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梅沁谢季遥：新高考改革背景下相关主体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Original 谢梅沁谢季遥科举学与考试研究 2023-12-16

新高考改革背景下相关主体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谢梅沁谢季遥

作者简介：

谢梅沁，女，福建福州人，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命题处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考试管理；谢季遥，女，福建漳平人，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命题处研究实习员，学科秘书，研究方向为考试命题。

摘要：新高考综合改革情势下，学生、家长、教师和各级各类学校不同程度表现出措手不及的不适应状态。把握考试内容由“知识立意”到“素养立意”、招生录取由“选分”到“选人”和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与普通高校相对分开的新变化，深刻理解新高考综合改革将国家选才下沉至整个教育体系回归学生全面发展的实践逻辑。适应新高考应着眼于五个主体：一是学生和家长树立正确教育观念；二是高中和教师创新布局着眼学生成长的育人模式；三是教研队伍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教研能力；四是高校勇立潮头，担当人才培养重任；五是考试机构推进专业化建设，实现内涵式发展。

关键词：高考综合改革；命题质量；教学转型；适应策略

2014 年 9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开启了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篇章，福建省作为第三批试点省份，从 2021年起采用“3+1+2”的全新高考方案，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在考试形式、科目选择、赋分方式、录取模式等方面实现全面的突破与变革，引导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学前教育各级各类学校转变育人方式，为破除“五唯”顽疾注入新动力。高考综合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以传统的文理分科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已无力应对全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面对改变相对固化的试题形式，增强试题开放性，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的要求，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逐步转变简单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改革目标。对此，不少学生、家长、教师以及学校管理者感到措手不及，表现出迷茫、焦虑等不适应状态。目前，关于新高考改革的学术讨论大多聚焦于科目选择博弈，尤其是个别科目“遇冷”等问题。本文从本轮改革期望实现的教育理念革新的视角出发，准确把握新高考的变化及其带来的挑战，探讨适应新高考的策略，回应社会关切，能够对教育教学改革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

一、新变化

高考综合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本轮改革以自主选择和多元评价为抓手，主要在考试内容体系、选择性考试科目、录取模式和评价方式等重点环节作出重大调整，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的引导作用和育人功能，落实做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倒逼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推动教育生态系统重建，形成人才选拔、教育引导和教学反拨的一体化新格局。其实践路径的最终指向是以评价模式的转换撬动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强调学生的个性培养和特长发展，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选考科目设置和“院校 + 专业组”的录取模式等“组合拳”以人为本，迫使高中生回归自我探索和对未来的思考，高度的“选择性”给予学生自主选择、自主安排学习生活的极大自由度，将外在的考试压力转变成人生意义、个人志趣等内部动机，有机地将升学成绩的目标转换成人生价值目标。

（一）考试导向素养化

考试导向素养化体现为变“知识立意”为“素养立意”。考试传递“什么是教与学最重要的内容”，高考内容改革往往通过“考什么教什么”“考什么学什么”实现反拨功能，引导基础教育依据新时代青少年成长的特点，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全面覆盖的科学考试内容体系，最终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区别于过往的高考改革将重点放在考试形式上，本轮改革强调考试内容改革的协同推进。

首先，考试内容以国家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和高校人才选拔要求为依据，不再制定考试大纲。尽管课程标准是我国基础教育教学的根本纲领，但依据考试大纲教学和备考在长期的高考实践中被认为是更加经济有效的手段，形成了路径依赖。相较于抽象的课程标准，考试大纲由于具体清晰地划定了考试范围、必考和选考知识点，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应试教育，特别是考试工具主义的不良倾向。[1] 核心素养培育作为教育理念革新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已站上基础教育改革的前台，驱动育人方式、教育评价的系统性变革，其呈现的学习结果是学生有能力在社会生产生活实际情境中，独立思考并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圈定具体知识点的考试大纲表现为“知识立意”，衍生出“填鸭式”教学、“题海战术”和“机械刷题”等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现象，限制了学生学习的广度和深度，无益于学生学习兴趣、创新能力等的培养，因此在核心素养培育对学科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学习方式等提出全新要求的背景下，考试大纲已无法适应“素养立意”导向的考试评价体系。

