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翔 吴青兰：科举西传欧洲的文化背景
科举西传欧洲的文化背景
刘海翔 吴青兰
刘海翔著：《欧洲大地的中国风》，深圳：海天出版社，2005年。
作者简介：刘海翔，厦门华厦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企业管理与咨询等；吴青兰，厦门华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旅游文化。
摘要：在科举学研究中，“科举西传”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曾经是学界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其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中国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制度曾被西方借鉴，影响了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本文通过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些具体历史事例的分析，探讨了在三个世纪前，被陆续介绍到欧洲的中国的哲学思想、儒家学说、社会习俗等等，这些更加广泛的文化交流和文化碰撞的背景，为科举西传发出了文化先声。
在科举学研究中，“科举西传”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曾经是学界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进入世纪之交以来，由于改革开放和科技的进步，以及交通的便利，中国和外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深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影响，以及这些交流和影响在社会上的表现等课题，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过去人们偏重于谈论“欧风美雨”对中国的影响，而在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方面研究不足。我们知道物理学里形容作用力和反作用关系的牛顿第三定律：在对一个物体用力时，会受到另一个物体的反作用力，这对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并且保持在一条直线上。文化交流的情况也是如此，不可能说不同文化在历史的碰撞中，只有西方文化影响了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却没有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中国学者刘海峰通过翔实的证据，证明中国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制度曾被西方借鉴过去，影响了西方文官考试制度。[1] 本文通过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些具体历史事例的分析，探讨了在三个世纪前，被陆续介绍到欧洲的中国的哲学思想、儒家学说、社会习俗等等，这些更加广泛的文化交流和文化碰撞的背景，为科举西传发出了文化先声。
一、中国科举制对西方教育界的影响
观今宜鉴古。回顾历史，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十八世纪的欧洲，特别是法国，我们能够看到，在当时的欧洲大地上，曾掀起过一股强劲的“中国风”：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哲学、中国的艺术、中国在欧洲人想象中的“开明君主制”等等，都是法国宫廷和主流社会里时髦的谈论话题和积极摹仿的对象，而这些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则为科举西传提供了培育的土壤。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文人学者谈论和赞扬的一个题目是：在中国，读书人受到尊敬，科举进士，公平竞争。这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是事实，虽然这事实也被部分地加以了夸张和美化。[2]
（一）欧洲学者对科举的兴趣
据史书记载，英国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从1702年开始实行书面考试，到1802年才有学士学位考试制度。正式的文官考试，法国是从1791年开始实行，德国则是1800年左右才开始实行。而中国的科举考试情况，在许多当时已经到过中国的使者、学者的著述中都被多次提到，并加以赞扬。[3]
英国学者约翰·韦伯（John Webb）在他1669年出版于伦敦的《中华帝国古语历史文集》（A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一书中，不仅详细论述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还谈到了中国的科举考试、使用书面考试的情况。韦伯说中国人通过考试获得的头衔，就像英国大学中的博士学位，然而却需要更严格更勤奋地用功，而且竞争也更为激烈。“他们若不能十分准确地写出好的文字，便得不到学位”。
1671年，荷兰学者在《第二、第三次出使大清或中华帝国记》(The Second and Third Embassy to Empire of Taysing or China) 的英文版中也说到：“在中国社会中有几种荣誉学位，每个人都要通过写优美的文章才能获得这些学位。一旦获得后，他们在朝廷中便能升迁到很高的职位。各地主持或参与管理科举考试者皆是有硕士学位以上的人。”
葡萄牙来华传教士安文思（Gabrie de Magalhaes）于1689年之前著述的《中华帝国历史新编》(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 一书中，介绍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他说中国人获得科名非常荣耀，三种科举含义相当于西方的博士、硕士和学士。他说：全国的硕士（中国人称为举人，即有学问的人）每三年一次集中在北京贡院，一起参加13天的考试。在作文考试中显示出最富有创造性和独特性的366人将被授予博士学位，皇帝又会在这些博士中挑选年轻智慧者进入翰林院。
