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五四时期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的建构 | 文化

 导 读 

晚清至五四时期外源文化及其影响广泛地浸入中国社会，促使知识分子阶层以复兴中华民族的姿态开启了有关未来蓝图的设计，并尝试建构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实现革故鼎新的时代诉求。他们因政治规约、传统赓续及家族疏离等三重维度统摄下差异性的身份暗示与体验认同，以“嵌入式”政治诉求表达启蒙叙事，在文化传统赓续中坚守民族精神标识，经由策略性言说提升家国情怀的生命域值，凭借其特有的品质和汉语文学实践，努力探索着中国现代化道路。

晚清至五四时期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的建构

作者：杨理沛

 摘 要 

晚清至五四时期纷繁芜杂的时代影像折射出历史转型中的潜层巨变。该时期知识分子在面对外源文化时，已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线性说明，他们因政治规约、传统赓续及家族疏离等三重维度统摄下的身份暗示与体验认同的差异，建构出多元化的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这种特殊的文学书写使知识分子的外源性言说原点在异域与本土之间位移，而贯穿其中的主线始终是实现民族复兴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愿景诉求。

 关键词 ：晚清 五四时期 知识分子 外源文化 叙事符号

清末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了知识分子阶层的生存挫折、体验突变及目标失常。随后兴建新式学堂，“赋予新学堂毕业生以科举时代相应的进士举贡等‘名分’”[1]也事与愿违，仓促落幕。究其因由，主要在于功名获取的便捷及激增的人数同滞后的社会消化能力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从而引发了民怨沸腾与民变蜂起。知识分子对封建桎梏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这除了源于他们自身的内心渴盼，更重要的是外源性影响及其背后的话语谱系与言说逻辑开始动摇长久以来固有的社会秩序和思维范式。因此，晚清至五四时期也被学术界看作是一个“光怪陆离”[2]的时期，更是文学研究界常年关注的重要历史时段。

这一时期，外源性影响更广泛地浸入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牵引着“自我”对“他者”的想象、评判及言说。时代语境倒逼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反思现状，并以建构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的方式探寻革故鼎新的出路。这里论及的“晚清至五四时期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是指呈现在该时期汉语叙事文本中关于异域经济、政治、地理、人文及风俗民情等方面的审美形象。知识分子与“新变”或是较量，或是联手，以复兴中华民族的姿态开启“现代性”求索与未来设计，并在历史转折中尝试对文学创作主体的自我激活和蜕变式的“自我”反观，“表达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悟，从而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3]。这一系列活动推动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并因此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系列关键命题的诞生。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检视中国文学因外源文化所引起的多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并追踪由此而产生的知识分子群体生存与立世的变化轨迹。

晚清至五四时期，日益险峻的时局促使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觉醒，他们比以往更加深度地关注内忧外患，尤其是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后的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异域政治认知高度参与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现代性”体验的生成过程，他们创办报刊，呼告集社，激励国人，其求索问道更加明确地指向政治领域，政治之维应运而生并得以确立，进而与文学达成了相当紧密的默契，因此呈现出新的文学发展样态，即：救国与启蒙互为方式和目的，政治的文学化与文学的政治化亲近融合，共同描画了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特有图景，也使民族-国家的前途探索及启蒙叙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持续焕发生机的重要命题。其中，严复、马君武、张竞生等人因其知识分子与政治官员双重身份的融合优势，将较明显的政治能动意识贯穿于著书立说或“新世界”构想中，实现了政治规约下的文学新发展。

