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方平：科举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和压舱之作——评刘海峰主编《中国科举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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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中国考试》2022年第4期第89—94页。
作者
程方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摘要
科举史研究和著述历来不少，但长期以来各界对科举误解的干扰，使相应的成果屡有偏颇，难以充分弘扬发挥科举遗产丰富的正向功能。刘海峰主编的《中国科举通史》是其在数十年研究丰硕成果的基础上，以科举学建设作支撑的压舱之作。该书以高水平的研究功力、全球性的眼光和水平，使科举研究、人才研究、高教研究、相关制度研究等相互砥砺，相辅相成。《中国科举通史》不仅在专业学术研究方面堪称典范，对于学术和教育研究的中国特色确立，也有显著和切实的借鉴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
《中国科举通史》；科举学；科举；科举考试
正文
读刘海峰教授主编的《中国科举通史》（以下简称《通史》），非常羡慕他能克服各种困难，坚持数十年专志研究其创立的科举学，且有了群英汇聚的团队和学富五车的研究成果。1992年，刘海峰正式公开提出“科举学”的概念及总体研究思路[1]，让我看到了在科举及相关研究领域，他与其团队的研究特色和非凡志向，并期待其有高水平和独树一帜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2020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举通史》便不负众望，确实是科举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和压舱之作。
1 科举学确立对科举史和相关研究的重要引领
从专门研究科举或科举史到建构科举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和飞跃。刘海峰教授强调科举学是一种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科举人物活动、思想、事件、制度、文化、习俗等运行规律的专门之学，其现实意义遍涉高考、人事、社会风气、学习社会、高等教育、教育及人才政策等诸多方面。在研究科举史的同时，刘海峰教授的研究团队也确实在上述各方面形成了不少重要成果，为当下和未来的中国教育考试和人才制度完善提供了诸多重要的借鉴。
论从史出、以史为鉴，历史研究可以说是人类发展至今最有成效、最为成熟、功用最明显、最具拓展能力的学问。而在科举学建构的过程中，将科举史研究推向深入亦是最为重要的基础。在这一方面，刘海峰团队不仅几十年笔耕不辍、勤奋努力，在科举研究的制度史、思想史、断代史、地域史、专题史、交流史、比较史、社会文化史，以及概念、人物、资料、文物、考证、书目文献、科举借鉴（高考和高等教育等）等方面多有斩获，且能矫正以往研究和相关社会观念中的问题与误解，为当下的教育与人才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其学术贡献十分突出，这在《通史》中多有体现。
确立科举学研究的框架和规划，不仅对科举史研究有重要的引领，对于建构中国特色、中国优势的学术体系，确立中国学术的地位和影响亦有重要意义。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六七十年代，中国的一批顶级学者，如陈垣、陈寅恪等，都因困于中国的研究优势长期不在国内而揪心并发奋努力，立誓要把中国研究的优势从国外夺回来。但是这谈何容易，没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努力，没有坚定不移的自主和科学精神，没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行者相互砥砺，再大的志向也都是梦想。可喜的是，我们可以从刘海峰团队对科举学的探索中看到这一梦想的实现。科举学的确立与发展，在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研究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优势明显。据《通史》作者之一张亚群教授初步统计，多年来参与科举学、科举史研究的作者有近50人，发表相关论文360余篇。与同类科举（制度）史相比，其“学”的功夫十分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通史》也是其科举学研究的集大成成果之一。刘海峰教授及其团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不仅仅在科举研究本身，以及为当下教育改革提供的重要借鉴，更为重要的是为学术研究树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典范。
2 《中国科举通史》对科举研究偏颇的矫正