（二）科目组合个性化

打破传统高考“非文即理”的理念壁垒，数学试卷不再区分文理科，同时“3+1+2”的选考新模式变“套餐”为“自助餐”，实现考试科目设置多元化。12种选考科目组合模式极大满足了学生根据自身发展意愿、兴趣志趣和学业状况进行个性化选择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学习特长。相较于传统高考的文理分科模式将巨大的选择压力短时间集中在文理选择和志愿填报时期，割裂学习与发展的关联，新高考选考制度紧密联系高中学习、大学专业选择和人生职业理想，有效引导学生关注自我、了解自我，前置生涯规划，以理想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3+1+2”选考模式是科学有限的自主，统考科目语文、数学、英语肩负基础学科、通用学科和工具学科的重要作用，刻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维水平；选考科目物理、历史、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和地理突出学科方向，甄别学生的思维特质和学科特长。新高考要求在物理和历史中选择一门，一方面二者分别是自然科学类和哲学社会科学类专业的基础学科，契合高校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为学生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按照物理科目组和历史科目组分列招生计划，便于在各招生专业中明确选考科目要求，与传统文理分科模式平稳衔接。

（三）录取模式多元化

新高考综合改革的一大亮点是招生录取模式跳出传统高考“选分”的“唯分数论”和“一考定终身”框架，另辟蹊径以“两依据，一参考”的方式，实现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作为教育评价制度的重要抓手，为高校专业人才培养选拔合适的学生，即普通本科院校招生录取主要依据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

第一，普通本科高校招生采用“院校 + 专业组”的录取模式，即一所院校的一个招生专业组为一个志愿单位，按照物理科目组合和历史科目组合分列招生计划、分开投档录取。“院校 + 专业组”模式建立了基础教育改革和高等教育招生的关联枢纽，有效提高了学生专业培养需求契合度和高校选拔满意度。[2]学生通过该模式直观审视招生院校及相关专业，特别是进入该专业深造需具备的知识与能力，从而更加明确自身的志趣，实现“学有所选”，激发学习热情。同时，将一所院校内的所有专业分摊到不同专业组，可在同一专业组内调剂志愿，增加考生的录取机会和录取专业满意度，在同一专业组内调剂也有利于高校保障生源的质量。该模式旨在淡化每分必争的应试教育倾向，引导中学通过职业生涯规划和基于兴趣的课程体系建设实施素质教育。于高校而言，“院校 + 专业组”的录取新模式使得高校面对的是“学生”而不再是“分数”，给予了高校一定的招生自主权，为高校的内涵式发展、特色专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高校可依据学校发展目标、学科专业属性、专业建设方向等因素，自主设置 “专业组”，细化招生专业对选考科目的要求。

（四）评价体系综合化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成为招生录取的组成部分，是对党和国家教育改革战略决策中“强化过程评价，健全综合评价”要求的积极探索。传统的高考模式中，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核事实上被窄化为通过笔试实现的“唯智考核”。新高考综合改革指向评价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两个方向，拉长评价长度，融合终结性考试和过程性评价；拓宽评价宽度，以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含劳动实践）的多维度评价客观记录高中生全过程培养过程的综合素质成长情况，以生为本，凸显发展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并重的价值取向，向基础教育传达素养立意的评价理念，是破除为大众质疑的“唯分数论”和“一考定终身”弊端的有益探索。此外，生源适配是人才选拔这一高考核心功能的体现。招生高校结合自身特色与人才培养目标提出针对性的招生诉求，通过多元录取模式全方位评价考生在具体专业领域的综合素养与发展潜能，不仅明确考生的发展方向，更实现了高校与学生的精准匹配。

（五）分类招生制度化

新高考改革主动回应国家对高素质、多样化劳动者的需求，创新提出了高职院校分类招生与普通高校招生分离的模式，实行“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的评价方式，避免通过简单类比与普通高中教育做层次区别。分类考试模式最大的亮点在人才分流教育理念的革新，摒弃“按头饮水”的传统思维，即将基础教育阶段受打击的学生通过高考分流到职业教育体系。[3] 分类考试的创新举措助力职业教育将适合的人才引向理想的培养路径，遵循“人尽其才”的教育规律，引导全社会塑造正确的人才观，完成“教育应该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的使命。该录取模式实现人才的分类培养，既考虑了学生自身的特点、特长、能力和爱好，又给予学生发掘最大潜力的成长平台，同时契合国家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展现了新高考综合改革以生为本的价值内涵。