严复少年时因家道中落，不得不中断读书仕宦之路，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航海技术。这在科举盛行的年代并非体面之事，且从小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严复本人也对学习科学技术兴趣寥寥。这种在时局夹缝中为生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自然很难激发个人内心深处的憧憬，却可能在激变的时代下引发新的变化。在严复的异域之行中，政治牵涉力不断引导、规约和设计着他的探索路向。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严复凭借由福州船政学堂公派英国留学的机会，逐渐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外源性探索思路：由西方先进科技入手，再引入学术态度“黜伪而崇真”[4]，最终落脚公允的政治准则“屈私以为公”[5]。他关注国际形势，跟随郭嵩焘近距离接触西方政治，参观市政建设，谈论中外时局，并有意识地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天演论》《群己权界论》《原富》《社会通诠》《法意》等代表性著述中建构了一系列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具体表现为：翻译或创造了大量新词汇，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契约、天演等；展示可供清王朝参考的新型政治体制，主要有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议会制、庭审程序及过程等；塑造现代国家各类良性关联框架，包括国家对内对外形象、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官民关系、男女的社会角色及分工等；以及由此推衍具有国家隐喻的西方城市建筑，可圈点的有伦敦城市规划、格林尼治天文台、巴黎地下水道工程设施、凡尔赛宫、圣西尔军校，等等。在这里，严复显然不是将自己当成一个技术进修人员，而是将自己定位成未来国家蓝图的设计者和实践者；他主动运用自身的感触与理解，全面性地形塑了一整套内涵丰富、逻辑自洽的外源性政治叙事符号，它们“为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突围——不管朝哪个方向，都提供了启蒙的理论资源”[6]，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学变革的进程[7]。

马君武曾经先后留学法国、日本、德国，支持革命，探求新学。他第一次留学德国时，“一振柔软卑下之气”[8]的社会风气给其留下了深刻印象。武昌起义爆发后，回国的马君武迅速成为一名共和政体的支持者、筹建者和捍卫者，甚至直接参与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并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要职。作为诗人，马君武在《自由》《自上海至马赛途中得诗十首（其五）》《归桂林途中》《华族祖国歌》《地球》《乘电舟至格明》《伊豆杂感》《赠张竹君女士》等诗词作品[9]中，大量介绍了积极正面的西方价值观与政治观，建构了一批具有内涵标识的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一是译介直观性政治新名词，如：自由、三色旗、平权、民权、女权、文明、独立、民国、改革等；二是指认隐含政治旨归的地理新名词，如：宇宙、地球、世界、赤道、欧墨（今译欧美）、意大里（今译意大利）、英吉利等；三是赋予社会新名词较明显的政治驱动力，如：天演、物竞、天择、物种起源等。在自己编撰出版的诗集《马君武诗稿》之《自序》中，马君武曾言，其诗歌最主要的作用乃是“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10]。马君武将政治思辨策略性地嵌入新诗创作，尝试启蒙叙事的能动探索；这一行为与他作为“南社”代表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双重身份紧密相连。

张竞生在留法之前，是一个有着蓬勃志气和实践经验的革命青年，“在辛亥革命时，秉承孙先生的教训加入京津保的革命集团工作”[11]。1912年，获孙中山委任为南方议和团首席秘书，协助伍廷芳、汪精卫同袁世凯、唐绍仪谈判，促成清帝退位，终结封建王朝。这一番经历在当时知识分子中是少有的，却又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正是在当时，“改良路径的合理性开始遭受质疑，革命逐渐成为主流话语”[12]。张竞生作为孙中山的同乡，又正处年轻气盛之时，自然认为参加革命是实现理想的最佳途径。张在多年后回忆道：“辛亥革命是粤人孙中山先生做领导。事有凑巧，南北议和时的南方代表为伍廷芳，北方代表为唐绍仪，两人都是粤人，故可说辛亥革命是以广东人为骨干也不夸张。”[13]对革命的向往，对革命志士的崇敬，以及身为粤人的自豪都集中于这段话中。这使得当他作为中华民国首批稽勋留学生、公派赴法留学时，因为巴黎是享誉世界的“革命之都”而倍感兴奋。正因如此，张竞生到达巴黎后，积极以意识形态化的视角观照法国的现代文明，发掘其中蕴含的启蒙元素，以求为探寻中国的未来出路塑造典范。其建构的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主要散见于《风俗调查表》《浮生漫谈》及译著《卢梭忏悔录》《梦与放逐》《歌德自传》等。主要有：卢梭、歌德、巴黎公社的革命者、阿尔卑斯山脉、马赛港、巴黎圣母院、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塞纳河、古代神话诗人奥墨尔和希腊先哲阿基米德巨型雕像、巴黎九区拉菲特街上的沃拉尔德画廊、蒙特马特山顶的圣心大教堂、巴黎弗尼央蒂街5号“人家客店”附近的先贤祠，等等。由此可见，即便身处浪漫美丽的法国，张竞生仍然自觉地以“革命者”身份规约文学理论阐释和艺术创作实践，将革命精神融于政治斗争与文学革新之中。