关于科举史的研究，史上的成果和文献并不少见。不仅“二十四史”中的“百（职）官志”“选举志”“学校志”和“儒林传”等早有相关的专门记载，由《旧五代史》首开“选举志”的先河，《通典》《通志》、“会要”等唐以来的类书、政书，以及各类“登科记（志、录）”和浩瀚文献中有关科举的议论等，亦有源流的梳理和专业化的议论。
近现代受西方专题史研究的影响，也陆续出现过各种规模、各种版本的科举史，但由于学界和国人对科举的认识从近代科举消亡以后就被严重地局限和固化，所以相关研究从根本上就蒙上了偏狭的色彩，以致在研究的导向和价值判断方面普遍存在标签化和主观性的问题。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某些研究者对科举的认识或基本印象，大多是基于《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故事和鲁迅的《孔乙己》小说。还有些研究会根据偏激的说辞或非典型的案例，否定科举实施中出现的记背训练、八股文、馆阁体等（这些所谓的“弊病”，都有新的研究具体阐述其利弊得失，而非“一边倒”地绝对否定），并以偏概全地否定延续了整整1300年、历经十余个朝代、被周边各国及欧美所认同和学习的制度为“弊政”“坏制”。对此，稍有历史素养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会产生疑问及困惑，但少有学者像刘海峰及其团队那样就此而坚持不懈地研究。对于这些问题，《通史》在多处都有论述，对于科举制度历史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都进行了详尽的辩证。而在此之前，刘海峰及其团队成员多有关于科学认识科举的论述，并有“为科举制平反”的重要倡议。对此，我是完全认同的。这不是出于单纯或狭隘的民族意识，而是中外学术界的重要共识。在《通史》中的多个部分，主编和著者都引述了国外学者、思想家对中国科举制的中肯分析和高度评价，他们将科举视为中国特有、值得学习借鉴的良政和“第五大发明”（制度层面），至今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实行的公务员制度，明显地源于科举制和文官制度。
与以往各类科举史不同，《通史》第一卷《科举前史》就很有科举学研究的意味，即在梳理隋唐以来科举制度发展历史之前，对于科举的源头，包括思想、概念、制度、文化、习俗、时弊、综合背景等，都进行了非常基础性、科学性的研究，呈现出科举制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中国多元化的尚贤举才思想和选才实践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通史》让人们认识到，科举不仅有儒家思想作中坚，也有诸子百家（以儒墨道法等各家为主）和历代教育的共建和贡献。对此，在《通史》的各卷都有着力述论，对于今人全面认识中国科举及其贡献，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文献和独到的见解。《通史》的内容包括了从史前传说时代就有的禅让、考察、试才等，也包括了隋唐以前陆续出现的任子、军功、辟除、荐举、征召、吏道等举才多途，以及举贤良、察孝廉等影响深远的尚贤举措。即便到了科举正式实施时期，这些思想上、制度上、方法上、对策上的探索经验依然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与以往研究科举忽略私学的关联迥然不同，《通史》特别补充和强调了其与私学的重要关联，突出了科举选才远远超越官学内选的创新与进步。中国私学的发展从孔子以来绵延不断，其培养人才的多元性和应对困难（如战乱、改朝换代出现的官学中断）的坚韧性、延续性、适应性、拓展性等都极为突出，其不少探索和创新都是体制内和官学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借助。而吸纳私学培养的非常人才，更是历朝统治者试图加强其统治的重要举措。若想超越世族豪强控制的试才举人制度，就必须要探索和建立更为客观和公正的测评通道与机制。“野有遗贤”为他人所用，更是历代统治者最为焦虑和担心的大事。在梳理“科举前史”涉及的各种因缘之后，“科举是国家取人才第一路”的共识和选择便顺理成章，为其后各断代史的展开提供了很好的铺垫。
对于科举的概念术语，以往的研究多浅尝辄止，而《通史》是下了功夫的，且确定最早的规范使用始于唐代杜佑的《通典》。一般而言，“科举”即分科举人的制度。再细分，“科”，既有科类和专业的意思，也有分科、分专业的含义。“举”是举荐、推举、举拔之意。在隋唐确立科举制之前，在中国的各类典籍和百家著述中，有关“进士”“俊士”“秀才”“考试”“贡士”“（贡）举人”“明经”“明法”“诏策”“策问”“对策”“射策”“公车”“甲乙科”等后来科举常使用的概念，以及各类举拔人才的路径和政策（如察举、辟举、访贤、养士、征召、自荐、吏部及朝廷行业部门的晋级测试）等，在先秦以来的经典中都多有涉及，并非科举制出现以后的创造。
针对以往对科举认识的偏差，《通史》也有重点纠正和特别说明，比如在结语和部分内文中，作者不仅提出了“东亚科举文化圈”的概念，详论了科举在东亚地区和西方社会的影响与传播，还特别就以往对科举的误解误判作出严肃中肯的分析，包括有理有据地纠正了“科举无法选拔真才”“科举造成中国科技落后”“考试作弊说明科举制黑暗”“科举考试不公平”“妇女无权参加科举，因此科举制很不平等”“科举造成官本位体制”“科举导致官场腐败”等片面绝对的评价，并广泛借鉴科举制消亡以来中外顶级学者、文化巨人（如孙中山、严复、蔡元培、鲁迅、胡适、毛泽东、顾颉刚、梁启超、陈寅恪、钱穆等，以及西人赫伯特·翟理斯、林乐知、丁韪良、威尔·杜兰、艾尔曼、J.G.科尔、安·沃特纳、E. L.沃克森海姆等）的研究观点和延伸实践，清晰地说明了科举制“非恶制”。