英国的约翰·卡列里（John Francis Gemelli Careri）在1696年出版的《环球航行记》(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一书中，更是详细介绍中国的考试，作者还对科举考试所用的《四书》《五经》作了介绍，并赞叹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国家像中国一样有这么多的大学？我相信没有任何国家的大学生人数可以与中国相比，也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的文化知识这么普及。尤其是中国的南方省份，不论是富人或穷人、市民或农民，都能读书或写字。[4]
此外还有意大利学者铎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英国学者托马斯·阿斯特利（Thomas Astley ）等，都在自己的著述中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所有头衔（科名）都与学问有关，学位不是授予而是通过考试获得。中国没有世袭贵族，官员和绅士都通过考试获得。
（二）利玛窦与《中国札记》
当然也有持不同见解者，比如说，利玛窦在他写的《中国札记》中，对他称之为成为所谓“哲学家”的途径，通过科举的选拔，相当不以为然，“在欧洲人看来，那似乎是一种颇为奇怪的并且有点无效的方法。所有考试中，主考或监考都总是从哲学元老中选出，从不增加一位军事专家或数学家或医生。擅长于伦理学的人，其智慧受到极高的尊敬，他们似乎能对任何问题做出正当的判断，尽管这些问题离他们自己的专长很远。”
利玛窦指出了中国在天文学、几何学等近代科学方面落后的原因：“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者，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对学习道德哲学的浓厚兴趣上，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可以说他已经达到了中国人幸福的顶峰。” [5]
不应被忽略的历史事实是，欧美各国在18世纪以前，文职官员的选用，是实行政党分肥制。这种文官任用方法不可避免会导致任用自己人，使各种无能之人充斥政府机构之中。而科举考试实行的是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唯才是举，并向社会公开放榜的方式，这相对当时的欧洲学界和政界来说，无疑也是先进的。[6]
二、中国的理性哲学对西方思想界的影响
从十七至十八世纪，大约在1680-1780年间于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中，来自古老中国的崇尚理性思辨的哲学，以伦理为本位的道德观念，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启蒙时期的学者们所极力推崇。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君主政体也是最好的政治体制。此时中国的一切都被美化了。[7]
（一）美化中国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年 -- 1650年）是近代欧洲第一位崇尚理性的思想家，也是近代哲学的鼻祖，他运用逻辑分析，提出了精神、物质二元论，物质决定论，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他从小就接触过来自中国的哲学思想，并对中国文化表示景仰，笛卡尔在他的著作《方法论》中多次提到中国，高度赞扬了中国人的理性和智慧。
德国著名学者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 1646年 -- 1716年）非常敬仰中国文化，他在1687年说：“我整天沉醉于孔子这位中国哲学之王的著作中，巴黎今年刚刚出版了他的著作。”他还认为“欧洲人擅长理论思维，就像在数学中表现的那样，而在实践经验方面，中国人却比我们强。”
更为有趣的是，莱布尼茨于1697年在给友人的信中幽默地说：“我准备在自己的办公室门上挂个牌子，写上‘中国事务处’几个字，凡是涉及到有关中国的问题，均可以先寄给我，由我再转给在中国的耶稣会士”。莱布尼茨认为一个历史悠久又如此和平的国家，一定保存了很多在欧洲已经失去的东西，所以他希望中国人能把他们的经验介绍到欧洲来。[8]
莱布尼茨引起了他同时代的其他德国学者对中国的兴趣，法兰克（A.H. Francke）试图在德国将中国研究作为一门专学，另一位学者克里森·沃尔夫（Christian Wolff）甚至由于他“过于推崇”孔子的信条，而被他当时所任教的哈勒大学（Halle University）解职了。
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及著名学者伏尔泰和狄德罗也都曾撰文著述，表达他们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以及道德体系的推崇和赞美。[9]
思想家、戏剧家兼艺术评论家丹尼斯·狄德罗 (Denis Diderot, 1713年 -- 1784年) 被尊为启蒙时代“百科全书学派”（l’école encyclopédiste）的首要人物，由他所主编的《百科全书》包罗万象，多达35卷，共有180位专家参与编撰。在《百科全书》的“中国”条目中，狄德罗盛赞“中华民族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他高度评价中国的儒家思想，认为孔子提出了“中国早期历史统治者的哲学”，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是理性的宗教。狄德罗还特别高度评价《四书》、《五经》。他认为《五经》是一部最神圣、最权威也最可信，同时又是极富文采的巨作，而《四书》则是对《五经》加以评论，使之更加完美的重要文集。狄德罗称赞孔子《论语》中的“道德警句”，比欧洲的“超验哲学和经验哲学要高明得多”。
（二）伏尔泰眼里的中国传统哲学