晚清至五四时期的社会巨变最终引发了文学变革，“政治”已然成为文学言说的幕后推手及联合力量。严复、马君武、张竞生等外源影响下的新型知识分子，或著书立说以开启民智，或吟诗咏调以慷慨抒怀，或另辟蹊径以实践新知，但却不约而同地借道“政治”集中表达自我探问与理想诉求，将政治感悟嵌入所观所言之物，并使其统摄于时代主题的公共表现和国家叙事的规约自觉之中，实现了知识分子天然的忧国情怀与复杂的价值思考交互融合。由此，政治与文学的界限逐渐模糊，两者亲近、照应、声援，共同开辟出一个新的精神场域，确立了新的文学传统，形成了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五四运动直至左翼文学等一系列重要转捩点，这些“动”使“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变成了“天机活泼的活的中国”[14]。

清末民初，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科举制的废除使传统意义上的“读书”内涵几乎被悬置，儒家经典学说和著作的工具理性被明显削弱，其“文以载道”的社会教化作用也被动荡的现实、颠沛流离的生活和不断边缘化的地位稀释，旧式文人因此不得不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变。然而，这一残酷的事实并不能从根本上瞬间割裂他们与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不可能消解长期积淀在文化血脉中的民族传统意识。异质文化激烈碰撞后产生的焦虑、彷徨与思想交锋，反而让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开始冷静省察传统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并积极拓展处于外源影响下汉语实践的深层文化价值。这一风气激发了吴宓、胡先骕、梅光迪等人域外探求的潜能，促使他们将“洋为中用”的文学理念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在中西文化之辨中建构汉语叙事符号。他们凭借“学衡派”集约同志，会通中西，努力在传统文化内部寻找文学“现代性”的精神资源和民族底蕴，希冀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中国式文学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

吴宓的嗣父吴仲旗和姑丈陈伯澜作为大儒刘古愚的门生，对吴宓的精神气质、文化信仰乃至人生道路的引导作用不可忽视。西方文学流派之一——“写实主义”勃兴半个多世纪以后，至清末民初已逐渐远离揭露社会黑暗的使命，而落入感官刺激的俗套。这种“西方”让吴宓更愿意走近传统文化：“《金瓶梅》中，尚有许多天理人情在，今西洋之写实派小说，只描摹粗恶污秽之事，视人如兽，只有淫欲，毫无知识义理，读之欲呕。”[15]这一评论表现出吴宓对当时西方写实派小说的厌恶之情。正因如此，吴宓在《雨僧诗稿》《吴宓诗集》《吴宓诗话》《吴宓日记》等文本中，重新考察拜伦、雨果、雪莱、斯各特、斯达尔夫人等人，融合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新人文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蕴涵自身文学观的中国式西方作家形象，使之成为文明互鉴交流的代言人。这些形象是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式集体想象与个性书写的产物，成为承载知识分子文学思考、道德规约与未来设计的叙事符号，具有强烈的时代应需色彩与功用旨归。

胡先骕在科举制废除后得到沈曾植的关顾，成为南昌府洪都中学的一名插班生。沈曾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素有“中国大儒”之称，其治学之道和文学素养对胡先骕影响较深，也成为胡先骕赴美留学接受新人文主义的学术底色。胡先骕曾借用白璧德“不宜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之”的说法，强调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16]。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润，使胡先骕对异域“繁荣”的物质生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纽约，他对遍地横流的物欲乱象更是表现出难以抑制的拒斥感：“十里灯光曼哈坛，金迷纸醉万年欢。槐封蚁穴知如梦，负手车箱一倚阑。”[17]这首诗中，纽约灯火繁华的热闹与自己孤身求学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衬出污浊与堕落的西方大都会对纯洁性灵的侵蚀。1913-1916年，胡先骕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柏克莱大学农学院，先学农艺，后改为植物学。农学与植物学的知识弥合了胡先骕客观认知与精神感悟之间的罅隙，顺利地为其安顿心灵找到了合适的平衡点与着陆处，使得胡先骕更倾心于异国风光和旅途的所见所闻，那些带有鲜明异域人文气息的汉语词汇成为他笔下的经典叙事符号，主要有：檀香山附近的小岛、檀香山土人习俗、盐湖及盐湖城、华盛顿塔、水族馆、加州大学等。胡先骕从岛屿、湖泊、纪念塔、展览馆等实物中剥离出西方本土文化元素，将普适化外源性物象演绎为人类共同的“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18]，旨在回顾及重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唤醒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并修正“五四”热潮中迷恋西方的盲目与偏执。