二、新挑战

新高考综合改革牵动亿万家庭，是社会发展共同愿景的实践进路。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和日益复杂多样的教育需求、社会需要交织裹挟下，高考改革以“一直在路上”的面貌精益求精、开拓创新。深刻分析本轮新高考综合改革面临的实践困境与挑战，对新现象、新问题保持足够的敏锐度和洞察力，方能凝聚各方合力，绘就同心圆，真正破解“唯分数论”和“一考定终身”难题。然而，新高考的顺利实施也存在不少挑战，概括而言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升学观念转变难

新高考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与家长的功利性选择与博弈焦虑。高考“强竞争、高利害”的特点使得考生和家长在固有的“好学校、好专业”目标定式下，未必依据志趣、特长以及院校招生需求做出最适合的选择，例如部分考生功利性地在选考等级赋分的规则下，以“田忌赛马”的策略，预估自己选考哪些科目会取得最优成绩，回避化学等学习门槛较高、选考主体整体实力相对优秀的学科。学生的投机选择，造成了优秀学生不给优秀学生当分母的制度性挤出效应，带来分数与实际水平间的错位和失真，长此以往将不利于学生个人发展，损害基础教育教学生态，有碍高校人才选拔和培养，最终不利于国家人才战略的长远规划。此外，基础教育的“广”和“博”的通识教育性质以及高中生涯规划教育尚处起步阶段的现实，使得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度不高。[4-5] 加之，部分家长在高考选考这一重大抉择面前，直接或间接地转移科目选择权，往往依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个人喜好越位为子女提供“决定性”参考意见，无形中束缚了学生的自主能力和个性培养。

（二）高中教学转型难

新高考综合改革的推进赋予了高中教学组织工作更大的灵活度，选课走班、无考试大纲、取消文理分科、不再固化的试题形式等集中暴露了办学资源紧张、教学组织机制不畅、教师结构性短缺等新老问题，考验着学校与教师的智慧。第一，教育理念上如何摆脱教学围绕考试和分数的传统路径，引导学生和家长正确看待高考改革、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培养是高中学校弥合功利考试心态与功效性人才选拔需求之间的差距的根本倚仗。第二，面对先进的人才选拔理念与相对滞后的办学现实之间的差距，管理方式如何应对选课机制下的课程建设、分层次走班制教学，弥补高中生涯规划课程和师资的空白，完成新高考形势下的评价制度重建等都是高中学校亟需解决的问题。[6]第三，新高考改革对教师的教学开展、思维方式转变、自身能力提升和管理艺术精进提出了新的要求。长期传统文理分科模式下形成的教师学科结构难以满足新高考“选课走班”制度下学生多样性选择的需求。针对改变相对固化的试题形式、增加试题开放性等考试内容改革新风向，部分教师特别是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受到长期固有思维的影响，缺乏政策理论的更新学习，难以转变教学理念，过分依赖考试大纲。

教研机构在以新高考综合改革为代表的新时代教育教学改革中，肩负着为一线教师和学校提供专业引领和教学指导、通过教学质量检测树立正确的教学导向、依据国家政策要求总结典型经验以推进政策落地等教育教学研究重担。[7]例如，如何跳出机械刷题的传统备考框架，在无固化试题形式，开放性、创新性试题有所增加的新形势下科学备考；如何在“无考纲”时代做好课程标准引领下的高中教育教学，融合高考改革与课程改革；文理不分科政策下，数学教学如何降低偏文科学生的学习难度同时助力偏理学生的思维发展；等等。这些挑战迫使教研员们走出“舒适圈”，准确领会政策精神，积极探究全新的教师培训机制，将核心素养培育等先进的教学理念在课堂实施中得以实现。