伏尔泰和卢梭是十八世纪法国的两位思想巨人。伏尔泰 (Voltaire, 1694至1778年) 是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他和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年至1778年）一样，都是反对专制和偏见的先锋。他们的著作和观点虽然时有冲突，但他们彼此互相尊敬互相推崇。伏尔泰在1761年写给卢梭的信中这样说到：“奉读了尊著，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的思想对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伏尔泰画像
伏尔泰在他的著作《史诗漫论》中这样写到：“思想的自由是灵魂的生命(Liberty of thought is the life of the soul)”，但他为此作出的努力和与封建专制的斗争却导致他不断地被监禁和被流放。
伏尔泰十分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他曾经说过：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他还指出，当中国的文明已经相当发达昌盛的时候，欧洲人“还是一群在阿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呢”。伏尔泰认为，中国人讲的“天”或“理”，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古老和文明悠久的原因。“中国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写得合乎理性”，中国哲学中的一切都没有任何“神奇的意味”，合乎自然。的确，在以中国的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中，充满了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这样一种精神，把它用于生活，是一种潇洒；将之总结为经验，则是一种审美。[10]
伏尔泰在1764年出版了对西方思想界深具影响的《哲学辞典》，他在“古代与现代”（Ancients and Moderns）词条中说：“中国人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建起了长城，但却没能抵挡得住鞑靼人的入侵”。
在“编年史”（Annals）词条中，他感叹道：世上有这么多的国家存在已久，但却没有自己的历史记录”。他在列举了诸如美洲、非洲等缺少编年历史的遗憾之后说：“能够追溯久远历史的只有印度、中国、以及犹太希伯来文化”。
伏尔泰在“书籍”（Books）词条中又说：“当我们还不知道如何认字与书写的时候，中国已经到处都有书籍了”。
而在“迷信”（Supersition）这个词条中，伏尔泰这样进一步问道：“有一个彻底摆脱迷信的民族吗？这等于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有一个人人都是哲学家的国度吗？有人说在中国就没有迷信。也许哪一天，我们欧洲也会有几个城镇能摆脱迷信”。[11]
经历了十八世纪欧洲频繁的战乱，在伏尔泰眼里，中国当时社会的安定，就更显得令人羡慕，在他们看来，中国是由哲人统治的。伏尔泰并根据中国元代戏曲《赵氏孤儿》改编成戏剧《中国孤儿》（法语：Orphelin de la Chine），他借剧中人物来推崇中国的习俗和道德标准。文以载道，剧中人的话实际上是他要说给整个社会听的。伏尔泰说他写《中国孤儿》是“孔夫子思想的戏剧化表现”，该剧的故事背景在中国，演员们穿着全套的“中国服装”，舞台背景也是“中国风格”的装饰。
中国人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把有知识的人当作贵族来尊敬，这种做法也让伏尔泰不禁大为赞赏。伏尔泰本人也很喜欢“中国风格”艺术，在他写作的书房里就有这类风格的装饰。
（三）差异性概念（Otherness）与借他人之口说出自己的话
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1689至1755年) 是启蒙运动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最主要的活动是在1740年至1750年之间。但早在1721年，他在写《波斯人信札》（法语：Lettres persanes）的时候，就借用“与东方人对比”这种方法来批判偏见的行为。他文章里的穆斯林发言人，“只不过是他用来表达自己观点的一个较为安全的载体”。孟德斯鸠的这种文体在当时被广泛地效仿，一时间，《中国信札》（法语：Lettres chinoises）、《土耳其信札》（法语：Lettres turques）大行其道。
正如现代评论家保罗·哈扎尔（Paul Hazard）在《欧洲思维》一书中所说：“我们留长发但刮胡子，而土耳其人则剃光头而蓄胡子。我们向朋友伸出右手，而土耳其人则伸出左手。这些正好相反的习俗，很难说有什么对错之分。我们只能接受它们。暹罗人走过女人面前时，会背对着她。他不让自己的目光落到女人身上，是表示尊重，而我们正好相反。孰对孰错？当中国人用他们过去四千多年来逐渐形成的观点，来评判我们的行为时，如果他们把我们看成是蛮子，又有什么奇怪？而我们评判中国人的准则时，觉着神奇或荒谬，又何足为奇呢？”
对“差异性”（Otherness）这个概念的发现，使当时欧洲的知识阶层大为着迷，并为他们挑战古典传统的正统地位提供了新的视角，而这种挑战反过来又促使他们更深入地探索不同的价值观。“差异性”作为一个概念，在这里是指用来诠释他人或其它文化的一种思维构架，人们用它来树立自己的本体意识，并基于此角度来观察外界。[12]
来自荷兰的亨利·鲍德（Henri Baudet）教授在1965年出版的《人间天堂》（Paradise on Earth）一书中，讨论了欧洲人对非欧洲人的一种矛盾情感。一方面，欧洲人有一种优越感，并对“野蛮人”有敌视情绪；另一方面，欧洲人却面对某些非欧洲种族自叹不如，并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以及欧洲文化中欠缺的品质。鲍德认为这种自谦，甚至是自卑和罪恶感的情绪，与“人类是从天堂里堕落下来的”传说有关（传说亚当和夏娃因偷吃了苹果，被逐出天堂）。欧洲人礼失而求诸野，渴望从远古或边远的地方找回他们失去的纯真。
在十七世纪，中国被赋予了新的形象。在此之前的中世纪，对欧洲人来说，中国只是一个神秘和遥远的国度，但随着逐渐增多的西方人去到过中国，它逐渐被当作一个具有开明的政治和宗教的文明智慧的国家。这种把中国理想化的看法，在欧洲有着很广泛的影响，并且在不少“中国风格”的作品里作为主题出现。[13]