梅光迪出身学术世家，秉承前辈学风，尤其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及严谨态度上；他主张在推行白话文学的同时，能够肯定并保留传统文化中的合理部分。梅光迪以思辨论争的方式维护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的建构秩序，用符号化的笔法勾勒在传统与现代博弈中的知识分子形象。1915年9月，胡适借送梅光迪入哈佛大学之机，作诗一首表达了文学革命势在必行、志在必成的心声，并在诗中展示出双方文学观念的差异。胡在诗中用牛顿、爱迪生、拿破仑、培根、莎士比亚、霍桑及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等新名词作新诗试验，而且自认为这种创举“前不必有古人，后或可诏来者”[19]。胡适甚至用犀利的笔调与梅光迪对话：“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起者。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20]胡适此番言论表面上是对梅的安抚，实则是对梅等人所持文学观以及对待传统文化之态度的宣战。他将传统文化视为鄙俗之物，而且武断地认为“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起者”，几乎把中国传统文化一概否定，不留任何余地；同时以文学革命领导者的身份自居，号召众人“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面对激烈的文学论争，梅光迪阐明了文学语言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夫文学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矣。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语也。……足下（胡适——笔者注）所谓‘二十世纪之活字’者，并非二十世纪人所创造，仍是数千年来祖宗所创造者。”[21]梅从汉语演进的承继性角度维护民族文明的独特性，同时在《近世欧美文学趋势讲义》《现今西洋人文主义》《安诺德之文化论》等篇什中介绍西方古代、近代重要的人文研究精华，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注入了新的气息。然而，梅光迪对待文学革命的“谨慎”[22]却招致胡适等人“更决”[23]的进攻。他终于感受到：“彼等不容纳他人，故有上下古今，惟我独尊之概。其论学者，未尝平心静气，使反对者毕其词，又不问反对者所持之理由，即肆行谩骂，令人难堪。”[24]这里的“难堪”并非仅指知识分子的风度遭到挫伤，而且也隐含了梅对胡适等人门户偏见的不满以及坚守民族文化传统的决心。

吴宓、胡先骕、梅光迪等人因传统文化浸濡及学术风气承续，表现出较强的文化自觉韧性，故他们没有过度尊崇“西方”，而是既将外源文化作为改造传统文化的有益补充，又理性地指出它的不足之处。他们对“新文学派”的回应，是为了重拾国人的民族自尊，捍卫知识分子正确的传统文化立场，并立志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式知识分子从传统文化视角建构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并将古典文学养分加以创造性转化，恰好证明了近代文学在中西对抗过程中嬗变的复杂性并不像“挣脱传统又回归传统”描述的那样清晰可辨，而将其说成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更是将问题作简单化处理[25]。

清末民初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国家”内涵遭受重创，家族力量在知识分子个人成长历程中的功用影响也随之式微，族群传统、代际思维及原生意愿的交互功用与知识分子精神发展路向的歧化性特征却日渐突显。封建家族的旧式传统势能非但没有抑制文学的现代转型，反而逆向激发了彼时知识分子运用策略化逻辑塑造“他者”的灵感；再加上异域之行的时空转换及经验摄取，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内部认知结构，进而导引其精神实践渐趋偏离传统家族的框架规范，并推动他们所建构的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摆脱旧式家族力量的过度桎梏，由供奉家族意愿向注重时代诉求及艺术审美转变。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开始尊重“人”的价值，并对女性给予充分关注，奠定了文学即人学的时代基础。徐志摩、陈衡哲、洪深等人都属于这一类情形。