（三）高校精准选人难

新高考综合改革为高校灵活选才、提高专业招生契合度带来机遇，同时以倒逼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革新促进品牌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打破高校身份藩篱，推动高等教育生态的良性发展。招生宣传的侧重点从提升学校知名度调整为兼顾专业核心竞争力。于招生工作而言，“院校 + 专业组”的新模式增大了学生的选择权，冲击了高校已有的专业格局，其综合实力无法弥补弱势专业的不足，此类专业面临无法通过调剂获取优质生源的窘境；新高考给予高校设定限选科目的自主权，招录决定了生源的质量，成为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先锋队”。[8]自主选科考试进入同一专业学习的学生对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部分高校为获得更多潜在优质生源放松对选考科目的限制，不限科目，致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学科背景趋向多元化，高校教学和管理难度增大，原有的人才培养方案难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三、新策略

推进新高考综合改革旨在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切实提高育人水平，培养适应社会生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改革探索实践中，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功利取向各异，考生和家长期望获得好成绩、进入优质高校，中学关注学生的上线率，高校尽管在选拔适合培养的学生方面获益，但仍重视生源和投档分数线。因此，协调不同群体的价值取向，以绘就同心圆的合力探寻适应新高考的策略，解决新高考改革落地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才能真正破解 “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等应试教育难题。

（一）树立正确的升学观

学生和家长走出迷茫和焦虑的根本办法在于正确理解新高考综合改革背后的教育理念逻辑，即新高考着眼于教育对象的全面成长、特色发展需求，肩负国家人才战略需要的教育责任，构建将国家“选才”下位到高校“选才”和基础教育“育才”的全过程培养制度设计。首先，家长应树立发展的教育价值观，重视孩子的志趣和学习特长，营造轻松快乐的家庭氛围和成长环境，减少焦虑和功利。其次，家长应以终身学习的观念与孩子共同成长，紧跟时代和国家发展需要，增强家校联系，了解不同行业对人才素质的诉求，将职业规划教育向前延伸，结合孩子的兴趣特长，帮助孩子将其转化为学习动力，培育独立人格，挖掘成长潜力。

（二）重塑高中育人模式

新高考综合改革隐含的是教育理念变化的哲学逻辑，课程结构、管理模式的革新是改革的表现形式，实质上是高中育人视角的转变，即除传统的升学任务之外，还包括人格教育、公民教育，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第一，盘活教育资源，优化教育教学管理模式。高中校应积极整合校内外资源，提高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等硬件资源利用效率，充分利用社区、社会等公共资源；要加强家校联系，将家长纳入高中职业规划教育体系，充分运用来自各行各业的家长对自身职业的认知和沉淀，使高中职业规划教育更具实践性和专业性。[9] 此外，还要完善“教学班与行政班并存”的教育教学管理机制，运用“互联网 +”等先进技术，实现“一生一表、走班上课”，避免简单设置有限的“选考套餐”，缩小学生的选择范围。第二，探索新高考下的普通高中课程体系建设。新高考综合改革摒弃传统依照考试大纲的备考模式，高中需以课程标准为指导建立适应高考考试内容改革的“五育并举、素养立意”全新课程体系；同时，以系统性思维统筹教学计划，平衡统考、选考、合格考的课程安排，结合选考科目设置，创设符合高校专业核心课程要求的预科课程或先修课程，提升高中职业规划教育能力。第三，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培育回归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思维。高中应充分挖掘教师资源，创新教师评价体系、专业发展机制和人事管理体制，缓解教师结构性短缺问题。同时，注重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通过课程标准实施、新高考育人理念等的培训，把最新的教研成果转化成教学实践；引导教师突破考试大纲为主的传统教学思维，对新高考综合改革进行持续性的研究和思考，在教学活动中不断加深对课程标准指导下核心素养培育的理解，使教师的思维转向课堂教学变革从而适应新高考。

（三）提高教研服务能力

教研队伍在新高考综合改革的潮头，应勇于担当，依据基础教育改革的需求，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履行教学指导功能。第一，丰富“国家—省—市—县—学校（乡镇）”五级教研工作体系，形成纵向贯通、横向交流的教研工作制度。国家层面建立细化至各学科、各学段的全国教研队伍，策划教研活动，如结合核心素养培育研发符合新课标理念等教学改革要求的课例，提供教研工作咨询参考。各级教研机构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如网络教研、校本教研、连片教研等，借助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搭建经验交流平台，常态化教研工作会议和优秀教研成果分享。[10] 第二，补齐农村基础教育教研短板。成立乡镇教研机构，如乡镇教研室等，满足农村校教学指导需求。应选拔优秀骨干教师，协同县乡两级教研员，建立专职兼职结合的乡村教研员队伍，面向农村校针对性开展教学研究、教学指导工作，以避免县教研员仅负责县直属学校的机械业务划分方式。同时，健全农村教研员专业发展保障激励机制，依托已有的教研员之家、名师工作室等优质教研资源，以跟岗研修等方式将农村教研员纳入培训计划，有效提升其服务基层、指导教学的工作能力。