三、中国的儒家学说对欧洲政治理念的影响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法国思想家和文学家们通过把中国赞美成理想社会，从而达到他们批判当时法国社会里的丑恶现象的目的。因而他们的论据多半是来自文学作品的描述，加上他们自己的想象。“中国风格”作品，也是艺术家们通过借用中国艺术里的图像创作，来倡导他们自己心目中的理念。[14]
（一）以孔子为师
伏尔泰极为认可孔子的学说。他在《哲学辞典》 一书里，巧妙地说出了“常识不平常” (Common sense is not so common.) 这样的话。他在书中评价孔子的时候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还有什么道德准则比它更美？我们必须承认，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比孔夫子更有价值的立法者了”。
伏尔泰还宣称道：“我认真地拜读了他的著作，并作了笔记；我觉得他诉诸于道德，而完全没有对奇迹的说教或对宗教的借喻。”在他的笔下，孔子成了欧洲十八世纪的一位理性主义者的偶像，伏尔泰还大声问道：欧洲的君王们在听到中国以德治国，哲人受尊敬的事例之后，该有何反应？他直接了当地告诉那些欧洲君主：他们应该“肃然起敬，感到脸红，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摹仿。” [15]
（二）“欧洲的孔夫子”
法国非常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奎奈（François Quesnay，1694年 – 1774年）被他的门生们尊称为“欧洲的孔夫子”（Confucius of Europe）。奎奈认为，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也是税收的基础。孔子的儒家思想和他所强调的农业为立国之本的理念，在十八世纪法国思想界和经济理论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奎奈和米拉勃（Mirabeau）合作，在1763年出版的《乡间哲学》（Philosophie rurale）一书中，就有篇幅讲到中国的皇帝如何在每年的春天到来之时，到社稷坛主持亲耕大典，以示对农人的支持和对来年收成的祈望的事例。
中国皇帝的这种亲耕仪式，给了欧洲宫廷极大的启发。路易十五在1756年曾亲自效仿，奥地利的约瑟夫国王在1764年也亦步亦趋，都亲自参加了表示亲农近民的耕作仪式，可见当时中国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法国哲人有关中国的研究，也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借用了东方哲人的瓶子，装入了他们要酿制的法国美酒。[16]
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欧洲人对中国和中文的研究，已经开始进入学术学府的殿堂。比如，英国人理雅各（James Legge）是一位曾在中国传过教的传教士，他在1875年成为牛津大学的第一位汉语教授，他花了几乎毕生的精力，将孔子的著作翻译成英文。[17]
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的昭示未来。
当代的中国人普遍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要保持活力，做到流水不腐，就必须与其它民族和文化进行主动的交流，以开放的姿态来吸收和消化积极的成分，以获得自身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在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全面推进的今天，重温古丝路的文化影响与文化认同，对明晰21世纪“新丝路”精神、彰显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是我们研究中西文化交流中“科举西传”这个课题的题中之意。
参考文献：
[1] [6]刘海峰. 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J].中国社会科学, 2001(5).
[2] Belvitch-Stankevitch, H. Le Goût chinois 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IV. Paris, 1910.
[3] Ssu-yu Teng, “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VII (1942-1943).
[4] [5] [8] [10] [11] [15] [16]刘海翔. 欧洲大地的中国风[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5.
[7] Appleton, William. A Cycle of Cathay: the Chinese Vogue in England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 Centu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1.
[9] Impey, Oliver. Chinoiserie: The Impact of Oriental Styles on Western Art and Decorat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1977.
[12] [14] Hazard, Paul. The European Mind: The Critical Years (1680-171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13] Honour, Hugh. 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 New York: Dutton, 1962.
[17] Hudson, Geoffrey. Europe and China: 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 London: E. Arnold, 1931.
（原刊《教育与考试》2018年第3期，35-39页）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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