徐志摩出身于浙江海宁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殷实的家境使他衣食无忧。最初他勉强按照家族意愿赴美国学习银行学，但很快他发现这种选择与自身禀赋有所抵牾；最终，在剑桥大学深受唯美派诗人影响后，徐志摩开启了浪漫主义诗风的美学追求。他还对这种求学生活作了生动精彩的描绘：好像“走道总得带些探险的意味。生活的趣味大半就在不预期的发见，要是所有的明天全是今天刻板的化身，那我们活什么来了？”[26]对“生活趣味”的发现正是徐志摩在逆向抗争传统家族意愿的过程中被激发与强化的，进而也直接构成了他文学探险的指向。由此不难理解，“‘语丝派’精神领袖周作人、‘新月派’评论大家梁实秋和‘左翼文学’重要批评家钱杏邨（阿英）虽然思想不同，文学主张各异，却对徐志摩散文一致叫好”[27]。徐志摩对生活和文学总是怀着一种探索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特别是受到康桥生活的洗礼与自由宽松的学术风气熏陶后，他觉得：“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28]这种天真浪漫的情怀让爱、自由和美能够自然地融合在他的生命追求中，同样也影响到他的西方言说与文学创作。在徐志摩眼中，西方自然风景不是客观、孤立的物象，它已关联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成为他们精神交流的载体。比如他描写英国气候的“荒谬”，兼谈英伦冬天的恶劣和春天的宜人，让读者在感受到灰暗、冷漠的情绪后，随即陶醉于隐藏在文字背后自然、率真的心灵姿态与文学直觉。“英国的天时与气候是走极端的。冬天是荒谬的坏，逢着连绵的雾盲天你一定不迟疑的甘愿进地狱本身去试试；春天（英国是几乎没有夏天的）是更荒谬的可爱，尤其是它那四五月间最渐缓最艳丽的黄昏，那才真是寸寸黄金。”[29]多变的气候是英国一道特有的风景，使童年生长在气候温润的江南水乡的徐志摩深感它的“极端”。若不是有可爱的春天，恐怕很难再让他有丰富的诗情去描画康桥。作者情感的变化源于剑桥大学浪漫的人文气息，并强化了传统家族意愿的逆向赋能，使他由眼前之景渐入心中之情，一个友善、富有人情味的西方形象成为作家笔下清晰具体的叙事符号，并促使他以爱、美与自由为支撑倡导“三美”的诗学主张。

在世界知识的比较视域中，融通中国传统与西方文明的女性日常叙事丰富了陈衡哲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的建构经验。陈衡哲四岁时顽强地抵制家人为她缠足，最终获胜，而且开始协助母亲管理家中佣人的账目。同年夏，开始用文白夹杂的语言写信，博得父亲的夸奖。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这些事件发生在一个女童身上实属罕见。陈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美女性，并且进入美国颇具贵族气质的女校——瓦沙大学，主修西洋历史、兼修西洋文学；她的性别、身份、学术背景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使她尤为关注西方女性的生存与发展，以及有关中国女性的未来构想。日常生活是女性主要的活动场域，也是充分展示女性成长和志趣[30]的全景画卷；身在美国的陈衡哲通过女性的社会活动与现实生活，开始在日常观照与宏大叙事之间找寻女性形象的平衡状态。这从她创作的《一日》（1917）、《老夫妻》（1918）、《人家说我发了痴》（1918）、《加拿大露营记》（1919）、《波儿》（1920）等代表性文学作品及与胡适的通信中可见一斑。她曾在一篇英文杂文中谈到：“现代中国女人不仅仅是一个西化了的人，而且是一个既利用现代世界提供的种种机会发展人格的机会，又从她的祖先那里继承了独特印记的女人。”[31]这段话反映出陈衡哲希望未来的中国女性能够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明结合，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与内质雅正。陈衡哲作为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及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教授，在其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兼具细腻与深刻的“五四”新女性形象，成为“五四”文学创作中一道独特的风景[32]。可见，传统家族的功用力量非但没有束缚陈衡哲的个性，反而逆向塑造了她勇于立新的品质，为其多年后文学创作的审美发现赋予了充裕的精神内涵。

