的问题。甲午之后，知识分子推动大众参加文化活动，进而开始出现对读者群体的讨论。

胡教授继续说道，平民需要阅读材料，梁启超提倡的材料是小说，但小说的读者到底是谁？徐念慈有记录：“余约计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胡教授指出，梁启超太过理想化，与严复讨论中所述之读者群其实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到五四之后才逐渐形成。在读者群的认知上，的确是严复较为实际。

除了读者群，严复对自己的翻译风格也做过解释，就是著名的“信、达、雅”，他在《天演论》例言中写道：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曰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其中的“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体现的正是严复“意本同也”的思想。洋务运动的“西学中源”论认为是秦始皇阻碍了中国文化发展，使得有识之士逃到西方，所以只有回溯秦朝以前，才能看到中华文化的本质。严复一定程度上也认为汉以前、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章更清晰，此后的文章有很多通俗混杂的成分。

胡教授指出，一直以来，学界对严复提出的“雅”的解释争议不断。胡教授认为，观众需要认真审视“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一句。胡教授提出，“微言”这个词晚清用得很多，例如经文派便是要找“微言”，即在古籍中找微小但重要的部分。所谓尔雅，隋朝学者颜师古（581-645）对其的解释是“近正也，谓近于正经。”“正”是正确，也指道德上的正，有别于英文的“correctness”。胡教授认为，汪晖讲鲁迅的语言观正适用于解释严复所说的“尔雅”：“语言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流工具，不是一套等待运用的东西，而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语言是通过每一个人投入自我内部而产生的表达形式。”也就是说，“尔雅”指在翻译里要有主观性，展现“正”的道德水准。因此“信”是忠于原文，“尔雅”是忠于译者自己的思想；“信”是客观的，“尔雅”是主观的。

严复翻译实例讨论

接着，胡教授以严复著名的两篇翻译《天演论》与《群己权界论》为例，详细阐述了严复的思想与翻译理念是如何体现在他的文字之中。首先是《天演论》：

原文：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

译文：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 Except, it may be, by raising a few sepulchral mounds, such as those which still, here and there, break the flowing contours of the downs, man's hands had made no mark upon it; and the thin veil of vegetation which overspread the broad-backed heights and the shelving sides of the coombs was unaffected by his industry. The native grasses and weeds, the scattered patches of gorse, contended with one another for the possession of the scanty surface soil…

胡教授提出，严复译文开头与原文最大的区别是增加了主体，作者赫胥黎变成了文中一个人物，好像小说的叙述一样。赫胥黎的原文是描述性语气，而严复开篇写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便有了一个鲜活人物。梁启超曾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提到，小说需要有“四种力”：熏、浸、刺、提。胡教授认为，严复虽没有这个意图，他的译文达到了这种效果。这种生动的翻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就提到自己读严复译文的感受：“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所以鲁迅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文本。胡教授认为，如果严复完全按照原文翻译，鲁迅可能兴趣就不会这么大。除却主体，严复的文笔在细节上也十分生动。比如，“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对应的是原文的“The native grasses and weeds, the scattered patches of gorse, contended with one another for the possession of the scanty surface soil”。翻译基本是准确的，尤其是译文中“势”这个字，含义十分丰富，将原文里描述的竞相生长的动态加强了，也能更生动地体现达尔文的思想。

胡教授指出，这种文词上的生动其实也体现了严复思想中的矛盾性。严复认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弊病就是太过注重文词，看重修辞而非内容，这也是追求科技发展的严重阻碍。严复认为，“专以是为学，故极其弊，为支离，为逐末，既拘于墟而束于教矣”。严复很清楚这个问题，因此他并不是为修辞才追求译文古雅，而是有更深层次的追求。严复在他的《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解释道：

原书文理颇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译，必至难索解人，故不得不略为顚倒，此以中文译西书定法也。西人文法本与中国迥殊，如此书穆勒原序一篇可见。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

因为原文佶屈聱牙，所以严复认为译文晦涩在所难免。胡教授曾比较过严复的译文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文章，发现原文的确艰涩。原文的标题是On Liberty，后来马军武按照原文翻译为《自由原理》。严复将标题译为《群己权界论》，是因为觉得这篇文章的重点就是论述“群”、“己”（百姓和个人）的边界关系，这一点是准确的。马军武的翻译虽然好懂，但略去了很多重要细节——一些穆勒认为重要的“微言”，就好像王国维所批评的那些“太简单”的翻译，无法表现文章中最难懂最奥妙的部分。

结语

讲座最后，胡教授引用狄考文（C.W. Mateer）的论述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严复翻译特色：

In so far as style is concerned, I am in favor of the plainest and simplest, but in the formation of technical terms let us have the very highest and rarest Wen-li. It gives unity and dignity to the terms, and enables to attach to them the precise meanings we desire, without being embarrassed by the literal sense of the component parts.

——“School Books for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876.

胡教授认同狄考文所说，新的译词需要采用最优雅奥妙的文理（文言文），因为这些词需要庄严、统一和精确，以免被字面意思影响。这也是严复翻译时秉承的思想。在胡教授看来，严复面临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要介绍新的、艰深的概念和思想，且要将这些知识与大众经验连结，这就是为什么严复不断强调需要追古溯源，因为这是他认为连结西学与国人经验的唯一途径。胡教授认为，严复是否完成了这个任务还有待商榷，但是严复的翻译思想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赫胥黎著，严复译（1947）。《天演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梁启超（1902）。〈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期（11月）。

Mateer, C.W. (1876). “School Books for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427-432.

穆勒著，严复译（1981）。《群己权界论》（严复名著丛刊）。北京：商务印书馆。

皮后锋（2003）。《严复大传》 (第1版 )。福州市: 福建人民出版社。

钱钟书（1984）。《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第24页。

王国维（1905）。《论近年之学术界》。

徐念慈（1908）。〈余之小说观〉。《小说林》第九期（1月）。

严复（2009）。《严复文集》。北京：线装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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