在历史上出现对科举的批评，唐代已有之，但这不仅不能说明科举是恶制、弊政，反而说明该制度的建设有明显的开放性和自省能力。其实褒与贬、赞扬和批评都具有建设性和滋润性，都是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动力。视不同观点和批评的存在为否定某一制度的依据，本身就有观念和学术精神方面的狭隘局限和方法论问题。从断代各卷的具体叙事来看，中国的科举制和科举文化的改革与发展均离不开社会各界对科举的批评，即便是有极端否定科举的言论，其中蕴含的批评也是有建设性的，是历次科举改革、新政的重要借鉴和依据。对于《儒林外史》被删去的最后一回（第56回，其中的“幽榜”部分，明显地表现出对科举的认同），《通史》也作了介绍，并指出，随意删裁古代文学作品形成的误导是必须要纠正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随意删裁，致使很长时间以来，《儒林外史》都被视为痛批科举的小说，而根据被篡改的文献史料形成的认识，肯定是不客观、不公正的，也必然是站不住脚的。
3 《中国科举通史》各卷的特色与诸多成果的融入
在《通史》的跋中，刘海峰说：“从隋唐至明清，科场成为朝野关注的中心话题和人文活动的首要场域。科举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文化教育、社会历史进程以及世道、人心、风俗都有密切的关系。虽然千年科举有其局限和弊端，但它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保持较高的文化水准起过重要的作用，被周边国家多模仿借鉴，并对西方国家产生过影响。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存在，科举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成和核心要素之一，因此中国科举历史值得不断深入探究。”[2]
与以往研究偏重制度条文和相关议论不同，《通史》给读者全景的科举表述，将与科举相关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习俗、文化、文学、文字、教育、民间劝学励志风尚、制度建设（包括用“禀生保结与审音”“回避”“官卷”“朱卷”“复试”“磨勘”等方法，防止“枪替”“夹带”“冒滥”“用襻”“割卷”等舞弊的制度设计和积极实践）、相关改革、国际交往等呈现给读者，完成了从制度史向科举史的转变和提升。纵观《通史》中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各个断代卷，相关的研究可谓深入、鲜活、可信，征引文献均在数百种，还关注了中外相关学者近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其历史研究的素养和视野均堪称一流。
超越以往多关注科举常科（进士、明经）的特点，《通史》各卷不仅涉及和强化了特科（制举，科目在百种以上）、武举、殿试等，还论及官学的内部考试、任官（博士选和太学生等）和征召（包括“终南捷径”“山中宰相”）、举荐（包括“毛遂自荐”）、行卷等与常态科举紧密相关的内容，还涉及外语类科考、少数民族科举（辽、金、西夏、元、清等）、外国人参加中国科举、国外科举探索（东亚三国和欧美各国的借鉴与取舍）等内容，详细分析了各朝代延续科举和改革科举的重要事件及其来龙去脉，让读者看到真实的科举制度设计和科举实践是有显著区别的，而所谓的科举文化也绝非仅是科举内部的实施操作，对于社会文化的进步与改善，均有重要、长远和深刻的影响。比如，历史上的各类荐举、制举、行卷、道举、武举、各行业内的测试、举拔等，都不同程度地与常态科举（三年一次的乡试、会试、殿试）并存，形成在科举制影响下的丰富多彩的科举文化。再比如，至今在中国社会还流传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说法，其中蕴含的平等、自立、尚学等积极、开放的意识和精神依然能激励国人不断地奋发图强，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科举文化的重要意义和积极影响。
在科举延续的1300年中，科举的不断纠偏、防弊和大规模的改革，牵涉教育、职官、学术、阅读、政策导向、社会风气、国际影响等诸多方面。若只就制度谈制度，就科举谈科举，无视科举制度对相关文化的影响及对社会意识的外溢覆盖，则再有充分的史料和综合研究的能力，研究的视野、观念也是狭隘的，难以全面准确地把握科举的真相和价值。而在这些方面，《通史》在方向、原则、志趣等方面都有先行与良好的把握。