洪深着意规避家族的名望光环和定式期待，尝试在个体营造的戏剧艺术空间中升华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建构的自我认同，并为之付出了毕生心血。洪深的叔祖洪亮吉是清代著名文学家，父亲洪述祖是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凭借自身才能与家族声望，他原本可以入仕或经商，但最终却选择了戏剧。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应该算是家族中的一个“另类”。正是因为洪深等一批早期戏剧家的努力，使得中国传统文学类型体系中以戏剧为卑的等级秩序得以改变，戏剧也逐渐被纳入“文学”范畴。1912年，洪深考入清华学堂，学校除了传授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也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发展能力，表演戏剧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校方不仅公开提倡，而且还采取各种方式鼓励学生从事表演。洪深一直对清华学堂的学生生活记忆犹新，而且着重提及了戏剧表演的经历：“记得我从前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凡是学校里演戏，除了是特别团体和某年级的级会不容外人参加的以外，差不多每次有我的份，我又很是高兴编剧，在清华四年，校中所演的戏，十有八九，出于我手。”[33]可见，洪深在清华的戏剧表演活动中是相当活跃的，这也为他后来从事专业戏剧工作奠定了基础。如果说起初洪深热衷于戏剧表演是为了“出风头”[34]，那么从他1916年进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陶瓷工程专业到1919年考入哈佛大学戏剧专业的事实可以看出，他的兴趣方向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洪深在受到易卜生影响之后，对戏剧产生了“重要的觉悟”[35]，并决定要好好利用这一“感化人类有力的工具”[36]去唤醒民心、“开通民智”[37]。洪深的戏剧既展示了异域的百态万象，又有意识地穿插了中国题材，使观众可以从舞台表演中比照中西社会及文化，例如1919年他投寄给贝克教授的两部英文剧《The Weded Husband》（《为之有室》）、《Rainbow》（《虹》），就是这类戏剧实验的典范。

徐志摩、陈衡哲、洪深等人虽出生于大家族，却无一例外都与传统意义上的家族成长轨迹逆向而驰，他们在诗学追求、文学观照及文学的社会功用等方面兼顾自我情绪渲染与他者内涵重构，以策略性的表达视角深度开掘启智救国的精神元素与文化资源。这些汉语形象在外源性叙事语境中充任了引发现代知识分子思考民族前途命运和抒发家国情怀的有效触媒，为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未来中国”构想拓展了新的言说生态。

百余年前的时代巨变因中西方文化互为碰撞，折射出该时期社会演进的潜层震荡与知识分子阶层的集体思考。晚清至五四时期开眼看世界或踏上异域土地的知识分子们，因政治规约、传统赓续及家族疏离等三重维度统摄下差异性的身份暗示与体验认同，以“嵌入式”政治诉求探索启蒙叙事，在文化传统赓续中坚守民族精神标识，经由策略性言说提升家国情怀的生命域值。他们“精彩纷呈的文学汉语实践”[38]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转型中的文学求索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踯躅，显示出此消彼长的短暂表征，但最终仍会与其思维的原点相遇。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品质和气概艰难地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努力将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的“地方性或局部性”建构为“总体性和普遍性”[39]，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未来中国”的蓝图设计、路径想象及实践规范。

 注释：

[1]陆建德：《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34~35页。

[2][8]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7页，第57页。

[3]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3页。

[4][5]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第2页。

[6][7]惠萍：《严复与近代中国文学变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5页，第178页。

[9]马君武：《马君武诗注》，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

[10]马君武：《自序》//马君武：《马君武诗稿》，上海，文明书局，1914年，自序部分。

[11][13]张竞生：《记孙中山先生》//张竞生：《张竞生文集（下卷）》，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年，第25页，第363页。

[12]张娟：《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国家肇建》，《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12期。

[14]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15]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52页。

[16][18]蒋书丽：《坚守与开拓：吴宓的文化理想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1页，第91页。

[17]胡先骕：《忏庵诗选注》，张绂选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6页。

[19][20][21][22][23]《胡适留学日记（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6页，第216页，第372~373页，第373页，第513页。

[24]娄晓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欧美与留日学生文学观比较研究：1900-1930》，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76页。

[25]孙郁：《序》//姜异新：《互为方法的启蒙与文学：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三次启蒙高潮为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9页。

[26][28]徐志摩：《巴黎的鳞爪》//徐志摩：《想飞·巴黎的鳞爪》，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页，第113页。

[27]陈子善：《导言》//徐志摩：《想飞·巴黎的鳞爪》，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29]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徐志摩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第225页。

[30]刘金波、周红波：《中国诗学的理趣、机趣与天趣》，《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12期。

[31]罗宣：《陈衡哲的母职观及其中西文化溯源》，《文史博览》（理论），2009年第8期。

[32]王桂妹：《〈新青年〉中的女性话语空白——兼谈陈衡哲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33][34][35][36]洪深：《戏剧的人生》//孙青纹编：《洪深研究专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1页，第12页，第14页，第14页。

[37]陈建华：《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5页。

[38]文贵良：《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术月刊》，2021年第12期。

[39]周宪：《经典的编码和解码》，《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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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杨理沛，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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