（四）创新高校招生模式

新高考综合改革的“院校 + 专业组”录取模式赋予了高校设定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的“选人”自主权，也意味着推动人才培养工作创新，为服务国家战略培育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的社会责任。第一，招生录取“精细化”，院系专业教师深度介入。教师需依据高校自身定位、总体发展目标，下沉至各专业期望录取生源的知识能力与结构基础、个性素养特点，准确运用选考科目设置、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筛选条件，优化专业组设置，引导考生依据志趣、特长填报，降低调剂风险。[11] 第二，人才培养“精准化”，学科专业建设“品牌化”。新高考综合改革直接把高校专业推向直面考生和家长的位置，弱化了名校保护效应，致使专业建设水平直接影响生源质量。高校应积极适应生源多样化、差异化的现状，结合培养目标，完善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以强化专业内涵建设，如实行宽口径、厚基础的大类培养，开展分层教学、小班教学因材施教。以师范类专业为例，高校可乘新高考改革的春风，关注其联通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培养体系的枢纽作用，在专业建设上精准施策，打造回应社会需要的品牌特色专业。第三，招生育才“体系化”，联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高校应主动将招生工作向前延伸，对接高中职业规划教育，使招生成为全局、全域工作，如把改革前志愿填报阶段的宣传工作前置到高一阶段，开拓学生眼界，弥补学生因基础教育通识化在专业选择上的缺憾。

（五）推进考试机构专业化建设

省级教育考试院是推进新高考综合改革落地的“排头兵”。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教育改革，考试机构需向专业化建设迈进，实现自身的内涵式发展。第一，坚定改革方向。考试机构应把握选择性考试科目省内自主命题的机遇，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框架下，坚持立德树人导向，挖掘学科内容中理想信念、品德修养、时代精神等试题呈现潜力，借助情境化的命题新模式，引导基础教育强化健康观念、审美能力和劳动精神的培育；[12] 同时，推动高校优化专业结构，更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提高培养方案对新高考的包容性。第二，提高命题质量。首先，推动高考命题落实立德树人的价值引领。这既是新时代赋予高考命题改革的根本任务，也是新时代高考命题的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其抓手一方面依靠学科素养的融入，另一方面需要将之转化为考试命题。考试机构应对这种融合与转化对命题工作提出的挑战，从命题教师的价值认同、命题过程的制度保障等方面，统筹构建高考命题落实立德树人价值引领的实施路径，落实到命题工作的理念、思路和举措上。其次，构建协同联动的高考命题教师队伍。命题队伍建设是命题能力提升的关键主体，高水平的命题队伍不仅是命题质量的重要保证，也是贯彻落实高考内容改革要求的人才基础和智力支撑，其为命题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保证。再次，要优化命题工作治理体系，实现精细化和智能化。新高考命题工作是一项周密而复杂的创造性劳动，命题过程必须要全面考虑各项因素，因此需要立足顶层设计，聚焦命题质量提升，建立完善的新高考命题工作机制，创新命题工作管理精细化、智能化方法，创建从任务导向到过程导向的新高考命题全链条管理新模式，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通过建设试题数据库，提升智能化管理水平。最后，完善激励机制。政治素养高、业务水平强的稳定命题管理队伍和命题教师队伍是新高考工作平稳落地的关键智力支撑。考试机构应积极选聘高校、科研机构、普通高中的优秀教师，从知识领域、学科专长、年龄梯度等角度优化队伍结构，针对性开展命题能力提升培训，同时，在教师绩效考核、职称评聘、评优评奖等工作上，将命题工作成果作为优先考量依据，有效落实命题管理人员和命题教师的待遇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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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教育与考试》2022年第2期，1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