科举制在各个朝代相继延续的过程中屡有制度的兴废、内容的增减、规则的调整、改革的推进，且有不少不同角度的相关议论，变化过程也很复杂。对这些进行研究，既需要有大量新史料的掌握作基础，也需要有独到合理的分析作支撑，在这些方面，《通史》各卷都有很好的发挥，如：“隋唐五代卷”包括的制度存废之争、礼部掌选、制度建设、党争影响、科场弊案、座主门生、宦官干扰、参酌行卷和五代“府试”等，以及各类针对性、拓展性的制度关切和学界呼吁等；“宋代卷”包括的北宋禁止公荐、殿试改革、员额扩大、制定《贡举条式》及衡文标准、庆历改革、科举与学校矛盾等，南宋的类闱积弊、并重经诗、书院关联、试题辑录（很像现在的高考复习资料或工具书）和科举风尚（游学、结社、行卷等）等；“辽金元卷”包括的与“世选”的关联、南北选、女真进士科、以《四书》为本，以及科举与理学、诗文杂剧的关系等；“明代卷”则以明初、洪熙至天启、成化至万历、明末为典型阶段，涉及科举兴废、规制明确（包括资格、时间、地点、内容、考官、恩荣、员额等）、地区分别、武举勃兴、分类变化等；“清代卷”兼顾时段和分类，涉及清初制度建设和统治稳定、科举与教育互动、各类“钦定”规制出台（包括《学政全书》《科场条例》《会典事例》等）、道器之争、留学影响、舞弊及治理、太平天国个案、终止科举、科举后社会（儒学坚守、读书人分化、社会整合力和城乡流动性减弱）、科举出身者的社会影响（相对先进、世人榜样、重要中介）等。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通史》的撰著是严谨和规范的，在才、学、识、德（前三项为刘知几提出，“史德”为章学诚和梁启超补充）各方面均有新探和增益，不仅广涉正史、官方类书或政书、野史、笔记、地方志、诗文、碑铭、文物及历代科举评议等，还兼及相关概念的训诂、考证、梳理等。在述及各个断代时，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社会变化、改革探索等的实际变迁，具体突出了断代科举的时代特点和经验教训，给读者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和思考性的。在选材的广泛性、专业性和史论的思想性、创新性等方面，各卷作者都有较充分的先期研究，因而会超越一般性的制度史描述，形成了较鲜明的见解和观点，突出科举学的学术优势。
4 《中国科举通史》展示的研究方法、态度和精神堪称中国特色学术典范
通读《通史》全书可见，对科举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章句之学和单纯的制度梳理，还对中国当代与之相关的高考、高等教育、人才制度等都提供了丰富的重要思想和历史资源。
对于中国历史中的“取人第一途”或“抡才大典”，作者的认识是很明确的。作为1000多年以前形成，延续1300年，且在现实中依然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其初始必定是历代王朝利益和帝王意志的体现，也必然与历史上的各类问题、时弊等具有一定的关联。站在人类历史的角度看，科举制度及其相关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西方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高考制度、行业等级考试制度、终身和自主学习制度等），包括在思想、认识、实操、防弊、改革、法治等方面的建设与探索，也包括激烈的抨击、否定等，都从各个侧面证明，科举制及相关文化总体上是正面和积极的，具有平等、公正、自立自强等良好导向。
从科举学确立到今天的整整30年中，科举（制度）史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史”与“学”的相辅相成和“学”的开拓与统领，使得相关研究立意不凡，在不少方面都跳出了传统框架和狭隘意识的束缚，站在人类历史和现实发展的高度，可以更超然、客观地评议历史问题，而不囿于前人的定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多在积极主动地进行思想解放，也在努力实现着20 世纪陈垣、陈寅恪等先生希望的“将中国研究的优势从国外学者手里夺回来”的愿望。这部《通史》和刘海峰团队的科举学研究便是不负众望的研究成果。《通史》撰写工作始于 2009年，经过十余年的苦心研究和撰写，正式出版的《通史》不仅给科举制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矫正过往的种种误解，还给历史研究、现实改革提供诸多有益的借鉴，更让我们感受到研究团队学术研究的真实功夫与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海峰主编的这部《中国科举通史》是建设中国特色学术史研究的典范，它不是急功近利的成果，不是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的应景研究，而是积数十年水到渠成的研究精品。本着科举学研究的明确目标，史为基础，论从史出，《通史》则是其体系架构中的压舱之作。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专题史，而是通过中国科举发展的渊源、脉络、问题、贡献，为世人打开了全面、深刻、客观认识中国和世界历史的一个方面。
《通史》所论及的科举，远远不是仅限于隋唐以来有明确制度规定的科举制，而是有源有流、有思想有实践、有批评有建设、有正规制度有多元探索的中国教育史、人才史、考试评价史、尚贤思想等的探索史、制度改革史、文化交流史等的整合研究，非如此不可能给读者一个真实、可信、客观、整体、开阔的科举认识，而那些被分化过窄、过细的所谓专题研究是难以全面揭示科举历史的实际面目和借鉴价值的。在《通史》研究的基础上，相信科举学研究将会继续走向深入，能为学术发展贡献更多兼具中国经验和世界水平的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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